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早期成长环境有多重要

环境是围绕着某一事物并影响其生存和形态的所有外界因素的总和，人类生存的环境便是以人作为中心的外部世界，个体的发展很大程度受环境和经验等外界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国内外研究者对环境的分类主要以环境要素的差异、空间范围的大小、环境的性质等作为依据。其中，根据环境的不同性质，可以将环境系统划分为物理环境、物质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物理环境是指某一个体周围的天然物理环境和人工物理环境，如污染、自然灾害、辐射环境、电磁环境等；物质环境是指影响某一个体发展的各种物质条件，如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等；社会心理环境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个体周围的社会关系等因素。对于某一个体的成长而言，物理环境、物质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三者缺一不可，共同作用于个体发展的整个过程。

早期环境是指个体从胎儿期到进入小学前的成长环境，主要包括孕期母亲提供的环境因素、出生后父母的教养以及接受学前教育的状况等（Van Handel et al., 2007）。早期环境在儿童各方面心理特征的发展甚至终身学习能力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0～6岁阶段，儿童的大脑处于发育最快、可塑性最强的时期，早期环境中的刺激能够使大脑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系快速加强，这一时期内适宜的经验和刺激是感觉、运动、语言及其他心理特征良好发育的前提。早期成长环境对个体各方面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仅会影响儿童当前的发展水平，还可能塑造其未来发展的轨迹，甚至决定着个体终生的发展。

1.早期家-园环境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微观环境系统

布朗芬·布伦纳在1979年出版的《人类发展生态学》一书中首次提出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 Theory），指出环境因素涉及从宏观系统（Macrosystems，如社会文化、制度）至微观系统（Microsystems，如学校、家庭）的不同层面，如图1-8所示。

在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不同层次的复杂环境系统中，家庭环境、学校环境是儿童在成长中直接接触、体验并与之有紧密联系的环境，是直接影响儿童发展的微观环境系统。其中，家庭是儿童接触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微观系统。家庭环境系统主要由儿童与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组成。家庭背景特征、物质环境、心理环境都对儿童早期心理发展起着重要且各有侧重的作用。学校环境是儿童接触的另一个重要的微观系统，主要由儿童、老师和同学组成。在学校环境中，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以及学校物质条件等因素都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对于0～3岁的儿童来说，其成长的环境大部分以家庭为核心。家庭环境主要包含家庭物质环境和家庭心理环境。物质环境是指家庭为儿童成长提供的物质条件，如父母的收入等，物质环境决定了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享有资源的数量以及接受教育的质量。除了物质环境以外，儿童的行为和心理发展还受家庭心理环境的影响。家庭心理环境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主要包括家庭的关系氛围、父母的教养方式、父母自身的情绪行为特质等，这些因素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共同影响着儿童的发展。相比物质环境，心理环境的可调控性更大，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物质环境的不足。家庭物质环境和心理环境均可对儿童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李燕芳等人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父母的压力水平和精神疾病、教养方式和家庭功能（如体罚、父母冲突、婚姻暴力）对儿童的认知和语言能力、学业成绩以及行为问题都有显著的影响（李燕芳等，2014；李燕芳等，2015）。国内一项考察父母元情绪理念（即对自己情绪的理解和反省）、情绪表达与儿童社会能力关系的研究也发现，父亲和母亲的情绪教导对儿童的社会能力具有积极作用，而情绪紊乱具有消极影响；父母的积极情绪表达对儿童的社会情绪能力有促进作用（梁宗保等，2012）。

随着年龄的增长，3岁以后的儿童开始正式进入幼儿园，这种正式的集体教育环境开始在其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幼儿园环境同样包含物质环境和心理环境。物质环境主要指幼儿园建筑、环境建设、硬件设施等有形部分；心理环境则是指幼儿园各种社会心理因素构成的无形的教育环境，其实质是一个机构的文化氛围，包括总体的氛围、集体规范、人际关系、教师的观念行为、师生互动等。大量有关师生关系的研究发现，早期良好的师生关系会对儿童发展的很多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张晓，2008），主要表现为早期安全型的师生关系会让儿童对同伴关系产生乐观态度，使儿童能够对同伴间冲突做出积极反应，从而塑造儿童良好的同伴关系；早期拥有支持性师生关系的儿童比起其他儿童，对幼儿园更加喜爱和满意，在幼儿园中适应得也更好；而且，早期形成的支持性师生关系会通过影响学生进入小学后的学习行为以及对学校活动的参与度，间接对其学习成绩产生积极影响；当儿童在幼儿园拥有“温暖、亲密、开放性”的师生关系时，儿童会在进入小学第一年的社交能力以及学校适应状况等各个方面表现出很高的适应水平（Stuhlman，2004）。李燕芳等人研究发现，幼儿园班级的师生关系氛围能够影响儿童的认知能力和行为发展，在班老师与儿童的关系越亲密，儿童的语言和数学认知能力越好，敌对攻击行为和焦虑恐惧情绪也会越少；相反，老师与儿童间的冲突越多，儿童会有越多的问题行为（李燕芳等，2015）。

