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导师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现在已经全部摆在我们面前了。那么从整体上看，这个宏大的综合体到底怎样呢？这个问题不是多余的。如果它是正确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体就会比部分的总和更正确。此外，由于综合体可能会把好的变坏、把坏的变好（几乎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同时存在这两种情形），那么整体可能会比它的任何部分都更正确或者更错误。最后，还有某种只能来自整体的启示。但是关于这一点就不在这里多说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去品味它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我们的时代厌恶不合情理的专门化，因而大声疾呼，要求推进综合研究，在以非专业成分所占比例最大的社会科学领域中，这种呼声最高。[1]然而，马克思的体系却很好地证明了，这种综合虽然可能意味着新的洞见，但是有时也可能意味着新的桎梏。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看到，在马克思的论证中，他的社会学观点和经济学观点是如何相互渗透的。从目的上看，它们无疑是统一的；而且，从具体实践上看，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统一的。因此，马克思的所有主要的概念和命题都既是经济学的，又是社会学的，它们在这两个层面上有着相同的含义——如果从我们自己的观点出发，我们仍然能够从这两个层面来讨论他的论证。例如，从理论上看，作为经济学范畴的“劳动”与“无产阶级”这个社会阶级至少在原则上是一致的，而从事实上看，它们就是同一的。又如，经济学家所说的功能性分配，一旦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就拥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功能性分配这个经济学概念原本是指，收入作为生产性服务的回报，与获得这种报酬的人属于哪个社会阶级无关，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功能性分配就表现为收入在各个社会阶级之间进行分配的形式了。再如，在马克思的体系中，资本只有在特定的阶级——资产阶级——手中才是资本；同样的东西，如果在工人的手中，就不是资本了。
毫无疑问，这种做法给理论分析带来了勃勃生机。经济理论中原本像幽灵一样的概念开始有了生气。没有血肉的定理开始活动、奔驰、呐喊起来了。在马克思那里，定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逻辑性，但是再也不仅仅是关于抽象体系的逻辑特性的命题了，而是变成了描绘五花八门、急剧动荡的社会生活的生动笔触。与一切纯粹的经济分析所能描述的东西相比，这样的分析不仅表达了更加丰富的意义，而且包含了更加广阔的领域，因为它把所有阶级的所有活动都纳入了自己的画面，而不管某种阶级行为是否符合经济过程的一般规律。战争、革命、一切形式的立法活动、政府结构的变化……总之，所有被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简单地视为外部干扰因素的事物全部包括了进来，它们与（譬如说）机器设备投资、劳动交易一样，都在马克思的体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个单一的解释性图式涵盖了所有这一切事物。
当然，这种做法同时也有它的缺点。以这种形式来“排列”概念，意味着对概念的某种束缚，由此而导致的在效率方面的损失可能与在活力方面的收获一样多。工人和无产阶级这一对概念，虽然似乎显得有点陈旧，但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这里的问题。在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所有个人的劳务报酬在性质上都属于工资，无论获得报酬的是第一流的大律师、电影明星、公司经理，还是清洁工，概莫能外。从这种报酬所涉及的经济现象来看，它们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这种概括和归纳绝不是毫无意义的，也不是没有作用的；恰恰相反，这种做法是很有启发性的，它对事物的社会学解释也很有价值。但是，如果把劳动与无产阶级等同起来，就会把问题搞混淆了——事实上，这样做等于把它从我们的画面中完全抹去了。同样地，一个很有价值的经济学原理也可能被它在社会学中的变形弄得破绽百出，从而失去其丰富的含义，当然反过来也是如此。因此，一般的综合，尤其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所进行的综合，可能会同时导致更坏的经济学和更坏的社会学。
一般来说，综合意味着把不同研究路径的多种方法和结果协调整合起来，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胜任，由此而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一般人根本不会去尝试这样做。因此，从那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者（这是他们所受的教育决定的）那里，我们能够听到的只是他们对森林的不满意的叫嚣声。他们无法理解的是，造成困难的部分原因在于材料多得令人难以处理，而综合后形成的“森林”看起来又极不寻常——就像一座知识的集中营。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进行的综合——着眼于让所有事物都服从于同一个单一目标，把经济学分析与社会学分析协调起来——当然特别像那种知识的集中营。这种综合的目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论证——是很宽泛的，但是分析结构却不够宽泛。这里确实存在着政治事实和经济原理的紧密结合，但是它们是被强行捏合在一起的，结果使得无论是哪一方都没有什么生命力。马克思主义者宣称，他们的体系能够解决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无法解决的所有重大问题。他们确实做到了，但是他们是通过阉割问题的方式做到的。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仔细地研究一下。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过，马克思的综合的理论体系囊括了一切历史事件（譬如战争、革命、法律的变化，等等）和一切社会制度（譬如财产权、契约关系、政府的形式，等等）。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则习惯于把所有这些事物当作干扰因素或数据资料来对待，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根本不打算去解释它们，而只是分析它们的运行方式和结果。当然，在界定任何一个研究项目的对象和范围的时候，类似这样的因素和数据资料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没有被显式地、详细地说明，那只是因为研究者预期任何人都知道它们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独有特征之一恰恰是，它将这些历史事件和社会制度都纳入了经济分析的解释过程当中，或者用更专业的术语来说，就是不把它们当成已知的数据资料，而是把它们当成变量。
