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防空洞

“所有的连环杀手都有犯错的时候，你只是不知道他们会犯什么错。”

在内布拉斯加，当第一个男孩失踪后，雷斯勒说过这句话。我不止一次听他这么说过。实际上，不少探员都说过类似的话。这像是他们信奉的真理，再棘手的案件也有侦破的希望。这是属于同僚之间的乐观和信念，有着安慰人心的效果。只是在我看来，它也像一种借口，默许我们对生死攸关的案件无能为力。这令我发慌。我相信侧写能够为侦破工作提供助力，因此从犯罪者手中夺回控制权就成了我工作的最大动力。如果侧写工作确实能达到我的预期，那么这一切的局面就有可能逆转。我们不需要等待连环杀手露出马脚，而能够在他们继续作案之前抓到他们。

那个12月的早晨，当雷斯勒请我参加内布拉斯加案的小组会议时，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雷斯勒的邀请起初让我有些措手不及，虽然我参与过小组研究，也在开发侧写技术，但我不是探员，也没去过防空洞，更没有办案经验。但雷斯勒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听我说，”雷斯勒说，“现在别担心那些规矩了。我需要一切力量来协助处理这个案子，我要在凶手再次作案前把问题解决掉。”

当然，他说得没错。对我来说这是个帮助受害者的机会。要是有人觉得我的加入违反了规定，那么，我愿意自负后果。越重要的事，越是要冒险。

雷斯勒的紧迫感延续到第二天早晨的侧写会议上。一进防空洞，他就关掉了头顶的一排荧光灯，径自打开投影仪，迅速把注意力投向我和其他组员。

“好了，打起精神来。这个浑蛋找的是孩子。我不希望再有其他人受到伤害。”

紧接着，他谈起案件细节，用照片和证人证词对特定细节进行说明。他小心地仅仅陈述事实。这种小心在研究过程中至关重要。每次开始新侧写时，主办探员都要尽可能保持中立，不能流露个人观点或偏见，以免影响团队中其他人的判断。

在这桩案件中，不明嫌疑人会残忍地杀害儿童。截至目前，就我们所知，已经有了两名受害人，但极有可能还存在着其他受害人。

* * *

1983年9月中旬，一个星期天的早晨，13岁的丹尼·E.安静地起了床，穿好衣服。像往常一样，他要为内布拉斯加州贝尔维尤的一个小镇送一轮报纸。天色还很暗，他蹑手蹑脚地穿过门厅，轻声经过父母的卧室门前，来到室外。外面回荡着螽斯的鸣叫声。他打开自行车锁，推着车走到车道尽头，小心地不让链条嘎吱作响。远处有一辆车闪着前灯。此时是早晨5点15分，太阳尚未从地平线上升起。他赤脚骑车，来到当地的便利商店，领取自己要送的报纸。在窗边的地板上折好报纸后，他按照平常的路线出发了。

大约两个小时后，刚过7点，丹尼的父亲就被孩子的主管打电话叫醒了。

“我收到了投诉，说报纸没送到，”主管发牢骚说，“你能让丹尼接电话吗？”

“什么意思？”丹尼的父亲问。“嘿，丹尼？”他敲了敲丹尼的房门，等了一会儿，然后大声喊道，“丹尼！”

还是没人回应。丹尼没回来，他的自行车也不见了。丹尼的父亲担心起来，他跳上车，开始沿着丹尼送报纸的路线寻找。他先去了便利商店，跟店里的员工交谈后，驾车路过一座、两座、三座房子，直到他看见儿子的自行车靠在一排围栏上。但丹尼仍旧不知所终。报纸整齐地码放在自行车的布邮包里，只少了三份。这时，丹尼的父亲报警了。

当地的调查人员立刻展开失踪人口搜查。他们搜遍了这片地区，系统性地检查了每一栋楼。丹尼的自行车也被查了个遍，没有发现搏斗的痕迹。他们联络了丹尼的亲戚，包括当时在州外旅行的姑妈和姑父，没人知道丹尼在哪里。有一位目击者称，那天清早，在自行车被发现的位置附近停着一辆以前没见过的车，并描述说，有一个人从车里走出来，在街上张望。但没有更具体的细节，也没有其他有效的线索。丹尼就这样人间蒸发了。

