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学家马克思
作为一位理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我在前面已经把马克思称为天才和先知了，为什么还要在这里突出强调他学识渊博这个特点呢？有人可能会觉得这种做法有点奇怪。但是事实上，赞扬这个特点是非常重要的。天才和先知通常不会精通专业知识，而且如果他们具有任何创造性，那也往往恰恰是因为他们的专业知识不够出众的缘故。但是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明他在理论分析技术上缺乏学识和训练。他是一位求知若渴的阅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研究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了他阅读过的一切，仔细钻研每一个事实、每一个论点，热情地深入细节，这在那些习惯着眼于整个人类文明和长期发展趋势的人当中，无疑是极其罕见的。不管是批评、反对，还是接受、同意，他总是把每一个问题都研究得十分彻底。关于这一点，最突出的证据就是他的《剩余价值学说史》（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一书，这部著作凝聚了他的理论热情，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不朽之作。虽然马克思肯定是为了证明某一个特定的学说而努力研究的，但是他不断地努力锻炼自己和设法精通一切应该精通的事物，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偏见和非科学的目标。正是因为他的出类拔萃的聪明才智，对要研究的问题本身的兴趣才会变成了最重要的东西，这种情况的出现几乎是不由自主的：不管他对研究的最终结果的意义看得多么重大，当他在研究时，他主要关心的始终是磨砺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所提供的分析工具，解决各种逻辑上的困难，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个在性质和宗旨上都是真正科学的理论体系，不管它可能会有什么缺点。
为什么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反对者都会误解他在纯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的性质？答案其实很容易理解。在他的朋友的眼中，马克思远远不仅是一位专业理论家；他们觉得，如果对马克思在这方面的工作给予太多的赞誉，那几乎是对他的不敬。他的反对者则厌恶他的立场和他的理论背景，他们几乎不可能承认马克思在他的著作的某些部分里完成的工作，如果这出自他人之手，他们就必定会击节赞叹。此外，经济理论的事实本来像冷金属，但是由于浸没在马克思著述的火热的辞海里，因而拥有了它们本身所没有的温度。无论是谁，只要怀疑马克思有权利被称为一位真正科学意义的理论家，就一定只能想到他的措辞，而没有想到他的思想。他们只想到了马克思那些充满热情的词句，想到了他对“剥削”和“贫困化”的强烈控诉。【贫困化（immiserization）一词可能是德语verelendung的最好的译法；verelendung不是好德文，正如immiseration这个怪词不是好英文一样。这个词在意大利语中是immiserimento。】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方面，例如，他对奥克尼女士[1]（Lady Orkney）的恶意的讽刺和粗俗的批评，全都是马克思的论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马克思本人是重要的，对他的拥护者和怀疑者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它们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坚持认为，从马克思的理论中，他们总是可以看到某些比他自己的老师的类似主张有更多内涵的东西，甚至可以看到与他自己的老师的主张完全背道而驰的东西。但是，所有这些并不影响他的分析的性质。
那么，马克思是否真有老师呢？有的。要想真正理解他的经济学，首先必须认识到，作为一个理论家，他是李嘉图（Ricardo）的学生。说马克思是李嘉图的学生，不仅是因为他自己的论证显然是从李嘉图的命题出发而展开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推理的艺术。马克思一直在运用李嘉图的分析工具，而且他碰到的每一个理论难题，要么是以他在深入分析研究李嘉图理论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的形式出现的，要么是以他在研究李嘉图理论的过程中发现的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启发的形式出现的。马克思本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承认这一点的，但是他当然不会承认他对李嘉图的态度就是典型的学生对教授所应有的态度：到教授那儿去，听教授反复地说人口过剩、过剩的人口再加上机器使人口过剩，然后回到家里努力把功课做好。围绕着马克思主义而长期争论的双方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
李嘉图的理论不是唯一对马克思的经济学产生了影响的理论。不过，在所有对马克思产生过影响的理论中，最值得在这里略加叙述的无疑是魁奈（Quesnay）的理论，因为马克思关于整体经济过程的全部基本概念都来自魁奈。在1800—1840年之间，许多英国经济学家都试图发展劳动价值理论，他们可能已经为马克思提供了许多见解和理论细节，但是他们对马克思的影响我们在前面提到李嘉图思潮时已经涉及并包含进去了。对于这些英国经济学家，马克思的态度是，离他越近就越不客气。这些人当中有几个人【包括西斯蒙第（Sismondi）、罗贝尔图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作品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都是与马克思相似的。对于这些著者，我们在这里不予详述，因为并非所有的事情都与我们的主要论题有关。例如，马克思在货币领域的成就显然要弱一些，他在这方面没有成功地达到李嘉图的水平。
现在，我们将针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总结出一个极其简短的纲要，可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对《资本论》的结构提出许多不公正的批评。这部著作有些部分尚未完成，有些部分遭到了不少严苛的非难；但是它仍然雄伟地屹立在我们面前，展现着它那无比强大的轮廓。
（1）马克思把价值理论当作他的理论结构的基石，这说明他与他那个时代以及稍晚一些的理论家的普遍倾向是一致的。他的价值理论是李嘉图式的。我相信像陶西格教授这样杰出的权威是不会同意这一点的——陶西格教授总是强调马克思与其他理论家之间的不同之处。当然，他们的理论在语言表达、推理方法以及社会学含义等方面确实有许多区别，但是在今天的理论家所唯一关心的原理上却几乎没有任何差别。[2]李嘉图和马克思都认为，任何一件商品的价值（在完全均衡和完全竞争的条件下）都与包含在这件商品里的劳动量成比例，只要这种劳动量是与现存的标准的生产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一致的。他们两人都以劳动时间为标准来衡量劳动量，并使用同样的方法把不同性质的劳动归结到单一的标准上来。而且，两人都在一开始就遇到了由这个方法所带来的同样的困难（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碰到这些困难之前，就已经从李嘉图那里得知会出现这些困难了）。另外，关于垄断或者我们现在所称的不完全竞争，他们两人都没有提出过任何有价值的观点。两人都采用相同的论证来回应批评者，只是马克思的论证似乎有欠文雅，稍嫌冗长并且更加带有“哲学气息”（我们这里所用的“哲学”这个词是带有贬义的）。
众所周知，这个价值理论不能令人满意。在围绕着这种理论而展开的大量讨论中，正确的东西确实并不总在一方，它的反对者也曾经使用了许多错误的论证。争论的基本问题不在于劳动是否为经济价值的真正“来源”和“原因”。这个问题也许是社会哲学家最感兴趣的，他们试图从这里推导出对产品的道义上的请求权，马克思本人对这方面的问题当然不会丝毫不感兴趣。然而，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无论如何它必须描述和解释实际的过程，因此探究一下劳动价值理论是如何发挥分析工具的作用的这个问题也许更重要，而真正的困难恰恰就在于，它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不好。
首先，在完全竞争以外的情况下，它就完全不适用了。其次，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它也无法顺利地发挥作用，除非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并且所有劳动都属于同一类型。[3]如果这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不能满足，就必须引入另外一些假定，而那样就会使分析的难度迅速增大到无法处理的程度。因此，依据劳动价值理论的路径来推理，其实只不过是依据一个没有实际重要性的十分特殊的事例来推理，虽然，如果从该理论与相对价值理论的历史发展趋势大体一致这个角度来看，它还是有一些意义的。取代劳动价值理论的边际效用理论，无论是最初的形式，还是现在的形式（尽管现在的形式似乎有点过时了），确实在许多方面都更为优越，其真正的优点恰恰在于普遍性、适用性都更强。一方面，它能适用于垄断和不完全竞争的情况；另一方面，它同样也能适用于存在其他要素以及存在许多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劳动的情况。此外，如果我们将上面提到过的限制性假设引入这个理论，就可以直接推导出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4]因此现在应该很清楚了，不仅马克思主义者对边际效用理论的正确性的质疑（这是他们当初试图做的）是完全荒谬的，而且认为劳动价值理论是“错误”的也是不恰当的。毕竟这个理论已成为历史了。
