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节文》事件

明初，朱元璋总结了汉代以来历代封建王朝衰亡的教训，采取了“宽猛相济”的政治和文化政策。其一方面崇儒重道，以理学开国，大力推行儒学尤其是理学，以重建动乱之后的社会和伦理秩序；一方面又采取种种高压手段，巩固和发展中央集权统治。在这个背景之下，《孟子》作为有着“民为本”的民本思想的经典文本，被朱元璋认为有“非人臣之言”的内容，因而受到了排斥，这就有了《孟子节文》的出现。

早在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就曾一度罢免了孟子配享待遇。《明史》云：“五年罢孟子配享。逾年，帝曰：‘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朱元璋恢复孟子配享可能与钱唐带着棺材、顶着箭口去为孟子死谏有关，但这说明朱元璋对于孟子早就心存不满。至洪武二十三年(1390)时，朱元璋终于不满《孟子》中的民本思想，命修《孟子节文》：

时并令儒臣修孟子节文。先是，上览孟子，至“土芥寇雠”之说，大不然之。谓“非臣子所宜言”，议欲去其配享。诏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书钱唐抗疏入谏，舆榇自随，袒胸受箭，曰：“臣得为孟轲死，死有余荣。”上见其诚恳，命太医院疗其箭疮，而孟子配享得不废。至是，乃命修《孟子节文》，凡不以尊君为主，如“谏不听则易位”及“君为轻”之类，皆删去。

该书洪武二十七年(1394)成。太祖诏命刊刻，颁示天下。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辞》描述了删除的过程曰：“《孟子》七篇，圣贤扶持名教之书。……乃谓能行仁政，可使制梃以橽秦楚之坚甲利兵，则益迂且远矣。……又《孟子》一书，中间词气之间，抑扬太过者八十五条，其余一百七十余条，悉颁之中外校官，俾读是书者，知所本旨。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壹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则高不至于抗，卑不至于谄矣。”具体的篇目上，《梁惠王》篇节存六章，《公孙丑》篇节存十三章，《滕文公》篇节存八章，《离娄》篇节存四十一章，《万章》篇节存七章，《告子》篇节存三十一章，《尽心》章节存六十七章。典型的如以下段落被删除：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离娄下》）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万章下》）

不仅批评专制的言论不能存留，《孟子》中论述君臣合作的论述也在删除之列。如：

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其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公孙丑下》）

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万章下》）

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万章下》）

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

（《滕文公上》）

《孟子节文》遵行时间不长。永乐九年(1411)，以孙芝奏复《孟子》全书：“近见董应举撰连江孙芝传云：永乐辛卯，奏复《孟子》全书，略言逆臣刘三吾欲去八十五条，其中“养气”一章，此程子所谓扩前圣所未发，大有功于世教者。又欲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则谬妄益甚。乞下部议收复全书，庶使万世知所诵慕。疏草为虫鼠所蚀，不能详，然《孟子》书，以公言复全。”《孟子节文》仅仅存在十七年，也因此清初如朱彝尊等都称未见此书。

对《孟子节文》一书后人多有批评，特别是该书大幅削减了《孟子》中的民本思想，较为鲜明地反映了朱元璋浓厚的君主专治倾向。正如近代学者容肇祖在《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4期发表的《明太祖的<孟子节文>》中所指出的：“《孟子节文》就是不许说人民有尊贵的地位和权利，不许说人民对于暴君污吏报复的话，不许说人民应有革命和反抗暴君的权利，不许说人民应有生存的权利，不许说统治者的坏话，不许说反对征兵征实同时并举，不许说反对捐税的话，不许说反对内战，不许说官僚黑暗的统治，不许说行仁政救人民，不许说君主要负善良或败坏风俗的责任。”这十一个不许说深刻表明了朱元璋的《孟子节文》所显示的独裁者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