这样一来，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内战、1914年世界大战、法国投石党运动（French Frondes）、法国大革命、1830年革命和1848年革命、英国的自由贸易、整个劳工运动及其任何一次具体行动、殖民扩张、社会制度的变化、每一时期和每一国家里的政党政策和国家政策——所有这一切都进入了马克思经济学的领域之内。据称，在马克思经济学的框架内，所有这些现象都可以找到理论上的解释，而解释的根据则是阶级之间的冲突（阶级斗争）、资本积累、资本构成的变化、剩余价值率的变化以及利润率的变化。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马克思不再满足于只是对一些技术性问题给出技术性的答案，他要教导全人类，让人们洞悉人类的斗争的隐秘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政治”只是一个在研究基本原理时可以且必须抽除出来的独立因素；或者，即使真的把“政治”因素加入进来后，它也不过是根据人们的喜好，或者扮演一个调皮的孩子的角色，当工程师转过身去时就恶作剧地拨弄一下机器；或者扮演一个天外飞来的救世英雄的角色（因为那种被尊称为“政治家”的可疑的哺乳动物拥有神奇的智慧和美德）。不是的！政治本身就是由经济过程的结构和状态决定的，在经济理论的范围内，它变成了各种经济作用的导体，就像任何买进或卖出行为一样。
再强调一次，马克思完成的这种综合拥有特别强大的魅力。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在年轻人以及新闻界的一些知识分子（上帝似乎赐给了他们永恒的青春）的身上，这种魅力的威力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迫不及待地渴望得到一个好机会，以便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去完成拯救世界的使命；他们极度厌恶单调得无法形容的教科书，因此在感情上和知识上都得不到满足，但是同时又没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一个综合。最后，他们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了他们渴望获得的东西。那里有打开一切最深奥秘的钥匙，有能够指挥所有大小事件的魔杖。他们在那里看到了一个能够解释一切的图式——如果允许我暂时借用黑格尔主义的术语的话——那是一个最一般又最具体的图式。因此，在面对人生中的一切重大事件的时候，他们都不会再因找不到答案而觉得彷徨无计了，他们似乎一下子就彻底看穿了那些什么都不懂的政界和商界的傲慢的傀儡。考虑到其他的选择实在无法与马克思的综合相匹敌这一事实，谁又能责备他们呢？
是的，确实如此——但是，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综合还有其他什么贡献吗？我不知道。任何一位描述英国转变成一个自由贸易国家的过程，或者分析英国早期的工业立法的成就的谦虚的经济学家都不会忘记——过去不会，现在也不会忘记——提到产生这些政策的英国经济的结构状况。如果他在自己的论文或纯理论的著作中没有这么做，那通常只是为了使分析更简洁、更高效。马克思主义者需要补充的东西，无非是对自己的原则的坚持，以及用来补充他们的原则的特别狭隘的、特别扭曲的理论。毫无疑问，这个理论是可以提供结论的，而且是非常简单、非常明确的结论，但是，只要将它系统地应用到各种具体的情况当中去，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对于所有者与非所有者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无穷无尽的赘述非常令人厌倦。我们将会深切地意识到它的不适当性，或者说得更糟糕一些，我们将会痛苦地感受它的浅薄平庸性。是的，如果我们不相信作为这种理论的基础的基本图式，那么就会发现它是不适当的；如果我们相信这种图式，那么就会发现它是浅薄平庸的。
马克思主义者习惯于洋洋自得地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固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的诊断是成功的。正如我们在前文中已经看到的，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马克思比同时代的许多其他作家都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企业大型化的发展趋势，不仅如此，他还看清了随之而来的社会经济形势的某些特征。我们还看到了，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远见帮助了他的理论分析，它不仅弥补了后者的一些缺点，而且使后来得到的综合结果比分析时的组成因素更加正确。但是也仅此而已。而且这种成就必然要被“贫困日益增长”这一失败的预言抵消殆尽。这个预言是错误的“远见”和不正确的分析的联合结果，而且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日后的社会事态发展的大量预测都是建立在这个错误的预言的基础上的。如果有人完全相信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综合，依靠它来理解当前的形势和问题，那么就很容易陷入严重的错误当中。[2]事实上，就算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现在也已经有许多人认识到这一点了。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给出的这个“综合体”似乎可以解释最近10年来世界各国的经历，因此摆出了一副不可一世的骄傲样子。但是，他们其实完全没有理由这样做，因为长期的萧条或不能令人满意的缓慢复苏不仅能够证明马克思的预测的正确性，也能够证明任何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悲观预测的正确性。在这种情况下，意气消沉的资产阶级和趾高气扬的知识分子的言论就会制造出一种截然相反的印象，而且由于他们的害怕和希望，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然而然地会染上马克思主义的色彩。