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学术资本：俄国思想家及卡尔·马克思
以赛亚·伯林第一部成熟的作品《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于1939年印刷出版。该书体现了他对观念史，对政治、伦理以及历史哲学之关系，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最初阐释，同时也反映了俄国思想对伯林本人观点形成的重要性。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对《卡尔·马克思》一书及伯林本人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59]在美苏冷战最胶着的时期，伯林依然赞扬普列汉诺夫是“一流的思想家”，称其“敏锐的、一丝不苟的、大胆的智识”远胜过与他同在俄国社会主义阵营之内的盟友们。[160]伯林对“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竟有着这样的评价，着实令人惊奇。伯林一直非常认可普列汉诺夫的思想的连贯性及其中蕴含的力量，但实际上，伯林所认可的、普列汉诺夫思想中的这些方面，显然与苏联正统阵线所倡导的理论相悖；在普列汉诺夫于1903年背叛了理论上“绝对正确的”列宁之时，当局就已将其列为“堕落者”。伯林将普列汉诺夫与苏联正统理论之间的分歧描述为两种德性的对立：普列汉诺夫兼具“人性与道德”，投身于“对真理和自由的追求”，憎恶“残暴与犬儒主义”；而列宁则倡导一种新型极权暴政。[161]在20世纪犬儒主义与残暴行径盛行的大背景下，伯林对普列汉诺夫的赞赏就是对19世纪唯心主义的含蓄辩护。这也可以看出伯林本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比人们所普遍想象的更为矛盾，此外，他对启蒙理性主义与19世纪进步主义的喜爱也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大。具备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从其优势还是劣势来看，都本应是启蒙运动的继承者，但布尔什维克主义彻底摧毁了这一切。[162]
对于年轻的伯林而言，普列汉诺夫的理论不是政治辩论的工具，而是知识灵感的来源。在普列汉诺夫的引导下，伯林关注到了那些他日后将会支持或反对的观点。
普列汉诺夫的历史作品塑造了伯林对于观念史的认知，他与其他俄国革命者之间的争论引导伯林发掘出了自己政治思想中的核心问题，因此伯林的作品里有着极其鲜明的俄国特色。伯林认为，普列汉诺夫是引导自己了解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关键人物[163]，因此在有关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有关黑格尔、维柯、赫尔德，有关民族主义思想及马克思的问题上，普列汉诺夫和伯林的观点惊人地相似。[164]普列汉诺夫关于启蒙运动决定论与黑格尔整体论的讨论引发了诸多实质性问题，如个人在历史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及自由与决定论的问题。
虽然伯林汲取了普列汉诺夫诸多关于观念史的叙述，他仍然反对后者的决定论。对普列汉诺夫而言，那些把历史发展归功于“伟大人物”的人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自负。但在伯林看来，这种观点是有价值的——不仅反映了浪漫主义框架下病态的“精英主义”，同时也是一种对个人创造力的宝贵认知。[165]在普列汉诺夫的影响下，伯林也关注到了一元论的命题，即“真理仅有一个，错误数不胜数”。[166]普列汉诺夫坚定地认为，“解释不同现象仅需某一特定的原则”，而其他任何解释都是“毫无价值的”。[167]但这种一元论却最终成为伯林一生都在抨击的观点。