调查人员扩大了搜索范围。两天半后，有人在一条乡村土路边的高草丛里，发现了被掩藏着的小男孩的尸体。尸体的脚踝和手腕被绑在背后，嘴巴上贴着胶带。尸体曾遭受过残暴的对待：肩膀被割开，脸部有瘀青，腿上有一道切口，颈部的刀伤一直延伸到脊柱，胸部遭到数次捅刺，身体被撕裂，内脏暴露出来。男孩的衣服被扒光，只留下一条深蓝色的内裤，而现场并没有留下其他的衣物。

尸检报告认为，丹尼死于多次刺伤导致的失血过多。腿部和背部的伤口被认为是在死后造成的，纵横交叉的形状像某种图案，似乎表达了某种象征含义，但并不是十分明显。如果说这些是单纯的刀伤，也讲得通，因为受害者的肩膀上也缺了一小块肉。罪犯没有留下多少证据，尸体也没有遭受性侵的迹象。然而，报告也指出，用来捆绑受害者的绳子不同寻常，很有特点。绳子的内侧有蓝色纤维，只有把绳子从男孩的脚踝和手腕上割下来后才能注意到这一点。

应联邦调查局奥马哈办事处主管探员的请求，雷斯勒同意给不明嫌疑人做初步侧写。但首先，他得去内布拉斯加州跟办案人员谈一谈。他惊讶地发现，这次的案件与记录在案的另两起案件非常奇怪地很相似。在那两件未侦破的案件中，受害人都是年龄相仿的小男孩。第一个案子发生在一年前，在艾奥瓦州得梅因附近，也是一个男孩在星期天早上送报纸时失踪，至今杳无音信。第二个案子发生在佛罗里达州，一个小男孩在户外购物中心跟母亲购物时失踪了。几天后，小男孩的头被发现漂浮在一条运河上。调查人员从几位目击者那里了解到，有个男人引诱小男孩离开购物中心，上了一辆外州车牌的车。但在当时，由于证据不足，无法对车主进行批捕。之后由于联邦调查局缺乏司法管辖权，又有各种烦琐的程序束手束脚，调查很快不了了之。

从内布拉斯加州的调查人员那里了解情况后，雷斯勒勘察了犯罪现场，评估了案件档案，最后确定，此案很可能是连环杀手所为。他在脑海中对不明嫌疑人做了初步侧写：男性，十七八岁到20岁出头，很有可能认识丹尼，并且将谋杀视为获得主导控制权的行为；没有发生性暴力，表明犯罪者对性不感兴趣，或者至少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兴趣，甚至可能是无性恋者。当时没有太多可供参考的信息，只能依据受害者的年龄、当地的低犯罪率以及既有的研究资料，因此初步侧写的内容很少。雷斯勒把分析报告交给了由当地警方、州警、地方军队以及联邦调查局奥马哈办事处的探员组成的专案组。参与此案的办案人员都没处理过如此残忍的未成年人谋杀案。但他们知道，只有齐心协力、共享资源和专业技术才有可能破案。

* * *

“很不幸，初步侧写没有太多内容，”雷斯勒打开顶灯，“对凶手的描述非常典型：白人男性，青年，在当地工作，很可能参加了某个俱乐部或者社会组织，想要融入团体。现在没有足够的实用信息。我们该做的都做了：催眠，法医检查，给证人测谎，根据证人不可靠的描述画像。但基本上都没什么用。这是丹尼，第一个案子的受害人。大家有问题要问吗？”

“有，”黑兹尔伍德第一个发言，“受害者肩膀上缺失的那块肉，最后有没有找到，还是一直没找到？”

“没找到。”雷斯勒回答。

“那块肉有多大？”

“大概有一美元银币那么大，”雷斯勒思考了一会儿说，“是一刀割出来的，就像切掉火腿的一端那样。”

“嘿，鲍勃，”道格拉斯插话说，“土路那边只是弃尸现场，还是凶杀现场？”

“土路可以确定只是弃尸现场。实际上，尸体全身都是砾石印，但是发现尸体的现场没有砾石。受害者要么是在一片砾石区被杀害，要么是尸体被放在了某个有砾石的地方，然后被运到这里。”

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照片里，尸体像是被随意丢弃在土路旁边，没有被彻底掩盖。这有可能是凶手的疏漏。“他们检查轮胎印了吗？鉴定结果如何？在我看来，他弃尸时显得有点焦虑，做得比较匆忙。”

