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關於宋人卒之月日的考證
首先要澄清一個問題：宋人實際死亡的時間與官方記載死亡的時間不可簡單的畫等號。在考證宋人卒的月日時，必須對以下三類史料作區别對待。
1．墓誌、神道碑、行狀，所記爲實際死亡時間。
2．《宋會要》、實録（今存《太宗實録》殘本），所記的均爲朝廷收到死亡消息的時間，而非具體死亡的時間。
3．《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録》等書，情況比較複雜，主要參考《會要》、實録、國史而成，所記大多是朝廷得到死訊之日，一部分參考碑誌者則爲實際死亡之時。《宋史》本紀所載基本上是朝廷得知死訊之時。列傳則有參考碑誌者。《長編》、《要録》參考了不少碑誌，有時在注中説明，有時不注。值得注意的是，凡書中記載某地上言某人卒，必是朝廷得知死訊的時間。
如何估算實際死亡時間與朝廷收到死訊時間之間的差距？這需要比較一下碑誌與官方記載的差距，從中可以找出一些規律來。大致説，主要看死者地點與首都的距離，距離越遠，朝廷得知死訊的時間就越晚。其次，看死者的身份，是現在在任的官員，地方官上報的速度就快一些，因爲需要朝廷及時任命新的官員接任；已致仕的官員，地方上報就慢一些。死者身份越高貴，上報得就越快。
由於北宋都開封，南宋都杭州，首都地點不同，距離的計算也不相同，下面就北宋、南宋分别舉例説明。
首先看一下北宋。
死於首都開封者，有三類情況：其一，死的當天上報朝廷者，則兩者時間是一致的，如王剛中、王素、司馬光、向敏中、宋庠、賈昌朝、趙頵等。
其二，晚一日，一般下午以後死的，到次日才能報至朝廷，故晚一日，如丁度、王珪、陳執中、趙德鈞。
其三，晚二日，此類情況比較少，如王德用。
死於都城以外者，情況比較複雜。
卒於洛陽者，晚四日，如趙普，淳化二年（991）七月十四日卒，《宋會要》作十八日。
卒於陳州（今淮陽）者，晚五日，如張詠卒於大中祥符八年（1015）八月一日，《長編》作六日。
卒於合肥者，晚十六日，如馬亮卒於天聖九年（1031）七月十六日，《長編》作八月二日。
再看南宋。
卒於杭州者，晚一日，如万俟卨。
卒於明州（今寧波）者，晚二日，如趙愷，淳熙七年（1180）二月七日卒，《宋史》作九日。
卒於嘉興者，晚十日，如李鳴復，淳祐七年（1247）十二月二日卒，《宋史全文》作十二日。
卒於金華者，晚十日，如王淮，淳熙十六年（1189）八月十二日卒，《宋史》作二十二日。
卒於湖州者，晚十二日，如朱勝非，紹興十四年（1144）十一月十六日卒，《宋史》作二十八日。
卒於永州（今湖南零陵）者，晚十八日，如趙汝愚，慶元二年（1196）正月二日卒，《宋史》本紀作二十二日。
卒於廣州者，晚一個月，如崔與之。
這裏需要解釋的是，明州離杭州，要比嘉興、湖州離杭州遠，上報朝廷的速度爲什么要快許多？原因在於趙愷既是現任官，其父又是在位的宋孝宗，地方官必須火速上報。
卒於敵國者，朝廷得知死訊的時間更晚。如宋欽宗死於金正隆元年（1156）六月，宋直到紹興三十一年（1161）五月才知其已死。整整晚了五年。《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等書未能辨别實際死亡時間與官方記載之差别，定其卒年爲1161年，顯然有誤。
在任官員死亡，地方官必須及時上報，因爲牽涉到需要朝廷任命新的官員補其缺。其上報需用的時間，大致可以根據驛程推算出來。而已致仕的官員無補缺問題，其死亡信息上報就晚一些，個别人物上報特别遲緩，如許應龍，淳祐八年（1248）九月九日死於福州，報到朝廷已是淳祐九年（1249）正月二十四日（《宋史》卷四三本紀），用了四個多月。
鑒於上述情況，本書的處理辦法是，有碑、誌、行狀者，直接采用，並换算成公元。碑、誌尚未出土，目前只有史料記載的，凡卒於首都者，直接采用，並换算成公元，其誤差一般爲一日。卒於首都以外的，换算成公元後，在文中説明與實際死亡日期的差距。差距甚大者，不輕易下結論。留待將來墓誌出土再作補正。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墓誌與神道碑時，需注意出土物與文集中的誌、碑有所區别，文集可能有傳抄和刊刻中出現的錯誤。如蘇軾《張文定公（方平）墓誌銘》：“十二月二日薨。享年八十五。訃聞，輟視朝一日。”（《蘇軾文集》卷一四）按：《宋會要》儀制四一之五“親臨宗戚大臣喪”條：“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元祐六年（1091）十二月初一日。”如初二才死，皇帝不可能提前一天親臨大臣喪，知墓誌銘之“十二月二日薨”之“二”必爲“一”之誤。
對於已有研究成果，則作審慎考察，略述去取之由，以下舉一例，並稍作詳細的説明。
韓世忠，墓誌與碑文均載其卒於紹興二十一年（1151）八月四日。而《要録》、《宋宰輔編年録》、《宋史》本紀均作八月五日，更巧的是，八月五日，朝廷還下了除韓世忠爲太師致仕之詔（《宋會要》），如果人已死，爲什麽還要下詔封官呢？因此，鄧廣銘師《韓世忠年譜》就采用了八月五日卒之説。
然而這樣決斷，卻無法解釋爲什麽韓氏家屬會寫錯卒日，爲什麽兩通相隔數十年的墓誌銘和神道碑説得都完全一致？卒之日期，家屬是最知情的，因爲每逢忌日需要隆重祭奠，怎麽會寫錯呢？
然則如何解釋上述複雜情況？這裏牽涉到兩個問題，其一，以往大家没有注意，實際死亡時間與官方記載是有區别的。八月四日是實際死亡之日，八月五日則是朝廷得知其死訊之時。其二，爲何五日還下詔封官？這與兩種記載的形成過程不同有關。韓世忠四日去世，其家屬五日上報到朝廷，故國史之類的史書都記作五日。而除太師之詔是四日作的決定、並命翰林學士草詔，次日公佈，起草之時尚未知其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