（2）虽然无论是李嘉图还是马克思，似乎都没有充分意识到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出发点会使他们自己处于很不利的位置，但是他们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还是看得很清楚的。特别是他们两人都尽力设法把“自然力因素”所起的作用排除掉——他们倡导的完全建立在劳动量基础上的价值理论剥夺了“自然力”在生产和分配中的“正当”地位。人们所熟悉的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实质上就是完成这个“排除”任务的一个尝试，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则是另一个尝试。一旦我们掌握了一种分析工具，能像解决工资问题那样自然而然地解决地租问题，所有的困难就都将烟消云散。因此，对于马克思主张的绝对地租学说，用不着多讨论它与级差地租学说孰优孰劣，也无须多追究它与罗贝尔图斯的学说之间的关系。
但是，即使我们暂且不考虑“自然力”的作用的问题，我们仍然不得不面对许多其他困难，这些困难是由于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资本（它们本身也是生产出来的）的出现而引起的。在李嘉图看来，这个问题很简单。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一书第一章的第四节（这一节非常有名）中，李嘉图引入了“资本货物”（资本品）这个概念，并将它作为一个事实丝毫不加怀疑地接受了下来：当资本货物，例如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等，被用于生产一种商品时，这种商品将按能够给这些资本货物的所有者带来净回报的价格出售。而且李嘉图还认识到了，这个事实与从投资到生产出可售产品的过程所耗费的时间长短有关，只要经过的时间在各产业之间是不一样的，它就会迫使这些产品的真实价值偏离包含在产品内的劳动时间——包括生产资本货物本身的劳动时间——的比例。李嘉图在指出这一点的时候，表现得出奇地冷静，就好像这个现象是与他的价值理论相符合的，而不是相抵触的一样。除了这一点以外，李嘉图就再没有继续深入下去了，他把自己限制在了与这个问题有联系的某些次要问题上。显然，他相信自己的理论仍然能够说明价值的基本决定因素。
马克思也引入、接受和讨论了同一事实，同时对于它作为一个事实也从来没有质疑过。他还意识到这一事实似乎和劳动价值理论相矛盾。但是他看出李嘉图对这一问题处理得很不恰当。所以，当他按李嘉图给出的形式接受了这个问题后，就开始极其热心地钻研这一问题，然后，在李嘉图只说了几句话的地方，他却用了几百页的篇幅来进行阐述。
（3）马克思在进行这一工作的时候，不仅对有关问题的性质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而且改进了他从李嘉图那里继承来的分析工具。例如，他成功地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工资）的分类取代了李嘉图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分类，用以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关系为基础的更加严密的概念“资本有机构成”取代了李嘉图关于“生产过程持续期间”的不成熟的初步概念。马克思还对资本理论做出了许多其他贡献。不过，我们现在只限于讨论他对资本的净回报的解释，这也就是他的剥削理论。
劳动群众并不总是觉得自己受到损害、被剥削。但是自称是劳动群众的“代言人”的知识分子却总是告诉他们说，他们一直在受到损害、被剥削。但是，他们其实没有任何精确的东西可以说明这一点。剥削这个词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术语，马克思即使想做也做不成什么。马克思的功绩和成就在于，他敏锐地看出了在他之前试图充当群众导师的那些人用来说明剥削如何发生的各种观点的弱点，尽管直到今天，这些观点仍然是一些激进分子惯用的武器。任何以讨价还价能力和欺诈手段来解释剥削的老套的口号式理论都不能使马克思满意。他想要证明的是，剥削不是一种偶然的、意外的个别情况，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它是不可避免的、完全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行为。
这就是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劳动者的大脑、肌肉及神经就好像是劳动力【arbeitskraft，往往被译为劳动力（labor power），但这种译法无法令人满意】的潜在的储备和资源。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储备或资源是以一定数量存在着的实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它是一种商品，就像其他商品一样。对此，我们只要想一想奴隶社会的情况就不难理解了。马克思的观点是：工资合同和奴隶买卖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存在的无非是一些次要的差异——与奴隶买卖不同，“自由”劳动力的雇主购买的不是劳动者本身（奴隶社会），而是劳动者的潜在劳动总量中的一定份额。
既然在这个意义上的劳动（不是劳动服务或者实际的劳动时间）是一种商品，那么它就一定遵循价值规律。也就是说，在均衡和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劳动（者）所取得的工资必须与“生产”劳动的过程中所花费的劳动时间的数量成比例。但是，“生产”储藏在一个工人身体内部的潜在劳动究竟需要多少劳动时间呢？这应该是与过去哺育劳动者，现在为劳动者提供衣、食、住所需要的费用相当的劳动时间。[5]这些构成了劳动力资本的价格。如果他将其中一部分出售——用天数、周数或年数来表示——他就能得到和这部分劳动价值相当的工资，这就像奴隶贩子卖出一个奴隶时，在均衡状态下的价格是与该奴隶能够提供的劳动时间成比例的。这样，我们就又一次看到，马克思小心地避开了各种各样的通俗口号式的理论，它们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声称，在资本主义劳动市场上，工人是被掠夺或被欺骗的；又或者，由于工人软弱可欺，所以他们被迫接受了任何强加给他们的条件。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劳动者已经得到了他的潜在劳动的全部价值。
但是，一旦“资本家”获得了这份潜在的服务，他们就能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比生产这份潜在服务所需要的劳动小时数更多，即迫使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劳动小时数或实际劳务。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能勒索到比他们所支付的更多的实际劳动小时数。由于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售价也是与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成比例的，因此这就使两个价值之间出现了一个差额——它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的作用而产生的。这一差额因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作用必然归于资本家。这就是剩余价值。[6]因为攫取了剩余价值，所以资本家就“剥削”了劳动，虽然他们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不少于其潜在劳动力的全部价值，从消费者那儿获得的收入也不多于他售出产品的全部价值。我们还应当看到，马克思在这里完全没有借助于产品的不公平定价、限制产量或者在市场上进行欺诈等行为来进行分析。当然，马克思无意否认这类行为的存在，但他对它们的作用的认识非常正确，因此从来没有根据它们来做出任何基本结论。
让我们顺便欣赏一下这个剥削理论的“教学法”吧。不管“剥削”这个词现在的含义是如何的特殊，或者如何偏离了它所应有的一般含义；不管它从自然法、经院哲学家的哲学以及启蒙思潮作家那儿得到的支持是多么值得怀疑，它终究被纳入了科学理论的领域，并成为了它的拥护者用以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评价这一科学理论的优缺点的时候，我们必须小心地区分它的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一直被它的批评家所忽略。在通常的关于静态经济过程的理论层面上很容易证明，根据马克思自己的假设，剩余价值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劳动价值理论，即使我们同意它适用于其他任何一种商品都是有效的，也永远不可能适用于劳动这个商品。因为那样做意味着工人像机器一样，是根据合理的成本计算的结果生产出来的。但是，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因此我们也就没有正当理由假设劳动力的价值和“生产”劳动力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成比例。从逻辑上说，如果马克思接受了拉萨尔的工资铁律（Lassalle's Iron Law of Wages），或者干脆像李嘉图当初做过的那样，直接按马尔萨斯主义的方式进行论证，那么他的处境是可以得到改善的。但是，由于他“明智”地拒绝那样做，所以他的剥削理论从一开始就失去了一根基本的支柱。[7]
此外，我们还可以证明，在所有的资本家雇主都能获得剥削收益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完全竞争均衡。这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每个人都会努力扩大生产，但是不可避免地，这样做的总体后果只能是工资不断提高、利润逐渐减少直至为零。毫无疑问，如果借助于不完全竞争理论，引入竞争过程中的摩擦和制度性限制，并强调货币和信用领域中的各种可能的障碍，是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修正这种情况的。但是，这种方法最终只能造成一种折中的状况，而那恰恰是马克思打心眼里蔑视的。
