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陈独秀：思想界的明星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
——摘自毛泽东《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1919年7月14日）
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建立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我早已抛弃康、梁二人了。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是毛泽东早年的阅读生活中，打开的一间阳光最为充足的“思想房间”。正是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从吸收比较各种理论思潮，转向了确定的政治路径。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李大钊、胡适、鲁迅等都是这个杂志的主要撰稿人，轮流负责编辑。无论怎样评估聚集在《新青年》周围的一代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似乎都不过分，因为这个杂志及其撰稿人的著述铸成了一代青年人的信仰和品格。
《新青年》一开始就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提倡民主，反对专制；宣传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盲从和武断；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它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俄国十月革命后，《新青年》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逐渐转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心内容，把新文化运动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继续出版，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新青年》改成季刊，成为中共中央理论性的机关刊物。1926年7月停刊。
在《新青年》众多热心读者和追随者中，青年毛泽东是十分突出的一个。据他当时的同学周世钊回忆说：“毛主席的思想大转变，是1915年读了《新青年》之后。当时由于杨昌济先生在《新青年》上写文章，介绍学生阅读，毛主席是热爱这杂志的一个。……鼓吹科学和民主的《新青年》，成了毛主席这时一日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因此，他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他更急切地想找出一种方法，寻找一条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周世钊的这段回忆基本符合毛泽东当时的思想情况。
毛泽东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体育之研究》，便是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1917年4月1日）上刊登的。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从事社会活动，与《新青年》的关系就更紧密了。
1920年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时，在《湖南通俗报》（1920年11月10日）上发表广告性文章，特地推荐《新青年》，把它列为文化书社经营的“杂志之重要者”之首。同时，毛泽东还请陈独秀、胡适等人出具信用介绍，使文化书社同新青年社开展密切的业务往来。可以说，正是在《新青年》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影响下，毛泽东从阅读经史子集的兴趣中，从抽象谈论大本大源等伦理哲学的课题中走了出来，站在了以政治思想探索和改造中国实践的历史潮头。
毛泽东1919年主编的《湘江评论》，可以说是《新青年》在湘江之畔的回声。毛泽东在上面的一些文字、见解，也常常可从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些文章中找到渊源。
关于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时期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除《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有所表露以外，在此之前，1917年9月23日，毛泽东同好友蔡和森、张昆弟就讨论过：“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陈独秀犹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可以说，陈独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这两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打开了青年毛泽东思想探索的闸门。所以，他热情地欢迎陈独秀，崇拜陈独秀。他高度评价陈独秀传播西方文化的功绩，“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
青年毛泽东不仅读陈独秀的文章，在同陈独秀的直接交往中，在思想上，特别是在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建党过程中受其影响也不小。
1918年8月，毛泽东到了北京。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李大钊。10月，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因而有机会接触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毛泽东后来在同斯诺追述往事时，这样谈到他同陈独秀的关系：“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1919年12月下旬，为反对皖系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残暴统治，毛泽东等领导的湖南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同陈独秀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交谈。他们还讨论了工读互助团的问题。工读互助团是五四运动后，得到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支持少数进步青年建立的一种新组织，实行半工半读、互助协助的方式。当时毛泽东对此也是感兴趣的，这同他的“新村生活”想法相通。但因空想的成分太多，脱离社会实际，工读互助团不过昙花一现，很快就结束了。
陈独秀于1920年2月回到上海。上海工读互助团在《申报》3月5日刊登的《募捐启》，陈独秀、毛泽东都名列其上。毛泽东在北京停留期间，“驱张斗争”的活动很多。这时，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已认定，解决中国问题必靠马克思主义。这当然给毛泽东以影响。毛泽东回忆说，那时，“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
1920年5月，毛泽东第二次到上海。那时新青年社已从北京迁回上海，社址在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住在这里主持社务。毛泽东登门拜访了陈独秀。后来毛泽东这样告诉斯诺：“我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然后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陈独秀即给毛泽东写信，约他在湖南建立党的组织，还向毛泽东寄来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要求毛泽东在湖南建团。毛泽东接到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随即在湖南成立了团组织。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
青年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推崇，并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切实有感于陈独秀及其主编的《新青年》在五四运动中不可替代的贡献和地位。所以，在20世纪40年代，尽管陈独秀早已被开除出党，毛泽东仍然多次谈起他，对他在党史上，主要是建党前的历史地位，仍然是肯定的。
1945年4月21日，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讲道：“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