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时间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未完成的”：政治意识及危机
伯林在政治上的觉醒比较缓慢，对他来说，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已有这种趋势。[117]伯林在转向政治研究的过程中，重复了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曾走过的道路，只不过他更加审慎、从容。1928年，伯林刚来到不关心政治的牛津，那时他的政治观点仅限于“基本支持自由主义运动及进步的力量”。作为俄国1917年革命的亲历者，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人对意识形态问题更为敏感（同时也更能够抵制共产主义的诱惑），只是这种意识并未在当时转变为政治活动。[118]虽然伯林本人“倾向于投给工党”，但“很惭愧的是”，他并不关心政治。[119]在1931年的经济冲击之后，更加严肃且关注政治的一代人代替了20世纪20年代那群漠视政治的唯美主义者。伯林则属于介于二者之间的群体（这个群体里有奥登、斯彭德、艾耶尔及奥斯汀），这些人与那些对政治敏感的、支持左翼的后辈（伯林的朋友们：斯图尔特·汉普希尔、克里斯托弗·希尔、本·尼科尔森），而非那些被称为“牛津的智慧”的前辈，有着更多的共同点。[120]鲍勒也将伯林列为“新一代人”，并认识到
但是伯林不像他的年轻朋友们那样热衷于政治。他对纳粹的兴起感到焦虑甚至恐惧，但他不觉得有掺和其中的必要。[122]他显然更关注纳粹对自由民主造成的威胁而非经济危机。他并非不关心大萧条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只是他对于经济的近乎冷漠的态度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这点与早期的自由思想家以及他的同代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导致伯林的理论观点与他的实际作为产生出了奇怪的分歧。在理论层面上，他对“集体主义”免疫甚至站在对立面上，但另一方面，他支持工党的经济政策，反对和他本人所持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观点相近的自由放任政策。[123]
伯林不愿加入共产主义阵营，他轻视英国的共产主义，但并非充满敌意。他将共产主义看作“由一群饥渴的知识分子创造的听上去很不错的神话故事”。[124]伯林非常认真地对待着马克思及其思想，直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访问过了苏联，对共产主义的异议才真正成为他学术生涯中的驱动力。年轻教师时期的伯林似乎认为自己是自由左翼。他和道哥拉斯·科尔的“粉色午餐”组织有联系。[125]他反感甚至鄙视保守派和他们“习以为常的政治欺诈”。[126]伯林在政治上既支持自由党也支持工党。[127]他敬佩投身左翼的朋友，但同时也认为他们过于感情用事，不适合政治的严苛标准。[128]他轻视那些“守旧的、喋喋不休的社会主义鼓吹者”，赞扬像盖茨克尔和埃文·德宾一样与众不同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给出了从道德和学术角度来看都值得赞扬的分析，而不是沉迷于教条。伯林认为R.H.托尼也具有这种品质。[129]
不过和托尼不同，伯林没有受到同时代的左翼领袖的影响。他认为科尔令人生畏，之后又称科尔的演讲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很多收获。[130]他与科尔的同事盖茨克尔及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交往更为密切。[131]伯林同时也表达了对伦纳德·伍尔夫的崇敬之情并把他看作20世纪30年代里唯一一个与自己想法“大致相同”的主流政治学学者——他们都是“反共产主义者，反法西斯主义者”。[132]伯林为伍尔夫《洪水过后》一书撰写了评论，并赞扬了伍尔夫在谈论当时最为核心、紧迫的政治问题，即自由与权威的冲突时所展现出的“完整性与广度”。[133]
