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大学时代

比利时所有大学对本国公民都是免费的，但我被派去学习，本就是我和空军在合同中约定的。在当时的三所大学中，有两所可供我选择：一是成立于1425年的古老高校鲁汶大学，一是1817年成立的根特大学，它们都使用弗拉芒语。第三所是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自由”意味着大学是私立的，是非宗教团体资助的。该校使用法语授课，但它不提供我喜欢的课程，我自然把它舍弃了。至于鲁汶大学，它是一所信仰坚定的罗马天主教高校，由比利时大主教经管，我对之退避三舍。所以，我只能入读根特大学。这所大学有两个出色的专业，一是东方学和外交学，一是中世纪手稿及保护，后者尤令我感兴趣。

我热爱高速运动，热爱超音速2马赫甚至更高速的飞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对古典学的爱好。我特别喜欢古老的文献，那种古老的气息、厚重的历史感，令我深感欢喜。没法开飞机、开快车的时候，我喜欢上了中世纪的图书馆，它们很古老，犹如寺院般宁静。馆内文献散发出的甜蜜的气息，令我钟爱有加。

图书馆和赛车道，一者静谧，一者喧嚣，可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二者有什么不相容之处。每次买跑车，我总挑最强劲的那一款。我也热爱古典音乐，写这些文字时，我的音响里正播放着贝多芬的交响曲。它们是哥伦比亚交响乐团演奏的，指挥是布鲁诺·瓦尔特[24]，我已听过无数遍。这样的交响乐我有好几套，但指挥不是同一人。每当工作的时候，我最想听的就是瓦尔特指挥的！

交响乐团的好坏，取决于指挥。古典音乐不能只看指挥技术，技术有多完美，听起来就有多枯燥！要看有没有火花。上好的指挥家能从乐谱的诠释中，迸发出古典音乐的“火花”来。

瓦尔特原名布鲁诺·施莱辛格，他指挥的最叫响的作品是贝多芬、莫扎特和古斯塔夫·马勒[25]的交响乐，尤以指挥后者的作品见长。至于贝多芬第九交响乐，莫里斯·贝嘉的芭蕾舞团演绎得最为精彩，指挥是祖宾·梅塔，宝贝祖宾！如果有机会，我建议大家看看他的指挥。

我在根特大学念东方学系，主攻古代汉语、梵语、蒙古语和藏语，并钻研几种已经灭绝的文字，如粟特文、回鹘文等。回鹘文经历过一次转变，原先以粟特文为基础，后以阿拉伯文为基础。我钻研的正是转变时期的这种文字。

我还去了巴黎索邦大学，专攻中世纪的几种语言，并在吉美博物馆[26]学习古代手稿的保护。另外，我还读了外交课程（不用上一堂堂的课，而是通过参加各个讲座来学习）。之所以学习这门课，也许是因为我想找份工作，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根特大学当时有一个系，可以在选择主攻专业后，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不过，话又说回来，令我莞尔的是，我没去做外交工作！

我受过的教育几乎全是在欧洲完成的。攻读博士期间，我的专业非常广，涵盖了欧洲古典学，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历史、哲学和语言学，以及数学和物理学。在研究过程中，中国和中亚也令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确立了自己要研究的年代范围：公元500年至1500年。

这个时期大体上与欧洲中世纪晚期、文艺复兴时期相对应；在中国，大体对应的是唐、宋、辽、金、元时期；在中亚，这个时期也涵盖了蒙古帝国时期。研究期间，一些已经灭绝的文字引起了我的兴趣，如神秘的西夏文等。东西方的贸易路线——丝绸之路，则把我引到了帕提亚语、波斯语、粟特语、古代回鹘语和古代藏语的研究上。

年轻时候的我，接受了佛家禅宗的理念，作为自己道义上的指南针。因我生为犹太人，我也遵从犹太人的传统。在成长过程中，我身边布满了罗马天主教的元素。我把这三种宗教融合到自己的生活中，但以禅宗为主导。我喜爱的《六祖坛经》，就是禅宗的主要经典之一，我用的版本是敦煌发掘出来的手抄本。研究《楞伽经》时，我用的也是8世纪的敦煌版本。

1968年夏季的后半期，我搬到美国居住，成了大学的一名教职人员。在美国七年后，我被芝加哥大学聘为教授，兼任远东图书馆的馆长。至于“远东”这个词，我一直认为它指的方位不明确，代表不了任何一个方位。从芝加哥往西飞，可以飞到北京，从伦敦往东飞，也能飞到北京，而里程几乎是相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