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弃妇诗的基本形态及其与逐臣诗的文化关联
尚永亮
与弃子、逐臣紧密相关，弃妇是中国历史上又一重要的文化现象。《周易·坤卦·文言》释“坤”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孔颖达《正义》进一步申言：“欲明坤道处卑，待唱乃和。故历言此三事，皆卑应于尊，下顺于上也。”[1]据此可知，妻道与臣道、子道一样，同属卑下的一方，与之相对的夫道与君道、父道，则属于尊上的一方，卑下者对尊上者只能应和顺从，而不能首唱。倘若卑不应于尊，下不顺于上，卑下者便有可能遭到尊上者的打击和抛弃。
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界说，实际生活中大量事例说明，卑下的一方即使能够“应于尊”“顺于上”，也随时可能受到尊上者的打击，沦落到被弃被逐的境地。《诗经》中的弃妇诗，便是典型例证。在《〈诗经〉弃妇诗分类考述》一文中，我就中国古代弃妇诗的三种类型做了辨析，下面，先就其中所厘定的典型弃妇诗的基本形态予以考察。
一、弃妇诗的基本形态与几个关键点
《诗经》中可以认定的弃妇作品，大致有《邶风》之《谷风》、《卫风》之《氓》、《小雅》之《白华》、《王风》之《中谷有蓷》、《召南》之《江有汜》诸篇。其中《中谷有蓷》之妇系因凶年饥馑而遭弃，其事稍欠普遍性；《江有汜》之妇弃因未详，且全诗文字过于简略，不足以提供充分的分析材料。其事既具普遍性又描写详细而可供分析者，以《谷风》《氓》《白华》三篇最为典型。
《白华》反映的是发生于宫廷的弃妇事件，自《毛诗序》提出“幽王取申女以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国化之，以妾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为之作是诗也”的观点后，历代治诗者多无异议。因而，以妾为妻，变乱纲常，听信谗言，宠新弃旧，乃是造成申后被弃悲剧的根源，这也应视作《白华》的主题。
诗凡八章，章四句。总而观之，首章以白华、白茅对照双起，“反兴幽王相弃，而申后独苦”；次章“以白云覆露菅茅，同蒙庇荫，反兴天步艰难，偏使申后独不蒙王之恩泽”；三章“以池水灌稻生长，反兴王无恩泽于后”；四章“以桑薪烘煁为无釜之炊，兴申后之失宠被废”；五章“以鼓钟外闻，兴王废申后，国人皆知”；六章“以鹤鹙失所，兴后妾易位”；七章“以鸳鸯相爱，得其所止，反兴幽王无良，二三其德”；末章“以扁石为人践踏而愈卑下，兴申后为王废黜而愈悲苦”。[2]细而察之，该诗有以下四点需特别注意。
其一，作者不用第三人称的描述法，而五次使用第一人称的“我”字，或谓“俾我独兮”“视我迈迈”，或谓“实劳我心”“俾我疧兮”，回环复沓，自明心迹，极大地强化了诗作情感的自我感发性，展示了女主人公被废被弃后的孤独、焦虑和痛苦。
其二，诗中四次提到“之子”，三次提到“硕人”。关于前者，古今注者多认为指幽王；关于后者，则有褒姒、幽王、申后三说。从诗意看，幽王既已由“之子”指代，就不应再被称为“硕人”；而诗是从申后角度写的，无论是申后所作还是他人代言，都无自称“硕人”之理。如此看来，“硕人”之所指以褒姒最为切当。“硕人”者，身材长大而貌美之人也。《卫风·硕人》有“硕人其颀……螓首蛾眉”之句，即是对卫庄公妻庄姜之高挑身材和美貌的描写。所以郑玄笺云：“硕，大也，妖大之人，谓褒姒也。申后见黜，褒姒之所为，故忧伤而念之。”[3]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承郑说而谓其解“统与诗语意合”，并译“啸歌伤怀，念彼硕人”“维彼硕人，实劳我心”二句为“长啸高歌伤心，想到那个美人”“就是那个美人，这就劳了我的心”[4]。这一解说，拈出废弃事端的制造者以及申后对褒姒的不能释怀，是深得诗意的。同时，也使当日婚变中的人物关系得以呈现，丰富了诗的意蕴，扩展了诗的讽刺维度。
其三，借助一系列物象，兴而兼比，暗示弃妇之美德与褒姒之邪佞。孔颖达疏解首章“白华菅兮，白茅束兮”二句谓：“以白茅代白华，则脆而不堪用也。以兴王既聘申女，已立为后，礼仪充备兮，何为更纳褒姒嬖宠之兮？”又疏六章“有鹙在梁，有鹤在林”二句谓：“鹙也鹤也，皆以鱼为美食。鹙之性贪恶，而今在梁以食鱼；鹤之鸟洁白，而反在林中以饥困。以其有褒姒之身在于宠位，有申后之身反在卑微。……言王近恶而远善，非其宜也。”[5]由此而言，借外物以自喻美德，借比较以彰显美恶之别，便成为此诗的一大特点，这也成为后世弃妇诗乃至逐臣诗惯常使用的表现手法。
其四，委婉言情与放言直斥相结合，既在“之子之远”“念子懆懆”等感伤语句中含有对幽王的某种不舍和期盼，又对悲剧的这个最终制造者予以讽刺和揭露：既然美德如“我”者竟遭废弃，邪佞如彼者却得进用，则“之子”亦即幽王之“不犹”、之“无良”、之“二三其德”，何可胜言！如果说，诗中的委婉言情表现了一个贵族弃妇有节制的幽怨和感伤，那么，诗中的放言直斥则展示了其悲愤之情无可抑制的勃发。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情感发展的波动起伏，构成了该诗缓急有节的内在张力，以及人物心理的多重面向。
与《白华》相比，《谷风》《氓》反映的是下层妇女的被弃事件，因而更具普遍性。此二诗中的女主人公都是已婚妇女，而且都在被弃后离开了夫家，其“一伤其夫得新忘旧，一怨其夫始爱终弃”[6]，在主题的鲜明性和内容的深刻性上均可作为分析的范本。