但是，这一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我们只要再看一下马克思的分析的目标，就会理解他根本不会在这个十分容易被他人击败的地方贸然应战。我们很容易看出，剩余价值理论仅仅是一个关于完全均衡条件下的静态经济过程的命题。马克思想要分析的绝不是一种均衡状态——事实上，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会达到均衡状态；恰恰相反，他想要分析的是经济结构中不断变化的经济过程。因此，根据上述思路提出的批评是不可能决定性地驳倒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在完全均衡的条件下也许是不可能产生的，但是，正因为那种均衡永远不会实现，所以剩余价值就总是会出现。它们总是趋向消失，但是却又一直存在，因为它们总是不断地被重新创造出来。这个辩护并不能挽救剩余价值理论，特别是当它被用于劳动本身这个商品时，或者当它被用于支持剥削观点时。但是，这个辩护至少使我们能够对结论提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一个令人满意的有关剩余价值的理论将消去剩余价值一词所蕴含的特有的马克思主义的含义。事实证明，这个方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还使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工具的其他部分有了新的意义，从而能够更好地解释为什么针对这一分析工具基础的那些非常有效的批评始终未能使它受到更致命的打击。
（4）然而，如果我们对马克思学说的讨论一直停留在寻常的一般水平上，那么我们遇到的困难将会越来越大。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将会看到，当马克思主义者试图遵循他们的导师指出的道路前进时，他们遇到的困难将会越来越大。首先，剩余价值理论并不会使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更加容易解决，这是因为劳动价值理论明显偏离了现实的经济事实的缘故。恰恰相反，它反而加剧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困难。因为按照这个理论，不变资本——不包含工资的资本——不会把比消耗在生产中的价值更多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只有包含工资的可变资本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样一来，各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就会随着它们的资本有机构成的不同而不同。但是马克思又深信，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剩余价值“总量”在企业之间重新分配，最后每家企业都只能获得与它的总资本成比例的利润，或者说，各个企业利润率将趋于相等。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里出现的这个困难属于伪问题一类，这类问题通常是由于试图构建某种不健全的理论而导致的[8]，而针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则属于对绝望者的劝告一类。但是关键在于，马克思不仅相信，竞争有助于解释均一的利润率的出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会脱离它们按照劳动计算的价值[9]，而且相信他的理论能够为在古典经济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的另一个规律提供一些“解释”，那个规律说，利润率存在着不断下降的内在趋势。事实上，在工人消费品行业中，总资本当中的不变资本的相对重要性确实有所增加，从这一点来看，这个规律似乎是相当言之有理的：如果这些行业中厂房和机器设备的相对重要性增加（正如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生的那样），同时剩余价值率或者说剥削率保持不变，那么总资本的收益率一般就趋于下降。这个观点曾经博得了许多赞赏，马克思本人对此应该也是很满意的；如果我们自己的理论解释了一个用过去的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我们也常常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就这一论证本身的优缺点加以讨论而不理会马克思根据它进行推论时所犯下的错误，将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但是，我们大可不必停下来进行这一讨论，因为它的前提就足以宣布它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另一个与此同源但又不尽相同的命题，它一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动力学提供了一种最重要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构成了把剥削理论与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的下一部分内容联结起来的纽带。这个命题就是通常所称的积累理论。
从被剥削的劳动者身上榨取来的剩余价值的主要部分（按照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实际上是全部），被资本家转化成了资本——生产资料。抽走马克思所用的这些专门术语（连同它们的特定含义），就其本身而言，这里说的不过是平常人们用储蓄和投资这两个词来描述的最最普通的事实而已。但是，对马克思来说，光有单纯的事实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遵循了一个不可抗拒的逻辑规律，那么这个事实就必定是这个逻辑的一部分，而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它是必然会发生的。说这种必然性产生于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这种解释也无法令马克思满意，例如像马克斯·韦伯那样，把清教徒的态度——坚决不把个人获得的利润用于享乐主义式的挥霍的做法显然十分适合他们的生活习惯——说成了资本家的积累行为的决定因素。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忽视任何他认为可以借助于这个方法得到的支持。[10]但是，对于马克思所构建的理论体系来说，必须有某种比社会心理更本质的东西，是它迫使资本家去积累，而不管他们对此的感觉如何；这种东西必须非常强大，其本身就足以用来说明心理状态。幸运的是，实际上确实存在着这种东西。
在说明这种“强迫”储蓄的性质时，为了方便起见，我将接受马克思的一个论点，也就是说，我将像他那样假定，资本家进行储蓄实际上就意味着实际资本的相应增加。[11]这种变化最初总是发生在总资本中的可变部分（即工资资本部分），尽管资本家的本意可能是增加总资本中的不变部分，特别是被李嘉图称为固定资本的那一部分——其中主要是机器设备。
在讨论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时，我已经指出过，在完全竞争经济中，剥削收益会诱使资本家扩大生产或试图扩大生产，因为从每一个资本家自己的角度来看，生产规模越大意味着利润越多。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将不得不进行积累。而这种行为的总体后果却是，使剩余价值趋于减少——或者是通过引起工资率上升、或者是通过导致产品价格降低。这正是马克思本人非常重视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对于每一个资本家来说，这个趋势本身又构成了迫使他们进行积累的另外一个原因[12]，尽管这样做最终会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状况变得更加糟糕。因此，即使在一个如果不积累便会陷入“静态”的过程当中，也仍然会有某种强迫积累的因素存在；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在积累使剩余价值减少至零，并最终毁灭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以前，这一过程都是不可能达到稳定的均衡状态的。[13]
然而，还有另外一些更加重要、更加迫切的事情需要考虑。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不是、也不可能是静态的，它也不会以一种稳定的方式扩展。资本主义不断地从内部被新企业革新，也就是说，任何时刻都会有新的商品、新的生产方式或新的商业机会冲入现存的产业结构中；任何现存的工业结构和营业环境都一直处于变化的过程当中。任何事物都在它还没有被充分利用之前就已经被改变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发展就意味着混乱。正如我们将会在下一节中看到的，在这种混乱中，无论市场的完全竞争程度多么高，竞争发挥作用的方式与在静态过程中所应有的方式都是完全不同的。因生产新的产品或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原有的产品而获得更多利润的可能不断变为现实，从而吸引了更多的新投资。新产品、新工艺与旧产品、旧工艺之间的竞争从来不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平等竞争，新产品、新工艺拥有绝对的优势，它们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旧产品、旧工艺的灭亡。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就是这样取得的。为了不让其他企业的降价销售抢去市场份额，每家企业最终都将被迫追赶潮流，进行新的投资；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抽出部分利润，也就是说，进行积累。[14]这样，每个资本家都要进行积累。