“没有特别清晰的轮胎印，”雷斯勒答道，“也没有鞋印。我们推测，不明嫌疑人停下车，就随便将尸体丢在了路边，也没有再次挪动尸体。”

探员肯尼思·拉宁举起手，雷斯勒朝他点点头。

“你提过有彩色纤维的绳子，这是什么情况？受害者的四肢上有绳印吗？”

“好问题。他们割开绳子后，检查了受害者的胳膊和腿，找不到他被长时间捆绑的痕迹。事实上，压在身下的草留下的印记都比绳子留下的深。绳子被送到我们的实验室了，但在已知的样本中还没有找到匹配。”

拉宁还想问后续进展，但道格拉斯插嘴问道：“你如何给受害者归类？被动型？攻击型？还是果敢型？[1]”

“受害者是比较典型的中西部男孩，”雷斯勒说，“很普通。在他的房间里，我们也没有发现毒品或者与吸毒者相关的东西。”

“凶器呢？”我问，“凶手用的是哪种刀具，有没有线索？”

“伤口深3~3.5英寸，”雷斯勒说，“凶手很有可能用的是某种猎刀，没有什么不寻常的锯齿，也没有双开刃或者其他特殊结构，就是那种很容易在商店里买到的刀具。”

拉宁举起手，但雷斯勒没理他，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拉宁是组里最年轻的探员，经常被当作小弟弟）。

“听我说，”雷斯勒继续说，“你们问的问题都很好，却没人关心那辆自行车。我觉得这是最突出的问题。照理说，那辆自行车应该被丢到地上，而不是好端端地靠在围栏上，对吧？这说明什么？他认识男孩，是针对他吗？这个人有枪吗？这是涉及控制的重要问题，从攻击的暴力程度和孩子被绑的方式，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但受害人没有被性侵。所以，在受害人被绑架到被杀害中间的24小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要小心，鲍勃，”道格拉斯说，“你这有点引导性了，我们是在做侧写。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有针对性的犯罪。”

雷斯勒沉默了一会儿。荧光灯在我们的头顶嗞嗞作响。

“是的，你说得对，”雷斯勒承认说，“那我们来看第二件凶杀案，讨论一下上个星期五发生的事。”

雷斯勒给投影仪装上一轮新的幻灯片，关掉顶灯，按下投影仪的开关。

“你会发现受害者看起来非常相似，弃尸现场、伤口也很相似。两个案件有很多关联。只不过，第二起案件的暴力升级了。”

* * *

克里斯托弗·W. 是奥佛特空军基地的一位军官的儿子。12月2日，星期五，早上7点半左右，克里斯托弗遭人绑架。他身形瘦高，是个体质娇弱的孩子，刚来这里不久，还没交到朋友。他跟着军官父亲住在军属区，离基地不到1英里[2]，因此镇上的人都知道他。在奥佛特空军基地的外围，奥马哈市的南边，紧挨着内布拉斯加州的贝尔维尤，有目击者见到克里斯托弗曾跟一个白人男性交谈，但因为离得不够近，所以只知道嫌疑人的种族（白人）和年纪（“相当年轻”），谈话的两个人看上去都很冷，说话时两人中间拢着大团大团呼出的水蒸气，除此之外，看不清其他细节。克里斯托弗跳进不明嫌疑人车子的后座，没有任何挣扎、打斗或争执的迹象。男孩看起来好像有点犹豫，但似乎并没有受到胁迫。

“我当时以为他要搭顺风车去学校。”目击者说。

那是克里斯托弗最后一次活着被人看到。3天后，他的尸体在与上一个抛尸现场类似的地方被人发现。同样开阔的乡野——一片农田，周围是荒无人烟的树林。

调查人员能发现克里斯托弗的尸体实属幸运。那个周末，暴风雨席卷了整个内布拉斯加州，一群打猎者刚好赶在暴雪来临前发现了受害者的尸体。这些人驾车去镇子郊外打松鸡。把车停在路边后，他们注意到有两排脚印离开小路，而却只有一排脚印回来。他们沿着脚印走了大约150码[3]后看到了尸体，便马上给当地警局打了电话。