普列汉诺夫谈论并抨击了一些后来对伯林产生了影响的思想家，其中包括伯林口中的“一个真正的伟人”，格奥尔格·齐美尔。[168]齐美尔从社会学角度解释了伯林的道德多元主义，他将人类的经验描述为“碎片化”的，且受到了无数不可调和的冲突的影响，其中一部分是悲剧性的，另一部分则可追溯至多样的、丰富的、深刻的起源。[169]齐美尔对启蒙运动的叙述也和伯林十分相似，二人都坚信个体之间存在自然的和谐，且对人类最终将具有的完美状态充满了信心。此处的完美包含了统一性——因为如果人是完美的，那么他在任何方面都将是没有缺陷的——进而人类之间存在的差别也能得以消除。齐美尔认为这种完美性与自然的机械论构想相关，即将每个个体看作在总体的宇宙规则指导下运行的个例。这也是为什么启蒙运动关注“把人置于总体的、统一的人类中，而非将人看作历史的、个别的、具有差异的个体”。齐美尔注意到并批判了以下观点：真实的、更高级的自我，即所谓“内核”存在于每个个体之中，且在个体之间并无差异：“无论是天性、理性或是人性，都是人类所共有的。当个体认识到自己具有的自由及个性时，便能通过人类的共性找寻到真正的自我。”伯林之后对于浪漫主义的描述——对个人独特性与独立性的反叛——也是齐美尔的观点。[170]这些元素是伯林对“理性主义者”、“浪漫主义的”自由概念，以及对更广泛的现代观念史进行阐释的核心部分。
普列汉诺夫与俄国民粹派针对历史发展和政治事件开展的辩论影响了伯林观点的形成。这场辩论是对伯林的观点产生过影响的俄国政治思想和经验中的关键部分。第一部分的影响源于古怪的孟什维克流亡者所罗门·拉赫米列维奇，他是伯林一家的朋友，伯林学术风格中的俄国部分便是受到了他的影响。他劝告伯林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形成“政治的、道德的及智性的热情”。[171]这种热情，对“传统、偏见、宗教[……]教堂以及传统观点的反叛”，对思想力量的信仰，愿意投身于痛苦的自我追寻，这些都是俄国知识分子的特征。[172]伯林对这一切很有同感，他打算试着将持怀疑态度的、某种意义上保守的英国哲学家的特质，与在道德上热忱的、激进的俄国学者所具有的学术特质结合起来。
安杰伊·瓦利茨基认为伯林“把自由主义的俄国式理解移植到了英国的土地上”。在他看来，这种“俄国式”自由主义只能作为一种“可选择的立场”供人采纳。[173]伯林之所以选择这种立场，可能是因为他能由此进一步讨论在分析哲学与社会科学中受到边缘化的道德问题，把重点放在对决定论的否定之上，并避免倒向古典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作为反权威知识阶层的一分子，他们与权威之间的关系比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与权威之间的关系要更加敌对；这些人与学术圈内的其他成员不同，他们不仅害怕沙皇式的压迫，还担心群情激愤与革命的狂热。对这些俄国自由主义者而言，该采取怎样的手段，总体上是个更加尖锐的问题。[174]
不过伯林不觉得自己的“温和自由主义”是俄国式的，他认为这理应是“尤其西方化的”。[175]他认同像屠格涅夫这样试图理解事物的全部方面而不追求确定性（并因此像哈姆雷特一样矛盾[176]）的温和但焦虑的自由主义者，但同时也欣赏更为激进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他的“英雄”亚历山大·赫尔岑，后者将激进派的信念、勇气，以及对妥协和非正义的不耐烦，与自由主义的平衡结合在了一起。赫尔岑是一个“不狂热的革命者”，伯林崇拜（且羡慕）他的奉献，也同样理解他的矛盾与疑虑。[177]作为一个“理想主义与怀疑主义的古怪结合体”，赫尔岑不仅激烈地抨击过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也曾是个充满怀疑和嘲讽的自由主义悲观主义者。[178]这和伯林本人所遇到的困境相似——他温和，内心充满怀疑，反对暴力，因混乱而感到焦虑，无法单纯地、全心全意地投入；以及他的道德理想主义，对信念和英雄主义的崇拜，以及不时产生的对于信仰的渴望。赫尔岑与伯林都在某些事情上体现出了犹豫的一面，但前者意识到了二人共同的人道主义信念中在政治上更为激进的部分。[179]但在幻想破灭的情形下，赫尔岑仍然保留了一些革命性的、宣扬公有制的信仰。伯林则没有那么多需要克服或保存的幻想；他不受积极行动主义和党派性的束缚，因而能够选用更具同情心的视角，而不是像赫尔岑那样最终只能成为参与某项事业的士兵而已——尽管他本人充满了复杂性。[180]