伯林也很欣赏牛津大学新学院的掌门人H.A.L.费希尔[134]，他代表了一种传统、自由的信仰——“激情地追求目的[……]的可能性，个人关系不因持续不断地分析而发生变化”。[135]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费希尔曾在思想上影响过伯林，但他与作为后辈的伯林确实有着相似的观点。费希尔最著名的论断是人们不可能在历史中找到“预先确定的模式”，只能无奈地面对“接踵而至的突发事件”。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唯一的安全法则”在于意识到法则是缺失且不确定的，以及始料未及和无法预见的部分对于事件的重要性。进步虽然出现了，但它不是一种“自然法则”，因为倒退也同样有可能发生——“一代人打下的基础可能会在下一代人手中不保”。[136]伯林反对历史必然性及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的哲学观。费希尔的历史著作将这种怀疑论与猛烈的、自由主义的道德评判结合在了一起；而伯林之后对自由主义的美德和理想的倡导，以及对道德评判不能脱离历史分析的坚持，都可以被解读为印证了费希尔思考问题的方法。[137]
尽管伯林始终关注着传统自由主义，但他仍受到了危机意识的影响：这种危机意识塑造了他同代人的看法，也是这些人与支持自由主义的前辈之间的区别所在。他对现代政治最完整的表述体现在《文学与危机》中（他于1936年向《伦敦信使》投稿但未被采用）[138]，这部作品反映的正是上述危机意识。伯林将时人普遍的心理状态特征归纳为“不确定感”，并受到“紧迫感”和“不安全感与惊恐感”的控制。在伯林同时代的文人（奥登、斯彭德、戴·刘易斯）的作品中同样充斥着“灾难即将到来的感觉”。相对于那些拥护形式的、与政治无关的艺术概念的文人，伯林更倾向于站在这些参与政治的诗人一边，他坚持认为艺术家的职责在于“以最适合的方式准确、直接地表达出个人经历”。这不是要求艺术家们陶醉于自我；相反这要求艺术家超脱并抹去自我，也就是说，艺术家本人要“完全地脱离他的作品”，因为他要像相机一样精准地记录下自己的经历。这种艺术完整性要求准确地反映出在一个“社会与政治问题极其重要以至于能够影响一切”的社会中，“政治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个人经历”。
真正的艺术家在这种社会中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假装一切都已结束，否认自己将继续担任”艺术家，让自己的艺术转变为“政党的武器”。这是一种“社会再保险形式”，是一种为了安全而选择提前涉险的方式；这也“等同于艺术的自杀”。另一个选择是记录当下“即时”的经验，“在它冷却之前，在场景尚未完全改变之前”。伯林同代人的作品中所具有的“未完成或半完工”的特质反映了以下事实：“他们的经历之所以未完成，是因为时间本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未完成的。”
这个观点建立在一个对于伯林后期思想极为关键的概念上，即“现实感”——在排除了扭曲的先入之见的前提下认识世界的能力。伯林在《文学与危机》中提出：以一种迫使人们忽视自己所见所感的方式来构想艺术的本质，是在蒙蔽和伤害自己。他赞扬了奥登、斯彭德等人，因为他们关注了“自己实际所生存的世界”，让“我们这一代人中的敏感个体意识到了由全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的独特性”。那些忽略社会动荡的艺术家是在逃避他们的责任，否认他们的感知和感觉，只为达到最终不可能实现的超脱。
《文学与危机》的另一大特征是把俄罗斯的学术界作为参照标准。伯林把象征主义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139]视作“纯粹的”、非世俗的、挣扎着回应世间动荡的艺术家代表。伯林指出勃洛克在一个受保护的、私人的、最终成为囚牢的世界中感受到了束缚，进而将对自由的渴望描述为对居所，以及对逃离使人窒息的、狭小的、有限的空间的渴望。他还注意到勃洛克关于知识分子的自欺欺人的人性倾向的描述：
这个片段尖刻地论述了自由主义者的推诿以及知识分子的胆怯。但同时这篇文章也为身为自由派学者的伯林提供了分析、批评极端主义以及政治责任的缺乏所需要的材料，即对人类的困惑和痛苦的“最终解决方案”（勃洛克语）[141]的追求。
伯林对艺术与政治的反思也反映出了他对于自由的焦虑。他认为审查制度即使在道德上是合理的，仍然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这种审查制度必须维持纯粹的“负面性”：这样艺术家们便有理由不把他们的作品展现给公众，而不是被迫去以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理由进行艺术创作。审查制度“或许是可悲的，但不是致命的，它不会杀人。然而告诉作家该说什么、该如何去说则是要求他们违背自己的天性”。伯林正是在对这种逼迫个体“违背他们天性”的做法的担忧，以及试图反抗这种做法的意愿的驱使下开始涉足政治的。
