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關於基本史料中存在的若干問題

要正確考證宋代人物的生卒年，首先要正確鑒别資料的真僞、價值的高低，分清哪些是第一手材料，哪些是第二手、第三手材料。一般説，第一手材料可靠性最大，但這絶不意味着凡第一手材料都可靠，二手材料都不可靠，它們各有自己的優點和缺點。我在考證過程中，對於常用的基本史料接觸最多，感受也最深，故專談下述四類史料中存在的問題。

（一）關於墓誌碑刻記載中的問題

就查考人物生卒年而言，最可靠的材料自然是行狀、墓誌和神道碑了，但這並不意味着没有問題。

如大文學家曾鞏爲王安石之父王益所作墓誌，説道：“寶元元年（1038）二月二十三日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六。”(2)據此，滿可以定其生卒爲993—1038年了。然而王安石卻有另外一種説法：“寶元二年（1039）二月二十三日以疾棄諸孤官下，享年四十六。”(3)兩者相差整整一年，這兩種材料都屬第一手材料，都有權威性，但答案只能有一個，到底哪一種説法正確呢？琢磨了許久，才發現問題出在年號上，這“寶元”年號不是1038年正月改的，而是十一月才改的，也就是説，這一年正月到十月都稱景祐五年（1038），倘若真是這一年二月死的話，必然會寫景祐年號，唯有第二年二月死才可能書寶元年號，既然不存在寶元元年二月這一事實，曾鞏的記載當然就是錯的了，“寶元元年”必爲“寶元二年”之誤，其失誤的原因，不是作者的筆誤便是刻書時手民之誤，王益之生卒年當依其子安石所記爲994年至1039年。

又如汪應辰爲向子諲作墓誌稱：“紹興二十三年（1153）三月辛亥……向公以疾終於家，歲七月庚申葬……享年六十有八。”(4)索引即據此定其生卒年爲1086—1153。然而其卒年是有錯誤的，紹興二十三年七月並無“庚申”，唯有紹興二十二年（1152）七月才有庚申，即27日。墓誌銘一般都是根據行狀寫的，查胡宏《向侍郎行狀》就作紹興二十二年卒(5)，樓鑰《薌林居士文集序》：“生於元豐之乙丑（八年，1085）。”(6)下數六十八年，其卒也爲紹興二十二年。可知《文定集》之“紹興二十三年”原本作“二十二年”，是抄録或刊刻時將“二”誤録爲“三”，其生卒年必爲1085—1152年。

有些墓誌往往不寫卒年，需要從墓誌中尋找有關信息去考證。

如王安石爲李餘慶作墓誌，説：“年四十四，官止國子博士、知常州以卒。”(7)没有提卒於何年。考咸淳《毗陵志》卷八“守臣題名”：“李餘慶，天聖七年（1029），國子博士，後卒於郡。”其後的二任爲胡士舉與李昭述。查《長編》卷一〇七：天聖七年四月乙卯（27日），“開封府推官、屯田員外郎李昭述知常州”。李餘慶和胡士舉知常州，必在這一年的正月至四月間，李之卒必在是年春。由此上推其生年應爲986年。

如王懷忠，其生平見於王令（1032—1059）所作的墓誌銘(8)，但文中只説他終年四十九，没有提生卒年，連年號也只涉及一個寶元，幾乎無從下手，我只好對文中所記之事，逐一考證，最後發現有兩事可以幫助解決問題，一是他出任的第一個官職：“上即位，恩加奉職，監在京河南草場。”“上即位”，指仁宗即位，時在乾興元年（1022）二月，此時初任差遣，按宋代規定，至少十八歲。即其出生應在1005年或略早。二是寶元後的一段紀事：“用大享明堂恩，加左侍禁。用大臣薦，充泰州如皋等縣巡檢，加西頭供奉官，卒於京師，年四十有九。”“大享明堂”事在皇祐二年（1050）(9)。京城開封是他故里，“卒於京師”，顯然是當泰州如皋等縣巡檢任滿後歸故里之事，按三年一任計，其歸故里應在皇祐五年（1053），其卒必在這一年或稍晚。而他的享年只有四十九歲，要滿足以上三個條件，只有1005年生至1053年卒了。假如把出生年往前移一年（1004），到1053年就成五十歲了。如果把卒年往後移一年（1054），則1022年初任職時僅十七歲，不符合任官的起碼年齡。

（二）紀傳體史書的問題

紀傳體的史書，主要有《宋史》、《東都事略》、《隆平集》，這是查考宋人生卒年的重要史料。它們多取材於官方記載或墓誌、碑銘，其可靠性比較高，但我們在使用時仍需比照其他材料，仔細考辨。

如《宋史》卷四五四《丁黼傳》説：卒於“嘉熙三年（1239）”，索引即據之定卒年爲1239。此説可靠嗎？查吴泳《褒忠廟碑》：“歳嘉熙丁酉（元年，1237）天子制詔：故成都守臣副四川制置使丁黼賜謚立廟，謚以恭愍，廟以褒忠，旌死事也。”(10)既然嘉熙元年已旌死事並爲之立廟，其卒必在此年之前。考《昭忠録》記載，丙申（端平三年，1236）十月，元兵沿城至大東門徑登城。二十日，丁黼死。可見其卒在端平三年，《宋史》之“嘉熙”乃“端平”之誤。《褒忠廟碑》又説：“公……生，又七十二年而廟食於此。”據此，知他是出生後七十二年得廟食，而其卒在修廟前一年，則享年爲七十一歲，可推知生年爲1166年。