马克思比与他同时代的任何其他经济学家都更清楚地看到了这样一种产业变化过程，也更全面地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正确地理解了它的性质、正确地分析了它的机制。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个机制只能归结为众多资本的构成。他没有适当的企业理论，他也未能正确地区分企业家和资本家，再加上他的理论分析技术也有缺点，这一切导致了许多不合理的推论和谬误。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单单是对上述这个过程的清晰的看法本身，就已经足够帮助他完成许多论证了。如果马克思的论证推导出来的结论不能从另外一种论证中推导出来，那么上面所说的不合理的推论就不再是致命的弱点了。甚至，在论证过程中，即使存在一些相当明显的错误和曲解，也经常可以因论证的一般要点的实质正确性而得到弥补，特别是当这些错误对进一步分析没有妨害的时候，尽管对于那些未能意识到这种似非而是的情况的批评家来说，这些错误似乎是不可救药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过这样的一个例子。从它本身的内容来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因为资本主义过程确实会反复地产生暂时的相对于成本的剩余收益（虽然对于这一现象，也可以用许多其他理论来解释，当然它们使用的可能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所以马克思在接下来的那个论证阶段里对积累的阐释，并不会因为前一阶段的失误而完全失效。类似地，马克思也未能令人满意地证明积累的强迫性，尽管强迫积累概念对他的整个理论体系非常重要。但是，他在解释方面的这些缺点没有产生太大的害处，因为利用前面提到的方法，我们自己也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个更令人满意的解释。在我们的解释中，利润的下降与其他现象一样，都有其正确的原因。从长期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因为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增加了[15]，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整个工业资本的总利润率都不一定会下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记住以下这个事实就足够了：每一家企业的利润都不断地受到实际的或潜在的竞争的威胁，这种竞争源于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法的涌现，迟早会使企业陷入亏损。这样我们就找到了所需要的驱动力，甚至得到了一个与马克思的不变资本不产生剩余价值这个命题相类似的观点——因为资本货物的任何一个集合体都不可能永远充当剩余收益的源泉——而完全不必依赖于他的理论中正确性存在疑问的那部分。
另一个例子则来自马克思理论链条中的下一个环节，即他的资本集中理论。该理论总结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工业企业和控制单位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如果去掉所有修饰性的用语，马克思关于这个理论的全部论述[16]，完全可以归结为如下这个直白平淡的陈述句，那就是：竞争是通过不断降低商品价格的价格战的方式展开的，至于降价能否实现，则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要取决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因而大资本将会打败小资本。[17]这种说法与现在的教科书里的说法极其相似，并没有什么特别深刻或特别值得赞赏的地方。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说法是不完整的，因为马克思只是片面地强调了各个单独的“资本”的规模，而且他在描述这种“竞争战”的影响时，还遇到了无法克服的技术障碍，因为他的分析技术无法有效地处理完全垄断或寡头垄断问题。
然而，许多不属于马克思学派的经济学家都宣称，他们对于这一理论深感钦佩，这种现象的出现绝不是无缘无故的。考虑到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时代，预言大企业的出现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他所做的远不止于此。他还巧妙地把集中和积累过程联系了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把集中视为积累过程的一部分——不仅把前者看作后者的实际形态的一部分，而且把前者看作后者的逻辑的一部分。毫无疑问，马克思正确地观察到了一部分后果——例如“各个资本规模的日益增大成了生产方式本身不断革命的物质基础”；除此之外，他还以片面的或曲解的方式观察到了其他一些后果。他用上了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发电机”，使围绕着这个现象的空气“都带上了电”，仅仅凭借这一点，就足以使他的理论论述的吸引力胜过那些枯燥的经济学“定理”百倍，特别是对那些没有什么想象力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而且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可以径自勇往直前，尽管他的理论构图中个别地方的着墨手法表明他似乎动机不纯，而且从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他的论证也不太严密，但是这一切无法阻挡他的脚步，因为归根结底，工业巨人毕竟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了，它们必然要创造出来的社会形态也已经隐约可见。
（5）只要再加入另外两项内容，整个框架就完全了，那就是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和他的（也是恩格斯的）经济周期理论。在前一个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和结论都失败了，而且是彻底失败，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而在后一个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和结论却都显示出了高明之处。
毫无疑问，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在人民大众当中，属于较富裕阶层的人实际工资率和生活水平是逐渐下降的，而属于较贫困阶层的人的实际工资率和生活水平也不可能得到改善，而且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因素或环境因素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18]从科学预测的要求来看，这当然是一个极其糟糕的预言，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努力试图对他们面对的显然相反的证据勉强做出有利解释。最初（甚至一直到今天），他们试图通过一些孤立的例子来挽救这个“规律”，并说它是一个可以用工资统计数据证实的实际趋势的反映。后来，他们又试图通过为这个“规律”赋予另一种意义来挽救它，也就是说，他们说它所指的不是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率或工人阶级所得的绝对份额，而是指劳动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相对份额。虽然在马克思著作中的某些章节里也许勉强可以做这样的解释，但是这明显违背了他的大多数论述的原义。此外，即使接受这个解释也没有多大意义，因为马克思的主要结论的前提是：劳动者人均收入的绝对份额必定是下降的，或者至少是不会增加的。如果他真的曾经考虑过相对份额，那么也只能增加马克思主义的困难。最后，这个命题本身仍然是错误的。因为在总收入中，工资和薪金的相对份额虽然可能是在变化的，但是每一年变动的幅度都很少，而且从长期来看则明显保持稳定——肯定没有表现出任何下降的趋势。
然而，这里似乎还有另外一种摆脱困难的办法。有人争辩道，有些趋势在特定的时期内很可能是无法从统计数据中看出来的——在某些情况下，统计时间序列甚至还可能会表现出相反的趋势，在这里所讨论的这种趋势就是如此。但是，这种趋势仍然很可能是人们正在研究的这个体系所固有的，之所以看不出来，无非是因为它被其他例外条件所遮蔽了。事实上，这就是大多数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的说法。他们认为，殖民地的扩张，或者更一般地说，19世纪大量新国家的创立，都属于这里所说的“例外条件”，它们为剥削的受害者带来了一个“禁猎期”。[19]在下面的内容中，我们将会再一次讨论这个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有些事实构成了这个论点的表面证据，为它提供了有力支持，而且这个论证在逻辑上也是无可指责的，因此，如果那个趋势确实存在，这种论证或许真的能够解决前述困难。
但是，真正的困难在于，马克思的理论结构的这个组成部分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在这个部分上的理论观点和分析基础都是错误的。贫困化理论的基础是“产业后备军”理论，即生产过程的机械化是造成失业的原因。[20]而产业后备军理论又是建立在李嘉图理论体系中关于机器的那部分理论的基础上的。在马克思的学说当中，没有任何一部分——当然，除了价值理论之外——像这一部分这样完整地建立在李嘉图的理论基础之上而没有补充任何重要内容。[21]当然，我在这里所指的只是关于这个现象的纯理论部分。像往常一样，马克思也在李嘉图的基础上进行了润饰，补充了许多细节。例如，通过巧妙的概括，他把非熟练工人代替熟练工人这一事实也纳入了失业的概念中。他还引用了丰富的实例，使用了大量华丽的辞藻。然而，最重要的是，他还为这个理论增设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背景，即他的社会发展过程的广阔背景。
李嘉图最初也倾向于赞同大多数人关于机器化大生产的普通看法，即一般来说，在生产过程中引入机器不可能不会给劳动者带来好处。但是，他最终对这个观点产生了怀疑（或者说，他对它的普遍正确性产生了怀疑），而且，一旦产生了怀疑，他立即以他特有的坦率态度修正了自己的主张。而当修正他的主张时，他也以他特有的态度一直追溯到了过去。他使用他惯用的“设想一些最典型的例子”的方法，提出了一个所有经济学家都很熟悉的数值例子，用来说明事情也可能会带来另一种结果。一方面，他并不否认他所证明的只是一种可能性——虽然是一种可能性相当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也无意否认，机械化可能通过它对于总产量、物价等的影响，最终给劳动者带来净回报。