家庭环境、幼儿园环境等微观环境系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中间系统（mesosystem）来影响儿童的发展。比如，学校环境与家庭环境的相互影响与相互匹配是许多研究关注的主题，研究者也发现了积极的幼儿园环境能够缓冲不良家庭环境对儿童造成的消极影响（Sammons et al., 2008），也有研究发现具有高质量家庭环境的儿童更容易从高质量的幼儿园教育中获益（Anders et al., 2012）。这些研究反映了学校和幼儿园环境的匹配与积极互动可以共同促进儿童的发展。

除此之外，生态系统理论不仅强调各微观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还指出儿童本身与微观环境系统间也存在相互作用，即儿童在受到环境影响的同时，也会对周围环境施加反作用。比如，国内研究者（张晓等，2010）考察了学前儿童的气质特点对师生关系的预测作用，结果发现，儿童刚入园时的气质节律性、活动水平、趋避性对两年后的师生关系有直接的预测作用，而儿童与教师关系质量的好坏又可以反过来影响儿童的气质发展。这说明儿童在接受周围环境影响的同时，也会能动地构建或改变周围环境。

综上，对于0～6岁的儿童来说，家庭以及幼儿园环境在其心理行为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儿童成长的家庭环境、幼儿园环境及其与抚养者、教育者之间的关系是儿童日常接触最频繁，也是对其影响最直接的微观系统，对儿童当前乃至日后的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2.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促进儿童早期发展

相对于物理环境和物质环境，社会心理环境具有更强的可改变性，其对人的影响更为持久和深远。因此，在本书中，我们主要关注家庭和幼儿园系统中的社会心理环境因素。人类的行为和心理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以社会关系为单位、文化为媒介的社会心理环境的影响。社会心理环境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围绕个体周围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等因素。

首先，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儿童的发展，不同地区的儿童在心理和行为发展上存在着较大差异。《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7：反贫困与儿童早期发展》的调查结果指出，中国贫困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和其他农村地区，贫困地区3～5岁幼儿基本没有接受早期教育的机会，这些贫困农村儿童的语言、认知能力水平与城市在园儿童相差40%～60%。此外，纵向比较的结果显示，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同一地区内的文化教育水平和儿童的发展水平也相应提高，例如，北京地区儿童的数概念和运算能力与10年之前的同龄儿童相比有了明显进步。

其次，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影响儿童的发展。有国内研究者考察了母亲文化水平对小学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母亲文化水平高的儿童的认知能力显著高于母亲文化水平低的儿童。从6个月大开始，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婴儿就比父母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的婴儿的发展商数更高，到婴儿9个月大时，这种差距会更加明显（张朝，于宗富，2002）。国外有关研究也表明，中产家庭的儿童从出生第二年就在认知和言语能力上超出低收入家庭的同龄儿童，他们在校的成绩也更好，成年以后的事业也会更加成功（Walker et al., 1994）。相比低收入和低受教育水平的蓝领阶层，收入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中产阶级有更多的时间安排自己的工作节奏和个人生活，并且由于工作性质的差异，他们习惯用讨论的方式跟他人交往，在家庭中也会用这样的模式对待家人和教育孩子，其家庭氛围一般比较轻松，儿童也更可能得到健康、全面的发展。

最后，家-园环境中的人际关系、教育活动等微观要素对儿童早期发展也发挥着直接且重要的作用。亲子关系和师幼关系的质量对儿童早期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与从小受到养育者关爱和照料的儿童相比，童年期尤其是刚出生24个月里缺乏关爱的儿童会对压力更敏感，并且更可能出现问题行为（Bick&Zhu，2015）。幼儿园中的师幼冲突会反向预测儿童对幼儿园的喜爱程度和课堂合作行为（Brich&Ladd，1998），师幼冲突水平较高的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更少，攻击行为更多（Pianta&Nimetz，1991）。此外，家庭和幼儿园中的教育活动也会影响儿童的发展。美国一项对42个来自不同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家庭的早期追踪研究发现，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且家庭背景较好的孩子，4岁时累计能听到约4500万个单词，而来自领取社会救济家庭的孩子，累计只能听到约1300万个单词（Hart&Risley，1995，见图1-9）。相比较而言，贫困家庭的父母说话更倾向于简短而敷衍；而来自富裕家庭的父母更倾向于与孩子交谈不同的话题，鼓励他们多思考，充分运用自己的记忆力和想象力。

