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联邦调查局来电

读博期间，我研究的是精神科护理。在那段时间，我初次了解到了人性中的暴力面。人的思想、大脑的运作机制以及精神不稳定导致的极端行为令我非常着迷。20世纪70年代，业界盛行着公然的性别偏见，我对异常行为动机的兴趣常常被男领导评价为“人生必经的一个阶段”，“很新奇”，或者最糟糕的是，“很可爱”。过去，从事护理专业的女性被视为“女佣”——她们都是“洋娃娃”，穿着纯白连衣裙、长筒袜，戴着浆洗过的白帽子。我们的价值并非取决于我们的付出，而是取决于我们对医师指令的执行度。但我不理会这一套，我想有所作为。长久以来社会对女性的陈旧观念无法阻止我依照自己的想法行事的决心。

我对自己要求很高。但在当时，除了性别偏见，我还得面对一个事实：大部分人都不太了解精神科护理。直到1955年，精神科护理才成为专业护理教育的一门必修课，因为在二战结束后，有大批退役士兵需要专业人士来照料他们的精神健康。而就在我毕业前几年，精神科护理专业才刚设了最高级别的学位。在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成了一个小众专业中为数不多的知名专家之一，而这个专业对我来说，则是一片有待开拓的疆土。

读研期间，我第一次有了帮助精神病患者的机会。当时我在马里兰州的斯普林格罗夫州立医院工作。那是一所大医院，但精神病科室太小，资金不足，因此我可以自行选择“你最能帮助的病人”。最初吸引我的是女性患者。我很快发现，对大部分女性患者而言，精神疾病并非与生俱来，也不是在年轻时逐渐变得严重起来。她们中大多数人的共同之处在于，她们都是性侵的受害者。这些女性曾受到过袭击、羞辱，之后又被迫独自承受这些不幸经历所带来的创伤，乃至他人的指责——“她们咎由自取”。这样的长期持续性的折磨让人难以招架，而当她们再也无法承受时，她们就会成为精神病患者中的一员。

有一位病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叫玛莉亚（Maria），20岁出头。在发现她遭到强奸后，她的丈夫立刻落井下石提出了离婚。我刚见到玛莉亚时，她日复一日地在医院的长厅里来回踱步，搓着双手，嘴里念念有词——长厅的松木宽地板被她踩得有些褪色，甚至有点泛蓝。我陪着她一起来回走，希望我的支持会让她敞开心扉。直到几周后的一天，玛莉亚在长厅里拖着脚步越走越快，我紧紧跟着，想听听她在嘀咕什么。她直勾勾地盯着我，像冒气的茶壶一样气急败坏地说：“别跟着我，你这个该死的红头发婊子。”

听到这句话，我突然停下来。玛莉亚的话点醒了我。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想过，两个人对同一件事的理解会如此不同，每个人的脑海中都上演着截然不同的现实。我觉得自己是在安抚和陪伴玛莉亚，但对玛莉亚来说，我的靠近以及无休止的坚持却如同龇牙咧嘴的猛兽。我进而意识到，这种差异其实也是暴力的核心要素。我过于关注受害者的感受，却忘记了暴力伤害事件中存在另一个完整的个体，而不仅仅是残忍、专横或者病态这样的符号。而要充分理解犯罪的本质，我需要同时看到事件中的受害者和犯罪者。我必须知道犯罪者的动机，以及他们行凶时的心理活动。

治疗玛莉亚的那段经历成了我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之后几星期，我将注意力从女性患者转向了住在精神病科室法医病房里的男性患者。他们大多犯有严重的罪行，在案件审理前被暂时安置在这里。因此，连医生都不太注意他们。也没有人跟他们谈论他们的犯罪经历。这反倒令我对他们特别感兴趣。我想知道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罪行，以及如何看待受害者。我想了解他们。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兴趣不是改造这些人，而只是将他们看作踏入犯罪心理学——这片“处女地”——的一次机会，从他们那里获取知识，以帮助以后的受害者。我没什么可损失的。于是，我开始以访谈的形式与他们接触，重点关注他们的幼年和青春期经历，让他们畅所欲言，重述犯罪经过。

