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自序

当今世界格局的看待和处置，除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视角之外，传播的重要性逐步为各层面认识和接受。5G、互联网和物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传播基础结构重组全球产业链；“全程、全息、全员、全效”媒体建设思路代表了世界传媒生态的变革动向并助推治理现代化进程；影视剧译制、媒体国际传播以及孔子学院、文化走出去等工作与“一带一路”倡议一起，无论是从内涵还是从外延都在拓展着国际传播概念的长度、宽度、厚度和高度。

一、经济上崛起后，国际传播的投入不断增加，当今中国传播最大的政治，可能就是超越国际传播阈限的政治。

自2008年奥运会到2022年冬奥会，中国下大力气加强传播基础设施和人员建设，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效果也逐步显现：借由中国信息在全球的能见度不断增进世界民众对中国了解的浓度、借由强化自塑/影响他塑的传播过程博弈增进中国国际形象在全球的美誉度、借由中国媒体和信息技术走向世界推动平衡的传媒秩序建设增进全球传播生态空气的清晰度、借由内容多元呈现和中外思想彼此涤荡增进全球发展思维的辨识度和对全球性问题化解思考的广域度，这些都为健康有序的全球政治传播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但是国际传播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对这些“度”攀升的期待亟须关注某种无形的上限——内容（知识和信息）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某种深层次的跨文化和意识结构固有的存在以及新形成的文化边界，为任何内容和形式的传播进一步发挥作用设置了某种“透明天花板”。更多时候我们发现，国际传播形式上似乎可以初则理解为知识和信息跨越国家和地区的物理边界，次则需要认真考虑文化边界的突破，实现传播的“最后一公里”还需要入脑、入心；但更进一步来看，“国际传播的政治”似乎是某种透明天花板，横亘在那里，渐次呈现——其微观/直观表现是目力可及的报道口径（滤镜），传播方式、流程和范围的规定；中观层面则是一整套与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相匹配的传播体制和机制；其宏观特征则可能是一整套的思想、文化和哲学积淀——换句话说，从长时段来看，最终还是历史思想、宗教信仰和文化政治决定了传播的政治和哲学。

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第30次集体学习后，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是从政策和思想上吹响了国际传播的号角——从加强国际传播理论研究、国际传播规律研究、提升国际传播艺术性三个维度对学术、实践和政策提出了更高和更紧迫的要求。由此展望，如何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借助新兴传播技术有效传递，如何借助信息传播基础结构的升级领先来推动全球传播格局重构，如何深入探索国际传播的政治，跨越文化的边界，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落到实处，成为未来十年的重中之重。

二、最容易、最可能忽略的，形成当今国际传播格局的最大的政治也是隐藏最深的政治，是殖民主义历史和思想遗产。

建构在殖民主义体系之上的全球文化生态体系成为世界和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下一步健康有序发展和传播的瓶颈。二战结束迄今，美欧主导的全球文化霸权借由传播制度和传播机构，既有效延续也长期遮蔽了领土和资本殖民的深层次侵蚀进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传播技术和资源差距进一步拉大了全球信息沟和知识沟，全球和本土文化领导权的缺失成为众多弱小国家、弱小民族挥之不去的深层次阴霾，它们在美欧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和消费主义文化统领的价值体系链条中陷于深层的主体危机和依附困局。当今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很多问题的更深层次思考正在逐步展开——从历史逻辑上看，如果说殖民时期，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更多表现为一种政治和经济维度的宰制与被宰制关系，后殖民时期，这种关系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本质性改变，甚至，在信息传播技术的支撑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之间领土的争夺，利益的博弈又延伸到国际传播的新战场，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国际传播的新战场愈发不能用单纯的信息传递和知识传播现象性话语来描述，表述的权力化愈发衍生和明证着一种修辞意义上的说与被说，文化意义上的符号暴力，国际政治和经济链条上的延伸宰制，国际传播领域上演着“全武行”，国际媒体越发演变成真实信息的“文化掩体”，传播和国际传播的政治演变成为国际关系领域最大的政治，决定着全球的主体认知、利益结构和发展方向。

