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之前
前不久，我停笔不再写小说了。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写小说，现在我对这件事已经不感兴趣了。生命中还有其他的事可做。要是继续写下去，我不过是在重复自己而已——我开始意识到，这些念头不请自来，出乎我的意料，它们在我的脑海里徘徊不去，折磨着我，并且一天天变得愈加强烈，让写小说的冲动显得愈加单薄。一开始，我还能借着惯性写一写，后来惯性也不够用了，于是我就干脆放弃了。
这样的变化发生在我身上，有点奇怪。这种状态并不常见。起初，我有些困惑，每天晃晃悠悠地打发日子。我把很久没读的书拿出来读。我去散步。与其说是散步，倒不如说是一边把一只脚挪到另一只脚前面，一边努力让自己不要忘记暖气炉的过滤板该换了。每周二和周四上午，我跟妻子一起去一家公共泳池游泳。我们差不多每周去看一次电影，每周去咖啡馆吃两次午餐。我的人生显然已经步入庸俗的退休状态。绝大多数时候，我就在家打扫卫生，整理屋子，把该修的地方修一修，该翻新的翻翻新，于是时间一周一周过去，我一点小说也没写。有些时候，我会沮丧地发现一晃就到了中午，可是这种不安从一开始就并不强烈，顶多也就是突然来一下子，要么就是一种短暂的空虚感。持续更久的是一个若隐若现的声音，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有点不太对劲。后来，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直到我每天早晨醒来，压根儿不会再想起写小说这件事，也不会再惦记它。我已经彻底把写小说的事抛在脑后了。如今，人生又有了其他可能。如果这些文字让你对眼前的这本书产生了好奇——好奇我是不是在开玩笑，或者在卖关子，抑或是漫游进入了元小说(1)的边界，或者干脆这篇小说就是自动生成的——那么，我想告诉你：这一切都是真的。
10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摘了四排树莓藤上的果子。那些果子上原本还带着叶子，但是在我边挑边摘的过程中，叶子落了一些。等我忙完这些，父亲打电话来了。他说，有两件事：一是他后院的一棵树倒了，二是他出了个小小的交通事故。倒下的那棵树虽然恼人，但是拖一拖也无所谓。但是那个交通事故就有点麻烦了，因为他的车没法开了，而他每天早上还得去上班。
“没，”他说，“我没受伤。没有人受伤。这是好的一面。但是不好的一面，我是过失方。我知道。我没法怪别人。我撞到了一辆停着的车。我拐了个弯，结果撞到人家了，于是我就坐在那儿想：‘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的人生开始结束了。’”
“你妈妈，”父亲接着说，“曾经在停车场发生过一连串的剐蹭事故，然后又有一次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结果就是，她已经差不多两年没摸过方向盘了，当然，这些你都知道，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只有这一辆车，可是呢，这辆车现在没法开了。不过，大体上说，我们都好好的。”
我父母的确都好好的——大体上说。他们依然住在我和姐姐从小长大的那幢房子里——是一座砖墙的盐盒式房子，窗台也是砖头砌的。门外的水泥台阶已经裂了口子，台阶一侧有铁栏杆。房子里所有的窗户都不太好关，所有的窗玻璃也都彻底磨花了。窗户外面的灌木丛因为经常不按时修剪，会从窗户缝里戳进来。有一间半地下室，里面塞满了留着“以后”用的东西，然而这个“以后”从来就没发生过。屋顶烟囱的地方有些漏雨。房间的天花板很低，门厅都用薄薄的板子包着。光线随意地照在家里的每一件物品上——从茶几上的陶瓷塑像，到那堆攒下来的火柴盒，还有餐具柜里蓝白相间的代尔夫特瓷器。我那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老母亲已经把厨房餐厅合二为一的区域作为自己发挥余热的舞台，把那里简单装饰了一番：安了一排卡座，外加一台小小的电视机，把空间填得满满的。想要从吃饭的餐桌旁边绕过去，进到他们在一扇窗户底下给自己做的“鸟窝”里面，还是需要一点功力的——按照我父亲的解释，此时此刻，倒下的那棵树的树枝正好杵在那扇窗户上，枝丫都蜷在一起。