伯林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研究马克思之时，在伦敦图书馆中发现了赫尔岑的作品；阅读了这些作品之后，他“真正体验到了什么是社会和政治观念的历史”。[181]同时，赫尔岑对于生活与政治的严苛道德标准，也成为伯林在“学术以及道德上的参考”。[182]赫尔岑针对“在我们的时代里已经发展成熟的罪恶提出了最尖锐的、感人的且在道德上令人生畏的指控”：这些罪恶中最为恶劣的是“用意识形态来抽象化人的生命”，并借此“在祭坛上牺牲人的生命”。[183]赫尔岑坚持认为，个人是“社会中真正的单体”[184]，价值本身就是个体的追求，一旦脱离了个体，便不再具有任何价值。个人的生命不应该成为追求更远大的目标的过程中的牺牲品，因为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本身，而不是服务于抽象的概念或去追求遥远的、不了解的目标。赫尔岑坚持主张反目的论的、“非形而上学的、经验的、‘幸福论’的个人主义”，因此他尊重自由、人的尊严，以及直接、有形的个体幸福，反对为追求权力而放弃个人体面。他的道德性在于他脱离了一切教条（从功利主义到康德主义，到科学主义再到尼采对超人的崇拜）；并认识到了“绝对的价值”与“变化”。[185]
赫尔岑预见了未来将会出现对（构成了伯林早年学术背景的）哲学唯心主义的反叛，他还反对科学至上主义，反对对价值中立以及在伯林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现实主义”的追求。伯林“比我自己所说的还要欣赏”赫尔岑“完全的，甚至显得有些单调的道德说教，还有他的才思，他的恶意、想象力、人性以及放纵不羁的态度”，伯林认为，对赫尔岑的研究让自己从讲究实际的、“科学的”、愤世嫉俗的马克思研究中解脱了出来。[186]但赫尔岑不仅是一个个性火暴的道德主义者，还是一个机敏的思想者，他“意识到，在关于文字的文字与关于真实世界中的人或事物的文字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187]；他坚持认为抽象“是很容易的，而人类易受到批评与否定的影响”。[188]赫尔岑的言论或许帮助伯林形成了后者思想中的一个核心论断：“根本不存在任何特定的理论、教义、对于生活的阐释；也不存在能够为实际问题提供正确的解决方案的某种简单连贯的、结构清楚的纲领”，因为“人的生活和人际关系对标准的程式和清晰的方案来说太过复杂；试图把个体放置在某个理性框架下，最终只会带来惨重的损失”。人类的复杂性、无规则性甚至是脆弱性都具有价值，因而应该防止“在人类的这些特质上强加束缚”。[189]
赫尔岑把这种道德主张与历史哲学结合在一起，为伯林提供了对付同时代援引历史必然性理论的共产主义者们的武器。赫尔岑坚持认为（用伯林最喜欢的一句话来说）：“历史没有剧本。”历史的进程未被决定；人类的状况是即时发生的，是偶然的，“生活……不能做出任何保证”。人的力量和人类的成就同样真实且脆弱，因而“我们必须尽力做到最好；我们总有失败的可能性”。因而赫尔岑并不认为“为了未来的幸福，现在可以遭受苦难”的想法是合理的，也反对当时社会盛行的末世论，也就是把一切责任都转移到历史身上。[190]赫尔岑将道德与哲学主张、怀疑论以及人文主义结合在了一起；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及其结论给伯林树立了榜样，他后来也抨击了“以历史为借口”的行为。
赫尔岑是一个激进的人，当然也是一个革命者。但是伯林从赫尔岑的作品中提取的那些要素却构成了温和的自由主义，例如他警告说，以革命性的专政取代沙皇统治是“用一个枷锁替代另一个枷锁”。[191]鉴于之后出现了布尔什维克的独裁，这个观点似乎具有预见性；它也暗含了伯林日后用于反对“积极”自由理论的自由派主张——维护自由的关键之处不在于让正确的人拥有权力，而在于对这些可能会施加在个体之上的权力加以确定的限制。[192]赫尔岑是贵族子弟，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所批评的对象；但他没有对不公正或精英主义视而不见。他反对把人民大众理想化，也就是反对知识精英将自己信仰的价值投射在人民身上。[193]赫尔岑是激进的、有一定乌托邦想法的贵族，他为伯林提供了很多思想的原材料，让后者最终构建出温和的、反精英的、反乌托邦的自由人文主义。