学术界曾经用“后殖民”来批判这种国际思想政治历史遗产，于今来看，可能还需要审慎思考其当下价值。这一术语首次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前期的政治理论，用以形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了欧洲帝国束缚的国家的尴尬处境，试图开启后殖民之后全球健康发展导向下的反思性重建进程。20世纪90年代初，《读书》杂志连续刊发了三篇文章介绍东方学和东方主义，深度批判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侵蚀，持续了十年。当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等各大主流媒体都热烈讨论东方学和后殖民以及美欧文化对中国的侵蚀。但有意思的是，自2001年以来有关后殖民的研究则近乎沉寂。中国加入WTO以后在全球资本和市场领域博弈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极大地避讳了文化和思想领域对于历史遗留的殖民主义体系的深度批判；后殖民理论和批判思想退守为纯粹的学术话语——即便是从学术视角来看，后殖民文化批判这个深度思想性的学术领域因为传播视角的匮乏而跛脚；从政治和国际传播实践来看，也因为西方传播技术和传播理论在中国的深度浸润而使得国内传播学“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建设乏力——中国的传播学本身就是美国和欧洲传播学在中国四十多年“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的过程和结果，换句话说，传播学在中国本身就是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迄今传播学界的跨文化意识匮乏还是一个潜伏的问题；这使得中国崛起以后，面对全球传播话语权的缺失和面临美欧在传播领域打压的时候，即便是信息传播基础结构已经更新升级到5G，奋斗到了技术和产业的上游，但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还是日益暴露出对殖民传播进行批判的“武器”匮乏、对殖民传播武器的批判乏力的双重尴尬局面。后果的严重性体现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问题若怎么也不能从直观层面策略性、阶段性地解决，是否需要思考一下隐藏在这种传播话语权、文化主导权关系背后的殖民思想性瓶颈？是否思想领域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依然在作祟？

三、本质上说来，资本主义的演进历史不仅是一部帝国领土和资本的殖民/新殖民史，亦是一部借由传播进行的思想文化变迁史。历史上几大殖民国家留下文化遗产最多的就是英国，曾经从领土占领的视角被称为“日不落帝国”，演变成今天文化和语言无处不在的“文化新帝国”，传播的作用不容小觑。正如加拿大传播学者伊尼斯所言，“20世纪英帝国性质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纸浆业和造纸业的结果，是其对公共舆论影响的结果”。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描述“帝国”的视角很有创意：“帝国只能被构想为一个普遍的共和国，是建构于无边界、容纳性建筑中的由权力和反制权力组成的网络。”在帝国式的主权观中，权力在扩展过程中不断地革新、再造自身的秩序逻辑。尽管“帝国”并不总是一个确定性的概念，它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发生变化，但它所包含的权力拓展逻辑和秩序更新理念却体现了资本主义以“扩张”为内核，以“拓殖”为动力的基本发展模式。而传播网络曾经就是创造、巩固、革新和再造资本主义殖民逻辑和殖民秩序的基本手段，甚至其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典型表征，作为消除商品自由流动障碍、实施意识形态控制的重要途径，传播技术体系和网络被整合，进入重新框定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全球分割进程，与现代化理论互为表里，化身为现代性的核心构件并演变出休戚与共的全球传播生态。