在这个时期，伯林认为保存精神自由的内在空间进而保留个体的完整性，比仅仅保存政治自由更为重要。因此他强调精神自由不应受到外部强加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后者与个人公开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相悖。但他也反对以自我保护为由，“撤退回内部堡垒”的行为。[142]《文学与危机》不仅呼吁保护个人自由，也警告人们以内在自由为名实施自我约束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这部作品也反映了一个在日后支持个体有脱离政治生活之自由的人对政治参与的价值的辩护。[143]
《文学与危机》中提到了伯林后期所关注的问题，但该作品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在于它描述且在一定程度上预见了即将到来的灾难。伯林的语气既是同情的，也是疏离的：他理解，他感同身受，他试图让他人的观点更易领会，但是他没有直接地表达出来。尽管这篇文章的语气很冷静，但它仍然反映出伯林后期作品中所没有的、半启示录式的强烈预感。文中对处于巨变边缘的文化的描述，对审查制度进行思考的意图，以及由不断迫近的精神毁灭带来的真实恐惧，反映了伯林后来所说的，充斥着经济危机、意识形态极端主义、政治无能的“糟糕透顶的岁月”的文化和智识氛围的影响。[144]伯林的很多同僚因正义的缺失及对民主的绝望而选择投身共产主义；他们“预见了未来的灾难”，并试图寻找一种能够助他们渡过此劫的哲学思想。犬儒主义、理想的破灭、道德上的愤懑以及对“科学”地理解政治的渴望催生了这些人对共产主义的向往。[145]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主义思想及与其相关的政治思想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特质：宣称自由主义已死；苏联就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文化现代主义的代名词；人们坚信个人的重要性远不及政党和革命事业，且前者是后两者的附庸；以及通过暴力识别真实性。[146]
如果这些观点未随时间流逝而消失，那么它们对于很多智慧且充满善意的人来说，是令人信服的。人们之所以相信共产主义，是因为他们致力于平等、社会正义和解放，且厌恶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灾难。伯林本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之后的几年中，他完整地了解了共产主义，并断言“但凡有心之人，都会在‘可怕的20世纪30年代’受到某种形式的引导”。[147]在理想幻灭的苦难岁月里，共产主义成为正义与效率、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体。它赋予了追随者们条理清楚的、兼容并包的组织原则——当然还有行动。[148]这让共产主义成了替代似乎陷入无能与自我怀疑中的自由主义的选择。正如苏联官方所说：
在弥漫着绝望的年代里，共产主义既提供了确定性，又带来了希望。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进步的描述成了一种世俗的神正论，向人们证明了历史发展道路确实存在着。[150]支持马克思主义的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宣称：
李约瑟的观点反映了“千禧年主义”，他把斯大林的国家看作“伟大的民主”，同时还将科学理论运用到了社会之上。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时期，英国左派的话语受到了技术官僚治国制所强调的效率、卫生保健及客观性的影响，这些人提倡运用知识服务社会，还将科学进步与社会控制联系在了一起。学术活动也需要根据社会政治目的来组织、集中与引导。[152]