如趙允升之卒年，《宋史》卷二四五、第8695頁《宗室傳》作“景祐二年（1035）卒”。按《宋會要》禮四一之八：“景祐元年（1034）正月十六日，太常禮院言：‘安國軍節度使、延安郡公允升卒。’”同書禮四一之一七：“景祐元年正月十八日，幸齊王宫，臨奠安國軍節度使、延安郡公允升喪。”《宋會要》是比《宋史》更原始的材料，既然景祐元年皇帝已親自登門去祭奠，可知《宋史》“景祐二年”當爲“景祐元年”之誤。

有時記載不太明確，如《宋史》卷二六七《張洎傳》：“至道二年（996）五月……（寇）準旬日罷。未幾，洎病在告，滿百日……後月餘，改刑部侍郎，罷知政事……十餘日卒，年六十四。”這一段文字未提至道三年，自然會理解爲至道二年卒，故索引題作933—996年。事實並非如此，《長編》卷四一：至道三年（997）正月丙子（11日），“參知政事張洎罷爲刑部侍郎”(11)。過了十餘日後去世，則其卒應在正月中下旬。所以《宋會要》儀制一一之四説：“刑部侍郎張洎，至道三年正月……贈刑部尚書。”説明其生卒年應爲934—997年。

（三）編年體史書記載中的問題

現在存世的編年體史書甚多，主要有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宋太宗實録》、《宋史全文》、《十朝綱要》、《皇朝綱目備要》、《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宋季三朝政要》。大體説，前三種可信度較高。但有時也有自相矛盾之處。

如邵博的卒年，《要録》卷一五七作紹興十八年（1148）五月辛丑（14日），而同書卷一七九則説，在紹興二十八年（1158）四月乙巳（16日）。兩説相差十年，怎麽判斷兩説的是非？只要查到紹興十八年五月以後邵博是否還有活動，就可以否定前一説。而《要録》卷一六三、第2663頁記載紹興二十二年七月辛亥（19日），“左朝散大夫、知眉州邵博罷”。可見紹興二十二年尚在世，則紹興十八年卒不能成立，邵博肯定卒於二十八年。但問題還不能就此爲止，《要録》是史學名著，爲什麽會收入前一條錯誤記載呢？我對邵博所署官銜與在此前後的官銜對比，發現並不符合，最後才弄清原來紹興十八年（1148）五月辛丑死的記載不是空穴來風，死者是邵博之兄邵溥，“博”與“溥”字形相近，原作並没有錯，是本書在流傳過程中被抄手將二人之名寫混了。這次考證可謂一舉兩得，既辨清了記載矛盾的問題，又解決了邵溥的卒年。

需要指出的是，綱目體史書雖然也屬編年體範疇，但編法有所不同，其細目爲了閲讀方便，多將同類事記入其中，近乎記事本末體。因此，細目中所記的人物生卒，不可簡單地按綱所在的時間來定。如宣和二年（1120）十一月“方臘反”的綱下，細目中羅列了方臘攻占歙州，殺郭師中；占杭州，殺趙約；占衢州，殺彭汝方；占處州，殺詹良臣等。切不可以爲郭、趙、彭、詹四人卒年都在宣和二年。事實上占歙、杭州在二年十二月，占衢州在三年（1121）正月；占處州，在三年二月(12)。也就是説：彭汝方和詹良臣卒年在宣和三年，而不是二年。

（四）其他重要史書

在以上史書之外，最值得重視的是《宋會要輯稿》了，可資利用的人物卒年，主要是“輟朝”和“臨奠”條，這是皇帝聽到大臣或皇親去世消息以後，立即采取的哀悼舉措。其精確度稍次於墓誌，這裏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年初或年末的記載，如王超，《宋會要》禮四一之五二“輟朝”記載“大中祥符六年（1013）正月，並輟一日”。實際上是大中祥符五年（1012）卒於老家真定，其子王德用護喪歸京師後，皇帝才輟朝的(13)，因此其生卒年應是951—1012年，而不能定爲952—1013年。

其次則是“追贈”條，其精確度略次於“輟朝”和“臨奠”。這是臣僚去世後，給予的待遇。一般是在去世後的當月。但也有一些政治上受打擊後來得到平反者，如元祐黨人和受到權相秦檜等人迫害者，則是過了若干年才贈官的，必須加以區分。如秦觀、黄庭堅、晁補之、張耒，建炎四年（1130）同時得到追贈(14)，實際上秦觀卒於元符三年（1100），黄庭堅卒於崇寧四年，晁補之卒於大觀四年（1110）。張耒卒於政和四年（1114）。也有不易分辨的，本書暫不采用。如《宋會要》儀制一一之一一“追贈”：“温州軍事推官吕諒卿，（紹興二年，1132）六月，贈宣教郎。”我最初予以采入，後來分析很可能是平反後的措施，不見得是死亡的年代，就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