办案组立刻将前后两件案子联系在一起。与第一位受害者一样，这个孩子也是除了内裤什么都没穿。胸部和腹部也有一道道很深的刀痕，颈部的刀伤从脊柱顶部划到了下颌，凶手可能想把他的头切下来。这次也没有性活动的证据。受害者13岁，体重近125磅[4]，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循规蹈矩的孩子。

两个案件中的受害者和抛尸地点有很多相似处，但也有三个值得注意的不同点。第一，第二个受害者被发现时，衣服被整齐地堆放在离尸体几英尺[5]远的地方，而第一位受害者的衣服没有被找到；第二，第二起的案件中没有出现绳子；第三，初步化验报告显示，第二个受害者的尸体比之前的遭受过更多死后的切割。

* * *

“差不多就是这样，”雷斯勒再次打开灯，“细节还在收集中，还有一位目击者要采访。这是专案组目前知道的全部情况。当地警方正在跟报社和电视台合作，寻求公众的帮助。公众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提供线索，包括车牌号码或对可疑人员的描述。还有一个公告，希望公众举报附近鬼鬼祟祟跟孩子搭讪的人。大家有问题吗？”

“你说衣服是叠好的，”道格拉斯说，“能再给我们看看那张幻灯片吗？”

雷斯勒把投影仪里的照片倒回了几张：“在这里。不大容易看出来。衣服像是有意放好的，而不是随便堆在一起；不是特别整齐，但看得出是刻意为之。有点像是把外套对折了一下，而不是随手一丢。衣服堆放的顺序值得注意。”

雷斯勒没说话，留给我们一点时间写笔记。然后拉宁说话了。

“我想知道，有没有器官被摘除的迹象？”

“没有，”雷斯勒摇摇头，“伤口都是割开的。看起来像某种图案，但显然只是割痕，没有其他含义。”

“我可不敢这么说，”拉宁反对道，“这跟上个受害者的太像了。我觉得这一部分很有仪式感，像是出于愤怒。”

“好吧，等一下。让我倒回去看看，”雷斯勒说，“我们的人看过第一位受害者的法医鉴定报告，没发现伤口有什么特别的。不过对于孩子肩膀上不见了的那块肉，他们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他们在伤口附近发现了一个牙印。牙印并不完整，但可以推测，割掉肉是为了掩盖凶手咬人的癖好。”

“受害者的特征呢？”我问，“我认为我们需要了解受害者的特征，以及他们与罪犯是什么关系，不过这些照片中受害者的面部都不是很清晰。受害者的年龄是关键因素吗？还是两个人相似的长相？”

“他们俩确实看起来很像，”雷斯勒说，“说到受害者的特征，有很多。凶手选择的都是容易下手的受害者。有一点很关键，受害者都是年轻男性，而不是女性。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家伙很懦弱。是的，是的，我知道。这是我的偏见。”他耸耸肩，瞄了一眼道格拉斯，没给大家指责自己的机会就先认了错。“好，开始干活吧。我们来做点侧写。”

最后这个环节才是开会的真正目的。那天上午，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已对案情熟稔于心。我们都细读过文件。雷斯勒的讲解也很全面，富有见解，他还用照片和幻灯片补充了新的背景资料，但主要还是在回顾案件。讲解其实只是起个头，以便让一群优秀的侧写师合力缩小搜查范围，锁定少数几个嫌疑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流程。探员们各抒己见，明确嫌疑人的特征。侧写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联邦调查局里总有人因此贬低侧写，但我却视此为优势。不过，这也意味着侧写时要尽量缜密。每一项证据，每一个经过精心考量的细节，都会依据情况而受到检验和修改，从而得出嫌疑人的全貌。最终确立的印象会更有整体性，而不仅仅是零散信息的简单拼凑。我们虽然无法通过侧写直接指认犯罪者是谁，却可以利用所有证据，对嫌疑人进行深刻而细致的画像——包括他们的年龄、种族、体形、工作、教育程度、爱好，乃至可以想到的几乎所有细节。