考察这两首弃妇诗，首先需注意的是，它们都是同一地区、同一旨趣的作品。邶本属卫国，其地歌诗多写男女情爱，常被后人目为“淫声”；而卫国统治者立身不正，颇有丑行，特别是卫宣公既通父妾又占儿媳的行为[7]，对当地的民风民俗产生了恶劣影响，以致民间弃妻之事屡见不鲜。大概有见于此，《毛诗序》谓：“《谷风》，刺夫妇失道也。卫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弃其旧室，夫妇离绝，国俗伤败焉。”“《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风焉。”这就是说，卫国的“礼义消亡，淫风大行”是与卫君的淫乱行为紧密相关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其结果是“卫人化其上”，既导致了《谷风》中男子的“淫于新昏而弃其旧室”，也导致了《氓》篇“华落色衰，复相弃背”事件的发生。就此而言，《毛诗序》在解释诗意的同时，还将诗的讽刺矛头指向“国俗伤败”的时风，为两首诗找到一个大的背景，应该是有眼光的。
这两首诗皆以第一人称的弃妇口吻和六章的篇幅叙写被弃遭遇，但在表现方式上又有所不同。《谷风》侧重弃妇的自我表白，夹叙夹议，其情感始终是沉重的。首章先以“不宜有怒”一句点明夫妻间的矛盾，二、三章即叙其被弃离开夫家的经过，并借“宴尔新昏［婚］，如兄如弟”“宴尔新昏，不我屑矣”交代被弃的原因。四章回顾往昔，言己本有才德，治家勤劳，周睦邻里，并无遗行。五章写其夫于苦尽甘来之际，背恩忘义，“反以我为仇”“比予于毒”。末章再次提及“宴尔新昏”之事，斥其夫“不念昔者”之薄情。全诗“反复低徊，叨叨细细，极凄切又极缠绵”，令人“如闻怨声，如见怒色”。[8]相比之下，《氓》更侧重叙事，首二章从夫妻相识、相恋顺序写来，将一对小男女一见倾心、私订终身、“以尔车来，以我贿迁”的情景予以真切展示，字里行间充溢着期盼、欢愉之情。三、四两章借“桑之未落”“桑之落矣”的比喻两相对照，写妇人在容颜、情爱盛衰前后所遭受的不同待遇，诗情陷入沉痛和苦涩。五、六两章进一步忆往思今，将当年为妇的勤劳和今日被弃后的失落和盘托出，在“信誓旦旦，不思其反”的感怀中，展示了对负心男子的指斥和绝望。论者谓其“追往道昔，吻态如生，抚臆噬脐，情词并极”[9]，可谓中的。
仔细分析两首诗，有几个关键点需要注意：一是被弃原因，二是被弃者的品德，三是被弃的过程和心态。
关于被弃的原因，《谷风》明言缘于“宴尔新昏”，即丈夫另娶新欢，导致其被弃。但丈夫何以另娶新欢？原因可能很多，其中最重要者恐为故妻色衰，不如新人之容貌姣好。郑笺释首章“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曰：“此二菜者，蔓菁与葍之类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时，有恶时。采之者不可以根恶时并弃其叶，喻夫妇以礼义合，颜色相亲，亦不可以颜色衰弃其相与之礼。”[10]自郑氏发此议论之后，历代评家多以为是，将花落色衰作为诗中女子被弃之因。《氓》诗对弃因虽未作明确交代，但从其“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的比喻中，已可见端倪。孔疏引申《毛传》之义解释说：“桑之未落之时，其叶则沃沃然盛，以兴己色未衰之时，其貌亦灼灼然美。”“桑之落矣之时，其叶黄而陨坠，以兴妇人年之老矣之时，其色衰而雕落。”其后朱熹亦以“容色光丽”“容色凋谢”释此二句，由此几已形成一固定看法。此外，从诗中“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数语，又可推知氓或有因妻之色衰转觅其他女子的行为。明人何楷认为：“‘士贰其行’，此有所指，必氓别有私者。末二句又推本其德而言，所以无所止极如斯者，由其心德所藏不能专一故也。”[11]倘此点可以认定，则氓妻之被弃，除色衰一因外，还与氓“别有私者”相关，只是相比起《谷风》中男子已然“新昏”，氓尚处于感情出轨的进行态中。由此看来，男子薄情好色，二三其德，既是一种个体行为，也是一种社会风气。宋人李樗有见于此，联系卫君淫乱丑行解释道：“上之人不能正其室家，故下之人亦从而化之，如《谷风》《氓》之诗是也。……夫人之越法犯分，惟其好色而已。人君好色于上，则下之人靡然而从之，至于华落色衰，故夫妇离绝，所以国俗伤败也。”[12]这就是说，上行下效，好色成风，而这种因好色导致的夫妇离绝在《谷风》《氓》中又可得到验证，因而，将此二诗女子被弃之因归为男子好色、女子色衰，应是大致不差的。
关于被弃者的品德，二诗有着详略不同的反映。《谷风》中的女子持身正直，德行敦厚。诗开篇即以“黾勉同心”“德音莫违，及尔同死”展示她对家庭、对丈夫的忠诚。在诗歌中幅，她又自述昔日作为：“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朱熹释其意曰：“言我随事尽其心力而为之，深则方舟，浅则泳游，不计其有与亡，而强勉以求之。又周睦其邻里乡党，莫不尽其道也。”[13]由此看来，这位女子诚实、敦厚，且非常能干，无论治家还是睦邻，均堪称典范。与之相比，《氓》中的女子更为感性，更为直爽，但少了些礼法层面的自律和严谨。婚前，她与氓无媒而通，表现出对情爱的大胆追求；婚后，她过度沉溺于情爱之中，以致被弃后有“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悔悟。尽管如此，她还是“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尽其心力，勤勉持家，承担了一位家庭主妇应尽的责任；而在对婚姻的态度上，她也是心无旁骛、欲从一而终的，这从诗中“女也不爽”“及尔偕老”的表白中可以看出。总而言之，无论是《谷风》之妇，还是《氓》之妇，在婚姻生活中都是守了妇德的，都没有被弃的充足理由[14]，而她们最后竟然被弃，这一事实本身，便形成强烈的道德反讽，凸显出男女性别上的不平等和人物命运的悲剧色彩。
