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草养花的修行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

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

屈原后来成了士人们心目中的伟大偶像，特别是受儒家思想教育的读书人，更是在不得志的时候动辄以屈原自况。

屈原在不得志的时候，郁郁寡欢，于是他做了一件儒家领袖孔夫子很不以为然的事。

《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孔子的学生樊迟向孔子请教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精通业务，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樊迟又向孔子请教如何搞园艺，孔子耐着性子回答道：“我不如老园丁熟悉程序，你还是另询高明吧。”等樊迟出了门，孔子忍不住大发感慨：“樊迟啊，你可真是个天生的小人啊。（注：这里的小人不是我们现在所指的那种背后害人的坏蛋，而是与大人先生们相对的一个概念）如果领袖坚决贯彻‘礼’的要求，老百姓就没有人敢不敬畏；如果领袖重义，老百姓就没有人敢不臣服；如果领袖言而有信，百姓哪里敢不坦率真诚。如果真做到了这一点，周围的百姓就会扶老携幼来到我们这里，哪里还用得着亲自去种地！”

虽然孔子是在借题发挥，可是，他确实对具体的生产劳动是有看法的，在讲到自己青年时期艰苦岁月的时候，他就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意思是说他小的时候，家里经济条件很不好，为了谋生，他从事过很多低贱的工作，比如“委吏”、“乘田”一类的活，替人管理仓库、放牧牛羊等。

不过，孔子的思想在当时也只是作为中原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并不是什么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远在偏远的荆楚大地上的屈原也许并不在乎这一点。所以他去做了孔子看不上眼的老圃的工作。

屈原的这片苗圃究竟有多大，现在恐怕不大好估算。“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畹，按汉代王逸《楚辞章句》的解释是“十二亩曰畹”，而班固则认为“畹，三十亩也”，这两个数据之间的误差也太大了。可不管怎样，这九畹肯定是在百亩以上了，随后他提到自己还种了百亩的“蕙”，其中还间杂种有留夷（芍药）、揭车（一种香草）、杜衡（香草名，又名杜葵、马蹄香）、芳芷（白芷）。园子很大，方圆总共近二百亩地，但里面花草品种并不多，总共才六种。不过每一种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宁缺毋滥，留香人间。好在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人们用的数字大多是模糊数学，只是一个大概的虚数而已，根本不是确指。

屈原的志向是政治家，他那“明于治乱”的本领不是用来整理花园的，而且他要真有好好种花养草的情致，那简直就是在营造自己的世外桃源了，也就根本不会有投身汨罗的伟大诗人了。

所以，我们可以预料得到，屈原的苗圃经营可能会失败，事实证明，果不其然。

王逸在《离骚序》中说过：“屈原为三闾大夫，掌管楚国公族子弟的教育。”今天我们还有将教师比做园丁的习惯，看来屈原种植的花花草草并不那么简单，他的百亩园中是为楚国的未来培养人才，那些香花香草饱含着他的期望。他希望这些可造之材能够长得枝繁叶茂，“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那么，早晚有一天他可以收获到丰硕的果实。

我们从屈原的言行可以断定他是一个异常坚定的人，原则性极强，宁折不弯。在他看来，死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也不是值得人忧虑的事，让他感到悲哀的是培养的众多人才最后全都变了质，香花香草遭遇意外枯萎了没有什么，最让人难过的是香花香草变成了枯萎的荒草。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人才如果说同培植花草有共同之处的话，就在于它们都是要耗时费力地精心照料，还要耐心等待才能有收获。首先是选苗的问题，选择了香花香草就是选择了日后异香扑鼻。其次是苗的搭配，良莠不齐的园圃会使恶草败坏了景致，相互补充点缀才能相映成趣。最后，种植的目的不论是赏花闻香还是收获果实，都不能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想想战国时期两大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孔子和墨子，在人们公认思想界已为“非儒即墨”的时候，他们都不是孤单一人在进行传道布教工作。孔子的学生中，著名弟子有七十二人，非著名弟子三千人，称得上声势浩大。而墨家更厉害，领袖号称“巨子”，一声令下，弟子即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思想的传播，没有人是不行的。

政治主张的实现，没有辅助者、支持者更不行。屈原的苗圃培育着楚国未来的精英，他对此寄予了无限的期望。

然而，他还是失望了。当他行吟泽畔时，只是一个孤独的身影。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真是人世间莫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