我去了一趟。这对我来说不难。我住的地方离他们大概十五分钟车程，这一点，你可以认为是件令人沮丧的事——几乎一辈子都待在从小长大的地方。不过，我倒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事实上，我觉得挺好。况且，要是确实有理由需要搬家，比方说因为工作，或是我妻子想搬，我会搬的。我姐姐也没挪过地方。她也住在西雅图，而且她不止一次说过：“干吗要搬啊？”
我父母家后院里倒下的是一棵云杉，是被最近的一场暴风刮倒的。树干从顶部大约三分之一的地方折断，那些枝丫现在要么戳进泥里，要么朝天上竖着，好像硬硬的胡楂儿。树皮、针叶还有球果在院子里落了一地，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树脂味。我用一把油锯清理战场，直到院子里恢复了应有的整洁。接着，我便和父亲一起猫着腰钻进车库后侧角落里那个用雪松木搭成的棚子，去看他的车。车库已经摇摇欲坠，快散架了，旁边是一段满是腐叶的天沟。车的前排驾驶座那里被撞扁了，其中一盏前灯摇摇晃晃地耷拉着。“是这样的，”他说，“等我开到家——撞车的地方离这儿只有两个街区——冷却箱里的水全流出来了。所以现在只能停在这儿，得等我把原因找出来才行。”
* * *
第二天早上，7点半，我去接父亲上班时，他已经穿戴整齐，站在门廊里等着了。他一手抓着长度到脚的雨衣，另一只手拎着一个买菜用的塑料袋，坐进我的车里，似乎满心期待的样子。我感觉。
我们出发了。我闻到了Vitalis发胶的香味。父亲戴了一条卡夹式领带，穿着背带裤，外面套了一件单排扣的夹克。他多少年都是这身打扮，或是跟这差不多的搭配，以前看着还是挺精神的。可是现在，这身衣服在他身上却显得特别大，好像借来的一样。像他这样身材精瘦的老头容易让人觉得讨厌，尤其要是再配上皱着眉头的表情，就更不招人喜欢了。要是在一群年轻人里，那样的人连呼吸都仿佛散发着对生命以及对死亡的憎恶。不过，父亲不是那样的。他没有那种凶巴巴、冷冰冰的感觉。他的眼神依旧灵动，跟你说话的时候，脸上总带着笑。他给人的感觉是充满热情的，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
到了市中心，我把车开进他办公室楼下的车库里。“你要不要上来坐坐？”他问，“还是直接去图书馆？”
前一天，我为了让他确信开车送他上班不会给我添麻烦，就跟他说我要去市中心的公共图书馆。（当然，我是骗他的。）可是，这会儿才七点四十五，图书馆十点才开门。于是我跟他说，还没到时间。
我们下了车。父亲把雨衣搭在一边胳膊上，另一只胳膊上挂着塑料袋，在车库光秃秃的灯泡下面大踏步地往前走，好像迟到了似的。他伸手冲车库收费亭里的工作人员示意，跟人家打招呼，那人也冲他竖起拇指，作为回应。
我们乘扶梯上了两层，又进电梯坐到二十七层。他的律所就在那里。父亲把大门的锁打开，又把长长的一排灯都啪啪摁亮，然后就到前台后面查备忘录（显然，他的律所仍然允许用纸笔记录），想看看有没有他的事。没有。所里静悄悄的。
我们去了他的办公室。我已经很久没去过了。父亲把雨衣放在一张椅子上，又从他一路拎着的塑料袋里掏出一个小一号的塑料袋，里面装了满满的麸皮麦片，还有一份《西雅图时报》。接着，他拉开一个装满纸碟和塑料勺子的抽屉，从里面又拿出一个塑料袋来——里面装的也是麸皮麦片——然后把两袋麦片倒到一起。“我这儿足够了，”他说，“今天是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肯定够五天的了。”
他有一个保留了多年的习惯，那就是在十点左右的时候买上一品脱牛奶、一杯咖啡、一根香蕉，然后在地下广场里找一张桌子吃早餐。