关于被弃的过程和心态，二诗表现亦有差别。《谷风》以“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远伊迩，薄送我畿”勾勒妇人被弃经过，并展示其留恋、犹豫而又感伤、痛苦的心理。从这位弃妇的最初意愿看，她是要与丈夫“黾勉同心”“及尔同死”的，因而在被迫离开夫家时颇不情愿，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以至于迟迟不进；而其夫不念旧好，送她到门口即止，其薄情寡义，又令她深感痛心。虽然如此，她对曾经生活多年的处所仍难以割舍，故告诫新妇曰：“毋逝我梁，毋发我笱。”然而，转念思及我身且不见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后哉，遂于无可奈何之际断了心念。这里，人物心态曲折回环，欲留不能，欲走还休，“盖妇人从一而终，今虽见弃，犹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15]。至于《氓》中妇人被弃经过，则是通过前后对照展示的。诗首章有“送子涉淇”一语，提示女家与男家隔着一条淇水；四章以“淇水汤汤，渐车帷裳”二语紧承“桑之落矣”的比喻，说明这是此妇色衰被弃后乘车渡水返归娘家的情景。[16]倘与《谷风》之弃妇相比，《氓》之弃妇遭遇更有凄凉处：前者之夫只是“怒”，后者之夫已“至于暴矣”；前者遭弃虽被送不远，但毕竟还是到了门口，后者不仅无人相送，独自涉水归去，而且回到娘家后还受到“兄弟不知，咥其笑矣”的待遇。按理，姐妹在夫家受到委屈并被遣归，自家兄弟应该同情、体恤才是，可这位弃妇非但没有得到理解、安慰，反而遭到兄弟的嘲笑讥讽，当此之际，其心境之痛苦、悲凉、酸楚可想而知。朱熹解释原因说：“盖淫奔从人，不为兄弟所齿，故其见弃而归，亦不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17]话虽说得刻薄了些，但道理是对的。钱锺书将其命运与汉末《孔雀东南飞》之焦仲卿妻相比，谓：“盖以私许始，以被弃终，初不自重，卒被人轻，旁观其事，诚足齿冷，与焦仲卿妻之遭逢姑恶、反躬无咎者不同。”[18]所析亦颇为深至，点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大概正是因此妇“以私许始”，不合当时礼法规定，故面对被弃命运，亦只能打碎牙齿往肚里咽，在饱尝各种冷遇之后，发为“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伤怀之叹。用论者的话说，便是“《谷风》与《氓》二诗皆怨，然《谷风》虽怨而责之，其辞直，盖其初以正也。《氓》则怨而自悔，其辞隐，盖其初不以正也”[19]。
二、弃妇诗的主要特征及其与逐臣诗的异体同构
比较《白华》《谷风》《氓》三篇作品，虽然在婚姻形态、人物特点、被弃过程等方面不无差异，但在表现婚姻生活中妇人受制于其夫、难以把握自我命运并最终因色衰被弃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相通的。从上文所列诸方面，不难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在家庭生活中，男性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妻子对丈夫有着强烈的依附意识。《白华》之妇自比为被人任意践踏的“有扁斯石”，形象地揭示了即使身为王后，亦地位卑下而难自主命运的事实。《谷风》之“黾勉同心，不宜有怒”“德音莫违，及尔同死”都是从妻子一方说的，她真诚地希望丈夫能与己同心，共守道德，白头偕老，但这种愿望丝毫不具备约束力，丈夫可以听，可以不听，甚至可以“有怒”，可以另娶新欢，并随时将故妻逐出家门。这种情形，在《氓》中既表现为男子“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的强梁任意，也表现为弃妇对“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沉痛自省。郑笺谓：“说，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过相除；至于妇人无外事，维以贞信为节。”夫与妇一有百行，一无外事，已自决定了其活动范围的广狭；而妇人视婚姻、贞信为安身立命之根基的态度，也导致其常为情困，很难摆脱对丈夫的依赖。钱锺书引明人院本《投梭机》所谓“男子痴，一时迷；女子痴，没药医”之说，认为：“夫情之所钟，古之‘士’则登山临水，恣其汗漫，争利求名，得以排遣；乱思移爱，事尚匪艰。古之‘女’闺房窈窕，不能游目骋怀，薪米丛脞，未足忘情摄志；心乎爱矣，独居深念，思蹇产而勿释，魂屏营若有亡，理丝愈纷，解带反结，‘耽不可说’，殆亦此之谓欤？”[20]所说虽多从活动范围和心理角度着眼，但深层反映的，却是因不具备家庭话语权而形成的一种弱势心态。从历史的角度看，“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虽然它逐渐被粉饰伪装起来，有些地方还披上了较温和的外衣，但是丝毫也没有消除”[21]。这段常被引用的经典评说，似可作为理解女性依附意识形成的理论依据。
其二，男子好色，见异思迁，喜新厌旧，成为婚姻解体的重要原因。《氓》与《谷风》所反映的“士贰其行”“宴尔新昏”皆缘于男子好色，已见前述；《白华》所谓“之子无良，二三其德”，揭示的也是周幽王惑于褒姒美色而废弃申后的行径。刘向《列女传》在指出褒姒“长而美好”“幽王受而嬖之”后，更详细地记载了“幽王惑于褒姒，出入与之同乘，不恤国事，驱驰弋猎，不时以适褒姒之意，饮酒流湎，倡优在前，以夜续昼。……忠谏者诛，唯褒姒言是从”[22]的事实，由此见出幽王沉湎女色的程度。反观历史，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父系时代，维系整个家庭的，不只是妻子贤惠等内在美德，除此之外，还有妻子之容貌等外在因素，不少情况下，后者所占比重甚至要远超前者。韩非有言：“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23]据此而言，女子色貌易衰，男子所求无厌，在家庭中处于支配地位而极少约束的丈夫屡屡为美色所惑，厌弃糟糠之妻，便既是其人性中很难改变的弱点，又构成一条自古以来屡被证实的规律。