在这个例证本身所涉及的范围内，李嘉图无疑是正确的。[22]今天，许多学者用更精确的方法为李嘉图的这个理论提供了支持。这些新方法既证实了李嘉图试图证明的可能性，也证实了与之相反的那种可能性；而且，它们还超越了李嘉图的例证的范围，即它们还阐明了决定随之出现的究竟是这种结果还是另一种结果的正式条件。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事实上已经是纯粹理论所能做到的一切了。为了预测实际的结果就必须要获得进一步的资料。但是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李嘉图的例证呈现出了另一个有趣的特征。他假设一家拥有一定数量的资本和一定数量的工人的企业决定实现机械化，为此，这个企业安排一组工人去制造机器，而一旦机器制造好投入生产，该企业就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工人解雇。这样一来，利润最终可以保持不变（通过竞争进行的调整，将会使任何临时收益消失），但是总收入将会改变，而且总收入下降的数字正好与先前支付给那些现在已经“自由”了的工人的工资相等。马克思在阐述他的关于不变资本代替可变资本（工资）的理论时所用方法几乎就是上述李嘉图的方法的精确复制品，而且马克思所强调的由此而导致的剩余人口概念也与李嘉图所强调的紧接着会出现的过剩人口的概念如出一辙（马克思用“剩余人口”一词代替“产业后备军”这个术语）。由此可见，马克思囫囵吞枣地接受了李嘉图的学说。
但是，在李嘉图自己设定的有限目标范围内可以接受的东西，一旦被马克思用来当作构建庞大的理论体系的基础，就不但显得过于脆弱，而且变得非常不恰当了。事实上，这已经成为另一个不合理的推论的来源，而且这一次，即使是最终结果的正确性，也无法弥补这种错误。马克思自己似乎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因为他使尽全力拼命地抓牢了他的老师的有条件的悲观主义结论，就好像后者的强有力的例证是唯一可能的情况一样。同时，他更加拼尽全力地抨击那些发展了李嘉图在谈到机器时代的补偿时所暗示的含义的学者们，这里所说的补偿是指：即使使用机器的直接影响会给劳动者带来损害，但是机器时代总体上来说对劳动者可能是有好处的（这种补偿理论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最厌恶的东西）。
马克思有许多理由这么做，因为他迫切需要为他的产业后备军理论找到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除了要为一些比较次要的目标服务之外，他的产业后备军理论主要是为如下两个最重要的基本目标服务的。第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由于他非常不喜欢利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也就不得不放弃我们所说的他的剥削理论的一根主要支柱。产业后备军理论就是用来代替这一支柱的——产业后备军永远存在，因为永远都在被重新创造出来。[23]第二，他所采用的关于机械化过程的这种特别狭隘的观点，是与《资本论》第1卷第32章那些特别著名的句子相呼应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句子不仅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的结论，而且是他的全部著作的最关键的最终结论。下面，我将完整地引用它们——完整程度甚至超过了讨论目前这个问题的需要——目的是让读者看清楚马克思的立场。这种立场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对马克思膜拜如神，而另一些人则对他无比蔑视。这一段话，崇拜者认为它集先知真理之大成，鄙视者则认为它乃无耻谎言之辐辏，其原文如下：
（6）马克思在经济周期领域的成就是最难评价的。在这方面，马克思真正有价值的“论著”其实是由几十个简短的观察结论和注释组成的，这些文字的大部分都是偶然形成的，几乎散见于他的所有作品中，其中许多包含在他的信札中。这些零散的、片段式的思想从未形成过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甚至在马克思本人的脑海中，也可能没有出现过——如果出现过，最多也只是其胚胎形式。要将这些东西重新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由不同的人做很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如果由那些钦佩马克思的崇拜者来做，结果可能会大打折扣，因为他们倾向于美化马克思（这种倾向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会借助于一切说得通的解释方法，从而在事实上把他们自己赞同的几乎所有后来的研究成果都归功于马克思。
由于马克思在这个领域中的贡献呈现出了非常多元化的性质，所以他的一般的朋友和敌人无论是过去也好，还是现在也好，都从未认识清楚摆在解释者面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任务。他们看到马克思如此频繁地对这个主题发表评论，又看到它与他的基本论题显然密切相关，因此就想当然地认为马克思必定有一个简单的、明确的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并认为这种理论可能产生于他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其他逻辑的某种理论，就像剥削理论产生于劳动价值理论一样。于是，他们就开始着手寻找这种理论；当然，他们将会碰到些什么，我们不难想象得到。
一方面，对于资本主义为社会生产能力的发展所提供的巨大的动力，马克思毫无疑问是持颂扬的态度的——尽管他并没有非常强烈的动机去这样做；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断突出强调劳动群众日益增加的苦难。既然如此，在结论中，把危机或萧条归咎于受剥削的群众无力购买不断扩大的生产设备生产出来的或将要生产出来的产品，以及因为这个原因和其他无须重复的原因造成的利润率下降而导致的企业倒闭，实在是最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样一来，我们似乎真的可以提出消费不足理论或生产过剩理论了（具体则取决于我们想要强调的是什么因素），但是这种理论也是最没有说服力的。
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上述解释实际上可以归入消费不足导致经济危机这一类理论。[25]有两个事实可以支持这个结论。第一，在剩余价值理论和其他的一些理论问题上，马克思的学说与罗贝尔图斯以及西斯蒙第的学说之间显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两个人都是支持消费不足理论的，因此推断马克思也有同样看法是很自然的。第二，我们还可以从马克思本人的论著的一些章节中，特别是《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危机的简要陈述中看出他确实持这个观点。虽然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阐述比马克思更多[26]，但这一点是无关紧要的，因为马克思后来又很明确地舍弃了这种观点，他这样做无疑是非常明智的。[27]
事实上，马克思本人确实没有一个简单的、清晰的经济周期理论；我们也无法从他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规律”中合乎逻辑地引申出这个理论。即使我们愿意接受他对剩余价值的产生所做的解释，并同意积累、机械化（不变资本的相对增加）和人口过剩（它无情地加深了劳动群众的苦难）等确实能够串联成一条以资本主义制度灭亡为最终结论的逻辑链条，也还是找不到任何一个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过程发生周期性波动的因素——这个因素还必须足以解释繁荣与萧条必然交替出现的原因。[28]毋庸置疑，我们手边总是存在着大量触手可及的偶然事件，它们随时可以用来弥补基本解释的不足。这类偶然事件包括：错误的计算、错误的预测和其他各种错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潮起潮落、过度的投机及对过度投机的反作用，以及各种各样的“外部因素”，等等。然而，根据马克思的积累理论，积累是一个机械的、匀速推进的过程——没有任何理由说明它不应当如此——既然如此，那么他所描述的资本主义过程也完全可能是一个匀速发展的过程；因此，就它自身的逻辑而言，资本主义过程本质上应该是既不会出现繁荣，也不会出现萧条。
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一定是一种不幸。许多其他理论家曾经认为而且现在仍然简单地认定，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足够重要的某种事物出现了差错，危机就一定会发生。此外，这种情况也不全然是一种障碍，因为它曾经把马克思从他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他能够自由自在地观察现实事物，而不用时刻费尽心机去曲解它们。这样一来，马克思才得以广泛考虑了各种各样的或多或少有一定关系的因素。例如，他曾经多少有点肤浅地仅仅根据商品交易过程以货币为中介这个现象——而没有考虑其他因素——就说萨伊（Say）提出的不可能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的命题是无效的。而对于以耐用资本货物的大量投资为特征的行业非均衡发展，马克思则用银根宽松的市场来加以解释。他还曾经用市场开放或新社会需求的出现这一类特殊的刺激去解释“积累”的突如其来的爆发性增长。他还曾经试图论证，人口的增长也是引起经济波动的一个因素[29]，但不是很成功。马克思还观察到，生产规模的扩张是“突然的痉挛式的”，而且这种形式的扩张就是“它的同等突然收缩的前奏曲”。对此，虽然他没能给出正式的解释，但是还是非常正确地指出：“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的这种单纯的征状，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30]当然，马克思很重视偶然发生的和临时出现的事件的作用。