尽管普列汉诺夫与更接近赫尔岑学说的民粹主义有着根深蒂固的矛盾，伯林仍然宣称普列汉诺夫是赫尔岑“唯一的、真正的继承人”。[194]民粹主义者是激进的、革命的，他们反对历史必然性，而普列汉诺夫是个决定论者，更是渐进主义者。[195]普列汉诺夫反对民粹主义者抛弃“抽象”的合法权利[196]的行为，他坚持认为这些权利是让人类获得幸福的“必要条件”，并抨击了布朗基主义（Blanquism，相信革命的精英们能够代表工人阶级），他声称工人阶级必须解放他们自己。而工人阶级要解放自己，就需要接受政治行动方面的教育，而不是服从革命的精英。[197]他指责民粹主义者故意忽略了严峻的现实，牺牲了人民的利益，从而换取安慰性的完美想象。[198]这与伯林之后针对乌托邦支持者们的批评十分相似。但是普列汉诺夫所坚称的“残酷现实”却是伯林所抨击的“幻象”，即历史必然性。普列汉诺夫试图把政治理想建立在历史发展的科学之上：政治行动应该随着历史的潮流进行；所有抵抗现实的人都会沦为“荒谬的堂吉诃德”。对必然如此的社会秩序提出抗议，就像因为不愿意生活在球体上而去抗议“世界是圆的”一样荒谬。[199]
基于这种历史哲学，普列汉诺夫不仅反对革命性的激进主义，他还因此支持伯林所厌恶的政治暴力。“暴力的革命，‘血流成河’，绞刑架与处决，火药与炸药——这些都是令人痛苦的‘景象’。但既然它们无法避免，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暴力总是新社会诞生时期的助产士。”社会主义应该尽力减轻这种生产时的“阵痛”以及“阵痛”的持续时间；但“阵痛”始终是存在的。[200]这种观点是伯林后来主要抨击的对象。
尽管伯林认定普列汉诺夫在总体思想层面有其优越性，但并不认为后者的看法总是会比民粹主义者的更为出色。例如，N.K.米哈伊洛夫斯基对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决定论做出的合理批评，普列汉诺夫没有反驳而是歪曲了这一批评。[201]伯林之后谈到，他对决定论的反对态度来自民粹主义者对他产生的影响：
伯林强调了这些论辩与政治的持续相关性以及道德上的重要性。他在1960年写道：“民粹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斗看起来和英国社会主义中惊人的内部矛盾有着莫大的关系。”[203]
对自由派的伯林来说，民粹主义者是一群奇怪的前辈。他们中的很多人相信，采取暴力手段是很有必要的[204]；有些人是激进的折中者，他们主张通过社会安排让所有个体需求并收获同样的东西，且只会渴望自己所能够获得的东西。[205]这种观点让伯林认识到，并开始抨击极端的、均一化的平均主义，以及将自由等同于仅追求可满足的欲望的观点。[206]但民粹主义者“激情充沛”的道德理想主义也吸引了伯林的注意，他赞同这一后来被他称为“民粹派人文主义”的主要特征：包括对“民主”的深度信仰（对自由主义来说同样重要），即权力正在不断腐化，权力的集中是自我延续的、是强制性的，而理性的劝导是更可靠、更公正的社会改革方式；人们应反对家长式作风，即在大众身上强加“正确的”看法。同时，民粹主义者在伯林之前便否定了以下观点：“循着历史前行，忽视个人的道德顾忌，在无法回避的情形下使用暴力或是胁迫性手段是合理的、必要的。”[207]
伯林的观点与两个更为“温和”的民粹主义者的思想尤其相似：米哈伊洛夫斯基和P.L.拉夫罗夫。尽管伯林意识到了米哈伊洛夫斯基对现代性的敌意以及对找回失去的个人和谐的渴望，还将拉夫罗夫把历史视作“因人类理想和行动而形成”的观点称为“幼稚的”，但伯林依然认为二者在道德上值得尊敬，且他们的观点都能够纠正决定论及唯物主义还原论。拉夫罗夫推崇的历史哲学及社会科学的观点源自康德，与巴登学派的新康德主义观点尤其相似，而伯林在年轻时深受后者影响。[208]
俄国的黑格尔主义推崇“理性的必然”，他们认为应该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获取价值，且个体应该附属于“特定的整体”。但拉夫罗夫坚持认为历史事件有它们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历史中人们能够找寻到很多价值或意义（或通过历史学家赋予价值或意义）；一个人不该从现实中提取价值，而应该将理解现实的意义，与价值关联起来。更具争辩性的是，米哈伊洛夫斯基宣称：“没有任何一种哲学体系像黑格尔的体系一样如此残酷、轻蔑地对待个体。”[209]伯林后期对黑格尔学说的敌意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俄国民粹主义者的影响，他日后批判的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价值中立”也正是拉夫罗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所反对的。[210]