不过，现在，他合上储粮的抽屉，从眼镜盒里掏出老花镜，坐下来，开始填账单。他写了几张支票，给几个信封贴上邮票，舔两下，把信封封上，然后又把笔放回胸前的口袋，接着，他起身走到一个柜子前面。“我不想打扰你，”我说，“你有工作要忙。”
“没有，”父亲说，“我没什么工作要做。我已经好多年不怎么工作了。偶尔会有一些事，但是，总的来说，我在这儿就是消磨时光。”
他笑笑，似乎自己都被自己这个老家伙的无厘头逗乐了。他的办公室有三扇窗户，其中两扇的百叶窗关着，不过我透过第三扇可以看见外面的天色亮了。“我所做的，”父亲站在他的文件保险柜旁边，坦白说，“就是看看报纸，或者看看书。”
他把发票收好，回到办公桌前，在我对面轻快地坐下，很是自在。“从1958年一直到差不多1998年，”他说，“我手上每时每刻都有三十到四十个案子，但是自打从那之后，数量就越来越少了，当然也可以理解，因为我都快84岁了。”他摇摇头。“以前呀，”他说，“我从来不像现在这样有大把的时间。那会儿啊，随便哪一天，我手里不但有几十个轻罪案件，还有各种各样的重罪案，杀人啊，强奸啊，绑架啊——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能把人判上很多年。我不想再像那样了，我不想再像以前那么忙了，但是我又希望能比现在稍微忙那么一点，因为我希望每天到这儿来，能有点说得过去的理由。”
父亲倚在那儿，两手的拇指塞在裤子的背带里。很多年来，他都是把头发笔直地梳向脑后，所以头顶的头发规规矩矩地形成几列，但是现在，有一小撮头发不小心蜷在了太阳穴那里，还闪着Vitalis发胶的油光。“我所希望的，”他说，“如果不算奢望的话，就是能工作得越久越好。我总说，我希望自己能在向法官做总结陈词的时候突然死掉，不过看样子是没戏了。恐怕是没希望了。不，要不了多久，老天爷就要来收我了，然后我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他的电话响了。他把电话铃声设得特别响，简直刺耳。他看看电话，又看看我，然后又看看手表，说：“好吧，好吧，好吧。稍等一下。”
* * *
父亲接起电话，把座椅转过去面向窗户，好给自己一点私密的空间，而我则坐在那里，凝视着他办公桌上的一个相框——是我在他75岁生日时送给他的——相框里的照片上，我和他两个人在阿拉巴马最高峰切哈山的邦克塔上。我们俩去阿拉巴马，是因为我受邀去伯明翰参加一个读书会，是关于我写的一本书，于是我便邀请他跟我一起去了，而在那里的大部分时间，我们俩都像游客一样，租了一辆小车四处晃悠。比如说，在伯明翰民权研究所，我们俩跟在一群小朋友后面参观，看了一件又一件展品。了解罗莎·帕克斯、了解布朗诉托彼卡教育局案以及公交车抵制运动和午餐柜台静坐事件是一回事，而在了解这些历史的同时，身边围着七十名四年级的小学生，那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展览路线的最后一站，是一段关于马丁·路德·金博士的大银幕录像，播放的是他那场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呈现在我和父亲以及那群挤挤攘攘的孩子面前的——孩子们已经基本安静下来——是国家大草坪的全景画面，还有慷慨激昂的听众和那长方形的、波光粼粼的倒影池。画面里，金博士讲到“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我扭头看向父亲，只听他正喃喃自语：“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但还没有完全实现。”
