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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年初，酗酒敲掉了尼卡诺尔的饭碗。他是酒鬼，被人炒了。回去告诉老婆，克拉丽莎操起一只鞋，就往他脑袋上扔，撂狠话说要跟他分，尽管女儿伊尔达在1916年7月出生。

他运气好。那年3月，圣法比安往西不到五十公里的圣卡洛斯小学缺一名老师。他们坐着大车，带着四个孩子和很少的家当——三张床垫、印第安人带到圣法比安来卖的毛毯和老从大车上往下滚的陶制厨房用品——搬家。克拉丽莎的两个大女儿一个七岁、一个五岁，蒂托两岁半，伊尔达刚七个月。从出发到卡查波阿尔，一直沿着纽布莱河走。她又怀孕了，两人很开心，憧憬着在圣卡洛斯，日子会更好。那儿是尼卡诺尔的出生地，爸爸在秘鲁打太平洋战争[3]时，妈妈在那儿独自把他生下。回到出生地是个不坏的主意，她只希望丈夫别再交上新朋友。所谓“朋友”，指的是酒。

供新老师和家人居住的小木屋在学校院子后面，有两个房间。1917年10月4日，比奥莱塔在这里出生。克拉丽莎和尼卡诺尔依然相爱。一开始，过了好多个星期，甚至过了好多个月，尼卡诺尔都没醉过。他热爱这份工作，组织学生排戏，在全校师生面前表演，他做主持、当乐师，甚至出演角色。日子过得很好，直到有个周六，他又喝醉了。

“不会吧？又醉了！这头碎骨鹰[4]，真不是个好鸟，该拿他如何是好！”

她担心下周一，他能不能清醒地出现在学生面前。

两人谁也不愿意离开那儿，可是1919年，当地政府决定将小学改成商校，他们只好又搬家。校长通知，年底之前要把房子腾出来，克拉丽莎咬牙接受。这期间，她的第六个孩子爱德华多出生了。她见丈夫难过，还要给他打气：

“总得继续奋斗，日子还要过下去，老天爷会赏口饭吃的。”

然而，坐在去奇廉的大车上，她也忍不住地抱怨：什么都从她手里溜走了。她喜欢什么，生活就夺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