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翻阅申启武教授与其指导的硕士生安治民同志共同完成的《中国广播研究90年》这本书稿，我不禁生出了许多惊喜与感慨。惊喜的是，现在终于有了一本对中国广播研究的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的专著，这无疑填补了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空白，同时也将我所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感慨的是，这本新著能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得以完成并且达到一定的学术高度，当与他们两人尤其是申启武教授较为深厚的专业素养、研究能力和为此书所付出的心血与汗水有着莫大的关系。

2005年，我申报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获得了立项。在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已有一些成果推出。这些成果主要针对广播电视各个研究领域的基本状况以及如何建设广播电视学及其学科体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是，对于已有的研究成果，我总感觉到有些不足，尤其是在广播学及其学科体系建设的研究方面显得非常薄弱。2009年初，在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在天津台召开的学术年会上，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的谭耀辉副主任送我一本由申启武教授与白玲台长合作的《从“珠江模式”到跨越式发展》，并向我介绍了申启武教授的一些情况。回京后，我无意当中看到了申启武教授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一篇回顾2008年中国广播发展状况的文章，感到很亲切。于是，我致信申启武教授，诚邀其为课题做些工作，他欣然应允。数月之后，申启武教授如期完成了资料搜集的工作并向我提交了相应成果。在交流中，申启武教授提出撰写一本有关广播研究历史及广播学学科体系建设方面的专著的想法。我觉得这一想法具有某种开创性价值，对他的想法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和积极的支持，并向课题组的成员通报了这一情况，提出邀请他加入课题组。承蒙他应允，甚感欣慰。

对学术研究本身进行研究既是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标志，又是该学科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同时还有助于梳理这门学科研究的发展历史，探讨其中的经验，寻求其中的得失，目的是促进学科的未来发展，而这恰恰顺应了史家“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的说法。从近几十年的新闻与传播学的发展历史看，学者们对这方面研究的重视程度逐渐加强，各种各样有关新闻与传播学发展情况的总结性文章、年鉴和报告不断涌现，不少文章和报告甚至出自大家之手，研究的深度自然可以想见。但是，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广播电视学在这方面的研究相比于新闻与传播学有所不足。在我看来，对广播电视研究本身进行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一是1986年10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成立，曾经掀起了一段对广播电视本身研究及如何建设广播电视学的研究热潮，这一次的努力对于促进广播电视学学术研究的自觉以及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是2005年我领衔申报的“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获得立项以来，通过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以及相关专家学者们的关注，相应的研究及其成果也逐渐增多，这些成果主要汇集在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主办、课题组编辑的三期《媒介研究》当中。2008年，由课题组成员、湖南师范大学王文利教授所著的《中国广播电视新闻研究简史》一书正式面世，该书是国内对广播电视研究本身进行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的第一本专著。但是，上述研究仍然有所局限，这种局限主要体现在对广播学的发展情况尚欠系统梳理、广播学在广播电视学中的地位等方面的问题没有进行深入探讨。为此，2009年我倡议并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合作，联合召开了首届广播学研讨会。申启武教授到会，我们作了交流。会后他作为国内高校中少有的专注于广播研究的学者，以其敏锐的眼光洞察到了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和研究的价值，并及时总结了这样一本对广播研究方面的研究专著，完成了对国内广播研究本身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价值。

具体来看，《中国广播研究90年》主要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价值：一是有利于提升广播研究对于广播实践的指导性价值。一直以来，广播研究对于广播实践的反映，尤其是对广播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的反映较为迟钝和无力，这既造成了广播研究的指导性价值的缺位，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广播实践的发展。该书从广播研究本身出发，对其中的经验与问题进行总结，自然有助于发现广播研究与广播实践二者在相互衔接过程中的问题，改进广播研究的内容、形式和方法，促进广播研究对广播实践的指导性。二是就广播研究本身的发展而言，对广播研究的发展历史进行全面诊断，有利于促进广播研究的健康发展，指导广播研究的发展方向。三是对于构建合理的广播学及其学科体系这一本身学术架构来说，该书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相信对于相关研究者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提出的广播学学科体系图及广播学学科体系的动态性、相对性等观点，见解深刻而独到，尤其值得注意。四是对于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广播学作为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广播电视学的健康化、完善化、合理化均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播研究及广播学一直处于弱化、事实上边缘化的发展态势，广播学并没有在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中享有应有的话语空间和学科地位。该书的面世应当引起广播电视研究者们的认真思考。

从内容上看，《中国广播研究90年》包括了总论、萌芽时期的中国广播研究（1920—1927）、缓慢发展时期的中国广播研究（1928—1949）、曲折前进时期的中国广播研究（1949—1976）、恢复与短暂繁荣时期的中国广播研究（1976—1990）、成熟与相对稳定时期的中国广播研究（1991—2000）、繁荣发展时期的中国广播研究（2001年至今）、中国广播研究与广播学科体系建设八章，纵向上对90年中国广播研究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全面梳理，分期合理而又严谨，横向上囊括了广播研究的背景、主要内容、特点及平台，全面而又深入。从研究方法上看，该书既搜集了大量丰富而又扎实的历史和现时资料，又通过宏观概括和微观透析的方法，对中国广播研究发展史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全面透视，作者所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新著既是一本理论性、学术性均较强的著作，又有着对广播实践及广播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价值，这应当引起读者的注意。当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本新著也不例外。但是，既然是初版，既然是学术探讨，我们应当能够容许问题的存在，希望随着该书的再版、读者的建议以及对广播研究本身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些问题能够迎刃而解。而这正是我所期待的，也是众多关心与支持申启武教授和广播事业发展及广播研究发展的读者所共同期待的！

赵玉明

2010年8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