其三，被丈夫宠信的第三者为争夺一己利益而进谗蛊惑，排斥妻子。在这方面，《白华》反映的申后被弃事件最具代表性。考申后之被弃，一方面固然与色貌有关——相比起年轻貌美的褒姒，申后自然缺乏竞争力，但从另一方面看，申后及其子宜臼的被弃被废，又与褒姒“身求代后，子图夺宗”[24]的图谋和谗言惑君的行为紧密相关。正是由于褒姒觊觎皇后之位，并为其子谋取太子的身份，故巧舌如簧，大进谗言，从而导致了申后被弃的命运。《大雅·瞻卬》篇指斥褒姒“妇有长舌，维厉之阶”，《小雅·小弁》从太子宜臼的角度一再申言“君子信谗，如或酬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均明确揭示出进谗和“信谗”是弃逐悲剧的根本原因。在《白华》诗中，作者虽然没有明确指斥褒姒的进谗行为，但其一再申说“啸歌伤怀，念彼硕人”“维彼硕人，实劳我心”，将“硕人”亦即褒姒视作自己忧虑的主要对象，已隐然透露出个中信息。至于《谷风》《氓》二诗，虽然缺乏对第三者和利益争夺的正面描写，但诗中男子的“宴尔新昏，如兄如弟”“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又何尝没有第三者拉拢、诱惑起的作用？《谷风》三章所谓“毋逝我梁，毋发我笱”，乃是对新妇即将侵占自己利益发出的警告。宋人欧阳修指出：“诗曰‘毋逝我梁’者，《谷风》《小弁》皆有之。《谷风》，夫妇乖离之诗也，其弃妻之被逐者为此言矣；《小弁》，父子乖离之诗也，于太子宜臼之被废又为此言矣；‘胡逝我梁’者，《何人斯》有之，此朋友乖离之诗也，于苏公之被谮其语又然。然则诗人之语岂妄发邪？……《谷风》《小弁》之道乖，则夫妇、父子恩义绝而家国丧，何独于一鱼梁而每以为言者，假设之辞也。诗人取当时世俗所甚顾惜之物，戒人无幸我废逐，而利我所有也。”[25]这段话，联系到夫妇、父子乖离之际所用同一话语，一方面揭示出第三者、进谗者“幸我废逐”“利我所有”的事实，另一方面则打通弃妇与弃子、逐臣间的关联，暗示了弃逐事件的内在相似性。这种相似性，用朱鹤龄从另一角度分析《小弁》的话说便是：“逐子之悲，同于弃妇，故其辞一也。”[26]
以上三点，是弃妇诗内涵的主要特征，对之稍加分析即可发现，这些导致弃逐事件发生的要素，不仅表现在夫妻关系中，也表现在父子、君臣关系中。就所占地位言，与丈夫在家庭生活中持有绝对权力一样，在家族和国家层面，父亲与君主也持有绝对权力，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就个人品性言，凡弃其妻之夫大都见异思迁、喜新厌旧、易信谗言，而弃其子、逐其臣之父之君也多具此品性。诸如孝己、伯奇之被弃，即因其父殷高宗、尹吉甫娶后妻并信其谗言；宜臼、申生、重耳之被弃逐，也均源于其父其君专宠褒姒、骊姬，受蛊惑而痛下杀手。[27]所不同者，在夫妇关系中女子色貌所占比重较大，而在父子、君臣关系中，利益之争及随之而生的谗言则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就事件性质言，与前述弃妇勤俭持家、心地善良、依附其夫、德音莫违而被逐出家门如出一辙，多数弃子、逐臣也都品性正直、孝父忠君，结果却皆因群小谗言和父君信谗而惨遭弃逐。犹如描写宜臼被弃的《小弁》即屡屡申言“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君子信谗，如或酬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又如《小雅·四月》中的逐臣亦谓“我日构祸，曷云能穀”“尽瘁以仕，宁莫我有”[28]。至于那位时代稍后被视为古今逐臣代表的屈原，更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29]，在党人的嫉妒、谗毁和昏君的权力滥用中被逐荒远，行吟泽畔。由此可见，在被弃的过程中，无不伴有后母或佞臣等第三者为争夺自身利益所进行的进谗活动。
进一步分析可知，在以上三点中，高度的权力持有是导致弃逐事件发生的关键因素。由于持有绝对权力，占据不可动摇的地位，故无论在家庭宗亲层面还是在国家政治层面，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君者都可予取予夺，为所欲为，而很少受到道德、法律的限制，由此自然导致其私欲的膨胀，以致屡屡发生见异思迁、喜新厌旧、爱听谀辞、排斥异己的行为；由于夫、父、君持有绝对的权力，为人妇、为人子、为人臣者便不能不一再压抑自我人格，以恭谨、服从为第一要务，久而久之，这种服从便内化为自我心性的一部分，形成强烈的依附意识，即使无罪被弃，也只能发出悲怨的呼号，而难以进行反抗；由于权力所在也就意味着利益所在，自然导致以色貌、谀辞取胜的第三者和夤缘附势的奸佞之徒纷至沓来，向夫、父、君大进谗言，誉邪害正，由此导致大量弃妇、弃子、逐臣事件的发生。
如此看来，夫、父、君和妇、子、臣虽身份各异，但角色类同，在其所组成的夫妇、父子、君臣这三对关系中，存在着一种极其相似的结构形态，即强势与弱势间的不均衡性及同类角色的互通互换性。换言之，一为强势、主动者，一为弱势、被动者；一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一处于绝对的服从地位；一定情况下，夫的身份可以略同于君、父，妻的身份也可以置换为臣、子；在夫与君、父，妻与臣、子这些不同身份者之间，实际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相同相通。这样一种人物身份的差异和结构形态的类同，我们称之为异体同构。