我和父亲在伯明翰期间，还参加了一场社交晚会。晚会是在一对夫妇家的大厅里举行的，这对夫妇也是我这次来阿拉巴马出席的读书会的支持者。我谢了他们，并同他们握手。接着，他们把吧台的位置指给我们。我和父亲便去拿了饮料。我们刚把饮料拿到手，男主人便用勺子敲了敲自己手中的酒杯，直到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他向大家表示欢迎，又伸手指向我，称我是“此刻的明星作家”，并感谢我和父亲“不远千里从华盛顿州的西雅图赶来”，接着，他提议大家向我们举杯——大家都举了——然后这部分工作就结束了，我们便在他的宅子里四处晃悠。他的宅子有很多个房间，都装饰得非常考究。组织这场晚会的是各种捐助人，他们和今晚的主人一样，都是读书会的举办者，因此参加晚会的人就包括了捐助人、组织者、读书会委员会成员、位于伯明翰的阿拉巴马大学创意写作项目的师生、大学里的一名管理人员、市里一位艺术部门的行政管理人员、一名跟大学没什么关系的小说家，还有一对开书店的夫妇。据说，那天下午我做签售的那家书店就是这对夫妇开的。有人告诉我，这种类型的社交晚会每年会举办三次，每次在不同人家的宅子里轮流举行，这样大家就可以和其他地方来的作家见面问好。这是一个系着腰封、打着领结的男人告诉我的，他把我和父亲堵在一个壁炉旁边，跟他一起的还有一个挺酷的女人——涂着赤褐色的口红，柔软亮泽的齐肩短发向内微卷——这两位都是红光满面，轻松随意得近乎鲁莽。他们介绍自己是洛伦（Loren）和劳伦（Lauren），劳伦还补充说，十三年来——他们结婚十三年了——两人一直在向人们解释“洛伦”和“劳伦”两个名字的差别，每次大家都觉得很好笑，他们俩都习惯了。“没错。”洛伦接着解释说，听到洛伦和劳伦，几乎每次对方的反应都是“什么？”或者“再说一遍？”，要么就是“也许你们俩当中的一个人应该取个昵称”。“但我们不用昵称，”他说，“因为后来我们发现，‘洛伦和劳伦’的梗是很好的开场白呢！”
他俩笑了。父亲晃了晃手里加了水的威士忌。关于他，有一点需要告诉大家的是：从我记事起，我就发现他不喜欢与人发生口舌之争，也不会使用那些男人发表反对意见时常用的肢体动作和表情语言。他也许会稍稍辩论一番，开上一两句玩笑，或是机智地反驳一两句，但他的目标始终是求同。父亲可以很容易让人放下戒备。他极其谦逊，毫不张扬，也没有一点架子，让你很难不喜欢他。他穿着从跳蚤市场淘来的廉价西装，系着卡夹式领带，花白的头发沿着光秃秃的头顶一绺一绺梳到脑后。他的亲和力让所有人都喜欢他。女性在他面前可以很放松，因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她们会让他感到紧张；在女性面前，他会特别小心，生怕被人误以为在打情骂俏；但凡可能被人解读为对女人感兴趣的事，他绝对不做，也不会说那样的话。与此同时，又因为他从不争强好胜，所以男性在他面前也可以放松下来。父亲似乎压根儿就没有参加论战，也并不想站在哪一边。要是你随他去，他就只想专心地吃点东西，但又别吃得太引人注意。所以，他就得稍稍别过身去。于是，父亲一手插进衣袋，另一只手端着兑了水的威士忌，一边小心翼翼地与人打着趣，一边还得瞄着点旁人的目光，免得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也许他觉得自己太过严肃，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调侃两句。也或许他会认为对对方调侃得有点过了，就反过来自黑几句。父亲开对方的玩笑都是善意的——他是想表达他是和你站在一起的，你要是尴尬了，他也会感到尴尬，并且能够理解你为什么会尴尬，也正因如此，他会主动让你也骂他两句，只要和和气气就行，讽刺两下或是诙谐地斗斗嘴，都可以。如果他挖苦你，也并没有恶意——而是为了让你安全地败下阵来。太过庄重和失态一样，都不好，而且可能也没什么用。
“你们刚才描述的关于名字的重担，”现在，父亲对洛伦和劳伦说，“我懂，因为我的父母也给我取了一个奇怪的名字，罗亚尔（Royal）(2)。没错，罗亚尔。我一次又一次地听人们说：‘什么？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名字。你怎么会有个“皇家”这样的名字？’这也是我向我父母提出过的问题。我得到过像样的答案吗？并没有。他们说他们是从帽子里随机抽出来的。我的母亲是北达科他州人，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的黑色风暴，她在西雅图遇到我父亲，然后就留了下来。我父亲原先是个海员，身强体健，后来在快餐店当过厨师，再后来当过电梯工，然后又接受了电梯维修和保养的课程培训，拿了执照，就去了奥的斯工作。你要是问我，那我觉得我父母是怀着期许的。他们想让我和我弟弟出人头地，因为他们没什么钱，于是就给我起了罗亚尔，也就是‘皇家’这个名字，给我弟弟起的名字叫桑代克，是想让我们进入上流社会，成为人上人。有时候就是这样，虽然，我猜，只要你想，你也可以改名，这是合法的，比如，对于你们俩来说，可能把劳伦改成劳丽，问题就解决了，但是那样的话，你们俩跟别人聊天的开场白就没有了。每次有人跟我说‘你叫皇家？皇家什么？是皇家讨厌鬼吗？’的时候，我都会想要换个名字。”