但是，没有任何确凿的事实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诊断结论是有道理的，更加无法证明如下推论的正确性：我们现在所见证的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萧条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变化的征兆——就像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然而，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中看到的，所有观察到的反常现象，比如，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失业、投资机会的缺乏、货币的贬值以及企业的亏损等等，都没有超出以往的众所周知的模式，与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严重萧条时期曾经发生过的几乎完全一样。对于那些萧条时期的情况，恩格斯曾经用克制的语调谨慎地加以评论，从而为今天过于热心的追随者树立了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
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马克思的综合方法有其优点，也存在严重不足。有两个突出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首先，让我们考虑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虽然它的全部根源都可以在马克思主要的著作中找到，但是一直到20世纪初才被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所发展。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兴盛一时。难得的是，这个学派虽然从来没有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和捍卫者——例如，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彻底断绝联系，但是又在仔细研究马克思理论体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维也纳是它的中心，奥托·鲍尔（Otto Bauer）、鲁道夫·希法亭、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是它的领袖。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这个领域里，他们可谓后继有人，许多人都在继续研究，只是侧重点略微有所转移。在这些人当中，最著名的是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弗里茨·斯特恩贝格（Fritz Sternberg）等。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要点如下。
一方面，如果没有利润，资本主义社会就无法存在下去，它的经济系统也就不能维持运转。另一方面，因为这个制度的运行本身就会使利润永远处于被消灭的状态，所以不断努力，尽可能长久地维持利润的存在就成了资产阶级的中心目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伴随着资本构成的质的变化，强化资本积累是一个补救办法，但是这个办法最多只能使个别资本家暂时摆脱困境，最终必将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因此，在利润率不断下降的压力下——读者们肯定还记得，利润率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的持续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工资趋于上升、同时劳动时间趋于缩短，那么剩余价值率就会下降——资本需要到其他国家寻找出路，因为在那些国家，仍有劳动力可供任意剥削，同时机械化过程也未曾充分展开。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对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这种输出的主要形式是出口资本设备或出口消费品，而输出消费品的目的是为了购买劳动或者用来换取可以购买劳动的商品。[3]但是，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输出，因为进口国家不会（或至少不会直接）用商品、劳务或货币来交换这些进口商品。如果为了保护这种投资，防止其因当地人的敌对行为而受到侵害——或者，只要你愿意，也可以说是为了对付当地人对剥削的反抗，同时也为了防止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资本输出将会转变为殖民行为，这就会使不发达国家处于政治上受支配的地位。殖民化通常要借助于军事力量来完成——所需的军事力量如果不是由进行殖民的资产阶级自己创建，就是由他们的母国政府提供；后面这种情形完全符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下的定义：“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4]当然，这种军事力量不可能仅仅被用于保护投资。它还被用于征服他国，也被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以及敌对资产阶级之间的自相残杀。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帝国主义的理论能够发展完善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既然殖民扩张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利润率不断下降所导致的，那么它就应该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较后期的阶段。马克思主义者确实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级——事实上，他们更喜欢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因此，这个阶段必定与资本家对生产的高度集中控制同时发生，也与作为中小型企业时代的特征的那种类型的竞争的衰落同时发生。对于由此而导致的垄断趋势（对产量施加垄断性限制）以及随之而来的保护主义倾向（保护本国产业、禁止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的输入），马克思本人并没有过多地加以强调。也许，这是因为他是一位能力极强的经济学家，因此不需要过于依赖这种论证方法，也不愿意在这个方向上走得太远。但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却非常乐意涉足这个领域。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仅找到了推动帝国主义政策的另一个刺激因素和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纷争不断的另一个根源，而且作为一个副产品，我们还得到了一个关于现代保护主义的理论，尽管保护主义这种现象本身不一定是帝国主义的。