我的兴趣和访谈似乎让我的谈话对象很惊讶。自从被病房收治后，他们一直受到贱民般的对待。回忆犯罪过程时，他们会慢慢敞开心扉——有时警惕，有时高兴，有时又颇为凶狠。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显现出更深层的行为共性：注视着我，密切地观察着我对那些暴力细节做出的每一个反应。他们想看我有没有表现出不舒服。这似乎是一种奇怪但又普遍存在的控制欲。他们每个人都被诊断为患有某种潜在的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精神病性抑郁症，或者是当时对无数未明疾病的笼统诊断。我看得出这背后存在着什么，值得进一步追问。

我对此产生了兴趣。我感觉自己差点儿就能抓住至关重要的答案，揭示受害者与犯罪者之间的动态关系。这正是我渴望大显身手的工作。而另一方面，我的同事们却对此无动于衷。他们更愿意把性暴力解释为有伤风化的边缘性行为，或者是不应讨论的“女性问题”——仿佛性暴力不涉及男性似的。

事实绝非如此。暴力强奸在美国广泛存在，是最主要的4种暴力犯罪之一。仅1970年就发生了37 990起强奸案。雪上加霜的是，那些受害者所遭受的心理创伤也缺乏合适的治疗方案。

“你们不懂，”我对不屑一顾的同事说，“从来没人研究过这种独特的人类行为，现在是个机会。这类研究还很新颖。我们可以做一些既重要又正确的事。”

他们的反应都一样：“算了吧。这样不利于你的职业生涯，不值得。你不是还想取得终身职位吗？”

我无法相信他们会这样说。他们是每天与我一起工作的朋友和导师，是我在精神病领域非常敬重的前辈专家，但他们竟都是如此得过且过。他们要么没明白我的意思，要么是不想明白。不管哪种，都是在助长不正之风。

* * *

那次醒悟扭转了我的人生。我越发清楚地看到，医院的同事永远不会理解深度研究强奸行为的重要性，于是我辞了职，开始了新的学术生涯。帮助病人固然重要，但我想做出系统性的改变，让受害者得到应有的治疗和支持。进入学术界可以让我继续我的研究，从而更全面地了解犯罪者在实施强奸、性侵和性暴力时的心理。面对这类罪行，当时大多数人认为是受害者“咎由自取”，而这在无形中也助长了犯罪。我的研究则有机会改变这一切。

斯普林格罗夫州立医院的那些女性患者教我认识到，受害者和犯罪者是同一故事的两面；而那些男性患者，则让我看到了“控制”这一要素的深远影响。是“控制”——或者说缺乏控制——令女性很少公开谈论自身的创伤。正因如此，几十年来，关于性暴力的心理分析——流行的理论是女性因为着装或幻想被强奸而导致她们受到侵犯——尽管毫无道理，却从未受到质疑。“控制”导致“耻辱”，而“耻辱”则让人们对问题守口如瓶。总之，没有人关心受害者的想法。

因此，我和琳达·霍姆斯特龙聚焦于强奸案受害者的反应，开启了一项跨学科研究。琳达是一位社会学家，是我在波士顿学院取得精神科护理教职后的同事。我们想深入了解性暴力造成的情感创伤，因为情感创伤往往比暴力本身造成的身体创伤更持久。我们希望这项研究能帮助临床医师认识和理解强奸带来的创伤表征，也能为更多的受害者提供服务。我们的方法与当时常见的研究方法极为不同。在一年的时间内，每当波士顿城市医院急诊室收治了强奸受害者时，分诊护士都会立即给我和琳达打电话，我们会马上找受害者面谈。我们会根据病人的情况安排会面，通常在急诊室的隔间里，不受他人干扰，而不是让一大堆调查人员不带感情地用临床方法分析访谈对象，仿佛受害者只是有待观察的单纯数据。我们将她们视为独立的个体。她们讲完自己的故事后，我们会提供危机干预的建议。在当时，只有极少数受害者接受过这种类型的专业护理。我们的合作不涉及金钱：不向受害者付费，而我们提供的建议也是免费的。但我们从彼此那里得到的见解却极为珍贵。我们用这种方法与受害者建立了更良好的沟通，并且令受害者所遭受的心理创伤第一次有了学术上的名称“强奸创伤综合征”。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方法奏效了。我们总共面谈了146位病人，年龄从3岁到73岁不等，收集了2 900页笔记，并做了归类、分析和解读。我们给了受害者发声的机会。