也就是说，传播与文化互为发动机贯穿于我们今天谈论的现代性的建构和现代化的传播历程。领土殖民时期利益生产和利益输送机制被有效维护的文化通道，本身就是在传播过程中达成共识并有效践行的，因为全球传播有效替代、弥补、延伸了枪炮政治成为新的全球资源调配主角。如果说，市场在资源调配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经济的特征，套用这句话可以这样说，市场发挥资源调配作用中传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传播治理现代化甚至演变成为现代化的新核心。无论是对于现代性的传播景观化建构，还是有关现代化路径的思想性讨论和共识的达成，国际传播在美国的建构和全球的传播，20世纪上半叶美国创新性使用的发展传播学（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等）都居功至伟。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为发展中国家呈现/建构一个被建构的“发达”系统想象，甚至不厌其烦和不拘细流地将具有现代化特征的技术、科学和思想观念放在发展中国家手上的同时，还代为其思考，并通过有效的国际传播手段将对于现代性消化过程中滋生出来的所有问题都化约为“传统-现代”二元对立宏观体系思维模式，化约为其本土传统障碍或自身问题，润物无声地对“他者”进行了深层次的文化传播建构。

根植于文化霸权中的全球传播领导权伴随传播生态的技术变迁及其格局重构，其作为“我者”文化自觉的镜鉴，以及作为揭示西方新型殖民主义、重构健康有序传播秩序的锁钥作用日益凸显。从更远来看，在中国谈论国际传播，岂止是一些策略，岂止是硬件，岂止是人员素养，岂止是管理体制？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又如何能够绕过、讳谈近三百年殖民历史和文化对全球和中国的影响呢？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中有一句经典名言，“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正如地上的灰尘。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基于殖民历史的国际传播体制就是那个灰尘。由此让研究者看到，一个健康有序的全球传播生态建设，可能同时需要两步走，一步是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步伐，以时间交换空间，以实力换话语，让中国的声音有效传播出去，增加中国文化能见度；另一步是继续推动国内“四个自信”基础上把国内的文化自觉有效地推动成全球性的文化自觉，尤其是对近三百年殖民主义进行全球性的深度批判，为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声音有效传播营造健康有序的国际舆论环境，增加中国文化的辨识度和美誉度，这一步，变得日益紧迫。

四、今天的国际传播理论研究，需要深刻揭示当今的国际传播格局是如何在殖民主义的逻辑框架下建立和演化的，而这种传播体系和格局又是如何为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滋长、蔓延和肆虐提供温床和通道的。事实上，剥离后殖民语境，国际传播、跨文化交流、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传播极容易被漂白为温和、中性的理论和实践场域，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过程、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入侵得以穿上信息自由流通、多元文化碰撞的合法化外衣，“摆脱了枪炮、病菌和钢铁”所表征的魔鬼面孔，以播撒“文明”种子、助推“发展”进程的天使之颜重现于世间。于是，“全球化话语越来越淹没后殖民研究”，甚至成为扩张美国（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霸权的饰词；跨文化传播与交际堂而皇之地铺平了消费主义文化行销全球的道路。事实上，文化全球化不过是以一种变化的范式取代了资本主导的现代化，实现的是从欧洲中心主义向美国中心主义的转向，并没有对过去延续下来的问题或在这种体制下文化冲突的增长提供任何解决方案。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等学者开启的跨文化传播实践和研究也摆脱不了美国战略传播的扩张意图；当然，也正是这样一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人群和文献，丰富和补充了单纯依赖国家力量、跨越国家和地区边界进行文化传播的“国际传播”的缺陷和不足。这也是不容置疑的。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新中国将不承认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并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在具体实施步骤上，毛泽东主张应首先清除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和影响，也就是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指的是国内思想文化和历史沉渣的清理运动。今天，在殖民之后的世界体系中让中国的声音有效和健康地发出来，事实上也需要一个“打扫干净屋子”的过程，只不过这个“屋子”不仅包括中国国内还包括全球空间，朝向当今全球地缘政治和文化、经济往来背景下的后殖民语境的深度文化清理；而这个“打扫”，更是与在建中的“大外宣”格局相匹配，需要调动全社会的国际力量才能开展。

该做的工作还得要做，即便是很复杂和长远，因为任何的掩耳盗铃和讳疾忌医，都不仅会是浪费资源，更可能是浪费时间——只有在解构掉殖民主义思想和体系后（和过程中）方能建构新的世界传媒秩序和国际传播格局，这似乎有必要成为国际传播学界和业界的阶段性小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