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案件中，我们依据每一项证据，做出了最为详尽的描述。雷斯勒做了初步的侧写：凶手很可能因工作之便而能够近距离接触到年轻男性，因此很可能是足球教练或者童子军团长；凶手用刀割掉受害者身上咬痕的手法很粗陋，因此不明嫌疑人可能平时会阅读法医学相关的侦探杂志；凶手痴迷于控制，会留心关于自己罪行的新闻报道，想知道自己在媒体眼中的形象如何——这一点我们也都认同。以此作为起点，我们结合了对连环杀手的研究以及基本的人口学特征，进一步推断：连环杀手杀害的往往都是自己同种族的人，所以凶手应该是白人；受害者年纪小，表明凶手也很年轻，说不定性发育不成熟；而案件中的极度暴力行为也表明，凶手对世界怀有深深的愤怒和不公平感。

不过，不易察觉的小细节往往决定了侧写的成败，需要特别留意。我们对不明嫌疑人的描述如下。

凶手是一名白人男性，20岁左右。他的车保养得不错，看上去很漂亮，所以受害者才会放心上车。他散发着自信，跟受害者年纪相差不大，因此交谈起来并不费劲。但这种自信只流于表面，因为明显可以看出，他事先有策划——准备好了绳具捆绑受害者——而弃尸时却非常匆忙，这说明犯罪者缺乏经验而且当时情况紧急。

绳具暗示了犯罪行为与性的关联，绳具中的束缚元素与性控制是一致的。但没有证据证明受害者生前和死后遭受过性侵，这说明犯罪者尚未性成熟，犯罪经验有限，偏执多疑。凶残的刀痕表明凶手对于没能实现性侵感到挫败和愤怒。这表明凶手只能有性幻想，很可能是由于他童年时受到过性创伤。

凶手习惯在早上行动，说明他可能是轮班制的蓝领，譬如上晚班的半熟练机械师。这一点再次暗示着凶手智商平平，很可能上过高中，但没有更高的学历。他没有结婚，不善于跟女性相处，没有性经验。他可能有情感障碍，易冲动。他是本地人。他痴迷于小男孩，很可能参与了某种活动，让他有机会与孩子接触，比如少年联盟之类。他独居，住在公寓楼里。他将侦探杂志当作色情读物。他很可能以前就对小男孩有过性侵行为，所以应该会有青少年犯罪记录。他独来独往，一直想走出小镇，但因为能力有限而未能实现。他在犯罪道路上越来越有自信，很可能会通过高风险行为暴露自己。

最近的凶案已经让当地警方不堪重负，但我们有必要告诉他们很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凶手可能很快会再次作案。此外，从第一起犯罪到第二起，其作案过程表明不明嫌疑人的手法已经有了进步。随着节日的来临，学校即将放寒假，孩子们离开了安全的教室，更容易受到攻击。犯罪者会很难抗拒这样的诱惑。

随后几星期，调查人员审问了很多嫌疑人。其中一个嫌疑人有恋童癖，曾强迫小男孩上自己的车。虽然这个嫌疑人最后被逮捕并被定罪了，但他同丹尼·E. 和克里斯托弗·W. 案没有关联。12月过去了，没有出现新案情。1月初同样如此。

1月11日早晨，终于出现了新情况。学校重新开学，教会日托中心的一位女教师注意到一辆可疑的车在停车场活动。女教师写下了车牌号码，但男驾驶员倒车停好后，威胁说如果她不交出纸条，就杀了她。这位女教师设法摆脱了他，跑到室内，拨打了她从新闻里看到的热线电话。那个男人跑了。

当地警方和奥马哈市联邦调查局分局的探员快速做出反应。他们发现那辆车来自附近的一家修理厂，在那里调查人员得知这辆汽车被奥佛特空军基地的一个空军人员租用，而他自己的车目前留在修车厂修理。透过车窗，探员看见了一条与第一位受害者身上相似的绳子。车主名叫约翰·约瑟夫·朱伯特四世，是一位雷达技术员。探员们立即联系了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得到了进入朱伯特住所的许可。这次授权搜捕发现了更多的绳子、一把大猎刀和几十本翻烂了的侦探杂志，其中有一页已经卷边了，上面讲的是谋杀报童的故事。这次的发现，包括朱伯特的体貌特征——21岁，白人男性，体格柔弱，都完全符合之前的侧写。

通过调查，探员们进一步发现，朱伯特是一名低级工人，上的是晚班，主要的工作是给空军设备做基础的日常维护；他还在美国童子军组织工作过多年，是空军基地的童子军团长助理。