1973年，《美国护理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Nursing）发表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文章标题为《急诊室中的强奸受害者》（“The Rape Victim in the Emergency Ward”）。1974年，我们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上发表了第二篇重要论文《强奸创伤综合征》（“Rape Trauma Syndrome”），将读者范围从护理学领域扩展到了精神病学领域。该研究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性暴力不仅关乎性，更与力量和控制有关。我们对受害者经历所进行的崭新解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执法部门如何与受害者互动、医疗机构如何回应受害者的需求，以及司法系统如何处理强奸案件，都因此萌发了新意识和改革需求。研究引发的广泛影响比我的期待要更加深远，不仅颠覆了人们对性暴力的系统性认知，也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

因为这项研究，我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注意。

* * *

在此之前，联邦调查局就已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暴力性犯罪的数量出现激增。而联邦调查局的任务之一，正是对暴力案件出现的新趋势做出解释并应对。随着相关案件的报告压垮了地方执法部门，性暴力泛滥成了联邦调查局亟待解决的问题。最初，联邦调查局采取的是标准的处理方式：给联邦调查局学院培训部派发任务，指导全美国的执法部门如何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特定种类的暴力犯罪。他们以为和以往一样，这一趋势终会过去。可问题是，学院里没人了解性暴力，在性侵、强奸、性谋杀或受害者心理等方面，也少有探员拥有相关的背景或专业知识。他们既无法胜任这类工作，也无从为其他警官提供专业建议。

虽然调查局官方对性暴力犯罪所知不多，但他们的期望很明确。他们向整个培训部传达了最新指令，明确必须添加性暴力相关的课程。1978年，行为科学调查组的新探员罗伊·黑兹尔伍德在洛杉矶警局教授人质谈判课时，根据这项指令提及了这一新的内容，但坦承自己对强奸案受害者心理不甚了解，很快便转向了其他话题。他之前也这样做过，没人对此提出异议。但这次不同。培训课结束后，一位周末在当地医院急诊室兼职护士工作的女警官走上前来，对黑兹尔伍德说，自己读到过一篇解释性暴力生理、心理本质的文章。她觉得，或许这篇文章对黑兹尔伍德提到的那类案件会有所帮助。这引起了黑兹尔伍德的兴趣。他觉得这或许能解答联邦调查局的难题。于是黑兹尔伍德向女警官询问了细节，一星期后，女警官将我与琳达的文章寄给了他。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段，也就是1978年的秋天，我正忙着教学和新课题的研究。9月中旬的一天，新学期才刚开始没多久，就在我为了新的研究课题——关于心脏病患者回归职场的社会心理风险——申请资助时，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助手探身进来说，有人打电话找我。

“你能让他留言吗？”我问，头也没抬，“我现在很忙。”

她停顿了一下，我察觉到她在盯着我。“我觉得你有必要接下电话，是联邦调查局。”她小声说道。

这当然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点点头，让她继续自己的工作，然后缓缓拿起电话：“你好？”

电话那头传来铿锵顿挫的声音：“你好。我是督导探员罗伊·黑兹尔伍德。你是安·伯吉斯教授吗？”

“是的。”我回答说。

“是写《急诊室中的强奸受害者》的那位安·伯吉斯吗？”

“没错。”

“太好了，”他说，“我希望没有打扰你。我一直想和你聊聊你的研究。”

黑兹尔伍德公事公办的干练语气突然变得柔缓而严谨起来。他很友善，措辞谨慎，缓缓说出的长句像是在和他想表达的意思周旋。一开始，我没明白他是怎么找到我的。他花了几分钟解释自己如何读到我的文章，又花了更久的时间才说起他打电话的原因。

“要知道，哪怕是像联邦调查局这样情报丰富的机构，有时候——其实是很偶尔的——也需要外面的专家提供新见解。我们不太能读懂你在文章中提到的暴力趋势，”他停顿了一下，“我想这是因为没有多少人站出来谈论亲身经历。现在的问题是，我怀疑联邦调查局搞反了研究方向。面对这些犯罪，我们得到的只不过是一堆分析数据。而你，你挖掘到了其中的人的因素，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想请你到匡蒂科来做一个讲座，给探员们介绍一下你的研究成果，给他们讲讲性暴力犯罪中双方的心理问题。我想他们一定会受益匪浅。”