所有这一切都是常识，并且基本上都是正确的。我们看到，马克思对经济周期的分析实际上已经涉及了历来关于经济周期问题的严肃讨论曾经考虑过的所有因素，而且总体上说错误极少。此外，我们也不能忘记，仅仅是意识到周期性运动的存在，在当时就已经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了。在马克思之前的许多经济学家对此已经有了些许模糊的认识，可惜的是他们全都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了后来被称为“危机”的破坏性极大的崩溃事件上了。而且，他们也没能从正确的角度看待这些危机，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看到这些危机仅仅是周期性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一些事件。他们看不到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认为这些危机只是孤立的灾难，是由于错误、过剩、渎职或是信用机制方面的缺陷而导致的。我相信，马克思是第一个超越了这种传统的经济学家，他走在了克莱茫·朱格拉（Clément Juglar）的前面——后者其实只是从统计学的角度进行了补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虽然对于经济周期现象，马克思未能给出一个恰当的解释，但是对于这一现象，他不仅看得非常清楚，而且理解了它的大部分机制。而且，像朱格拉一样，马克思也毫不犹豫地指出，一个周期大约延续10年，中间则会“穿插进一些小的波动”。[31]他对什么因素影响了周期的持续时间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而且考虑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与棉纺织厂所用的机器的使用年限有某种关系。此外，还有许多迹象表明，他确实曾经对与危机问题有明显区别的经济周期问题进行过细致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多领先的成果，这足以使其与危机理论区分开来，他在经济周期问题上的研究有许多领先之处，它们确保他在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中享有崇高的创始人的地位。
另外一个方面也必须提一下。在大多数情况下，马克思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危机”这个术语的。例如，当他说到1825年的危机或1847年的危机时，他要表达的意思与其他人一样。但是，马克思也在其他的意义上使用“危机”这个术语。因为他坚信，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有一天会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框架，所以他认为在真正的毁灭发生之前，资本主义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摩擦，而且会呈现出许多致命弊病的症状。对于这个历史阶段，马克思也使用“危机”这个术语，尽管它理应被视为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时期。他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倾向：一定要把那些不断发生的周期性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这个独特的危机联系到一起。他甚至认为，前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最终毁灭的预演。既然对许多读者来说，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理解马克思关于危机理论的一个线索，我们就有必要指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那些导致资本主义最终毁灭的因素，如果没有另外的恰当的补充假设，就不能成为重复发生的周期性萧条的原因。[32]而且这一线索也不能使我们超越如下这个平庸的命题：“剥夺剥夺者”在萧条时期比在繁荣时期更加容易实现。
（7）最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摧毁资本主义制度这个观念【即，总崩溃理论（Zusammenbruchstheorie）】，提供了最后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得更加清楚，他是怎样将不合理的推论和有助于挽救最后结论的深刻见解混杂在一起的。
由于马克思的“辩证演绎法”是建立在劳动者的苦难日益加深和他们所受的压迫日益加重最终将迫使他们起来反抗这个论断的基础上的，因此也就被这个不合理的推论破坏了，因为这个不合理的推论使得证实苦难不可避免地增加这一结论的论证归于无效。此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开始对产业控制的集中化必定与“资本主义的外壳”不相容这个命题的正确性提出质疑。在他们之中，第一个运用系统的理论来表达这种疑问的人是鲁道夫·希法亭[33]（Rudolf Hilferding），他是新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学派的领袖之一。希法亭实际上倾向于相反的推断，也就是说，通过集中，资本主义将会变得更加稳定。[34]关于这个问题，我自己的见解将在下文中详述；不过在这里，我还是要先指出一点，即希法亭似乎走得太远了，尽管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在美国这个国家目前的趋势下，相信大企业“会变成生产方式的桎梏”这种论断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尽管马克思的结论与他的前提不相符合。
然而，即使马克思所依据的论据、所进行的推理的毛病比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还要多，他的结论，就其断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这一点而论，仍然是正确的。我相信确实如此。在这里，我要把这个早在1847年就把真理揭示得如此清晰的见解称颂为一个深刻的见解。我不认为自己是在夸大其辞。当然，现在这已经是一个常识了。第一个提出这种看法的是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施穆勒教授是普鲁士枢密院顾问和普鲁士上议院议员，他显然不太像是革命党人，也不热衷于宣传鼓动，但是他也平静地表达了同样的真理。不过，至于为什么这样以及如何会这样，他同样未能给出解释。
不需要再进行详尽的评述了。尽管仍然相当不完整，但是我们上面这个“概论”应当已经足可证实：第一，没有一个全心关注纯粹理论分析的人能够说是无条件成功的；第二，没有一个全心全意地关心大胆创立新学说的人能够说是无条件失败的。
当然，如果让“理论技术法庭”来“审理”，那么判决必然是不利于马克思的。马克思坚持的是一种从一开始就不适当的，而且在他自己的时代就已经迅速变得过时的分析工具；他还得出了一连串不合理的推论和显然完全错误的结论；如果对某些方面的错误进行修正，就有可能改变其基本论断，有时甚至会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所有这一切都可以正确地用来指责马克思这位“理论技师”。
但是，即使真的走上了这个“法庭”，上面这种判决也必须附上一些限定条件，这有如下两个理由：
第一，虽然马克思经常犯错误——有时甚至会犯一些不可救药的错误，但是他的批评者也不见得总是正确的。由于他的批评者当中有些还是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个事实其实应该算作马克思的光荣，特别是因为他本人不可能亲自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见面。
第二，马克思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的贡献，无论是批评性的还是建设性的，也都应该算作他的光荣。在本文这样的一个概论里，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列举马克思的贡献，更不用说去公正地逐一评价它们了。不过，我们在讨论他对经济周期的研究时，已经对马克思的一些观点进行过评论了。我还提到过，他的见解有助于改进我们关于实物资本结构的理论。他为这一领域设计的研究纲要虽然不是无懈可击的，但在最近的马克思主义范式的著作中已被证明是有用的。
但是如果存在一个“上诉法院”——即使仍然局限于“审理”理论问题——上述判决就很可能被完全推翻。因为马克思有一个真正伟大的成就能够弥补他在理论分析方面的所有“过失”。在他的分析中，虽然存在着一些错误，甚至还有一些非科学的东西，但是仍然贯穿了一个既不是错误，也不是非科学的基本观念。这个理论观念，不仅仅是关于无数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个别模式的，也不仅仅是关于一般的经济变量的逻辑关系的，而是上述模式展开或经济过程推进的实际序列。经济过程依靠自身的动力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向前，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其本身就决定了下一个状态的状态。因此，马克思这个人，虽然提出了那么多的错误观点，但他也是构想未来经济理论宏图的第一人，即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所想象的理论仍然是属于未来的。而我们这些人，直到现在仍然在为这种理论缓慢地、不辞劳苦地收集着原始材料、统计数据和函数方程式。