夫妇、父子、君臣间的异体同构，既缘于三者相似的结构形态，也缘于古人对此结构形态的认知以及理论上的阐发和凝定。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理智”等道德观念，其后孟子进一步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规范。在此基础上，西汉大儒董仲舒按照其“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观，在《春秋繁露》中将其系统化为具有绝对等级差别和道德规范性的“三纲五常”论。其中的“三纲”，用《白虎通义》中的话说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30]在这里，君臣、父子、夫妇作为三种最基本的政治、伦理关系得以确立。其中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妇为从。君、父、夫均属阳，臣、子、妇皆属阴，阳永远处于尊贵、支配的地位，阴则永远处于卑下、服从的地位。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说的就是“三纲”等儒家道德规范的正当性和永恒性。
当然，如果细细分辨，夫妇、父子、君臣三种关系又是有所不同的。其中父子关系是前定的，不可改易的；而夫妇、君臣关系则是后定的，是可以更改的。[31]由于前者具有血缘关系的紧密联结，因而，即使子被父弃，相互间仍然心存斩不断的系念，被弃者也存在明确的回归希望；而后者由于缺乏血缘纽带，故导致被弃事件更容易发生，发生后回归的希望也较为渺茫。就此而言，夫妇与君臣、弃妇与逐臣间更多的是相似性，其异体同构的特征也更为明显。
三、弃妇诗的多元解读及其在骚体逐臣诗中的意义凝定
由于弃妇与弃子特别是逐臣间具有如上所述的异体同构关系，因而表现在弃妇诗的解读中，必然会出现由本义向象征义作多元引申的阐释方式。从早期《诗经》接受史的角度考察，这种引申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由家庭向政治、由伦理向道德提升，一是由男女向君臣、由弃妇向逐臣过渡。
从第一个层面看，借弃妇诗句比况士人品德、节操及为政方略，在《左传》《礼记》等书中即多有记载：
卫献公自夷仪使与宁喜言，宁喜许之。大叔文子闻之曰：“乌呼！诗所谓‘我躬不说，皇恤我后’者，宁子可谓不恤其后矣。”[32]
子曰：“口惠而实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与其有诺责也，宁有己怨。《国风》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33]
阳门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晋人之觇宋者反报于晋侯曰：“阳门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说，殆不可伐也。”孔子闻之曰：“善哉觇国乎！诗云：‘凡民有丧，扶服救之。’虽微晋而已，天下其孰能当之。”[34]
子云：“君子不尽利以遗民。……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以此坊民，民犹忘义而争利，以亡其身。”[35]
这几则文献资料所引都是《谷风》《氓》中的诗句，其中前二条用以说明士君子应出言谨慎、言行一致；后二条意在告诫为政者当与民同哀乐，不得与民争利。表面看来，这只是一种以意用诗的简单比况，但在其内里，却已展示出用诗者在象征层面对弃妇诗的新的理解，以及由家庭、伦理转向政治、道德的一种诗义扩展。
从第二个层面看，用诗者将弃妇诗所表现的男女关系与君臣关系挂起钩来，借以表现社会政治层面的用人之道和尊卑等级意识，也在春秋时代出现了。仍以前举《谷风》《氓》诗为例，《左传》中就有如下记载：
初，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馌之。敬，相待如宾，与之归。言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对曰：“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管敬仲，桓之贼也，实相以济。康诰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君取节焉可也。”文公以为下军大夫。[36]
这里所记是晋文公与辅佐大臣臼季（即胥臣、司空季子）围绕对郤缺态度的一段对话。郤缺是冀芮之子，而冀芮当年曾欲谋杀晋文公，乃是罪臣；在文公看来，罪臣之子是不能重用的。但臼季却认为郤缺可用，原因有二：一是他曾发现郤缺与其妻相敬如宾，而“能敬必有德”；二是自古父子、兄弟功过“不相及”，明君不能因父有罪而迁怒于其子。为了说明这一点，故引“采葑采菲，无以下体”的诗句为证。这两句诗，本是《谷风》中弃妇向其夫说的话，其意盖如前引郑注所谓借葑、菲之根有美有恶，采之者不可以根恶弃其叶，以喻夫妇不可以颜色衰弃其相与之礼。[37]然而，臼季却将这两句描写夫妇关系的话径直拿来，以喻晋文公与郤缺间的君臣关系，认为君主对臣下不应“以其恶而弃其善”，而当“取其善节”[38]。这样一来，便隐然在夫妇与君臣、弃妇与罪臣间建立了某种定向关联。
与此相类，在鲁国大夫季文子与晋国使者韩穿的一段对话中，《氓》诗也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而加以引用。据《左传·成公八年》载：