在审讯过程中，朱伯特起初否认自己杀了人，但面对证据时他渐渐开始动摇。调查人员告诉他，在他的车里发现的绳子与第一位受害者身上的绳子是一样的。对此，朱伯特解释说，他是童子军团长助理，绳子是团长送给他的，并说想跟团长谈谈。这是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可以请嫌疑人信任的人参与审讯，以减轻他的恐惧。安排好会面，与童子军团长交谈良久后，朱伯特接受了团长的建议，承认自己杀害了丹尼和克里斯托弗。根据他的供述，他把孩子接上车后，很快就杀害了他们。他从来没有发生过自愿性行为，并且会对小男孩产生性欲。此外，阅读侦探杂志上关于支配、力量和控制的故事会使他达到性高潮。

朱伯特的招供进一步印证了联邦调查局的侧写。如预测的一样，他有情感发育障碍，性向不明，易冲动。这些特征在他复述杀害丹尼的步骤中非常明显：

我会早上[五点半]设闹钟起床出门行动。我上了车，走进一家快客便利店，看到那里有一个孩子。他在送报纸。我在停车场经过他身边。开车经过时，我突然想把孩子弄上车，放到后备厢里，带到什么地方去。我走到他后面，用手捂住他的嘴，说“不要发出声音”。然后，我用胶带粘住他的嘴，把他的双手绑在身后。我想，我不能在这里干……我把车开到一条土路上停好。然后我把他从后备厢拖出来，叫他脱掉衬衫和裤子。我记得我把双手放在他的喉咙上。他的手挣脱了，想要阻止我。我告诉他，“别担心”，然后抽出一把片鱼刀。刀不贵。胶带是从医院搞到的——我以前做模型时手指被美工刀割破了，医生给过我一些胶带。

之后朱伯特说，他在丹尼的胸部捅了一刀，听着他的尖叫，又一遍遍地捅他，随着每一刀的捅入，朱伯特越发感到性兴奋。

供认过程中，朱伯特没有流露一丝情绪。但说起丹尼左大腿上的大割痕时，他兴奋起来。“那是为了掩盖一个咬痕，”他解释说，“杀他们要有章法。一定要操作正确。”他强调自己在真正杀死丹尼时没有任何感觉，只是在表演彩排过多次的幻想。“我知道这听起来冷酷得有点荒谬。”朱伯特补充说，自己后来去了“麦当劳，去男厕所洗了沾满血的双手。然后点了早餐。吃完，我回了家，倒在床上，昏昏沉沉睡了一两个小时”。

朱伯特与我当时研究的其他连环杀手有很多相同的特点。而在我查阅了更多的案卷之后，这种相同形成一种明确的模式。换言之，研究朱伯特的背景确实帮助我奠定了最初的想法：连环杀手的发展具有某种逻辑性。这些人成为连环杀手并非完全出于偶然或随机，而是更多出于一种扭曲的意图，是养育、个性和心理的综合，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他们以凶残的方式对触发因素做出回应。朱伯特就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例子。

朱伯特的父母在他小时候离了婚，母亲带着他搬到缅因州，独自辛苦养家。受挫与愤怒令朱伯特蠢蠢欲动。13岁时，他在4个月内犯下了一系列暴力罪行。第一次是在一个6岁的小女孩骑自行车经过自己身边时，朱伯特用铅笔或螺丝起子捅了她。几星期后，他用刀捅了街上经过他身边的一个27岁女性。两个月后，他用美工刀割开了一个9岁男孩的喉咙——男孩活了下来，不过伤口有2英寸，缝了十几针。这些伤人行为都是朱伯特酝酿着的杀人幻想的预演。

朱伯特说，自打有记忆以来，他一直怀有暴力幻想。他能回忆起最早的幻想出现在他6岁的时候。在幻想中，他偷偷走到自己的保姆身后，掐住她的脖子，大口把她全部吃下去。朱伯特说他在脑中不断回放这样的画面，整个童年都在重复和改进方案，直到他第一次杀人。他不记得自己的幻想对象什么时候从女性变成了小男孩。但他知道，幻想似乎比现实更真实。现实总是一系列的失望和束缚，而幻想可以让他在想象的国度里自由驰骋。

朱伯特被捕后，精神病学家对他的观察是：“他似乎非常缺乏情感体验，表现出某种慢性解离过程。我怀疑他隐约知道自己这方面有缺陷，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在通过杀人尝试体验强烈的情感。”