马克思不仅提出了这一构想，他还致力于将其付诸实践。因为他的理论是用来服务于伟大的目标的，所以对于有损于他的作品的一切缺点，我们都必须另作评价，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缺点并不能因此而全部得到“救赎”。无论如何，马克思确实为经济学方法论做出了一个极端重要的贡献。经济学家总是要么自己写作经济史，要么就是利用其他人撰写的经济史。不管采取哪种方式，经济史中的事实都被归入了一个单独的领域；即使进入了理论领域，也只能发挥例证的作用，或者只能用来证实某个结论，也就是说，它们只能与理论机械地结合起来。但是，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史实与理论的混合却是真正意义上的融合，也就是说，他把它们应用到了产生结论的论证过程当中。马克思是有史以来第一位不仅看到了，而且系统地教导人们，经济理论如何转化为历史分析，历史叙述如何转化为历史理论的第一流的经济学家。[35]在统计学方面，也有类似的方法论问题，但是马克思并不想着手解决，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已经包括在了另一个（与经济史有关的方法论）问题中。这样一来，也就回答了本文第二部分结尾处提到过的那个问题，即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充实了他的社会学框架。结论是，这项工作没有成功，但是在尝试的过程中，他确立了目标和方法。
注释
[1]威廉三世的女友。威廉三世在位时不得人心，但在文中提到的这个时期他却已成为英国资产阶级的偶像。
[2]但是，这究竟是不是马克思本人所关心的一切，可能还有疑问。他与亚里士多德有同样的误解，即认为，价值虽然是决定相对价格的一个因素，但是仍然与相对价格或交换关系有所不同，并且是独立于它们而存在的。商品的价值就是它所包括的劳动量这一命题很难做任何其他解释。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李嘉图和马克思之间就存在差别了，因为李嘉图的价值就是交换价值或相对价格。这一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这是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接受对价值的这一看法，那么马克思的理论中大量原来我们认为似乎是站不住脚的或者甚至是无意义的东西，就都变得完全不同了。当然，我们不能接受这种看法。如果我们追随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采取如下看法，即认为：不管是不是一种独特的“实体”，马克思的劳动量价值只不过是用以表明社会总所得应该划分为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的一种工具（这样，个别相对价格理论就成为次要的东西了），情况也不会有所改善。正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也不能完成这一使命（就算我们可以把这个使命与个别价格问题区分开来）。
[3]第二个假定的必要性特别有害。劳动价值理论也许能够处理由于培训（后天获得的技术）不同而导致劳动质量的差别：用于培训过程的适当工作定额，必须算入每一熟练工作小时中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不偏离这一理论原则的前提下，认为熟练工人每一小时所做的工作等于非熟练工人每一小时所做的工作的一定倍数。但是，这个方法不能适用于由于智力、意志力、体力或灵敏性等方面的差别所引起的工作质量的“自然”差异。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求助于天资较差的工人和天资较优的工人每小时工作的价值的差额——但是，这一价值本身是不能用劳动量价值理论解释的。事实上，李嘉图就是这样做的，他直率地说，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可以将这些不同的质量放入它们的适当关系中去，所以我们仍然可以说工人甲一小时的工作等于工人乙一小时的工作的一定倍数。但是，他完全没有看到，他的这种论证方式实质上是在求救于别的确定价值的原理，而且实实在在地放弃了劳动量原理。由此可见，由于出现了劳动以外的其他要素，劳动量原理在其本身的范围内一开始就失败了，而且它是在有机会失败之前就失败了。
[4]事实上，根据价值的边际效用理论，为了维持均衡，每种要素必须以这种形式分配到它的各种生产用途上，即分配到任何用途上的最后一个单位要素所生产的价值，和分配于其他每一个用途上的最后一个单位要素所生产的价值相同。在完全竞争和完全流动性的情况下，如果除了一种类型和质量的劳动以外就不存在任何其他要素，这显然就意味着，所有商品的相对价值或价格必然是与它们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成比例的。
[5]除了“劳动力”和劳动之间的区别之外，贝利（S.Bailey）【《关于价值的性质、尺度和原因的评论》（ACritical Discourse on the Nature, Measureand Causes of Value），1825年】早就预见到了这一说法的不合理性，马克思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资本论》，第1卷，第19章）。
[6]剩余价值率（剥削的程度）的定义是：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工资）之间的比率。
[7]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马克思是如何争取替代这根支柱的。
[8]不过，其中有一个因素则不是不健全的。而且，这一因素的发现（不论怎样模糊），也应归功于马克思。人们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在完全静态的经济当中也能够产生净回报这一点，并不像从古到今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相信的那样，是一个没有疑问的事实。如果在现实中，它们在正常情况下确实产生了净回报，那很可能是因为经济从来就不是静态的缘故。马克思关于资本净回报的论证，也许可以解释为承认这一问题的一种迂回方式。
[9]马克思把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写入了他的手稿。后来，他的朋友恩格斯把这些手稿编成了《资本论》第3卷，在马克思逝世后出版。所以我们不知道马克思自己最终的主张到底是什么。也正因为如此，大多数批评者毫不迟疑地宣称，《资本论》第3卷肯定与第1卷的理论有矛盾。从表面上看，这样的论断是不公正的。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马克思的立场上——在讨论这种问题时，我们确实有责任这样做——就会发现，把剩余价值看作社会生产过程中所生产出来的一个“总量”，并把其余的问题看作对这个“总量”的分配问题，并不是不合理的。既然这不是不合理的，那么我们就仍然可以说，第3卷中所推断的商品相对价格是第1卷中的劳动数量理论得出的必然结论。因此，像从莱克西斯（Lexis）到柯尔（Cole）那些作家所主张的那样，说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他的价格理论完全脱节，前者对后者根本没有任何贡献，无疑是不正确的。但是，即使这两个理论之间不矛盾，对马克思也不会有什么帮助。其他一些指责则是有力的。关于马克思体系中价值与价格如何互相关联这个问题的最好的著作是博特基威茨（L.von Bortkiewicz）的《马克思体系中的价值计算和价格计算》（Wertrechnung und Preisrechnung im Marxschen System），载《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汇编》（Archiv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1907年。这一著作也提到了在这一场称不上真正吸引人的争论中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见解。
[10]例如，在一个地方【《资本论》普及本（Everyman Edition）第1卷，第654页】，马克思在论述这个主题时使用了异常生动的修辞技巧——我想，对于提出经济史观的作者来说，这走得也未免太远了一点。积累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资产阶级的“摩西及所有的先知”（！），这样的措辞可能会使、也可能不会使我们感到可笑——对于马克思来说，当他提出这种类型的论证，而且采用了这种风格的时候，通常总是暗示着他有一些缺点必须加以掩饰。
[11]对于马克思来说，储蓄或积累，与“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是完全等同的。关于这一点，我不打算提出争议，尽管个别的储蓄行为不会必然地或自动地增加实际资本。在我看来，与我的许多同时代人提出的相反的观点相比，马克思的观点似乎更接近真理，因此我认为不值得在这里向它提出挑战。
[12]在一般情况下，来自较小额的收入的储蓄当然要比来自较大额的收入的储蓄小。但是，对于任一给定收入，如果一个人预计收入不能持久或预计将会减少，另一个人预计收入将会维持稳定，那么前者的储蓄将会比后者大。
[13]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马克思本人是承认这一点的。但是他又认为，如果工资上涨进而妨碍积累，那么积累率必将下降，因为利润的刺激变得迟钝了，所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本来就会把它暂时造成的障碍除去（德文版《资本论》第1卷第25章第1节）。现在来看，资本主义机构维持自身平衡的这种趋势肯定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对它做任何断言（从最低限度来说）至少需要仔细斟酌。但是，有趣的是，如果我们在另一位经济学家的作品中偶然见到了这种主张，我们应当说这绝非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如果它是站得住脚的，那么它将大大地削弱马克思要论证的主旨。在这一点上，就像在许多其他地方一样，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加给马克思的桎梏已经达到了何等惊人的程度，而他自己却认为已经冲破了这种桎梏。
[14]这当然不是为技术革新提供资金的唯一方法。但是实际上，这是马克思本人曾经考虑过的唯一方法。因为这个方法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在这里，我们在这一问题上不妨先听听他的说法。不过，其他方法，特别是从银行借款（即创造存款）的方法，也有重要的意义。如果要给资本主义过程描绘一幅正确的图景，就应该把各种方法都加进来，这是很有必要的。
