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服兵役

在比利时，每个公民一旦年满十八岁，就成了法定成年人，两周内要申请居民身份证。十八岁的男子还要到军事部门注册。几年前，比利时废除了强制性的兵役规定，但成年男子仍有注册的义务。比利时的选举权是强制性的，公民到了十八岁，就自动列进了选举人名册，必须行使选举权。

在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选举权必须是强制性的。只有这样，才能限制各类极端主义者——不管他们拥有何种肤色——左右大选的结果。这项规定也限制了右翼党派、极端党派，使其无法在政治上施加影响。年满十八岁的公民，对自己的每个决定、每个行动，都要承担全部责任，父母不再负有法律上的义务。十八岁是离开家庭之巢的分水岭。

完成小学至高中的十年学业后（非跳级生需要十二年），两年的强制性兵役正在前方等着我。当时，冷战形势十分严峻，令欧洲处在剧烈的阵痛中。“同归毁灭论”（the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theory）甚嚣尘上，欧洲人时刻面临着核武器的威胁。“同归毁灭”的首字母缩写是“MAD”，真是恰如其分。这个理论绝对可以说是丧心病狂。只有疯人院的疯子才想得出！

由于更想成为一名军官，而非普通士兵，我和比利时空军签署了一份为期七年的合同。在这之前，我没有进行过专门的体育训练，但参加过一些危险的体育运动，如钢架雪车[21]、雪橇滑雪、攀爬高山险峰，身上还落下了一些伤疤。所以，体检时，我万没料到自己能一帆风顺。无论是体格检查，还是心理、医疗检测，我的成绩都是第一名，成了所有参检人员中唯一一名全方面合格的军官。比利时空军直接任命我为少尉，我的一些同学也过了关，按理说他们得向我敬礼。当然，他们没有这么做。在过去，战斗机飞行员是个特殊的兵种，现在仍然是。

1960年8月至1961年12月，我在美国接受飞行训练，为日后飞F-104G星式战斗机[22]做准备。这是第一种适用于超音速2马赫持续飞行的战斗机，也是当时世界上飞得最快的战斗机。它的时速是音速的两倍，即每小时能飞2 840公里。然而，我的飞行生涯没能持续太长时间。当时，冷战形势最为严峻，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10月）。核战一触即发，人类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最后一次驾驶F-104G的时候，因着陆装置出故障，我被迫弹出跳伞装置——弹射座椅。无论是当时所处的海拔高度，还是弹射座椅降落的速度，都超出了安全范畴——我是在百米高空以时速500公里降落的——因而身负重伤，后来无法再开战斗机了，连螺旋式军事运输机——我们战斗机飞行员戏称为“开大巴”——也开不了了。

康复后，比利时国防部把我安排在军情二处（GISS2）[23]任情报分析员。这是一份待遇优渥且清闲的工作，我一边工作，一边准备去大学深造。我还买了辆英国产的黑色摩托车“诺顿—统治者”，型号99双缸引擎，发动机排量600cc。如果天气好，我就骑摩托车去大学校园；天气不好，就开大红色的敞篷跑车“奥斯汀—希利小精灵”。比利时空军仍给我支付薪水，所以我很轻松就买下了跑车。我的摩托车和跑车都是老爷车，后来因为要去美国大学工作两年，我就把它们都卖了，卖价居然比我买时的价格还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