同时，伯林欣赏拉夫罗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在个体的自我提升与社会改革的道德律令的基础上提出的人道理想主义。他们反对为了历史的需要去牺牲个体的生命，同时认定集中的、未经审查的、专制的权力在本质上是腐败的。如同拉夫罗夫所写：
这个观点影响了伯林之后参与的有关政治伦理问题的讨论。
伯林（后来）关于民粹主义的论述揭示了其政治、伦理及历史观点的形成。他认为民粹主义者是“福利国家概念的创始人”，因为他们既反对“支持中央集权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支持放任自由主义、允许工厂主奴役大众的人”，又反对“残暴的、无道德的，对个人自由、个性及多样性怀有很深的敌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212]伯林的态度和这些民粹主义者有些相似，他也支持福利国家，同时反对自由放任主义[213]以及同时代的进化思潮中科学至上的、管理主义的、家长制的部分。
俄国的思想既给了伯林灵感，也给了警告。除了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决定论和部分民粹主义者拥护的革命恐怖主义，俄国思想里还有一些一元论的、乌托邦的内容，它们与伯林之后作品中的观点截然相反。虽然伯林排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黑暗性[214]，但是他仍受到了后者的强大影响。这种影响源自《群魔》中革命的残暴性，或许更有可能源自伊万·卡拉马佐夫通过“退票”来反对的观念，即天堂的实现可以为痛苦的苦难辩护。[215]
伯林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撰写关于俄国思想家的著作，而在此之前的20世纪30年代，他对观念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身上。伯林早期的学术道路很难解释他为何选择为“母校的图书馆”撰写有关马克思的著作。而在观念史、政治或社会学理论方面，他从来没有写过相关内容或做过相关演讲。在接受写书的任务之前，伯林对马克思的作品了解甚少。他之所以接受这一（来自费希尔的）[216]任务，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就能够逼自己进一步研究马克思在历史上处于里程碑地位的思想；或许他也希望借此机会让自己从纯粹的哲学和在万灵学院获得奖学金的非生产性乐趣中脱离出来。这个机会同时也帮助，或者说是逼迫伯林去发展他自己的学术个性。正如他自己预期的那样，伯林在撰写有关卡尔·马克思的著作的过程中，“从牛津的学术体系中脱离了出来[217]，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宇宙”，这个过程也为他提供了在之后的学术生涯中可以依赖的“学术资本”。[218]
通过对马克思的研究，伯林进入了历史研究领域并对历史主义产生了了解，之后历史也成了他思想中的重要部分。伯林在日后的学术生涯里始终认为历史哲学与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息息相关。在这一点上，伯林运用的方法与他的核心关注点保持一致：他通过历史来理解观念，反映了他对人类道德与政治经验中所体现的历史性的关注。《卡尔·马克思》一书体现了伯林作品的核心思想，即历史在观念中的重要性：历史塑造了观念，观念也塑造了历史（后者与马克思的理论正好相反）。虽然观念起源于物质条件与精神上的依附，但它们本身也具备自己的力量。正如伯林在书的结束段中所写，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各学术派别中最为强大的，‘它永久性地改变了当前世界里人们思考、行动的方式’，这也正是它值得研究的原因”。但是，与构成当代世界的其他意识形态一样，人们无法通过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理解这种现象。[219]