[15]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利润当然也可能因为另一个原因而下降，那就是，因为剩余价值率的下降而下降。剩余价值率的下降则可能是由于工资率的上涨，也可能是由于每天工作时间的减少（例如，立法规定）。即使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这种情况将诱使“资本家”用节约劳动的资本货物来替代劳动，因此也会暂时增加投资，而不管有没有新产品或技术发展的冲击。可惜的是，我们无法在这里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不过，我们倒可以提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1837年，纳索·W.西尼尔（Nassau W.Senior）出版了一本题为《工厂法案书简》（LettersonThe FactoryAct）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他试图阐明缩短工作日的工作时间这一建议，将导致棉纺织业利润彻底消失。在德文版《资本论》第1卷第7章第7节里，马克思异常猛烈地抨击了这个观点。事实上，西尼尔的主张确实近乎愚蠢，但是马克思却是最不应该指责他的人，因为西尼尔所说的情况，与马克思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完全吻合的。
[16]请参阅德文版《资本论》第1卷第25章第2节。
[17]这一结论通常被称为掠夺理论。在马克思看来，它是资本家互相毁灭的斗争唯一纯粹的经济基础。
[18]这是第一道防线。任何一个如此直截了当的主张都必定会招致批评，像大多数卫道士一样，马克思主义者非常清楚这种情况，而且他们一向习惯于设立这样的防线来提防。马克思本人也不可能完全没有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他确实也常常“承认”工资上升等情况——说到底，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不承认的；因此，事实是，马克思完全预见到了批评家们很可能会提出的任何问题。作为一位经常把理论和历史分析中的丰富事实掺杂在一起的非常“啰嗦”的作家，马克思自然比任何一个教会神父都更加懂得为这样的防线留出更大的余地。但是，虽然“承认”了这些难以对付的顽固事实，却又坚持不让它影响结论，这种做法又有什么好处呢？
[19]虽然这个观念后来被新马克思主义者加以发展，但它确实是马克思本人提出的。
[20]当然，这种失业必须同其他各种类型的失业区别开来。特别是，马克思注意到了由于商业行为的周期性变化而导致的失业。由于这两类失业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也由于马克思在进行理论论证时往往只依据后一种失业而不是前一种失业，因此导致了一种解释上的困难，但是似乎并不是所有的批评家都完全理解这种困难。
[21]任何理论家，凡是不仅研究了德文版《资本论》第1卷第15章第3、4、5节，特别是第6节（在那里马克思讨论了上面提到的补偿理论）的大量材料，而且也研究了第24章和第25章的大量材料的，对于这一点一定十分清楚。在后两章里，同样的事物穿着部分不同的外衣重复出现并且经过反复推敲了。
[22]或者，也可以纠正它而不至于损害它本来的重要意义。关于这个理论，还有几个可疑之处，它们可能是由于它所运用的可怜的方法导致的——可是有许多经济学家却愿意这种方法永远继续存在下去。
[23]当然，马克思必须强调产业后备军不停地被重新创造出来。如果像某些批评家那样，认为马克思假定，由于机器的使用而丢掉了工作的人，从此以后就将永远失业，那么对于马克思来说，无论从用词的角度说，还是从含义的角度来看，无疑都是极不公正的。马克思从来没有否认过吸收。以每次所造成的失业都将被吸收这一点为根据，对马克思提出的任何批评，都完全是无的放矢。
[24]参见《资本论》，2版，第1卷，8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译者注
[25]虽然这种解释已成为时尚，但是我在这里将只提到两位作家，其中一个人对这个理论提出了某种修正，而另一个人则明确表明继续坚持这个理论：杜干巴拉诺夫斯基（Tugan-Baranowsky）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TheoretischeGrundlagen des Marxismus，1905年）一书，他对马克思建筑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经济危机理论提出了批评；M.多布（M.Dobb）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Political Economics andCapitalism，1937年）则对马克思这种解释给予了更多的同情。
[26]恩格斯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平淡无奇，这一点在他那本名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HerrnEugen Düb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1878年）（即《反杜林论》）的论战性小册子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其中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文献中最常被引用的那些章节尤其如此。恩格斯在那本小册子中对危机形态的概括十分优秀，描述也非常生动，因此非常适合于通俗宣传之用，但是，他所说的“市场的扩大跟不上生产的扩大”的含义却比较暧昧，需要人们进一步寻找解释。同时，他还赞许地引用了傅立叶（Fourier）用“过剩的危机”这个意义不言自明的术语所表达的观点。但是不能否认，该书的第十章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写的，因此他也要对全书承担共同负责。我已经注意到了，包括在这一篇概论中的对于恩格斯的几个评论都有贬抑他的性质。这一点是很不幸的，因为我从来没有任何想要缩小这一杰出人物的功绩的意图。不过我还是认为，最好坦率地承认，恩格斯的智慧，特别是作为一位理论家的智慧，确实远在马克思之下。我们甚至不能肯定，他是否总是能够理解马克思的真正意图。因此对于恩格斯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我们在利用时必须保持谨慎。
[27]《资本论》，第2卷，1907年英译本，第476页。同时也请参阅《剩余价值学说史》（英译本），第2卷，第3章。
[28]对外行来说，事实似乎显然是相反的，因而即使我们说得再多，也很难让他们相信这种主张。读者要想让自己相信它是真的，最好的方法是研究李嘉图关于机器的论证。那里所描述的过程可能导致任何程度的失业，但是如果听任这个过程无限地继续下去，并不会引起除了这个制度本身的最后崩溃之外的任何一种崩溃。马克思本人是同意这种看法的。
[29]具有这种看法的也不止马克思一个人。但是，希望他最终会看到这种研究方法的缺点，对他来说也不是不公正的。而且我们应当看到，他关于这个主题的看法出现在《资本论》第3卷，因此不能认定这些文字肯定反映了他最终的意见。
[30]《资本论》，2版，第1卷，7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紧接着这个段落的如下一段话，说明马克思又朝着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研究者极为熟悉的方向前进了一步，他是这样说的：“而结果又会成为原因，于是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条件的整个过程的阶段变换就采取了周期性的形式。”
[31]恩格斯则比这还要更进一步。他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3卷中所作的一些注释表明，他也觉得应该存在较长时间的摆动。虽然他倾向于把19世纪70年代的较弱繁荣和80年代的较强萧条解释为结构性变化的结果，而不是更长期的萧条阶段的组成部分（就像许多现代经济学家对于战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最近10年的经济发展所做的判断那样）。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关于长经济周期的思想（“长波理论”）的先声。
[32]读者要使自己信服这一点，只需再浏览一下39~40页那段引文就行了。事实上，虽然马克思常常玩这种概念游戏，但是他自己并没有陷到里边去。这一点意味深长，因为这就错过了一次概括的机会，而并不是他惯常的方式。
[33]《金融资本论》（Das Finanzkapital），1910年版。在这部著作中，希法亭以一些比较次要的事实为依据，对马克思提出了质疑：马克思是否过分重视那些他认为是他自己确立的趋势了？希法亭认为社会发展过程要比马克思所指出的更加复杂、更加不一致。当然，这类怀疑以前也经常出现，例如伯恩斯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参阅第26章）。但是，希法亭的分析并没有停留在各种“说到底情有可原”的情况上，而是在原则上（并利用马克思自己的理由）反驳了马克思的结论。
[34]希法亭的这个命题常常（甚至被它自己的作者）与另一个命题相混淆，后者是说，经济波动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趋于缓和。在现实世界中，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也可能不是这样的（1929—1932年发生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说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出了较大的稳定性，是指我们的价格和数量的时间序列数据是比较有规则的，而不是变幻莫测的；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经受得住很重大的冲击，那种能力体现的是另一种稳定性。当然，反过来说，后者也不一定意味着前者。当然，这两者是互相关联的，但它们确实不是同一件事情。
[35]如果马克思的忠实拥护者因此宣称，马克思为经济学的历史学派确立了目标，这种观点是不能轻易地予以漠视的，虽然施穆勒学派的著作肯定与马克思的启发基本无关。但是，如果这些拥护者进一步宣称，马克思（而且只有马克思）知道如何使历史合理化，而历史学派各学者却只知道怎样叙述事实而不了解它们的意义，那么他们就过犹不及了。因为那些人实际上是知道怎样进行分析的。如果说历史学派各学者的概括不够彻底，他们的叙述不够精练，那其实都可算是对他们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