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皆心学:宋濂哲学与浙东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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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吴师道

吴师道(1283—1344),字正传,婺州兰溪人。少时善记览,工辞章,所作诗歌清丽俊逸。弱冠时读到真德秀遗书,幡然有志于圣贤之学。至治元年(1321)登进士第,授高邮县丞,历任池州建德县尹、国子助教、博士,以奉议大夫、礼部郎中致仕。黄溍为其文集作序,宋濂撰碑铭,《元史》入“儒林传”。现有《春秋胡传附辨》十二卷、《战国策校注》十卷、《敬乡录》十四卷、《绛守居园池记校注》一卷、《礼部集》二十卷存世。

吴师道师从许谦,许谦乃“北山四先生”之一,溯其渊源,乃朱子学在金华之正传。吴师道服膺朱子学,“经义一本朱子,排斥异论,有诋朱子者,恶绝弗与言”《宋濂全集》卷五十《吴先生碑》,第三册,第1158页。。他曾写信给许谦,就自己对朱学的理解质证于师。他直言朱子可比并于孔子:“帝王群圣人之道,至夫子而明;群圣贤之言,至朱子而明。朱子之功,异世之夫子也。”吴师道著,邱居里、邢新欣校点《吴师道集》卷十二《明善书院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56页。许衡在大都施教成均时,宗朱学,其法俱在,吴师道任国子助教时继续沿用许衡的做法,从其学习者都有许衡犹在之感。作为金华人,吴师道对婺学充满深厚的感情,希望它能发扬光大。于是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婺学的传承、名儒,并上书请求为金履祥立祠堂,为何基立北山书院。邱居里在《吴师道集》之“前言”中总结吴师道的学术贡献有二:其一,通过表彰阐扬“北山四先生”的金华朱学,承传了朱学在金华的传播;其二,重视史学和文献学,传承了吕祖谦开启的东莱婺学《吴师道集》“前言”,第2—8页。。这一概括无疑是正确的。但就与宋濂的关系而言,却不止这些。

宋濂撰《吴先生碑》乃在吴师道去世后37年,应其子吴沈之请。吴沈与宋濂相交为友,他认为在了解吴师道甚详的那些乡人中,宋濂是最“好道而谅直者”,故有此请。宋濂在叙述了吴师道的生平著述后,指出“自圣贤之学不传,笃信者失之拘而不适于用,喜功者失之诡而不合乎义”,“先生蚤有所闻,尊而行之,守道而不遗乎事,致用而必本于道,施其绪余于郡邑,已足以震耀当世”。假如使之居高位而行政,天下之人都会广被润泽。所以在铭文中,宋濂赞曰:“惟婺有传,考亭之适。先生是承,孔武且力。”以上引文见《宋濂全集》卷五十《吴先生碑》,第三册,第1159页。他的确认为吴师道传承了婺州的朱子学。

但是在吴师道的思想中,对宋濂有影响的不是他的理学思想,而是他对佛教的态度和文道观。吴师道对佛教始终持批判的态度,“自佛老祸中国垂二千载,莫盛于今日”《吴师道集》卷十《异端论》,第207页。。他列举了自己所见到的佛门存在的种种不法:佛门主持生活奢侈,讲究排场,服乘拟天子;出家为僧者占民籍十分有三,庙产相当于有司一半赋税。因为享有特权,所以加入佛门者泥沙俱下,多游惰无赖。在学说上,佛教也摒弃了清净寂灭、离世弃俗,高者直指性命,为宏阔胜大之说,聪明者眩惑;卑者谈祸福缘业、禳祷禁咒,愚昧者笃信不疑。完全抛弃了佛学的精髓,而任其荒诞。所以在吴师道看来,佛教看似繁盛,实则正走向衰微;反观儒学,随着天下一统,儒家的纲常之教、礼乐刑政修明海内,废除科举也只是意味着废除了进取辞章这种浮夸不实的学问,儒道之用是实实在在的,只是看不见罢了。因此,“彼之盛者实则衰,而吾之衰者实则盛,本则立矣,持之以久,胜之以渐,异端之害,有不息者乎!”《吴师道集》卷十《异端论》,第208页。在他的心中,念念不忘的是如何战胜乃至除掉佛教,这一态度与自三国以降儒家排佛的立场一致,在儒林中也具有代表性。宋濂作为佛门居士,其对佛教的态度、处理儒佛关系的方式当然会从这些反佛立场中得到启发。

吴师道完全生活在元朝统治时期。元灭宋后取消科举,直到延祐二年(1315)才重新开科取士。没有了应试入仕的动力,无论是经学还是文学都受到了影响。科举恢复后,以《四书章句集注》为考试标准,又让那些一门心思想做官的人知识变得日益狭隘,成为应试的机器,根本不可能给经学带来任何生机。吴师道分析学风不振的原因:“窃怪比年义理之学日以晦堙,文章之体日以骫骳,士气日以衰苶懈怠,岂无故哉?大抵司文衡者不肯心服前儒,好持偏见诐说,迷谬学者,敢于违明制而不惧,此最大害也。又有专泥一经,不知兼之六艺、参之赋策以观其全,而模拟夙构之弊得以售,又有好取俚拙不文之作,以不拘格律为工。……学者但当潜心经文,笃守传说,融会而发明之。至于文,非贾、马、晁、董、班、扬、韩、柳、陆宣公、欧阳子、王、苏、曾不观,自然追配古人,度越流俗。”《吴师道集》卷十一《答傅子建书》,第221页。他认为经学不振是因为那些掌握取士权力的人持偏见诐说,令学者无所适从;文风则是被那些知识狭窄、死记硬背又不讲究格律的人破坏了,以致衰颓。对于经,只要笃守经传、融会贯通即可;至于文,多看看那些知名文学家的文章就自然没问题了。至于文与道的关系,吴师道提出:“道能贯文,非文能贯道也。使其心果有得于道,所发必出于正,则不待求工于言语文字之间。是惟无作,作则必传。”《吴师道集》卷十一《答谢君植书》,第214页。只要心对“道”有了充分认识,形之于言语文字必然是贯道之文;文章的好坏取决于心对“道”的体认程度,而不是刻意在言语文字上下工夫。可见,在他看来,有道必有文,反之则不然。相比之下,求道更为重要。因此学者当为义理之学,即读朱子之书,穷《四书》之旨,“道”在心中,作起科举之文才会得心应手。义理之学与科举应试并不冲突。

以上二人皆属宋濂前辈,宋濂与之没有直接交往,只是通过撰写与之相关的文章而了解其人其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