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好年景
古德蒙杜尔·托尔的祖先于公元880年在冰岛定居。他之所以知道此事，是因为他的家族史被记录在《定居者之书》中。这本书记录了他们抵达冰岛的时间和定居地点。
他的祖先在冰岛南侧的一个平原上拥有土地，这里甚至比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还要靠北。晴天时，他们可以看到白雪皑皑的海克拉火山顶。史料记载海克拉火山曾有过20次喷发，维京人不需要发挥额外的想象力，就可以将其命名为“地狱之门”。
附近的村庄塞尔福斯（Selfoss）、斯托克塞里（Stokkseyri）和埃拉巴基（Eyrarbakki），都是建立在名为焚烧灰的熔岩高原上。这块熔岩高原由26立方千米的熔岩所形成，覆盖面积达1 000平方千米。
托尔的家族在这里辛勤劳动了几个世纪，让这块土地变得肥美富饶。一些免遭岩浆侵蚀的地块现在已经变成了草原。凭借自有农场、80匹马、一个用地热蒸汽加热的暖房、一份兼职以及一个小旅馆，托尔的日子过得悠长而充实。
托尔甚至拥有一条鲑鱼溪。虽然溪很小，但这里的鲑鱼是最大的品种。
结束每日劳作之后，托尔喜欢和他的朋友们泡在一处隐藏在黑色火山岩堆之间的温泉里。有些国家的人喜欢在广场上和酒馆里讨论生活和政治。在冰岛，这些讨论更加激烈、有力，仿佛要把狂风怒吼都压下来。
岁月静好，日子悠然度过，托尔并不担心未来。
1993年，我第一次来到托尔居住地的附近，当时我是挪威财政部副大臣，来这里参加北欧国家财政部长会议。冰岛的自然风光令人印象深刻，在绿色的田野上骑马，旁边就是利落的火山岩。幸运的是，我小时候去探望我的祖母时，她时常带我去骑马学校。当冰岛官员策马奔驰时，北欧其他任何国家的财政部长都跟不上他们。
当一个冰岛村庄开始发展时，人们会先建一座教堂，然后建一个温泉池，再然后是一家银行，或是几家银行，或者三家国有银行都有——格里特利尔银行、克伊普辛银行和冰岛国民银行，之后可能会有一两家地方性的储蓄银行。托尔在村里的银行开了一个账户，小心翼翼地把他的工资存了进去。
除了个人储蓄，托尔和他的老板每年都为养老基金供款，毕竟冰岛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有全额养老金制度的国家之一。
托尔和他的家人通过住房融资基金（HFF）申请了住房贷款。这是一个小型的、循环性的金融系统。住房融资基金由养老基金提供资金，养老基金会固定购买住房融资基金发行的债券，这些债券都有冰岛的国家信用做担保。
但是，正如在金融领域经常发生的那样，良善的初衷却可能导致不可预料的后果。有国家的担保，住房融资基金也必然能在资本市场竞争中战胜银行。为了生存和发展，冰岛的银行便开始从事风险更大的业务。
过去每隔7年，冰岛的经济就会得到一次增长，经济周期几乎如时钟一般有规律。支柱性的渔业会如期达到顶峰，渔获量又创新高，渔业盈利和出口收入激增，人们拿回家的薪水越来越多。内陆工业也跟着提高价格和工资。但是，渔获的价值下降最终不可避免，而工资和资产价格却居高不下。此时，冰岛渔业的竞争力得到了货币贬值的加持，而冰岛货币币值则一路下跌。
指数化工具的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被引进冰岛，抵押贷款、工资和价格的增长会和通货膨胀挂钩。但即便有了这种挂钩式的自动操作，市面上也没有什么可用来抵御通货膨胀的工具。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的自然反应就是尽快花掉所有赚来的钱。如果你想盖房子，你就会把工资支票兑现，马上开始购买水泥并把地基先打上，哪怕建房所需的资金还没有完全落实。因为，房地产和资产才是最重要的。
甚至沃尔沃也将其汽车宣传成“车轮上的房子”。
1981年，冰岛政府对克朗进行了重新估价：100个旧克朗（ISJ）可兑换1个新克朗（ISK）。1939—2009年，冰岛克朗比丹麦克朗的汇率暴跌了99.95%。
渐渐地，冰岛政府开始认真面对通货膨胀问题，冰岛央行也开始具有独立性。它也被赋予了一个明确的目标：抑制通货膨胀。出于这个目标，冰岛央行长期保持着高利率。
多年来，冰岛的渔业公司不断增加其捕捞鱼种的范围，也在开拓新的市场。冰岛人是优秀的销售员，也愿意承担风险。另外，冰岛的旅游业扩张了，制造业也在增长。冰岛的经济基础出乎意料地多元化，许多公司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对其进行改良调整以便在冰岛使用。
虽然国家规模很小，但就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而言，冰岛人真是高手。国际公司也不再在冰岛寻求专利了，因为这个国家太小了，而且专利申请流程太复杂，还全都是用冰岛语，国际公司根本懒得为此劳心劳神。因此，冰岛人可以生产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供自己使用，还可以在专利到期前直接将货物出口获利，而他们的国际竞争对手却只能干等。
1996年，我再次来到冰岛。当时我为一家在全球有十几家分厂的公司工作，冰岛就有其中一家分厂。这家公司经营良好，公司的许多专家都拥有世界顶级大学的学位，包括博士学位。他们会开发新产品，设计新生产流程，也不吝于对旧例提出反思。
对我们来说，去冰岛就是去接受挑战的，也是去学习的。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此刻很少有人知道，其实在那个时候，经济危机的种子已经种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