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钱穆和历史
钱穆的一生，一直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他先是自学成为小学教员，随后发表著作进入大学执教，最后离开大陆到香港、台湾讲学。钱穆不仅是一位历史研究者，也是一位历史的见证者。在他所生活的近百年里，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但痛苦没有将他变成尖刻的批评者，反而让他如苏东坡那般，越多磨难，便越是温柔。
大陆、香港、台湾的文化苦旅
有一年暑假，钱穆在香港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自己创办的新亚书院一间空教室的地上。这时前来看望他的学生，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历史学家余英时看到了这一幕，心里不禁为他难受。余英时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您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余英时便去商务印书馆给老师买了一部，回来的时候，钱穆仍然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如同一叶被浪拍打过的孤舟。
这是历史学家余英时对他的老师钱穆的一段回忆。那时的钱穆身患疾病，形单影只，刚刚在香港创办起了新亚书院。
钱穆先生本为江苏无锡人，七岁入私塾，十七岁辍学后自学，十八岁时开始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自此，他的青年时光大半就在家乡中小学的那三尺讲台上度过了。
直到三十六岁的时候，钱穆因《刘向歆父子年谱》而成名，通过北大教师顾颉刚的推荐，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
燕京是一所教会大学，在北平各大学中享有很高名气。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登主持。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询问大家对学校的印象。在会上，钱穆直言不讳地说：“初闻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学校，让我对它充满了向往。但是来了之后，感觉大不然。入校门就见‘M’楼、‘S’楼，这是什么意思？所谓的中国文化哪里体现得出来？最好还是命以中国名称。”事后，燕大召开校务会议，讨论了钱穆的意见，并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以中国名称命名。
钱穆在北平居住了八年，授课于燕京大学、北大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抗战时期，他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
因为不合于当时批判历史的主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五十五岁的钱穆离开故土只身去了香港，从此告别了大陆的亲人。随后，他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并且坦言自己的想法：
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
如今，新亚书院已经并入香港中文大学，成为香港文化历史上的一座丰碑。钱穆的尝试是成功的。
在香港转眼又是十八个春秋，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自港抵台，从此定居台湾。
钱先生早年曾居住在五世同堂的大宅“素书堂”附近，于是他就以“素书楼”命名台湾的新居。在新居的庭院里，他还特意种上了家乡的植物：苏州紫竹。在台湾的钱穆专注于讲学与著述，由于患病，他视力逐渐下降，后来不得不由夫人执笔记下他口述的一些观点，结集成《晚学盲言》。
1980年夏天，八十五岁高龄的钱穆在夫人陪同下到了香港，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生活在大陆的三子一女相见。次年他再到香港，与长女长侄相见，1949年之前的那段历史，让这个热爱历史的人失去了太多与家人共享天伦的机会。
钱穆先生临终前曾有遗嘱：即使人不能回到大陆故乡，也要葬回去。为了完成钱穆魂归故里的遗愿，钱夫人将他的灵骨一直安放在台北永明寺，等待着归葬大陆。直到1992年，钱穆的骨灰才由台北经香港辗转送抵上海，于傍晚到达苏州，最后被撒入苍茫的太湖。这位劳碌一生的国学大师，终得偿所愿。
一生为招故国魂
钱穆的一生，从1895年到1990年，是近代史上变化最剧烈的一个百年。先是外族的入侵，继而内战，随后他旅居香港、台湾，直至去世才回到故乡。他人生的起点，是在素有“东南财富地，江浙文人薮”之称的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
钱穆的父亲是一个秀才，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四十一岁时，他撒手尘世，留下孤儿寡母，当时钱穆才十二岁。他就读的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是辛亥革命前无锡一所开风气之先的典型的新式学校。学校师资力量极佳，既有深厚旧学根底的宿儒，又有从海外学成归来具有新思想的学人。