八年春，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季文子饯之。私焉，曰：“大国制义，以为盟主，是以诸侯怀德畏讨，无有贰心。谓汶阳之田，敝邑之旧也，而用师于齐，使归诸敝邑。今有二命，曰：‘归诸齐。’信以行义，义以成命，小国所望而怀也。信不可知，义无所立，四方诸侯，其谁不解体？诗曰：‘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与一夺，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犹丧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将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长有诸侯乎？”[39]
这里展示的，是关于汶阳之田归属的一段对话。汶阳之田本属鲁国，后被齐国占领，晋对齐用兵获胜后，便以霸主的身份命齐将汶阳之田归还鲁国。然而，时隔不久，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又命鲁把汶阳之田交给齐国。对于晋国这种依仗大国地位不守信义、出尔反尔的举动，鲁国大夫季文子颇为不满，遂引《氓》诗“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诸语以斥之。如前所述，这几句诗本是弃妇指斥那位见异思迁的薄情丈夫“氓”的话，但季文子引而申之，将鲁国及四方诸侯比拟为诗中的弃妇，而以情不专一的“氓”比附身为霸主却“信不可知，义无所立”的晋国，如此一来，便使一首普通的弃妇诗与国家政治挂起钩来，而弃妇与氓的夫妻关系，也随之转化为鲁国与晋国间的类君臣关系。对此一情形，杜预在注中有明确揭示：“妇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鲁事晋犹女之事夫，不敢过差；而晋有罔极之心，反二三其德。”[40]换言之，晋依恃其霸主地位，完全不将鲁这一弱势小国的利益放在眼里，“七年之中，一与一夺”，其行为较之那个“二三其德”的“氓”还要过分；而鲁在晋、齐之间的夹缝中讨生活，不得不听命于人，看大国的脸色行事，并随时可能被大国出卖，其地位正如《氓》诗中的弃妇。就此而言，季文子引诗作喻，应该是恰切的，而支撑这一比喻的核心要素，无疑也是男女与君臣、弃妇与“弃臣”间的异体同构关系。
通过以上事例，不难看出弃妇诗内含的多元义项，以及引诗者所具有的自觉意识。固然，春秋时期流行“赋诗断章，余取所求”[41]之风，特别是在诸侯国交往的政治场合及行人辞令中，人们常常“以意用诗”，摘取《诗经》中的某些诗句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其间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然而，上述引诗者之所以征引弃妇诗而不引他诗，首先说明弃妇诗具有可供比喻、象征其政治意向的意义内涵，这种内涵在特定语境下可以较充分地表达言说者的意见。其次，这种意义内涵及其象征取向还具有广泛的文化通约性，即引诗者明白，听诗者也明白，社会上对之已形成一约定俗成的共同认识。再次，通过对弃妇诗的征引，可以更婉曲地表达引诗者的政治意图，使其言说更具技巧，而不是那么直白无隐、锋芒毕露。据此而言，前述《氓》与《谷风》二诗的被征引，便有了一种新的文化意义和文学意义。一方面，诗中展示的男女关系与君臣关系尤其是弃妇身份与“罪臣”“弃臣”身份间的相似性、同构性，不仅被臼季、季文子等引诗者一眼觑定，在征引中予以强调，而且在晋文公、韩穿等听诗者这里，也心知肚明，无理解的困难；另一方面，借助比喻、象征的手法，引诗者得以隐约、丰富其义，虽在表层一分为二，却在深层合二为一，由此大大扩展了言说的意义空间。
换一个角度看，以男女喻政治、喻君臣的赋诗言志行为，在春秋时代又不限于对弃妇诗的引用，弃妇诗外，其他描写男女情爱关系的诗篇也屡屡被人称引，而且引诗者所表现的态度，并不限于对对方的指斥，在特定情况下，诸如表现依附、爱慕之类的情感也会借诗传递。以《左传·昭公十六年》的一段记载为例，即可看出这种情形：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42]
这里所记是郑国六卿为晋国大夫韩宣子（即韩起）饯行赋诗的一个片段。由于郑小晋大、郑弱晋强，为了向晋示好，兼言己志，郑六卿所赋者皆为《郑风》之什，而除《羔裘》外，其余五篇又全是表现男女关系之诗。[43]其中《野有蔓草》之“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风雨》之“既见君子，云胡不夷”、《有女同车》之“有女同车，颜如舜华”、《萚兮》之“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皆为男女相期、相悦之辞。借助这些诗篇，赋诗者鲜明地传达了郑欲与晋亲近、好合的意愿，而在象征层次上，男女关系便与国与国的政治关系关合起来。如果考虑到郑欲依附于晋以获取晋国支持的现实状况，则此种关系便又有了一种内含等级差别的类君臣关系。至于子大叔所赋《褰裳》之“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则以诗中女子自处，表达了对爱慕对象的某种选择性。其意盖谓：你与我好，我自然与你好；你不与我好，我就与他人好。这层意思，韩宣子心领神会，故有“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的回答，直接将对方的男女之喻转换成了政治上对郑支持的表白。