这三组孩子早在18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出现词汇量上的差异，而到了3岁的时候，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比贫困家庭孩子的词汇量高2～3倍（Hart&Risley，1995，见图1-10）。近年来，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对亲子交流的频率与儿童言语能力的关系进行了追踪调查，他们再一次证实了Hart等人的研究，即经济水平越高的家庭，亲子语言交流越多，儿童的语言技能（包括词汇量、语法以及言语推理）也越好，他们在控制了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变量后发现，真正影响儿童语言技能的不是家庭的贫富，而是父母与儿童对话往来的次数，那些虽然家庭经济贫困但父母常常和自己聊天的儿童的语言能力和大脑活动也可以达到与富裕家庭儿童相当的水平。

3.不良的社会心理环境阻碍儿童的早期发展

与积极的教养和互动相反，儿童早期的消极教养经历（如受到忽视和虐待），会对儿童的行为和性格发展造成不可磨灭的消极影响。如图1-11所示，研究者通过对442个来自新西兰的研究对象的调查发现，与没有或很少受过虐待的儿童相比，童年期受过严重虐待的儿童在成年以后表现出更多的反社会行为，并且童年期虐待对拥有MAOA基因的男性的影响更加明显。在这442个研究对象中，55名男性在幼年时期受过中等或严重的虐待（也包括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父母的喜怒无常、强迫性教养和惩罚性教养），同时也具有低活MAOA基因，虽然只占到研究总人数的12%，但他们在成年后（26岁左右）产生的暴力行为则占所有被研究人群总暴力行为的44%（Caspi，2002）。还有证据表明，儿童在早期遭受虐待会导致大脑海马和中部矢状体容量减小，而这些区域与学习和记忆功能密切相关（Teicher&Samson，2013）。

除暴力行为外，父母的不良教养方式也会对儿童产生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例如，有研究发现父母专制型教养（指父母对孩子有较多的强制要求，不尊重孩子的想法，给予孩子的慈爱和温暖较少）对幼儿的学习品质有负向预测作用（林朝湃，叶平枝，2020），对儿童的执行功能（即个体对自己想法、行为进行有意识地控制的能力）问题有正向预测作用，进而导致儿童出现更多的退缩、焦虑等社交问题（谢庆斌等，2019）；不良的教养方式还容易引起儿童心理障碍的产生，研究发现父母对孩子的苛求、控制和责备等教养行为与儿童出现抑郁、焦虑、强迫等精神症状有很高的相关性（蒋小娟等，2013）。

此外，家庭物质条件的匮乏作为一种不良的家庭物质环境，会使儿童觉得受挫和不公，从而使其抑郁、焦虑的情绪以及攻击性的倾向和行为比一般儿童更加严重。比如，来自美国收入动态长期追踪研究（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简称PSID）项目的结果表明，家庭收入对3～5岁儿童的学业技能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elle&Doucet，2003）。除学业成绩外，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对儿童的社会情绪适应也具有负面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儿童在与同伴交往的过程中会产生更多的消极感受（Robinson et al., 2005），出现抑郁症的风险也更大（Wighter et al., 2006）。此外，社会经济地位还与儿童的问题行为相联系，研究发现，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儿童出现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简称ADHD）、品行不良、物质滥用以及反社会行为等问题行为的概率远远大于一般儿童（Qi&Kaiser，2003）。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中的家庭收入等物质因素对儿童早期发展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在儿童两岁前，家庭环境质量等要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调节物质因素对儿童造成的影响。比如，有研究发现，儿童两岁以后，由自然发育引起的智商变化大幅减小，但良好的家庭环境给儿童带来的积极作用会一直持续到其63个月大的时候（Hamadani&Tofail，2014）。

从全世界范围来说，还有相当一部分儿童在其成长的关键时期得不到良好的照顾与教养。2017年，《柳叶刀》期刊对有关儿童早期发展的大量研究报告进行了总结，结果显示，全球来自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接近2.8亿的5岁以下儿童，没有达到他们应该达到的发展水平，这一数字约占全球5岁以下儿童总人数的43%。促进这些孩子的身体、认知、情绪和社会能力的健康发展不仅对他们自身发展有利，也同样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我国存在发展风险的5岁以下儿童约为1700万，总人数全球排名第二，其中城市儿童占14%，农村儿童占21%，贫困农村儿童占30%～50%。可见改善我国贫困地区儿童的早期发展状况依然是一项重要且艰巨的任务。

随着研究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来自神经科学的证据证明了个体早期经历的积极因素和不利因素与大脑发育之间的关系。正是有了这些研究成果，我们才得以了解只有在充分保证儿童的营养、关爱、教育机会并保护他们免受压力、暴力以及疾病威胁的基础上，儿童才可能实现自己的最优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