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阅读百遍的经典“航标”

《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

——摘自毛泽东1939年12月同曾志的谈话

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五本书，我向大家推荐这五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里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

——摘自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

《共产党宣言》，既是毛泽东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读物”，也是他终生奋斗的“耀眼航标”，是他一生中读的遍数最多的一部马列经典著作。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发表于1848年。译成中文，其正文不过2万多字。它的作者，就是人们熟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开山鼻祖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撰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一个30岁，一个28岁，都是英气勃勃的小伙子。

这本小册子比较精练地论述了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精神等上层建筑、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建设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这些论述，使《共产党宣言》被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出生证”。其论述文采飞扬，激情澎湃，体现了高深与通俗、学者头脑与战士精神的有机结合，感染力很强，非常易于传播，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歌中之歌”，由此很容易成为思想启蒙读物。20世纪30年代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成仿吾，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当时的译本难免不准确，但仅仅是“无产者”“阶级斗争”，以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的词句，就给予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人们难以估计的力量。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他1920年读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书后，“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他初读的本子，有两种说法：一说是1920年春罗章龙等人翻译的油印本，一说是1920年夏天陈望道翻译的正式出版的本子。此后56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不知反复读过多少遍，这本书中的精辟论断，他几乎全能背下来。

在延安，毛泽东对曾志说，遇到问题，就翻阅《共产党宣言》。此言不虚。《共产党宣言》不仅是毛泽东“经常读，重点读”的经典，也是他经常向党内领导干部推荐阅读的著作。从1945年到1970年，他先后几次推荐马列经典的阅读书目，或5本，或12本，或30本，每次都有《共产党宣言》。毛泽东晚年在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的时候，甚至曾向他推荐《共产党宣言》。

1954年秋天起，毛泽东重新开始学英语，第一个读本就是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全都密密麻麻地用蝇头小字注得很整齐、很仔细。在这本《共产党宣言》的扉页上，他亲笔写了“Begin at June 18，1956”；在最后一页，又亲笔写了“Ended at 1956.11.19”。就是说，他于1956年6月18日开始读《共产党宣言》英文版，11月19日结束。对这部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一直到晚年，毛泽东每重读一遍，就补注一次。

毛泽东读中文本《共产党宣言》更为常态，多种版本长期放在床边和会客室的书架上，以备随时翻阅。他曾经把不同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对照起来读，有两本战争年代出版的字小纸旧的本子，还有1963年印制的大字线装本。如今，毛泽东读过的《共产党宣言》，除英文版外，保存下来的中文版有4种：1943年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的博古译本，1949年解放出版社根据苏联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的翻印本，1963年印制的大字线装本，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版本。

初读《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毛泽东并不一定能科学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要义。这本书对毛泽东以及当时的一批先进分子来说，主要是确立信仰的一个入门，是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点，全面领会和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要靠此后的实践。

对此，1941年9月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有过真切回忆：“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这段回忆既表明《共产党宣言》对毛泽东初步掌握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工具”起到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承认这些书并不一定教会他怎样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去进行革命。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巩固信仰，才能真正领会、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对《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毛泽东已将其融入理论著述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当中。他的著述和讲话，经常引用、化用和阐发《共产党宣言》的一些具体观点，比较频繁的有下面这些。

为了说明财产、资本决定着并束缚着人们的个性人格，毛泽东喜欢引用《共产党宣言》里“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这句话，进而发挥说：“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广大人民也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原因是他们没有财产。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

为了提倡党内民主，澄清党性和个性的关系，毛泽东经常引用《共产党宣言》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进而发挥：“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

在中国，不单是毛泽东，绝大多数早期共产党人，都是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门的。

李大钊1919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摘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句子，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以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身份译出《共产党宣言》的内容。罗章龙、刘仁静等人在北京大学组织“亢慕义斋”，1920年曾翻译油印过《共产党宣言》。

陈独秀1920年离京去上海，便带走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这是中国第一个公开出版的中文全译本。陈望道给北京的鲁迅寄了一本，鲁迅收到书的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对周作人说：“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人于1920年夏秋之际，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学社给每人都发一册《共产党宣言》。刘少奇后来回忆：“那时我还没有参加共产党，我在考虑入不入党的问题。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人的命都不要了，其他就好说了。”

对1920年前后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来说，《共产党宣言》是他们学习和讨论最多的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陈毅、向警予一边学法语一边读《共产党宣言》。蔡和森最早来到法国，为阅读《共产党宣言》补习了四个月的法语，花了五六个月“猛看猛译”，把自己的译稿油印出来给大家看。李维汉回忆，他就是读了蔡和森翻译油印的《共产党宣言》，从此才明白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目的。邓小平晚年在南方谈话中曾感慨“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他大概也是青年时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读到《共产党宣言》的。

周恩来1922年在欧洲介绍朱德入党时，送给朱德的读物，就是一本从国内传到海外的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周恩来1949年出席第一次文代会时，特地对陈望道说：“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1975年见到陈望道，周恩来还问：“你译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版找到了吗？那真是十分珍贵的呵！”

朱德在1976年5月收到成仿吾送给他的一本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认真对照旧译本重新读了一遍，随后不顾90岁高龄，坐车到中央党校宿舍看望成仿吾，交流读新译本的体会。一个多月以后，朱德就逝世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为《共产党宣言》写了7个序言。在这些序言中，他们总要谈到《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和某些论断，同1848年以后各国工人运动发展实际的关系，并反复强调，对《共产党宣言》阐述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个观点，毛泽东尤为重视，常引用这句话来强调必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

1958年1月4日在杭州会议上，他甚至提出：“以后翻译的书，没有序言不准出版。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共产党宣言》有多少序言？许多十七八世纪的东西，现在如何去看它。这也是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大的事。”

1965年4月，毛泽东邀请艾思奇等5位理论家到长沙开会讨论，准备为6部马列经典著作各写一篇序言。毛泽东自告奋勇，要亲自为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写序。可惜这个设想没有实现。否则，他可能会把自己一生阅读和运用这本书的经验和盘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