朱伯特似乎也同意这样的评估。他认为，幻想有助于他忘记童年时目睹的家暴场面，包括发生在他父母之间的多起家庭暴力事件。从那时起，只要感到紧张，朱伯特就会开始幻想。

“想起这些念头时，我的紧张情绪会得到缓解，”他说，“我发现，幻想会让我感觉舒服一些，随着我长大，它变成了一种习惯。”

他还主动说起自己对受害者年龄的理解：“11岁到13岁，我过得特别不开心，我觉得，我选择那个年龄段的男孩就像是在针对我自己。”

报告中的其他细节在我看来也非常重要，我决定在联邦调查局的连环杀手研究中使用它们。首先，在精神病学测验中，朱伯特表现出高智商和极强的记忆力。其次，在重述事件时，朱伯特冷静客观，毫无同情心，仿佛他回忆的是电影内容而不是自己的暴行。最后，他的想法和行动都结构严谨。

我的结论是，朱伯特是一个聪明、细致、有条理的人，但几乎没有同理心。同时，他能够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的不同，并因此深感隔绝于世。这导致朱伯特习惯性地构建起复杂的幻想，试图在自己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情感裂隙上搭建桥梁。但这还不够。为了感受到某种真实的情感，他需要给别人造成痛苦。他以一种寄生虫般的方式，在寻找受害者的过程中，在引发他人痛苦的行动中，找到了自己长久以来缺失的情感。

* * *

对于我、道格拉斯及雷斯勒来说，朱伯特案是个重要节点。此前，我们着重访谈已被定罪的连环杀手，并在犯罪人格研究中使用分析数据。而关键的下一步，是将研究结果应用到犯罪侧写的调查技术上。为正在进行中的犯罪案件提供侧写，展现出这一工作的无限潜力，它甚至可以在最紧急的调查中提供协助。我们确信，侧写虽然还处在蹒跚学步的阶段，但最终它会发展为强大而有效的工具。此外，很重要的是，我们证明了即使在跨部门合作的复杂机制中——各州、当地和联邦部门共享资源的情况下，侧写仍会成功。侧写是有效的。

雷斯勒很快在学院课程中补充了朱伯特案，用以强调跨部门合作的重要性。在早期的一场讲座中，一名来自缅因州波特兰市的警官注意到，内布拉斯加州案与他所在辖区的一件悬案有诸多相似之处。这名警官提出课后与雷斯勒交流。他之后解释说，缅因州案发生时，朱伯特仍住在缅因州，三个月后才加入空军。雷斯勒也认为这些相似之处过于巧合，不容忽视。他要来缅因州案的调查记录：1982年8月22日，11岁的“理奇”理查德·斯特森的尸体被人发现。身上有一处刺伤，脖子上有勒痕。而法医照片中最醒目的，则是受害者腿部一处人为的咬痕，罪犯在上面划了很多刀，似乎想掩盖它。最终，雷斯勒根据对咬痕的分析证明，除了朱伯特承认的两起内布拉斯加州谋杀案，缅因州的斯特森案也是他所为。

此外，朱伯特案有着更广泛的重大意义。全国的媒体在报道中称其为“伍德福德杀人案”，因为案件发生地是内布拉斯加州的伍德福德县。这是行为科学调查组第一次受到关注。我们的成功赢得了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的赞许，他写了一封表扬信，盛赞侧写工作在破案中起的重要作用。媒体热度也使得《国会议事录》（Congressional Record）公布了该案，并批注说：“所有相关方都值得最高表彰。”

这些公开支持使行为科学调查组朝着被联邦调查局完全接受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联邦调查局内的传统人士仍认为侧写过于学院派，对现实中的犯罪侦破工作不会产生长久的影响。但即使是最坚定的反对者也无法否认我们近期所取得的成就，我们证明了侧写在理解犯罪者心理的过程中存在价值。我们的方向没有错。

尽管侧写几乎不可能取得这个国家里所有人的认可，但能够在未结案件中利用侧写追踪到凶手，这本身就已经是最令人满意的奖赏了。只要抓到凶手，曾经的困惑和考验、无穷无尽的批评之声，这一切都不值一提。我们要运用犯罪侧写去拯救无数可能的未成年受害者。朱伯特案仅仅是开端，它只是20世纪80年代暴增的连环杀手案中的冰山一角。我们的工作才刚刚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