我们还必须注意，在这一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它将使马克思主义者在解释更困难的任务时处于有利地位。当不发达国家发展起来以后，我们所说的这种资本输出将会减少，于是就会进入一个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相互交换制成品和原材料的时期。但是到了最后，当殖民地的竞争实力增强，开始在宗主国坚持维护自身的利益时，宗主国的制成品的输出也必定会减少。宗主国当然会试图阻止或延缓这种状况的发生，这种企图是造成每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与其殖民地之间出现更多的摩擦和冲突，乃至爆发独立战争的根源。但是无论怎样，殖民地的大门最终将对宗主国资本关闭，宗主国的资本将再也不能从国内利润不断消失的环境逃往国外利润丰厚的环境。于是不可避免地，产品没有销路、生产能力过剩、完全的停滞等现象都会出现；最终是经常出现的国民经济的全面破产或其他灾难——也许是陷入穷途末路、已经彻底绝望了的资产阶级发动的世界大战。这些都是可以很有把握地预料到的。历史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试图用综合的方法解决问题，并以此来取得权威地位的一个较好的——也许是最好的——例子。所有结论似乎都是美妙绝伦地从深深嵌入在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基础当中的两个基本前提——阶级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引申出来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系列重大的事件似乎完全可以用它们来说明；国际政治领域的全部谜题似乎只需进行一次有力的分析就能够彻底澄清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阶级行动实质上总是有着相同的内在原因，环境条件只能决定行动的策略方法和修辞用语；我们还看到，资产阶级为什么要，以及怎样根据环境条件采取政治行动或经济行动。假定某个资产阶级集团所掌握的手段和机会不变，如果商定一次贷款更加有利可图，那么这次贷款将会被商定；同样地，假定某个资产阶级集团所掌握的手段和机会不变，如果它们认为发动一次战争更加有利可图，那么它们会毫不犹豫地发动战争。后一个选项与前一个选项同样有资格进入经济理论。这样一来，甚至连最纯粹的贸易保护主义也非常美妙地从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中产生出来了。
此外，这个理论还充分地表明了，它与通常被称为应用经济学的那门学科中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有一个相同的优点，那就是，总是能够与历史事件以及当代的现实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读者，在仔细阅读了我对这个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所作的概述之后，都不可能不对以下这个事实留下深刻的印象：它的论证的每一步，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大量的历史例证来支持。难道会有人没有听说过欧洲人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压迫当地的劳动者吗？难道会有人没有听说过美洲南部和中部的印第安人在西班牙等国殖民者手下受苦受难吗？难道会有人没有听说过掳取奴隶、贩卖奴隶和强迫他人充当苦力等种种恶行吗？资本输出难道不是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做的事情吗？难道资本输出不是一直伴随着对土著居民的武力征服，以及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武装冲突吗？虽然有些殖民活动是由特许的商业公司——例如，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或英属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来执行的，但是，即使是这些活动，也总是具有很明显的军事化的一面。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和布尔战争（Boer War）难道不是马克思所能想到的最好的例证吗？在约1700年以来发生的所有事件中，殖民野心至少是引起欧洲各国之间的纷争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难道不是很显然的一个事实吗？至于现在，难道还有谁会没有听说过“原料战略”以及热带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欧洲各国的冲击吗？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至于贸易保护主义，就更加不必多说了，那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
但是，我们最好还是谨慎一些。许多被当作显而易见的证据的事例，从表面上似乎确凿无疑，但是事实上，这种没有经过仔细分析的表面证据往往是不可靠的。而且，正如每一位律师、每一位政治家都知道的那样，满怀激情地大量引用众所周知的事实，最容易让陪审团或议会接受自己提出的申诉或建议。马克思主义者深谙此道，他们充分地利用了这一技术。在帝国主义理论这个例子上，他们这种技术的运用特别成功，因为这个理论涉及的事实具有如下特点：任何一个人都略知一二，但是能够彻底理解的人却极少。事实上，虽然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详细地展开讨论，但是，只要简单地想一想也足以让我们产生怀疑：“它不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首先，让我们考虑以下这个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输出、殖民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当我们用“帝国主义”这个不太精确的且经常被误用的术语来描述我们所想到的所有这些现象的时候，是否还能构成一个理论？当然，我们可以按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来给帝国主义下定义；我们也可以宣称自己确信所有这些现象必然是可以按马克思主义者的方式来解释的。但是，如果那样做，帝国主义这个问题——暂且承认这一理论本身是正确的——就只能以“循环论证”的方式来加以“解决”了。[5]面对这一问题，无论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还是采用任何纯粹经济学方法，究竟能不能给出一个不是循环论证的解决方案，必须详加考虑。不过，我们对此不必过分担心，因为还没有等我们走到那一步，这个“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就塌陷了。