父亲挂断电话，告诉我电话的内容。他是愿意免费受理案件的律师名单中的一员，如果所有的公设辩护人都很忙，而又有人需要的话，他可以帮忙。“我刚刚还在跟你说我没事干，”他加了一句，“真是巧了。”
电话是西雅图北边斯卡吉特县的公设辩护人办公室打来的。斯卡吉特县监狱里一位需要律师协助的妇女联系了他们。前一天下午，那位妇女和她的丈夫因谋杀罪被捕。县里能找到的最后一个公设辩护人被分给了她丈夫。“我答应马上就过去跟这位女士聊聊，”父亲说，“也就是说，你能送我一趟吗？我来付油钱。”
我说：“当然可以。”于是便起身从口袋里掏出车钥匙。父亲点点头，接着便拉开他放麦片的抽屉，拿了麸皮片、一个纸碗，还有一把塑料勺子。他抓起之前扔在椅背上的雨衣，便和我一前一后踏上走廊，他在前面，我在后面。
* * *
我向斯卡吉特县开去。车流渐渐变得稀少，我们开到了斯卡吉特河漫滩。我对这片区域很熟悉，主要是因为我这辈子都住在这一带，所以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去过那里。这是一片宁静的乡村，有着安详的田园气息，但它时不时地就会登上新闻，因为斯卡吉特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冲破河岸，阻断道路，涌入人们家中。在田野的尽头，堤防工事隐约可见，再后面就是谷仓、挤奶间、储煤筒仓、散栏式牛棚，还有高高的杨树防风林和建在抬高地基上的房屋。这里的地面常常是黑黑潮潮的，仿佛洪水刚刚退去一样。
洪水没来的时候，斯卡吉特县是安静祥和的。前几年，最出名的事件是2013年5号州际公路桥坍塌。一辆超限运载的卡车撞上了一节撑杆，导致桁架塌陷，支撑构件失去作用，桥面和上部结构落进了河里。除此之外，斯卡吉特县一派田园风光，那里有华盛顿州西部出了名的郁金香田，绵延数英里(3)，每到春季，美不胜收。
我在县首府弗农山市下了州际公路，弗农山地处一片防洪堤后面的一处河湾。也不知道是运气不好，还是当初的规划做得太糟糕，这里的5号州际公路距离斯卡吉特河太近了，导致弗农山市中心被挤在二者之间。而且，高速公路还像一堵墙，把城市的核心商业区和大部分居民区隔开，使得两个区域看上去好像没关系似的。最后，在另一次奇怪的城市规划中，一条铁路又横穿弗农山运送货物，由于这条铁路十分繁忙，以至于在市中心开车时经常要停下来，等候长长的列车驶过，我和父亲开到金凯德街的时候就是如此。
监狱就在法院对面，很方便。这座建筑一眼看上去就让人联想到监狱——固若金汤，只装了少得不能再少的几扇窗户。那天，弗农山刮着风，但那会儿还没下雨。黑压压的一片乌云正稳稳地向东涌去。
我们商定了一个方案。父亲去和他的潜在客户交谈。我呢，就在弗农山四处走走，然后回车里等他，一直等到他准备好去最近的杂货店买牛奶和香蕉，然后吃他的麦片。于是，我们便分头行动了。我漫无目的地朝西走。我看到宽宽的河面，就在小城的防洪堤上面。人行道清扫得很干净，市政花坛里的花也料理得很好。弗农山给我的感觉是静谧的，迷人而又不张扬。不过，我很快就发现这座城市既是一座老城，也是一座新城。一家小餐馆和一家杂货店是旧时的遗迹。一间咖啡厅、几家小酒馆、几家啤酒坊，还有一家有一张巨大沙拉台的食品合作社，都在呈现着城市的变迁。在所有这些建筑的上方，立着三层高的法院大楼，我返回监狱停车场的时候正好路过。大楼外面，一门火炮架在木制车轮中间，炮筒朝着南边。我没看见牌匾，也没发现有什么标志牌，所以也就不知道它的来历，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坐在车里听着收音机，直到父亲从监狱回来。“令人悲伤的案子，”他说，“非常悲伤。”