我有些犹豫。在此之前，我只向护理人员和对性侵危机进行干预的相关工作者讲过我的研究内容。女性群体倒是很愿意了解这个话题。她们与我的工作息息相关。我们也能相互理解。她们能体会为什么大学时我在医院值完班后要匆匆穿过波士顿公园，赶在天黑前参加三角姐妹会（Tri Delta）。更重要的是，女性受众能理解我的恐惧：有天晚上，一群男性青少年从巷子里蹿出来骚扰我，拽着我身上的护士披肩，拉扯我的胳膊，幸好我最后奋力挣脱了。我不知道男性受众是否也能有相同的体会。片刻迟疑之后，我的好奇心终究占了上风。

“好吧，黑兹尔伍德探员，”我说，“把详细情况传真给我。我想看看联邦调查局是如何训练探员理解性犯罪的。”

* * *

我在联邦调查局学院第一次做讲座时，听众是一群40岁左右的男性探员，他们大部分看起来是电视上常见的模样：清爽的板寸发型，清一色的挺括蓝色衬衫，魁梧的运动员体格。连举止都很典型，他们提前5分钟在座位上坐定，手里捧着笔记本和钢笔。

我很乐观，先问了个问题：“你们对强奸案受害者的心理了解多少？”

有几位探员垂下目光，有些人默默笑了笑。但没人回答。

我心中执法悍将的光辉形象瞬间崩塌了。

“强奸在传统上是从性的角度定义的，”我说，“强奸并非只关乎性。强奸是一种关于力量与控制的行为。受害者明白这一点，因此很多人不会站出来。她们感到无助、崩溃、羞耻。她们彻底体会到侵犯一词的含义。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受害者愿意站出来向你求助，那是因为她们隐约希望你能帮她们找回自己被夺走、损毁和无力掌控的东西。这种时候，你的回应至关重要。”

我从笔记上抬眼看去，发现每个人都坐得笔直。我已经抓住了听众的注意力。

“好，”我说，“我们来看几个案例。”

我调暗顶灯，打开投影仪，点开一系列照片，照片中是血迹斑斑的内裤、一片狼藉的卧室，以及遍布伤痕的女性面部特写。有些探员低头开始做笔记，但更多的人为照片中的惨状所震撼。之后再没有人傻笑了。

第一次的讲座很顺利。不久之后，我受邀回来定期讲课。那段时间跟做梦似的。在联邦调查局里工作的女性通常只有文员和秘书，她们会尽量避免与我接触，只是用好奇的眼神打量着我。除了她们，我常常是楼里唯一的女性。出于专业方面的原因，我能想象自己这个新来的性暴力犯罪专家会引出什么闲话。不过黑兹尔伍德特别照顾我，让我不用担忧。他耐心地向我解释了联邦调查局的内部文化，也乐于就他手上的案件和课题请教我的看法。他也总是向其他探员介绍我。这种场合下的谈话往往简短、专业，还有点冷淡，大部分时候我与探员们的关系也是如此，但也有令人难忘的例外。

那时，刚上任不久的助理局长肯·约瑟夫宣布学院的全体教员都要尝试进行原创研究，包括行为科学调查组的“心灵猎手”们，这一独特的称号来源于他们对连环杀手犯罪心理的兴趣。这一新的指示显示了联邦调查局的思维转变。局势变了，胡佛时代的官员逐渐下台或者隐退，他们坚持的理念也随之淘汰。这一理念，用上一任助理局长约翰·麦克德莫特的话来概括，即“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是抓住罪犯，送他们上法庭，并监禁他们。研究则是社会学家的工作”。时代在变。黑兹尔伍德明白这一点，并借此契机安排我和他的另外两个同事会面。他们是罗伯特·雷斯勒和约翰·道格拉斯。

“他们想进一步了解你的研究。”黑兹尔伍德一边说，一边招呼我进电梯。电梯把我们带到地下楼层。“你的工作内容让他们深受震撼，因为……那个，”他停顿了一下，“我不应该说太多。他们有个小项目，你可能会有兴趣。你们做搭档应该不错。”