乍一看来，似乎许多事例都非常符合这个理论。最重要的例子莫过于英国和荷兰对热带国家和地区的征服。但是，另外一些事例，例如，新英格兰的殖民化这个例子就完全不相符了。而且，即使是前一类事例，用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也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获得利润的诱惑当然在推动殖民扩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仅仅认识到这一点显然是不够的。[6]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也没有打算重申这种令人讨厌的陈词滥调。如果他们也要借助于这些事例，那么，殖民扩张也必然是按照我们在前面指出过的方式，在因利润率不断下降而导致的资本积累的压力下产生的，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已经步入衰败阶段，或者至少也是资本主义进入完全成熟期的标志性特征。但是事实上，殖民冒险的英雄时代恰恰是早期的、远未成熟的资本主义时代，那时资本积累才刚刚开始。在那样一个阶段，上面所说的这种压力——特别是对于剥削本国劳动的障碍——显然是不存在的。当然，垄断的因素也是存在的，甚至比今天还要更加明显。然而，那只能进一步放大这种解释的荒谬性，因为它把垄断和征服当作了晚期资本主义特有的特征。
此外，这个理论的另一个组成部分——阶级斗争理论——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你必须戴上特制的有色眼镜，才有可能特别注意到从来都只在殖民扩张过程中发挥着非常次要作用的阶级斗争问题；也只有在戴上特制的有色眼镜后，你才能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去解释那些明明提供了最显著的阶级合作的例证的现象。阶级合作可以是一场争取提高工资的运动，正像它可以是一场以增加利润为目的的运动一样，而且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它能够给无产阶级带来的好处肯定比给资产阶级带来的好处大得多（部分是因为对殖民地土著劳动力的剥削）。但是，我在这里并不想强调它的后果。最根本的一点是，它与阶级斗争没有太大的因果关系，而且就它与阶级结构的关系而言，最多也只不过属于资产阶级的集团和个人，或者由于殖民事业的成功而上升为资产阶级的集团和个人的领导地位所隐含的关系。然而，如果我们把有色眼镜摘掉，不再把殖民和帝国主义简单地视为阶级斗争的附带产品，那么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独特见解也就所剩无几了。对于这个问题，亚当·斯密的解释至少与马克思主义同样好——事实上还要更好一些。
还需要讨论一下那个以副产品形式出现的理论，即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关于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古典经济学的文献中充斥着指责“邪恶的利益集团”的语句，不过，在那个时候，“利益集团”主要指（但绝非完全指）与土地有关的利益集团，它们吵闹着要求保护自己，不惜犯下不可饶恕的损害公众福利的罪行。为此，古典作家们提出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不仅可以说明贸易保护主义的后果，而且可以阐明它的原因；我们现在只要再把与保护现代大企业的利益有关的内容也添加进去，那么这个理论就几乎尽善尽美了。同情马克思主义的那些现代经济学家确实应该想办法让自己懂得的东西再多一些，不要再说他们的资产阶级同僚甚至到现在仍然看不出贸易保护主义趋势与大集团控制趋势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些同僚只是认为没有必要去强调如此明显的一个事实罢了。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古典学派及其现代继承人在保护主义问题上的看法都是正确的：与马克思的解释一样，他们的解释在过去和在现在都是片面的，而且他们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后果以及所涉及的利益的评价也往往是错误的。但是至少在50年前，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掌握的关于保护主义中的垄断因素的所有知识，古典经济学家们就已经完全了解了。这个发现算不上特别不平凡，理解它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而且，在如下这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古典学派无疑优于马克思主义学派。不管他们的经济学说的价值如何——也许并不太大——他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7]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就贸易保护主义这个问题而言，这是一个优点。有一种观点认为，许多保护性关税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大企业施加的压力。这些企业希望利用这些税收来把它们产品的国内价格维持在高于不存在这些税收时的价格水平上——这可能是为了使它们的产品能在国外以更低的价格售出。这种观点虽然是老生常谈，但却是正确的，尽管从来没有任何一种关税是完全或主要出于这个特殊的目的而开征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却使这个观点变成不恰当或是错误的了。如果我们的目标仅仅是搞清楚现代贸易保护主义在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所有原因和含义，那么上述观点就是不恰当的。