当然，以上所说比喻义、象征义，多只是引诗者、用诗者的一种外在赋予，至于诗歌本身，虽已潜在具有相应的意义指向，但诗作者却大多缺乏借弃妇比喻、象征其他人事的明确意识。真正具有这种意识并在诗中予以自觉表现的，应是数百年后崛起于楚国的大诗人屈原。王逸《楚辞章句》指出，在《离骚》这一表现逐臣遭遇的代表作中，屈原“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44]，由此构成了一个更为丰富、多元的象征系统。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被历代评家反复称道的“男女君臣”之喻。在屈原笔下，男女与君臣、弃妇与逐臣，虚实结合，阴阳对应，获得了某种深层同一和定向联结。在表现形式上，逐臣诗有机地吸纳了弃妇诗的言说方式，弃妇诗则为逐臣诗添加了远为丰富的象喻功能；在内容风格上，弃妇诗以其女性特有的哀怨一定程度上柔化了逐臣诗的阳刚之气，逐臣诗则由于比喻、象征手法的广泛使用而大大扩展了弃妇诗的指称范围，深化了其自身的意义内涵，从而营造出一种“朗丽哀志”“惊采绝艳”的骚体诗风。由此，《诗经》中的弃妇诗以及春秋时期对弃妇诗、男女情爱诗的多元解读，经过逻辑发展，在屈原这里凝定成了自觉的创作意识和独特的表现手法，而骚体逐臣诗的代表作《离骚》也因此具有了空前的典范意义。
以上，我们就《诗经》弃妇诗的基本形态及其与逐臣诗的文化关联作了一个考察，大致勾勒了早期弃逐文学发展变化的一个侧面。限于篇幅，有关《诗经》逐臣诗和疑似弃妇诗（如《邶风·柏舟》）对《离骚》的影响，以及屈原在骚体逐臣诗中展示的类弃妇心态、象喻范式等问题，容待另文申论。
注释
[1]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1／／十三经注疏：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19．
[2]陈子展．诗经直解：卷22．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834-837．
[3]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17／／十三经注疏：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496．
[4]同[2]835-838．
[5]同[3]496-497．
[6]陈子展．诗经直解：卷5．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184．
[7]参见《左传·桓公十六年》《史记·卫世家》《列女传》《新序·节士》。又，《邶风》之《新台》《二子乘舟》即讽其事。
[8]顾镇．虞东学诗：卷2：范补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8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9]管世铭．《诗经》百家别解考：国风上／／韫山堂文集：卷1．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667．
[10]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2／／十三经注疏：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303．
[11]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20／／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8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2]李樗．毛诗李黄集解：卷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7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3]朱熹．诗集传：卷2．新1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2．
[14]今人或有依古之七出之法，谓无子为其被弃之由者。但细核此二诗文本，找不到因无子被弃的任何痕迹，故其说不足取。又，朱鹤龄《诗经通义》卷二谓：“玩‘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此妇人盖有子而见弃。”其说可供参考。
[15]朱熹．诗集传：卷2．新1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1．
[16]按：“淇水汤汤，渐车帷裳”二句，《毛诗正义》承《笺》作解，谓弃妇追悔昔日“本冒渐车之难而来也”，细详其意，与文本不合；朱熹《诗集传》谓“言自我往之尔家，而值尔之贫，于是见弃，复乘车而渡水以归”，当为确解。《虞东学诗》卷二曰：“当如《集传》谓渡水以归，不当如《笺》说倒叙奔时也。”
[17]朱熹．诗集传：卷3．新1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8．
[18]钱锺书．管锥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93-94．
[19]朱鹤龄．诗经通义：卷2引辅氏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8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0]钱锺书．管锥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94．
[2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