很多具备科学思维的激进分子认为自己是启蒙思想的继承者。这种自我想象逐渐转变为科学精英主义，该主义重提由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的建造“所罗门的房子”用于指导学习，并建议由“科学家组成的上议院”来取代议会的上议院。在《如果我是独裁者》一书中，朱利安·赫胥黎提倡使用“某种由科学管理的社会来取代非科学的政治游戏”；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则描绘出了以科学的方法组织的国家，由少部分科学精英对居民进行分类，从而让他们在社会中承担不同的工作。J.D.伯纳尔设想了一个科学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中，“每个大脑都认为自己是整体中的一部分”，如此一来人性就能克服“个体的限制”。伯纳尔坚持认为，人类内心的混乱与相互冲突的欲望必须要被终结；欲望必须与外部世界的现实保持完全的和谐。只有通过科学专家组成的统治集团的操控才能终结人类思想与信念上的混乱，才能把社会转变为“人类动物园”。伯纳尔支持那些主张人类的善始终存在于历史向更高层次的组织进化的过程中的人。他认为价值无法支配或决定进步；但进步能够支配或决定价值。[153]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学者所拥护的、建立在历史发展的进步论之上的科学主义及道德相对主义成了伯林后期思想的主要抨击对象。
20世纪30年代英国政治话语的另一特征是对“目的与方法”之间联系的关注，这一点对伯林后期的观点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消灭“现存的所有罪恶并最终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人们不需要个体的命运或方法的其他方面，只需要考虑方法本身的有效性。历史从不关注那些不与它站在同侧的人”。共产主义者要求“与历史站在同侧”的人“让‘当下’服从由未来支配的行动”。因此，共产主义的支持者“既能坚定地相信人性这一终极目标”，又能忽略掉“成千上万的囚徒及奴隶……在‘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未来所有人都能在共产主义之下获得自由’的观念下，这些人的性命变得抽象了起来”。这种想法让人们从现时的情绪混乱、道德困惑，以及“恐慌与焦虑”中解脱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变成了用于“维持党派机器运转的原材料”。在这种观点下，经验只能被用来描述一个确定结论的某一方面。共产主义麻痹了这些支持者，引导他们认为反对者“令人讨厌、不合理、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些人的生活就是许许多多错误的命题，你会希望像用铅笔画掉一个糟糕的段落一样，用铅弹消灭这些敌人”。因此很多共产主义者“只把自己与同僚的事业看作真实的，而把其他目标及这些目标的拥护者看作过时无用的理论立场下的抽象化例子”。[154]
人们逐渐渴望打倒法西斯，并因此相信在代表正义的行动中使用暴力是合理的。伯林并不打算认同对暴力的使用——即使是为了正义的事业。[155]但他认为，在保卫西班牙共和国时采取暴力抵抗是正当的。虽然亲自去西班牙参与战斗不是他的个性会做出的事情，但是他确实少有地向政治激进主义进行了妥协——他为参与共和国武装的人收拾了包袱。[156]伯林坚定地属于反法西斯阵营；他作为“万灵学院”的年轻研究者中的一员，反对英国在1935年墨索里尼占领阿比西尼亚时表现出的冷漠及之后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157]
但是在政治上唤醒伯林的关键事件不是绥靖政策，而是该政策未能避免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伯林逐出了他的人际关系网：“从战争开始的那天起，曾经占据我的生活的私人关系及个人事务就被无限推后，甚至几乎不存在了[……]我的私人世界在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裂痕。”他发现自己“变得暴力了，且开始有了非同寻常的公共意识”，他宣称，“不关心这场对一切艺术及思想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冲突的结果”是“可恶且愚蠢的”。在公众事件的影响下，他的内心充斥着一种少有的欲望——并不是想去观察或分析，而是想直接去参与——“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在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以某种方式贡献自己的力量”。[158]在美国任职的日子里，伯林深入体验了实际的政治生活；战后他前往苏联访问时目睹了斯大林统治之下俄国知识分子的磨难与恐慌，这些激发出了他的道德使命感，在此之后，他进入了自己学术生涯最高产的一段时期。
无论如何，伯林的思想已经转向了政治——以及观念史。在最初的阶段，他关注的问题恰好是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