例如，每当美国人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时，他们总是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忠于大企业或受大企业的支配，而是出于他们想要建立和维持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地、不受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盛衰兴亡影响的强烈愿望。任何一种综合，如果忽视了这类因素，那就绝不是优点，而是缺点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把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所有原因和含义（无论它们究竟是什么）都归结为现代工业的垄断因素，说它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唯一的直接原因，并据此进行系统的阐述，那么上述这种观点就是错误的。诚然，大企业确实能够利用民众的感情，而且它们还会去“培养”民众的感情，但是，如果非要说大企业创造了民众的感情，那就太荒谬了。如果某种综合产生了——更准确地说，从一开始就假定了——这种结论，还不如根本就不进行综合。
如果我们不顾事实和常识，将资本输出理论和殖民地理论吹嘘成对国际政治的根本解释，把国际政治归结为一方面是垄断资本家集团之间的相互斗争，另一方面则是每一个垄断资本家集团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结果，那么就会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这类东西对某个政党的文献可能是有用的，但是用于其他地方，却只能说明童话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专利。实际上，对外政策极少受到大企业——或者从福格尔（Fugger）到摩根（Morgan）的金融资本——的影响。历史事实证明，在大企业家或大银行家能够出一些风头的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作为政界外行的幼稚举动往往只能带来灾难。资产阶级对待他们国家的政策的态度主要是适应性的，而不是成因性的；在以往是这样，在今天更是如此。而且，他们的态度受短期利益左右的程度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同样地，他们通常只着眼于短期考虑，而非长远计划，也不以任何明确的“客观的”阶级利益为出发点。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堕落成为庸俗迷信的阐述了。[8]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各组成部分中，还包括了其他一些相同性质的事例。举一个例子，在前文中，我们从《共产党宣言》中引用了马克思对政府性质的定义，这个定义肯定含有真理的成分。在许多情况下，它的正确性主要体现在，它可以解释政府对于日益明显化的阶级对抗现象的态度。然而，在它是正确的范围内，这个定义所包含的理论的价值却不大。真正值得花时间去仔细研究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理论为什么会与事实不相符；怎样与事实不相符；或者即使相符，为何也不能正确地描述那些“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的实际行为；而且，实际上在所有的情况下，这个理论都可以用循环论证的方法来证明其正确性。因为除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政策之外，任何一个政策都可以被解释成“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这些利益包括经济的以及经济以外的利益，也包括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或者，至少从这类政策旨在避免事情变得更坏这个意义来说，必定是这样。然而，这样做并不能使这个理论变得更有价值。下面，让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它能够进一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之处，就在于它证明了，不管人们的意志或愿望如何，社会主义的实现都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这个断言的全部意思无非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趋势是资本主义旧秩序必然灭亡、社会主义新秩序终将出现，这是由资本主义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决定的。那么，马克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证明了这种趋势的存在呢？
关于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趋势这个问题，其实早就有了答案。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构建一个理论来证明资本主义必然会因为纯粹的经济原因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希法亭的批评意见足以表明了这一点。一方面，马克思所做出的对于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的许多判断（这些命题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学极为重要），特别是他关于贫困和压迫必定不可避免地不断加重这个命题，是站不住脚的；另一方面，即使他提出的这些命题全都是正确的，也未必能够从这些命题中引申出资本主义秩序必然崩溃的结论。但是，马克思确实正确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另外一些趋势性的因素及其最终后果（这些是我希望加以说明的）。对于后者，也许有必要用另外一种表述来代替马克思的表述。不过，这样一来，“灭亡”这个术语就可能被证明是用词不当，特别是，当我们把它理解为因资本主义生产机器丧失了动力而引起的崩溃时。但是，这一点不会影响这个学说的本质，尽管它的表述方式和某些含义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这是性质截然不同的另一个问题。资本主义以及任何其他的秩序都可能崩溃，或者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会将其冲破，但是社会主义这只凤凰却未必一定能从灰烬中诞生。资本主义灭亡后，社会可能会陷入长期混乱，当然也可能不会出现混乱；但是除非我们把所有代替资本主义的不混乱的秩序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就还有别的可能性存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至少在布尔什维克出现之前——所期盼的那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主义），肯定只是许多种可能情况中的一种。