钱穆那时的体操老师钱伯圭，思想激进，是个年轻的革命党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答是。老师便借此教诲他说：“此等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时，才会有分分合合。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当向他们学习。”
这番话对十岁的钱穆来说，太具有震撼力，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此后读书，伯圭师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的确，钱穆的一生都在思考“东西文化孰得孰失”，从他的著作当中，可以看出他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坚信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
钱穆最早对历史进行全面论述的一部作品是《国史大纲》，写这本书的时候，钱穆四十五岁，走完了人生的一半旅程。这既是对他前一半人生积累的一次总结，也是为他后一半人生讲演所做的铺垫。他在《国史大纲》的前言中说：
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欧、美，力求步趋，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睹亦在是。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反观祖国，凡彼之所盛自张扬而夸道者，我乃一无有。于是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乃若一冬蛰之虫，生气未绝，活动全失。
钱穆得出的最后结论是：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研究历史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从历史中找到它独特的精神所在。钱穆所找到的中国历史的精神，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总结，他历数每一个朝代，力求将那个时代里人们真实的心理和时代精神都还原，让长期干瘪的历史变得鲜活。所以他的弟子余英时评价老师时，用了一句“一生为故国招魂”。
《国史大纲》写作于战火不断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希望通过自己对国史的解读，能够激发众人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的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他的这部作品也被推为中国通史的最佳著作。
钱穆自述：“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申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此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余英时曾说，钱先生治学的“终极关怀”，“分析到最后，是为了解答心中最放不下的一个大问题，即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的变局，中国的文化传统究竟将何去何从”。
此后的时间里，钱穆笔耕不辍，《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中国社会演变》《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史学名著》……仅从其著作的题名中，就可以看到一条回归历史的清晰线索。
钱穆一生专著多达八十种以上，每一本之中都可以感受到他深切的爱国之心。1986年，在他九十二岁生辰，在素书楼讲完最后一课，他告别杏坛，最后对学生赠言道：“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钱穆最有风格、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段文字出自他的《国史大纲》，开篇为：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国史大纲》这本书采用的是竖排的繁体文字，通篇用文言语句，正文的一侧有小的注解。这种中国人熟悉了上千年的行文，到了近代已变成了陌生的丛林。在这本书的开篇，钱穆就提出一种与当时的社会情况截然不同的历史态度——“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这对很多晚辈后生来说，无异于孔乙己的迂腐。
但是，“做中国人意味着什么？”“究竟怎样一种价值观念，或者怎样一种文化，与历史的经验和共同的民族起源相互影响着，将中国人紧紧地维系在一起？”当我们面对这样的疑惑之时，热切的反传统者哑口无言。
但是钱穆可以从容应答，因为他心中有千年历史，更有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之下的深刻理解。在他眼中，历史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当有人在为历史的方向性与残酷性而辩护时，钱穆则在让他的学生描写红烧肉的味道，描述风穿过松树的声音；在我们为今日中国诚信坍塌而叹息时，却通过钱穆发现那个封建礼教的社会通过“礼”维持了一个值得依赖的价值系统与保障体系。
作为“礼”的化身、一心要成为道德楷模的君子的中国知识分子，钱穆从一开始就要面对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拉扯：一方面是现实的国际环境的残酷，中国面临的亡国之灾，而另一方面，他看到了那个存于诗词典籍中的士大夫的风雅世界。