[22]刘向．古列女传／／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194．
[23]韩非．备内／／周勋初．韩非子校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128．
[24]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18／／十三经注疏：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576．
[25]欧阳修．诗本义：卷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8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6]朱鹤龄．诗经通义：卷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7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7]参见拙文《上古弃子废后的经典案例与经典文本——对宜臼、申后之弃废及〈诗经〉相关作品的文化阐释》《弃逐视野下的骊姬之难及其文化意义——以申生之死、重耳出亡为中心》。
[28]参见拙文《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弃子逐臣之作》《从逐臣南迁到惟以告哀——〈小雅·四月〉考述》。
[29]司马迁．史记：卷84：屈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2482．
[30]班固．白虎通义：卷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85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1]钱锺书曾以兄弟关系与夫妇关系为例，认为：“就血胤论之，兄弟，天伦也，夫妇则人伦耳；是以友于骨肉之亲当过于刑于室家之好。”并引敦煌变文《孔子项托相问书》小儿答夫妇、父母孰亲之问曰：“人之有母，如树有根；人之有妇，如车有轮，车破更造，必得其新。”（钱锺书．管锥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83-84，84．）据此，则父子之亲远过夫妇之好，古人已有明言。
[32]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36／／十三经注疏：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1986．
[33]郑玄，笺；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54：表记／／十三经注疏：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1644．
[34]郑玄，笺；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10：檀弓下／／十三经注疏：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1315．
[35]郑玄，笺；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51：坊记／／十三经注疏：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1621-1622．
[36]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17／／十三经注疏：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1833-1834．
[37]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2／／十三经注疏：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303．
[38]同[36]1834．
[39]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26／／十三经注疏：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1904．
[40]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26／／十三经注疏：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1904．
[41]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38／／十三经注疏：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2000．
[42]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47／／十三经注疏：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2080．
[43]据《毛诗序》，除《野有蔓草》为“男女失时，思不期而会”外，《褰裳》《风雨》《有女同车》《萚兮》四诗或“思大国之正己也”，或“思君子也”，或“刺忽也”。然据朱熹《诗集传》，此五诗皆为表现男女关系之诗。今细审诗义，朱说不误。
[44]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