黑兹尔伍德说得没错，我跟雷斯勒和道格拉斯一拍即合。其中部分原因是我擅长讨论暴力问题，另一部分原因是我跟别人不同，我对他们的工作真的感兴趣。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雷斯勒认为来自局外的声音也很重要。

道格拉斯一开始有些冷淡。不过，当雷斯勒向我解释起这项“非常规”的研究后，道格拉斯打开了话匣子。

“我们管这个叫作犯罪人格研究，”道格拉斯说，“鲍勃[1]想的点子。我们在给学院办事的时候，可以顺便造访监狱、采访连环杀手。过去，我们一直在漫无目的地研究各种犯罪案件，可得到答案的最好办法，似乎就是去采访被定罪的罪犯本人。但这只是最容易的环节。凭借着警徽，我们可以毫无障碍地进出监狱，拿到所有人的录音。埃德蒙·肯珀（Edmund Kemper），西尔汉·西尔汉（Sirhan Sirhan），理查德·斯佩克（Richard Speck），这些人都不在话下。”

“是的，”雷斯勒接过了话头，“难的是搞清楚录音真正的意思。目前这些录音只是记录了采访的内容而已。所以，黑兹尔伍德介绍你的工作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你使用的技术和我们正在尝试的方法可能有重合之处。你怎么看？”

我被勾起了好奇心，当即表示同意，并听起了他们拿到的录音带。

我仿佛偷听到了赤裸裸的人性。一盒接着一盒，我一次次地按下播放键，凝神细听，直到最后一盒磁带“咕噜噜”地到了尽头。我做好笔记，又从头开始听。录音带里的对话揭露了罪犯的傲慢，有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魔力。但同时，这些采访也显得很凌乱，缺乏统一性，也没有明显的策划，甚至算不上是谈话研究，也显然没有考虑到未来的分析。这些采访的唯一目的，似乎只是让罪犯不停地说话。不过，我仍然被这种前所未有的行为学调查吸引了，雷斯勒和道格拉斯为此确实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于是，在第二次见面时，我也对他们说了我的感受。

“我觉得你们做的这件事很有意义，”我说，“从中可能会发展出理解犯罪行为的全新方法。据我所知，还没人研究连环杀手的杀人动机。这个影响会很大。”

“我知道。”道格拉斯笑了，看了眼雷斯勒。

“可是，”雷斯勒没有回应他，而是认真地看着我，“你认为这些录音带能说明什么问题？在我听来，它们只不过是一群疯子在聊自己的犯罪幻想。是缺了什么吗？”

“目前缺的有很多，比如背景信息、成长经历、暴力史，”我承认，“但只要方法规范，操作无误，这些问题都能解决。你要先打好基础。准备一份问卷，比较每次的访谈结果。你必须把它当作真正的研究，要有数据收集和分析的实际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搞清楚犯罪者的动机。你还要把研究结果发表出来，让其他人也能理解。”

“比如，出版一本书？”道格拉斯问。

“我原本想的是发表一篇杂志文章，阐述研究结果，”我说，“不过，出书也许也不错。”

道格拉斯看也没看一眼雷斯勒，立刻就问我能不能帮他们忙。

* * *

利用工作之便，探员们弄到了一堆研究所需的案件资料，涉及强奸或性暴力的连环杀手。材料一应俱全。困难在于要想出一个细致又全面的方法，要能经得起联邦调查局的严格审查。有一次，局长威廉·韦伯斯特（William Webster）请雷斯勒去他的办公室共进午餐。毫无准备的雷斯勒被要求当着其他就餐者的面解释犯罪人格研究。雷斯勒解释了半天，却只换来局长的严厉警告，说绝对不允许“玩虚的”。不过，最让雷斯勒恼火的倒不是这个警告，而是他一口都没吃上那个他花了7.61美元买的三明治。

但我对这警告背后的利害深有体会。我在强奸问题上的研究成果，来自学术界同事的质疑，这些都让我对可能的官僚主义审查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有人会把我们的研究视作对现状的挑战，也会有人嘲笑我们，甚至百般阻挠，盼着我们失败。大多数人固执地认为，杀人犯就是一群变态，除此以外，并不存在更深层的意义，也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经验教训，纠结于他们为何杀人纯属浪费时间。但我完全不在意这些想法，心理问题绝非如此简单。更重要的是，好的研究终究会揭露背后的真相。我相信研究的意义。