伯林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叙述重点在于它继承了启蒙运动的理念，包括“自由探索的灵魂”及“无条件相信理性的力量能够解释并优化这个世界”。[220]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相信，“理性”
（伯林叙述下的）启蒙思想认为天性是和谐的，一切的不和谐都源于人类的错误和恶念。对人类而言，“只要人们的视线不受阻碍，努力不受阻挠，他们就会去追求美德与知识。正义与平等将取代专制和特权，竞争将转变为合作，幸福与智慧为全世界所共有”，“理性的自由发挥”使“人类的才能得到充分发展”，进而实现“和平、正义的政府与人类的繁荣”。[222]
以上内容简要概括了伯林后期关于一元论、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描述。虽然此处仍缺少他本人的评论，但他的观点可从他的文章中略知一二。伯林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教育能让人实现完全的理性与善这一观点不再成立，他特别选用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例子来证明“有见识的独裁君主”仍然不可能做到完全开明。[223]俄国的专制暴政让伯林早已了解并反对盲目乐观地看待启蒙思想的作用。
伯林认为启蒙思想和决定论也有所关联。根据启蒙思想，人类是自然客体，人类的行为可以通过“一般可验证的物理假设”来解释（由此可看出逻辑实证主义的显著影响）。[224]德国的浪漫派反对这种自然主义和科学主义。《卡尔·马克思》一书认为，这些反对者之中最伟大的那位是被称为“现代最名垂青史的人物”的黑格尔。[225]黑格尔不认为自然科学中运用的方法在其他经验的领域内依然有效，他支持“从完全形而上学的角度看待自然与个体”。[226]从伯林后期的作品来看，他应该认同黑格尔对启蒙思想中科学主义的不满，也理解后者针对“一种人格或一个历史时期有着自己的特质”且“这些特质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独特的，并只能存在一次”[227]的观点所做的解释，但伯林并不认同与这些相关的整体论和反经验主义。[228]
黑格尔另一个区别于启蒙思想的观点在于，他认为冲突是自然发生的，因此不可避免；对他而言，“每个冲突过程都代表着两种无法兼容的力量因互相搏斗而产生的永恒矛盾，且在冲突中二者都实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战争、革命及惨重损失都是无法避免的。[229]伯林认可这种必然性和冲突在人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但他并不认为冲突能够推动实现更高等的整体性。根据伯林的理解，黑格尔认为历史在遵循着某个必然的过程，因此谴责这个必然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步骤都是不理性且无用的。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既邪恶又有必要的东西，任何真实存在的东西都因为其真实存在而合理。[230]
虽然《卡尔·马克思》一书不像伯林后期作品一样强调黑格尔观点的残忍之处，但该书确实强调了黑格尔如何影响了自由的意义变化。黑格尔嘲笑在历史潮流中对自由的诉求，因为这反映了人们渴望逃离构成个体自我的现实：“想要逃离这种现实等同于想要去除人的特质，因此这是一个自我矛盾的需求，只有那些不明白自己需要什么的人，以及对个体自由有着极其幼稚的主观看法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需求。”在这种观点下，“真正的自由”