我开车去了“红苹果”。这就是我之前提到的那家杂货店，仍然是旧时弗农山的样子。父亲在那里拿了一根香蕉和一品脱牛奶，我们买了咖啡，然后在角落里的一张餐台旁坐下。父亲一面俯身吃他的麦片，不时用餐巾纸擦擦下巴，一面跟我说起被逮捕的那个女人，她叫贝琪·哈维，娘家姓是胡伯。
他说，她41岁，有七个孩子。她非常保守，是个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她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园林市长大，那里盛产草莓，或者至少曾经如此。她的父母是从密苏里州的西普莱恩斯来到园林市的，她父亲在西普莱恩斯当过警长的副手，在此之前是在美国法警局。在加州，他父亲在高速巡逻队工作。贝琪告诉父亲说，她的父亲原本家住田纳西州海伍德县，但他在17岁那年去了密苏里州的一家肉联厂上班。她母亲那边，外公是阿肯色州耶尔县的，外婆则是俄克拉何马州人。
贝琪12岁的时候，胡伯一家搬到了西雅图，这样她的父亲就可以在一家卡车制造厂当保安。在她高中毕业五个月之后，贝琪在一次教堂组织的社交活动中遇到了德尔文·哈维。他们恋爱了，七个月后，他们结了婚，买了房，开始有了孩子。后来，他们在斯卡吉特县买了五英亩的地，四英亩继续长着灌木，另外一英亩清理出来盖了栋房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找承包商建的。不过贝琪跟我父亲强调说，德尔文是个名副其实的技工，布线、铺水管、镶框、浇筑混凝土、铺设石膏板，他都不在话下。贝琪还补充说，德尔文当过空军，退伍之后一直在波音公司工作。
父亲说，贝琪身材瘦小，但眼睛里含着强烈的愤怒。她让他想起了他在大萧条时期的照片中见过的女人——饱经风霜，没有受到命运的眷顾。不过，与此同时，她说话犀利，性情反复无常。父亲说，她很焦躁，说个不停。她的描述前后矛盾，想要澄清却又站不住脚，说一句还得补充十句，细节也经不起推敲，所有这一切的最终结果是突出了她的混乱，也让父亲感到困惑。他不知道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说，她和她丈夫被指控杀害了两人从埃塞俄比亚收养的一个女孩——他们俩被指控虐待了那个姑娘，直到她死在他们家的院子里。
“他们干什么了？”
“他们虐待自己从埃塞俄比亚收养的女孩，把她虐待至死。”父亲说，“诉讼文件里是这么指控的。”
在红苹果，父亲从麦片碗里抬起头，打量着我。“什么？”他问。
“太糟糕了。”我回答。
“监狱里的那个女人做了可怕的事。”父亲说，“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我可以对自己说，她的所作所为让我感到非常憎恶，以至于我没办法当她的代理律师。我可以对自己说：‘让别的律师干吧，去为一个百分百虐待过一个孩子、百分百应该对孩子的死亡负责的人辩护去吧。让别人在法庭上替她发声，让别人在法庭上代表她行事去吧。我才不会为她发声，因为我根本不认可她的所作所为，我没办法代表她。不行，让别人干去吧——反正我不干，这是原则问题。’另一方面，”父亲接着说，“自从虐待杀人罪被写入华盛顿州的法律，已经有八十五个人因此而受到指控，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上了法庭，都有律师跟他们一起，尽管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你不会想要知道的——因为你知道了会感到恶心——有虐待儿童的，甚至还有虐待婴儿的。那么，那些律师为什么会接这样的案子？也包括我，因为我接过三个。现在是四个了，因为我还是会接下这个案子。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那些被告是好人吗？只有好人才配有律师吗？