当时最让我担忧的是犯罪人格研究的覆盖面和概括能力。为此，我们有必要将研究划分成侧重点不同的至少三个部分，这样也更有利于操作。首先，要分析对已定罪的罪犯的访谈，利用访谈材料理解那些无明确动机的犯罪。其次是分析总共36起连环杀人案，看看这些案件中，犯罪者的家庭教养方式和人格与其犯罪模式和行为之间存在何种联系。最后，为犯罪侧写建立基础。每个步骤之间显然关系紧密。作为一项研究，各个阶段既要独立，又要能整合，这样才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道格拉斯和雷斯勒还没有完全信任我。虽然他们向我寻求过帮助，但只要我在场，他们仍怀有戒备——评价受害者时小心翼翼，透露暴力案件信息时也迟疑不决。我不知道他们是想保护自己的利益还是想保护我。

于是，我一如既往地专注于自己能够把控的事情。访谈是收集数据的主要工具，而后者则是所有研究的基础，因此有必要设计一种合适的访谈方法。访谈要在尽可能了解连环杀手的本质的同时，重点关注三个问题：他们为何杀人，他们对自己暴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暴行发生了怎样的升级。我先设计了一份数据工具。这份57页的“工具”包含5个独立部分，以各种颜色区分不同类型的内容，每一个罪犯都对应有488项条目，内容从罪犯人口统计数据到受害者特征、犯罪者的动机、受害者选择、施害手段、施害特征以及大量其他法医细节。我的这个设计受我的一位同事、心理学家尼克·格罗斯（Nick Groth）的启发。格罗斯在康涅狄格州的萨默斯惩教所工作，在那里他使用了类似的工具来研究强奸犯的犯罪动机。不同的是，我的工具不是用来做学术的，而是被联邦调查局探员用来与那些臭名昭著的杀手近距离周旋。我需要改进这一设计，令其简单直接，更适合眼前的任务。

最终的数据收集工具相当容易操作。它看上去像一份调查问卷，读起来也像，但它真正的作用是巧妙地引导谈话，让探员掌控采访的走向。当然，控制才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控制能使我们获得各种信息——远多过犯罪者愿意提供的。控制，是解锁连环杀手心理的关键，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他们的心理机制及其特殊之处。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因此，在设计采访问题时，我特别重视采访对象对犯罪的重述，以及他们的暴力史和最早期的幻想与暴力念头。

我们也查阅了官方的犯罪报告、法医照片、尸检报告、心理评估以及受害者的信息。这一步必不可少，在判断罪犯陈述与案件本身是否一致，是否存在偏差或前后矛盾时，这些信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最终，我们设计出的学术工具，整合了定性与定量两个方面，以探索暴力罪犯的心理构成。也就是说，这种方法可以揭开杀手的真正面目。我们要利用他们自己的心理对付他们。

行为科学调查组发明新研究方法的消息像野火燎原一般传遍了匡蒂科。每个人似乎都有看法。有些人的观点根深蒂固，说我们的工作不过是“安乐椅神探”的玩意儿，或者顶多是一种不靠谱的方法，永远比不上前人的成就。但也有些人承认我们的分析很实用，期待能看到实践结果。这些肯定的声音让我们感到一丝宽慰。要是能拿出证据，证明自己工作的价值，我们就能改变局里对我们的看法。这里就需要犯罪人格研究的第三部分“犯罪侧写”来发挥作用了。侧写是衔接学术研究与现实案件的中间环节，可以协助探员更迅速地解决复杂案件。成功地侧写是研究的收获阶段。

在为犯罪人格研究的前两个阶段——数据收集和分析——设计好方法后，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了第三阶段。可以确定的是，进行犯罪侧写的最佳做法是按部就班，做到如说明书一般细致和清晰。收集好相关数据后，只需根据受害者、犯罪方法和犯罪现场的资料进行提炼，运用犯罪心理学的知识谱系，找到特定连环杀手的作案动机和行为特征。这种方法既要简明易懂，又要好用。最终成形的“犯罪侧写流程”包含5个不同阶段。