鉴于此，伯林在1938年就已经明确了他日后有关“积极自由”的叙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以一种更经验、更唯物的方式继承了黑格尔“个体服从于更大力量”的观点。他尝试通过观察社会的运转而不是关注“个体的主观经验”来科学地分析社会。他认为人类的价值和判断是由质料因引起的自然现象，同时，判断事物是好是坏，是正确还是错误，都取决于它们与历史进程在何种程度上相符或不符。黑格尔所认为的自由概念等同于“有关必要性法则的知识”也得到了马克思的赞同：“只有理性的存在才能真正自由地做出选择。如果其中一个选项会导致他自身无法抗拒的毁灭，他便不能自由地选择。这是因为若要说这种行为是自由的，就是在否认它有悖于理性。”[232]
伯林对马克思主义中精明冷静、实证主义的方面的强调，部分受到A.D.林赛的温和批评，后者认为伯林不够重视马克思“预言性的方面”。林赛坚称：“没有人会注意不到马克思的激情——但我可以庆幸地说——这种激情并非纯粹对科学的热情。”伯林给出了回应，他认为马克思对无阶级社会及历史进程的想象是形而上学的而非道德上的，这种想象建立在相信世界“是有秩序的，且受制于一个不可改变的、不可重复的进程”的基础上。马克思“厌恶”社会中出现的“愚蠢、失序及自以为是”，因为这个社会“混乱且有辱于人类本该形成且某一天终将形成的人格尊严”；如果这是一种“道德上的热情，那么对我而言它有别于人们通常所说的秩序”。[233]马克思对秩序的热情以及智识上的自信，让他强加给了世界一个无法持续下去的理论模式。他并未完全扭曲自己所搜集的事实，不过在他的手中，这些事实“在适应复杂的辩证模式的过程中发生了奇特的变化”。这种辩证法“不是一种易受到事实证据影响而增加或减少可能性的假设，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信仰，通过特殊的、非经验的、历史性的直觉得知其真实性”。尽管马克思在现实主义方面有所成就，但他本人也是一个因对自己观点的真实性以及宇宙的理性秩序的信仰，而对重要的现实视而不见的理论家的典型例子。[234]
伯林对于马克思的态度是有一些矛盾的。马克思的观念是“清晰明确的、激烈的，他不容许结论中存有任何模糊之处”，他“对外界麻木，自信且坚持己见”，他的内在精神生活“平静、简单且稳定。他眼里的世界简单来说就是非黑即白的”。马克思和伯林截然不同，前者所猛烈抨击的内容正是后者所青睐的。但是伯林赞扬了马克思的学术正直，他关于现实的意识（在不受他自己的理论干扰的情况下）以及他与“自己所处的、无理的、充满怀疑的、让一切人类关系变得庸俗且退化的社会”进行斗争的勇气。伯林坚持认为马克思不是极端分子或乌托邦式理想家，而是一个思想透彻的社会理论家。[235]马克思也能算是20世纪的人物，他是该世纪中出现的反抗个人主义和自由理想主义的大旗的缔造者；马克思“厌恶一切多余的、渐进的、无定论的东西，他追求的是简单、直接、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的强力行动模式”。[236]这样的观念应受到重视，但它并非伯林所赞同的观念。伯林青睐其他“更悲剧性的人物——这些人受到了马克思从未经历过或理解过的学术及道德冲突的折磨，也更深地受到了自身所处时代之弊的影响”。伯林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书信表明，在家中时他很可能感觉自己身处19世纪中期。根据他自己的叙述，在这个时代，“情感得到了极大的重视，整个一代人都沉迷于男人、女人的个人经历，这些经历与由整个群体或社会中的生命构成的外在世界完全对立”。[237]伯林晚期的多数作品既试图矫正过度的浪漫革命派，也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他）的抨击下为唯心主义做辩护。
《卡尔·马克思》表明了伯林对观念史的兴趣，尤其是他对启蒙运动及历史主义兴起的回应；同时，相对于科学主义的、冷静顽固的德国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伯林更偏好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俄国激进派。这本书也预见了伯林在日后将越来越反对历史必然性学说，他认为这种学说的根源是无根据的、形而上学的假设，且涉及道德的残酷性，这些思考为他之后关于一元论的描述打下了基础，并导致他（含蓄地）支持多元的人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