每天，都有人被指控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因为他们做了令人发指的事；每天，都有律师受理他们的案件，因为这样，法律才得以成为法律。我跟你说，我这辈子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输。我输掉的案子比我赢的多得多。而且，说老实话，我输的时候从来也没觉得意外。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会输。因为证据完全不利于我的当事人。那些证据都可以一锤定音。你可以说，既然如此，我干吗不一上来就认罪，给大家节省点时间和麻烦呢？况且还给纳税人省钱呢。如果你认为某个人有罪，那为什么还要替他辩白呢？可是，你看，我是不是认为我的当事人有罪，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陪审团的想法。所以，要让他们听到全部的信息，让他们来做决定。要光明正大地，把所有的信息公之于众。”父亲接着说，“还有一点，这事儿可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在电影里，当真相大白之时，大伙儿会发现扣动扳机的不是甲，而是乙。他们从一开始就抓错了人！律师成了英雄，因为他的当事人是清白的！因为他揭露了真正的凶手！坏事是别人干的！你知道在现实世界中，这样的情况能发生几回吗？几乎就没有过。几乎每一个被指控的人都是罪有应得。所以你得怎么做呢？你得弄清楚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如果可以的话，这是另一个问题——然后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和他们被指控的罪行进行比对。他们可能做了你能够想象得到的最恶的事，你可以为此而憎恶他们，但是如果他们的行为和指控不符，那么他们就是无罪的。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因为一个人很可恶就给他定罪，而不是因为他触犯了法律，那就跟独裁统治没什么两样了。谁想活在独裁统治下呢？我可不想。还有一点。我依照自己的道德准则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样我心里踏实。”
* * *
父亲吃完麦片，说他得到高等法院的书记员办公室去一趟，去取贝琪·哈维的逮捕宣誓书。
我们去了书记员的办公室。我们前面还有一个人。等她办完她的事，父亲便上前对书记员说：“我刚从街对面的监狱过来，我来取一份关于我当事人的逮捕宣誓书。”
书记员向父亲解释了怎样可以拿到宣誓书。我们身后的桌子上有几台电脑，他可以登录系统，输入案件编号。如果有问题，电脑后面的墙上贴着一张操作指南。搜索结果出来之后，他得点击想要的文档，然后点击打印图标。这时候文件就会从她现在站的柜台后面打印出来，他再回到柜台这儿来取，她会把文件拿出来，他要按每页五美分的价格来支付费用，她再把文件给他，还有一张收据，就可以了。
父亲说：“监狱里的那位女士叫贝琪·哈维。”他拼出“哈维”二字，“我对计算机一窍不通，所以，如果不是太麻烦您，可不可以我把名字告诉您，您帮我把宣誓书打出来？”
“好的，”书记员说，“你后面没人了，所以就这么办吧。”
书记员往电脑那边走的时候，我们往后让了让。父亲靠近我，压低嗓门儿说：“年轻的时候啊，有很大的优势。你是新来的孩子。然后呢，到了中年，就没办法回避了——人们会觉得你是个笨蛋。再然后呢，就这样过了好多年，到我现在这样，幸运的是，状况又会好起来。人们都认为你已经被时代抛弃了，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所以他们又和从前一样，又对你笑脸相迎了。”
书记员把宣誓书拿了回来。父亲戴上老花镜，检查了封面页，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硬币。“肯定就是这份了，”他对书记员说，“谢谢您关照我。”