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详细地描绘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细节，这无疑是非常明智的。他重点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条件：一方面，庞大的产业控制体系业已存在，它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化进程；另一方面，被压迫、被奴役和被剥削的无产阶级也已经存在，而且这个阶级同时也是人数众多、有组织、有纪律、高度团结的。很显然，这也就意味着，两个阶级之间经过长期的激烈斗争，已经进入了决战阶段，每个阶级都严阵以待，准备进行最后的殊死一搏。马克思还暗示了决战之后将会出现的一些情况。他暗示，拥有上述特征的无产阶级将“接管”一切，并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是各种“千年至福论”中的一种，那么说了这些也就足够了。但是，我们关心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方面的东西，而是它有没有给出科学的预测，因此，只说这么一些东西显然是不够的。与马克思相比，施穆勒的理论基础更加稳固一些。虽然施穆勒也拒绝描述社会主义的细节，但是他明确地把它设想为一个逐渐官僚主义化、国有化等等的过程，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它，至少他的表述是有明确的含义的。因此，即使我们完全同意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他也没有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落实为必然性；而如果我们不赞同他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他的失败就更加不必多说了。
无论我们是否接受马克思的理论（或者其他什么理论），无论出现了什么情况，社会主义秩序都不可能自动实现。要想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明确地采取特定的行动，即使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马克思所说的所有条件，也是如此。这个观点无疑是符合马克思的“教导”的。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只是他利用自己的想象力为这种行动披上的一件特别的外衣。马克思强调暴力，对于他这样一个在思想定型时期完整地经历了1848年的动荡岁月的人来说，这种倾向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他虽然对空洞的革命意识形态有很清醒的认识并鄙视之，但是却一直无法摆脱它的束缚。更何况，马克思的大部分听众都不愿意倾听那种缺乏神圣的、嘹亮的号角的启示。最后，马克思虽然看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至少对英国而言是如此），但是他并没有看到成功过渡的现实可能性。在他那个年代，确实很难观察到这方面的迹象。与此同时，由于他非常珍爱他自己关于两个阶级严阵以待、决战一触即发的思想，这使他更加不容易看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他的朋友恩格斯实际上一直在不畏艰难地研究这方面的策略问题。但是，即使可以将革命降格为一些非本质性的东西的混合物，采取明确的行动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由此出发，应该也能回答后来使马克思的追随者分裂为两个阵营的那个问题了：到底是革命，还是改良？如果真正理解了马克思的意思，那么这个问题就不难回答了。对于马克思来说，改良（演化）是社会主义之母。马克思受社会事物有自己固有的内在逻辑这种观念的影响太强烈了，因此不相信革命可以完全取代改良的所有作用。不过，革命仍然终将会到来。但是，革命只是作为一整套前提全都具备了的时候的结论而出现的。因此，马克思所说的革命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作用上都与资产阶级激进派以及社会主义阴谋家所说的革命有天壤之别。马克思的革命本质上是时机成熟的时候才进行的革命。尽管有些不喜欢这个结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那些不喜欢把这个结论应用于俄国的情况的马克思主义者[9]，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找出了许多与这一结论相矛盾的地方；但是，在那些章节中，马克思所表达的东西是与他自己最深刻、最成熟的思想相矛盾的。马克思最深刻、最成熟的思想是通过《资本论》的分析结构无懈可击地表达出来的，而且与受关于事物的内在逻辑的观念所启发的任何思想一样，在一些不确定的、令人迷惑的观点的映衬之下，必然明显带有某种保守的含义。而且，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呢？从来没有任何一种严肃的观点是无条件地支持某个“主义”的。[10]马克思允许我们对他的学说进行保守意义上的阐释（在去掉了一些废话之后），这恰恰证明他的思想是可以被严肃地对待的。
注释
[1]在某些崇拜马克思的人身上，表现出了特别强烈的非专业因素，他们的态度比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要更加偏执，到现在仍然坚持按照表面上的价值接受马克思写下的所有作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任何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构成来看，外行与经过专业训练的经济学家的比例至少是三比一，而且这些经济学家通常也只是本文引言所规定的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马克思当成神，供在庙堂上膜拜，但是当他们进行研究时却会背弃这个“神”。
