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空阔歌声长:吟诵《楚辞》的美丽与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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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的代价

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以齌怒。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所有忠心耿耿而又德能兼备的臣子都会出问题。屈原叙述了自己和怀王的一段故事:

起初,屈原任左徒之职,深受怀王信任,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博闻强识、娴于辞令、明于治乱之道的屈原曾经有过“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得意日子。这段时间,也就是屈原所说“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他急急忙忙地奔走在楚王的前后左右,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怀王能够走在康庄大道上,让他能够按着前代圣君的脚印前进,不要走上歧路。

可是,令屈原没有想到的是,尽管自己忠心耿耿,和楚王同姓也算有“一家人”的交情,鞍前马后地辛苦也是本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可怀王怎么就“一点儿也不清楚自己的心思,听到一点谗言就立刻暴跳如雷”,而自己却从此就倒霉了。荃,是一种香草,在《离骚》里屈原也常常以香草指代君王。尽管我们看来很明显是糊涂蛋的君王,在屈原的心目中还是香花香草,是圣明的,自己之所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只因君王受了奸臣的蒙蔽一时糊涂而已。

关于受陷害之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由于屈原在怀王面前大红大紫,一些忌贤妒能的小人心里酸溜溜的很不是滋味,就琢磨着怎样把他弄下来,恰巧屈原一不小心得罪了一个小人上官大夫。屈原与怀王议论完国事,回到家中起草了一道诏令。次日正要报送怀王审阅,上官大夫就凑上来说:“屈原啊,又有什么新政策,给我看看你写的什么东西。”屈原本着保密原则和要求,在未经怀王过目前是不能泄密的,便很坚决地拒绝了上官大夫的要求,让上官大夫碰了一鼻子灰,讪讪地走了。上官大夫本来就眼红屈原的地位,这下更是感觉遭受了屈原的当面羞辱。于是跑到怀王面前试探着打小报告:“大王啊,您让屈原起草诏令可是没有人不知道的事,可是他简直不知天高地厚,虽然他有那么点才华,可是太自以为是了,明明是您的英明决策和指示,他却到处宣扬是他自己的功劳,声称要是没有他,楚国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上官大夫的阴谋一点也不高明,但他最后一句话却说到了怀王的痛处。怀王心里可能很清楚自己的智商有多高,屈原果真是如此优秀的治国人才,相形之下自己岂不显得太无能,这样的人的确不适合留在身边。因为即使再愚蠢的人,把一好一坏对比鲜明的东西放在一起,还是可以分清高下的,他不想让别人老是把屈原和自己放在一起比较。正是出于这种不为人知的难言之隐,所以楚王在暴怒之下没有杀掉屈原,只是将他贬谪到一边去,不要总是在身边和自己形成对比就行了。可是他想不到的是,如此一来,他反倒被永久性地和屈原放在了一起,只要提到屈原,我们就会想起这个低智商的楚怀王。

忠臣的心理可能永远也不会想到君主会打这样的小算盘,他以为只要让皇帝明白自己的赤胆忠心,看到自己的杰出才能,就可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国家作贡献了。屈原就是这样,他说“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也就是说他本来就知道正直敢言会带来祸害,可自己就是无法改变自己的观念。同时他指天起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楚王(灵脩)。想起当初楚王信誓旦旦地和自己约定,言犹在耳,楚王却已经改变了主意。对自己来说,去国辞乡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怀王对自己的态度,屡屡反复无常地变化实在让人伤心。

在古代家国一体的时候,为了楚王就是为了楚国,意义虽然相同,但屈原这样的表达方法,君王们看了心里会觉得更舒坦一些。所以,后代很多的统治者都喜欢楚辞,提倡楚辞,他们希望楚辞的作者能够成为臣子们效仿的榜样,对国家政务有什么意见或建议,别像杠头似的直来直去地说,搞得大家都不好下台。像伍子胥与吴王夫差一道报了国仇家恨,因为看不惯吴王夫差的做法,特别是对勾践的狼子野心毫无觉察,于是恨恨地说自己要眼睁睁看着越国兵是怎样走进吴国都城大门的。吴王夫差很爽快地就满足了他的心愿。他下令割下了伍子胥的头,悬挂在城门上,让他看越国是怎样打进来的。要是忠臣都像屈原这样就好了,无论遭受多大的委屈和冤枉,甚至被贬谪之后的抱怨都说得这么委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态度诚恳,不用搞得大家脸红脖子粗的火冒三丈;语言委婉,不仔细研究还搞不明白话里的弦外之音。这正中君主们的下怀,不想听的时候就说听不懂,事后也好打圆场:“你说的是这意思吗?实在对不起,我当时没弄明白,错怪你啦。”

但不管怎么说,屈原对怀王的态度有些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在他之前,孟子老先生就说过,君王和臣子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根据对方的态度进行调节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也就是说君王对待臣子如同对待自己的手足一般,臣子就会像对待心脏一样回报君王;君王如果只是把臣子当狗啊马啊一般地使唤,那样也好,臣子就把君王当一般人对待,有人想杀他或抢他的地盘,没关系,想管就管,不想管就不管,反正也不认识他;如果君王对待臣子像对待随风吹散的草籽一般毫不关心,那他可就惹下大麻烦了,臣子就会把君王看做入侵的敌人或者不共戴天的仇人,想方设法得把他干掉才能解心头之恨。孟子的这种思想在君王们的眼中实在是太恐怖了,他们什么时候也没想把臣子们当做自己的手足,如果那伙人把孟子的话当真了,自己哪里还有活路。后来,那位贫农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就因为这个缘故,毫不客气地把孟子从受祭祀的圣人队伍中清理了出去,然后把这些危言耸听的话从书中删掉,搞出一个“洁本”《孟子》来。

显然,在中国古代君主制的社会中,屈原的这种态度是历代统治者可以容忍而且欢迎的。包括最后屈原的以死明志,最高统治者连杀害忠臣的恶名都免了。

忠心是要付出代价的,正如我们所熟知的一个道理,如果皇帝英明,他会自然平衡忠臣与佞臣的关系,留着佞臣让自己快乐,留着忠臣让自己的位子坐得更长久。忠臣与佞臣有了矛盾,皇上就会出来和稀泥,前提是不能让自己的宝座丢了,如果没了那个宝座,他就会一点儿也不快乐了。如果皇上一点也不英明的话,那就简单了,忠臣有时候会很多,可他们全都不得志。这个时候如果忠臣拥有自己的团队的话,他们这一群不得志的人还可以有个精神安慰。但在皇帝看来,这帮人全是自以为是的家伙,目的就是让自己不痛快,所以必须除之而后快。

但屈原很惨,不仅生不逢时,碰上走下坡路的楚怀王。开始还对他有过一段时间的信任,后来一有人从中作梗,立刻觉得屈原不是一个好同志。而很不幸的是随后又遇上那个根本就不想往上走的顷襄王,见他就觉得心里不爽,把他发配得远远的了事。更不幸的是,居然只有他一个正直的忠臣,一个同盟也没有,孤军奋战的滋味实在不好受,他“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感慨的确是发自内心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