我们从法院出来了。父亲没有把老花镜收起来。事实上，我们站在街角等红灯时，他又把老花镜戴上，细细读起了宣誓书。“咱们去这个地方吧。”他说。
他用食指指着一个地址。我读了一下那个地址所在的那句话：“午夜12点10分，斯卡吉特县的警员接到911电话，是从锡德罗伍利附近的斯通巷7279号打来的。”父亲将食指移到“12点10分”的位置。“这么晚，”他说，“都半夜12点10分了。”
我朝锡德罗伍利开去。我知道那地方在哪儿，因为我在喀斯喀特山脉开车的时候不止一次从那儿穿过，或者路过。这是一座小镇，主要产业是木材、煤炭开采、铁路货运，还有一家曾经生产伐木绞盘机的钢铁厂。小镇给人的感觉是湿乎乎、阴冷冷的，好像受到了胁迫似的。在我看来，这里好像与斯卡吉特县的其他地方隔绝开来。这里位于漫滩之上，地势很高，与三角洲上的广阔田野相距遥远。大规模的农业在此结束，取而代之的是高大的树木。每年的旅游旺季，有一百多万人会到附近去看盛开的郁金香花丛，但很少有人会来这里。它和“郁金香之路”是天上地下的反差，对游客没什么吸引力。相比于锡德罗伍利木艺节上的电锯雕刻和伐木比赛上的伐木展，游客们更喜欢在可人的平原上逛逛农贸市场。锡德罗伍利近郊曾经有一家叫西部州立医院的精神病院，选址于此的部分原因就是这里地处偏远。此时此刻，有一辆车正驶过20号高速公路上的医院旧址，沿着斯卡吉特河向上游开去，驶入寂寞荒凉的群山。所有这一切都让人觉得锡德罗伍利就像是斯卡吉特最偏远的村落，从某种程度上说，也的确如此。
不过，尽管锡德罗伍利地处偏远，手机信号还是有的，所以我能找到去斯通巷的路。我们沿着伊顿花园路向北行驶，这是一条上坡路，在铁轨上方蜿蜒曲折，最后到达一个丁字路口。在莫泽尔路，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片泥泞——被践踏过的牧场、腐烂的树桩、铁丝网，还有屋顶上长满青苔的移动房屋。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从灌木丛中穿过。藤上缀满了带刺的黑莓。我们从那里驶下陡坡，开进树林。在我们的一侧，人行道穿过一条小溪，已经快看不见了。车轮下的路就像是在以前伐木作业的支路上铺了砖石，路边是一座座简朴的小房子，房前的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周围一片凌乱，都是砍下来的木料——高高矮矮的灌木、杂草、荆棘——所有这一切的上方，是长长的电缆，悬在两端的电线杆上，形成一道道弧线。
我们到了斯通巷7279号。车道被黄色的胶带封住了，胶带被风吹着，摆来摆去，因为后面就是犯罪现场。车道旁边是几棵刚刚结果的果树，树冠被人用网罩住了，防止鸟儿来偷吃果子。我们眼前的景象，大半都是荆棘。没有看到那个从埃塞俄比亚收养的女孩死去时所在的院子，也看不见哈维一家住过的房子。
“我们可以沿着车道走到房子那儿，”父亲说，“只要我们不碰任何东西，就没关系。”
我们沿着车道走了过去。父亲把宣誓书也带上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房子的后面，停着一辆漫步者。院子里的一根柱子上装了泛光灯。有一个简陋的谷仓、一间工具棚、一个鸡圈，还有一个便盆，有点奇怪。我能听见头顶上方的电力线噼啪作响。
我们站到一个露台上。有一个带挂锁的冰柜、一个带轮子的圆筒式烟机、一个铝制的折叠野餐桌、一个装满球拍和球的垃圾桶，还有一个之前装西蓝花的大盒子，里面放着空的塑料牛奶罐。父亲把宣誓书往后翻了一页。“这里就是她死去的地方，”他说，“就在这里，在这个露台的边缘。”
他把宣誓书递给我。我读了关于911电话的那句话，里面写了斯通巷的地址。是贝琪·哈维打的911，她在电话中说，她的女儿在黑暗里一个趔趄，摔倒了，还脱掉了衣服，最后脸朝下，嘴里还含着泥巴。调度员一听，就打电话给治安官，并派出了警员。等到午夜，一辆救援车也被派来了，凌晨1点30分，从埃塞俄比亚收养的女孩死在了斯卡吉特山谷医院的一张桌子上，养父母给她起的名字叫阿比盖尔·哈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