[2]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回答说，在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时代这个问题上，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几乎没有做出任何贡献，因此无论怎么说，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都要比他们更强一些。什么也不说，与说了一大堆错误的东西，这两者究竟哪个更好，这个问题姑且不论，但是我们必须记住，马克思主义者的上述说法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实际上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尽管大多数人的贡献都只集中在个别问题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一说法，是不能以马克思的学说与奥地利学派、瓦尔拉斯学派或马歇尔学派的理论进行比较的结果为依据的。这几个学派的成员的兴趣在大多数情况下完全集中于经济理论方面，因此，他们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具体成就是不能与马克思的综合直接比较的。如果要比较，只能拿他们构建的理论工具与马克思的理论工具进行比较，但是很显然，这个方面的所有比较结果都对前者有利。
[3]对此，读者不妨想一想用来向部落酋长交换奴隶的奢侈品，或者用来交换雇佣土著劳工所需要的工资货物的奢侈品。为了保证简洁性，我将不考虑如下这种事实，即我们所设想的这种意义上的资本输出，一般来说都会作为两个国家之间的总贸易的一部分而发生，同时总贸易中也肯定包括了一些与我们所设想的特殊过程无关的商品交易。当然，这些商品交易肯定会大大促进资本输出，但是并不影响资本输出的原则。在这里，我也不想讨论其他类型的资本输出。我们要讨论的理论不是（其创立者也从未打算要让它成为）关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一般理论。
[4]参照《共产党宣言》，3版，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译者注
[5]这种强加给我们的空洞的循环论证的危险性，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例如，当法国用武力征服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意大利用武力征服阿比西尼亚时，并不存在任何重大的资本主义利益驱使它们采取这种行动。事实上，存在这种利益只不过是一个很难成立的托词。这种利益在后来的发展也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难以令人满意，而且是在政府压力下实现的。如果这种说法看上去不完全像马克思主义的，那么人们也可以这样回答：这种行动是在潜在的或预见到的资本主义利益的压力下采取的；或者这样回答：归根结底，作为这种行动的基础，“必定”存在着某种资本主义利益或客观必然性。于是，人们就可以去追寻一些确凿的证据了。这样的证据绝不会完全不存在，因为资本主义利益像任何其他利益一样，会受到任何一种形势的影响，同时也会利用任何一种形势。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有机体的各种特殊条件总是会表现为一些可以合理地与国家的扩张政策联系起来的特色。显然，驱使人们不顾一切地进行这样一种无可救药的工作的是一个先入为主的信念，而不可能是任何其他东西。如果没有这种信念，我们永远也不会想到去从事这种工作。我们确实不必找这种麻烦。我们完全可以说，“事情一定是这样的”，就让它那样算了。这就是我所说的循环论证的意思。
[6]只简单地强调每个国家实际上确实“剥削”了它的殖民地这一事实也是不够的。因为那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对作为整体的另一个国家的剥削（或者说，是一个国家的所有阶级对另一个国家的所有阶级的剥削），因此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类剥削没有关系。
[7]他们也没有总是把自己局限于经济学的范围内。不过，当他们不局限于经济学的时候，结果一般都称不上令人鼓舞。例如，詹姆斯·穆勒的纯粹经济学著作虽然算不上特别有价值，但是也绝不能简单贬斥它为毫无价值的劣质之作。真正的胡言乱语之作——而且是非常平庸无聊的胡言乱语之作——是他论述政府以及同类主题的论著。
[8]这种迷信与许多可敬的而又头脑简单的人所坚持的另一种迷信几乎毫无二致。他们在解释现代历史时是以这样一种假设为前提的：在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由一群特别聪明、特别奸险的犹太人组成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幕后控制国际政治，甚至可能是一切政治。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这种迷信的受害者，但是他们的迷信的“水平”比这种迷信高不了多少。说起来很有意思，当我面对这两种学说当中的任何一种时，我总是觉得很难以某种令我自己满意的方式做出回应。这不仅仅是因为，对于那种事实性的论断总是很难加以否定，最主要的困难来自以下这个事实：一般人往往不仅缺乏关于国际事务以及有关人物的第一手知识，而且缺乏察觉这类迷信的荒谬性的头脑。
[9]在他给《剩余价值学说史》（Theorienüber den Mehrwert）撰写的序言中，卡尔·考茨基甚至宣称，1905年革命也是为了拥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虽然大家都很清楚，在少数知识分子那里，他们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词汇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
[10]这个论点还可以进一步加以引申。特别是，在劳动价值理论里，并没有什么东西从性质上看就是社会主义的。每个熟悉这种理论的发展历史的人，当然都会承认这一点。但是，剥削理论的情况也是一样（当然，除了特定的用语之外）。我们只需要认识到，被马克思称为“剩余”的这种东西的存在，是（或者至少过去是）我们包括在文明一词里的所有事物得以出现的必要条件（事实上，这一点确实很难否认）。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也是这样。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当然不一定先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仅仅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够的。在任何一种科学理论之上都可以加入社会主义的或革命的结论，但是没有任何科学理论必然意味着社会主义或革命。而且，没有任何一种科学理论能够使我们处于萧伯纳（Bernard Shaw）曾经描述过的社会学狂热当中，除非它的作者为了激发出我们的情绪，有意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