侧写输入：第一阶段侧重于收集数据。数据包括犯罪现场分析（实物证据、证据模式、尸体姿势、武器），受害者信息（背景资料、习惯、家庭结构、最后被看到的信息、年龄、职业），法医信息（死因、伤口、生前/死后的性行为及伤口、尸检报告、化验报告），警方初步报告（背景信息、警方观察、犯罪时间、报警人信息、附近社会经济状况及犯罪率），还有照片（航拍照片、犯罪现场、受害者）。

决策过程模型：第二阶段研究的是凶杀的类型、方式及其主要意图，受害者风险，犯罪者风险，犯罪升级分析，犯罪时间和地区因素。

犯罪评估：第三阶段的重点是犯罪重建，犯罪分类（是有序型、无序型，还是混合型），受害者选择，对受害者的控制，犯罪行为的顺序，伪饰现场的动机和犯罪现场动态。

犯罪侧写：第四阶段是对罪犯的综合侧写。该过程会确定罪犯的体貌特征、习惯、促成犯罪的既往行为、犯罪后行为，并为调查人员提供建议，帮助缩小嫌疑人范围。

调查与逮捕：最后阶段包括与当地执法部门一起追踪和抓捕犯罪者。

最后一个环节是道格拉斯提出的。他解释说，验证侧写效果的最好办法，是让当地执法部门把未侦破的疑难谋杀案交给我们处理。他强调“行为科学调查组”应该随时帮助地方警局处理疑难案件。“这是我们研究的目的，”他说，“我们可以重点调查最有可能的嫌疑人，主动出击，找出真正的罪犯。”

全国各地警局的回应接踵而至。最初几个月内，调查组就收到了几十份案件。由于案件不断涌进，调查组只好规定，案件必须由当地执法部门独立处理3个月以上，否则联邦调查局不会介入。不过，需要筛选的案件仍然很多。是时候大展拳脚了。

8人组成的侧写团队开始研究案件，每个案件都有3~6名组员负责。麻烦的是，侧写只是研究任务的一部分，而研究则不过是当时全部工作的一小部分。我们要做讲座、外出教学、处理分内案件以及上级丢来的其他工作，只能把研究塞到这些事务的间隙里。另一个难处是，道格拉斯和雷斯勒严格规定，任何人不准在当地调查人员递交全部调查信息前启动侧写。连环案件很紧急，很可能会出现后续的犯罪，因此等待的过程很艰难。但这样做符合章法，也维护了工作的统一性，更何况道格拉斯或雷斯勒只要一个犀利的眼神，就足以警告大家不要妄自行事。

虽然困难重重，每一个组员都不得不加班加点，甚至周末都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但侧写总的来说进展得很顺利。每项调查都有一位主办探员提前审阅所有案件细节，再由他尽可能简明扼要地向其他组员交代案情。主办探员需要紧扣事实，说明每个案件的人物、时间和过程，以及其他的一些警方报告、尸检信息。然后通过组员的自由提问，主办探员进一步解释调查细节。

之后才开始真正的犯罪侧写。这时组员们会逐一检视案件的各个细节：留在犯罪现场的线索、受害者的特征以及犯罪行为的各个细微之处。从这些细节出发，我们得以以犯罪者的视角审视案件，并给出犯罪者的一些明确特征。通过锁定罪犯的行为及性格特征，我们可以厘清“不明嫌疑人”的身份，以及他接下来要做什么。简单来说，侧写是我们探究犯罪者思想的方法。

侧写工作会议的强度很大。每一个组员都能言善辩，相互争执起来也绝不相让。虽然言语的交锋不时有一丝火药味，但结束时团队成员往往能为向我们求助的执法部门提供一份全面的侧写。

在早期的案件中，有一则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骇人报道。这起案件引起了组长罗杰·迪皮尤（Roger Depue）的注意。他立刻打电话给雷斯勒，叫他搭第一班的航班去奥马哈市。在那里，一个连环杀手刚刚杀死了第二个孩子。当地的调查人员毫无头绪。但从发来的犯罪现场照片和尸检报告来看，有一点很明确：杀手正变得越来越自信。如果不尽快制止他，将会有第三个、第四个，乃至更多的受害者。我们必须与时间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