第一章 法学家梁启超：中国现代法学的主要奠基人

一、引言：重新认识法学家梁启超

作为清末民初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很多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譬如，在历史学界，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作为一种新的史学范式，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史学理论，受到了现当代历史学者的普遍重视。[1]在宽泛的思想文化领域，梁启超的“新民说”“自由书”“变法通议”“改良主义”等五花八门的新思想、新观念，更是广为人知，影响深远。对此，梁漱溟有一个评价：“当任公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2]梁漱溟的这个评价也许有一些可商议之处。但是，梁启超极其广泛地影响了中国的思想文化，是毫无疑问的。从法学的立场上看，梁启超对于中国现代法学的开启之功，梁启超作为中国现代法学之奠基人的地位[3]，同样值得注意。

检索当代中国的法学文献，可以看到，针对梁启超的“法律思想”，虽然已有较多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文献（详见后文），但是，在具体的、对象化的“法律思想”之外，集中讨论、宏观描述、整体检视、全面评估梁启超的法学贡献、法学地位，尤其是，把梁启超作为一个开创性的法学家来研究，还没有引起法学界的普遍重视。例外的学者是范忠信，以及后文还将提到的梁治平、许章润。

范忠信论述过梁启超对于中国近代法理学的贡献，概述了梁启超对于法的概念与本质、法律与法理的关系、法治主义与法治精神、立法与国情、自治与法治等法理学问题的认知，同时也评析了梁启超的法理学著作所存在的某些缺陷。[4]范忠信还以《认识法学家梁启超》一文[5]，正式为梁启超赋予了法学家的身份，也比较全面地勾画了梁启超所涉及的法学领域——范忠信的这篇文章，其实是他为自己选编的《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所写的“选编者言”。在学术史上，这恐怕是第一篇把梁启超称作法学家的文献。[6]此外，还有学者从历史学的角度，讨论了梁启超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指出梁启超的法律史学所具有的功能，强调梁启超的法律史学在中国现代法律史学上具有开新的意义。[7]

这些不多的关于梁启超法学理论的讨论，虽然涉及梁启超法学理论的某些面相，但是，这些讨论还没有对梁启超的法学旨趣、法学视界、法学地位做出全面而深入的说明，这与梁启超对于中国现代法学的贡献极不相称。有鉴于此，本章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作为法学家的梁启超。希望通过这个概念，勾画出梁启超法学理论的特质，反映出梁启超对于中国现代法学的特殊意义与特殊影响，同时，还希望在梁启超的“新史学”之外，拓展出一个与之并列的学术思想空间：梁启超的“新法学”。

针对史学，梁启超自己创作的学术名篇是《新史学》[8]，但是，作为法学家的梁启超，并没有写出一篇题为“新法学”的作品。不过，梁启超在中国现代法学领域内的众多著述，尤其是著述中所蕴含的新旨趣、新视野、新贡献，足以支撑一种“梁启超牌号”的“新法学”。为了全面展示梁启超的新法学及其对中国现代法学的意义，本章拟从旨趣、视界、影响等方面加以论述。本章所谓的“旨趣”，是想通过一篇代表性文献的解读，阐明梁启超对于法学本身的认知，旨在反映梁启超关于现代法学的学术理论自觉，相当于梁启超新法学的“导论”。本章所谓的“视界”，是想勾画梁启超新法学的基本框架，相当于梁启超新法学的“本论”。本章所谓的“影响”，是想通过比较的方式，说明梁启超在中国现代法学史上的地位、意义、作用。本章的最后是一个结论性的分析，旨在阐明法学家梁启超及其新法学与中国现代法学的联系。

[1]代表性著作有：宋学勤.梁启超新史学的当代解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石莹丽.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史学：以跨学科为中心的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关于梁启超新史学的研究论文，笔者检索“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中，在“篇名”栏目中输入检索词“梁启超新史学”，找到的学术论文有135篇（截至2016年5月28日），数量较大，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2]梁漱溟.纪念梁任公先生//夏晓虹.追忆梁启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218.

[3]本书所说的中国现代法学，也可以理解为中国近代法学。无论是中国近代法学还是中国现代法学，对应的都是中国传统法学或中国传统律学。在英文中，近代与现代都是一个词：modern。按照中国历史学界的通识，一般把1840年至1911年（或“五四”运动）之间的历史称为“近代”，把1911年（或“五四”运动）至1949年之间的历史称为“现代”，把1949年以后的历史称为“当代”。这样的划分在史学界自有其逻辑。但是，对中国法学来说，不必如此划分。因为19世纪下半期虽然是中国的“近代”，但在19世纪下半期，中国几乎没有自己的“近代法学”，所谓“近代法学”，几乎是一片空白。近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法学，如果一定要划出一个时间刻度，那么，它就是从1896年开始的。此后的中国法学，既是中国近代法学，亦是中国现代法学。

[4]范忠信.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法理学的主题与特征.法学评论，2001（4）.

[5]范忠信.认识法学家梁启超.政治与法律，1998（6）.

[6]其他的关于梁启超的法学文献，都只是把梁启超作为一个有“法律思想”的思想家，就像孔子、董仲舒是有“法律思想”的思想家一样。在各种关于梁启超的介绍性文字中，他不是法学家。譬如，北京植物园内梁启超墓园入口处关于梁启超的介绍文字，贴在梁启超身上的标签很多：思想家、历史学家、学者，等等，但是，并没有“法学家”这个标签。

[7]张雷.梁启超与中国法律史学的开新.云南社会科学，2009（1）.

[8]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