钱穆没有海外留学的背景，也未追随喧嚣一时的各种新思潮，他在古籍里寻找另一个世界。从小学教师最终成为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他是一名伟大的自我教育者。难能可贵的是，他似乎从未从线装书中逃遁，远离历史和现实的冲突所造成的痛苦。他也从未将古代中国世界想象成一个乌托邦，而只是在一片文化虚无主义的论调中，重申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中华文化的内在生命力，可以保证它在面对各种挑战时，仍能保持自身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但现在的情况却是，很多人已经忘记了保持这种内在的生命力，甚至有人悲观地说道：“中华文明已死。”
钱穆自小就崇拜司马迁，他相信没什么比历史更能寄托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岁月，钱穆不停挥笔写史，他跨越了几千年的风雨，演绎着中原文明不断受到外族冲击并最终却将外族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以及中国人在面对外来挑战时所表现出的气节与机智。在一个西方世界占据优势的时代，当中国正在跌落自信的谷底时，钱穆希望我们对自己的历史保持着“温情与敬意”。
如今的社会中，也充满了重振儒学的口号，但这种重提旧事的方式，与当年毅然抛弃传统的决绝毫无二致。风范可以被传递，却不能被机械地模仿。如今的中国传统看起来就像是博物馆中的展品，人们不知道如何赋予它现实的生命力，唯有钱穆的那份庄重而温情之意，可以唤醒它们的灵魂。
孤独的大师
钱穆后来虽在众多知名大学任教，但他本人却只有高中学历，这与他曾参与一场退学运动有关。
当时，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学习，学校新上任的舍监陈士辛，不像前任舍监一样对学生循循善诱，他教学生修身课，但却无法与学生融洽相处。在年终大考前，钱穆所在的年级集体提议，要求校方减去修身课，增加希腊文课等。钱穆等五人是学生公推的代表，他们以集体退学相要挟，但是最后没有得到学校的让步。钱穆性格倔强，他毅然拒考，填退学书，自动退学。
在这次学潮的五位代表中，一位是创办《国故》月刊的常州张寿昆，一位是江阴的刘寿彭，即新文化运动时期写了《教我如何不想她》的刘半农。剩下的三人中，还有一位是瞿秋白，还有一人是校长的三弟。
刘寿彭当时在同学中名气很大。他曾被舍监陈士辛召到屋里谈话，出来后在厕所里大声叫道：不杀陈士辛，我就不是刘寿彭！但他当时并没有和钱穆同时填退学表，而是在期末考试后退了学。之后他到上海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中的“星期六派”，后又被陈独秀召去北京大学，改名半农，是提倡白话文的干将之一。
二十年后，钱穆赴北平教书，恰好当时刘半农也在北大。他乡遇故知，不喜欢结交朋友的钱穆登门拜访刘半农。刘半农客气地留他吃了午饭，两个人交谈了近两个小时。但在常州府中学堂时期的事情刘半农只字未提，既不问钱穆二十年来的情况，也不谈提倡新文学方面的事情。钱穆后来感叹道：“不客气乃旧相识，无深语似新见面。”他猜想，当时刘半农已经名满天下，大概不愿意谈那些陈年往事。既然刘半农与自己意气不相投，所以也不谈他的新思想。从此以后，钱穆便不再和刘半农来往。
这一则故事，可以看到钱穆本人的“文人气”，道不同不相为谋，即便是文人名士他也不愿交往。在北平的八年时间里，胡适深受北大老师的尊敬，很多人经常到胡适家中拜访，畅谈大小事，也有人以此来请胡适通融体恤。但是钱穆从来没有主动拜访过胡适，他和古代文人一样，有洁身自好的情结，宁愿为了理想和名节而独处。
终其一生，钱穆都可以称得上是孤寂的。中年离开大陆，迁居港岛，虽然避免了被“思想改造”，但同时也付出了远离故土、抛妻弃子的代价。据他的学生余英时回忆，钱穆初到香港时，曾经与余英时一家观看一场有关亲子之情的电影，向来能够“以理驭情”的钱穆，想起在大陆的儿女，禁不住悄然泪下。传统文化甚重父子之情，此时已届中年并且毕生信仰中国传统文化的钱穆，其孤寂之感可想而知。尽管后来又觅得胡美琦为伴侣，然而远离故土、儿女的情感缺口，哪能轻易弥补呢？
萦绕在钱穆周围的另一重孤寂便是学术上的。“新儒家”是近二十年来甚为风行的一个概念，钱穆一代通儒，自然也被划为新儒家之列。但是余英时在他的《钱穆与新儒家》一文中，用近四万字力辩钱穆并非传说中的新儒家。在余英时的眼中，虽然钱穆的儒学功底深厚，毕生尊奉儒家思想为人生信仰，但钱穆并不认同当代新儒家所推崇的由韩愈创立的哲学家式的道统说，而是坚持“整个中国文化即为道统”的历史学家道统观。
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钱穆更是孤独的。在世界史上，保守并不意味着落后，然而在民国时期，激进主义迅速膨胀，各种渴望进步的势力都不约而同地把矛头尖锐地指向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钱穆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高呼“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近乎偏执地为传统文化辩护，就无可避免地成为逆乎潮流的老朽。钱穆注定孤独。余英时在他的文章中说，“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
不过，钱穆能著书立说、硕果累累，成为“最后的大师”，正是因为他这种卓然不群的品性。大师独自承受孤独，却留给后世一个高大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