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类社会行为系统与语言运用系统

语言从其产生的那天起，就天然地与应用相生共息，这种共存关系决定了语言的命运，任何一种语言一旦离开了运用，就意味着其生命的终结。人的社会行为（social act）与言语行为（speech act）同生共存，社会行为之所以发生是因语言的发生而发生、存在而存在；而语言也仅仅是因人类社会行为作为其存在的根基，才有了存在、进化、发展的源泉，二者从发生伊始就是一种共存互动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社会行为系统的本质是言语行为。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共存互动关系，那么社会行为类型与语言运用类型之间也就必然存在着互动关系，所以，社会行为既然可分为系统，那么言语行为也必定有类可归。任何“类”的成型都是见之于学问，却存在于客观。“类”之所以能被人们所识别，是因为有规则制约，可重复性和可预测性是任何类型得以存在的内在根据。因此，加强对运用中的语言研究，不仅是由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决定的，也是人文世界的需要，更是当代信息科学飞速发展的要求。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生存环境，缕清人类社会行为与语言应用之间的关系，确立语用类型化原则，寻找语用理论付诸语用实践的途径是语体风格研究的最终目标。

一、言语行为的哲学关注

人们对“言语行为”的哲学关注，虽然滥觞于两千五百多年以前，但作为学科本体进行专题研究，却是肇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转向中影响最大的领衔人物是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L.，1889—1951），他后期的语言观集中反映在《哲学研究》（1953）里，提出了“生活形式”（form of life）、“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和“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等重要哲学命题。[1]维氏虽然没有对“生活形式”作更多的说明，但从其理论表述中，可以体悟到其内涵与“人类的社会行为”所指相一致。人的行为可以有千万种，然言语行为却是最重要的行为。“语言游戏”是维氏后期理论的核心概念，他把“由语言及语言交织于其中而构成的整体”称为“语言游戏”。如是观之，人们生活中的一切言语行为都是语言游戏。在维氏看来，语言游戏的种类是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不存在特征上的完全重叠，所有的只是部分特征的相似，即使这些部分共有的特征也不是贯穿于所有的言语行为之中，而仅仅是“家族的相似性”。[2]维氏的这些理论思想对我们有诸多启示，在语用类型和语体风格的研究中，“类”间的边缘不是清晰的，无论是意义还是使用范围都存在着不确定性，问题的关键是在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找到最合适的聚焦“度”。

二、言语行为与言有所为

维特根斯坦理论思想的积极拥戴者是英国哲学家奥斯汀（Austin，J.L.，1911—1960），他在《论言有所为》（1962）里，提出了系统的“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言之发，就存在着“言内之义”“言外之力”和“言后之果”。实际上，奥氏将言语行为分成了三大类型，即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效行为。[3]言内行为也就是语篇的意义所指，言外行为是语篇发出者想要表达的意图和目的，它本质上是一种实施“力量”的意向，至于能否达到力量的意向，并不取决于表达者，其预期效果和非预期效果都是不确定的。所以言既出，同时存在的只是表意和施事，而言后的效果，对于表达者来讲，可能是正向回应，也可能是负向回应，当然也存在着零回应。因而无论是奥氏本人，还是后来的语用研究者们，都把着力点放在以言施事上。

奥斯汀对言语行为分成了五类：裁定、行使、承诺、表态和阐述。他的学生英国哲学家塞尔（Searle，J.R.，1932—）在其代表作《言语行为》（1969）中对奥氏的言语行为理论进行了系统化，认为“人类交际的最小单位不是句子，也不是其他表达方式，而是施行某些行为，例如陈述、询问、命令、描写、解释、道歉、致谢和祝贺等”[4]。并对老师的行为分类进行了修正和发展，在区分命题内容与施事行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五种类型：表述、指令、承诺、表情和宣告。塞尔的分类较之奥斯汀的分类严密了一些，但面对人类千态万状的言语行为，却又显得过于简略。上述分类出自哲学家的视野，自然都立足于表达者的施事意向，疏离了言语行为赖以生存的客观语境。

三、言语行为与语言功能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观，其声响所产生的学术震荡，直接结果是造成了20世纪中期以来的“语言转向”，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哲学范围，几乎波及人文的各个领域。值得欣慰的是，“语言转向”的冲击波，终于使言语行为研究从哲学家的手中剥离出来，进入了语言学家的观察视野。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有美国人类语言学家海姆斯（Hymes，D.，1927—2000）、英国语言学家韩立德（Halliday，M.A.K.，1925—）等人从人际交流切入，把言语行为赖以存在的语境提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语境要素的引入标志着言语行为研究观察视角的转换正式开始——从意向转到功能。海姆斯在1966年提出了“交际能力”这一概念，1972年他进一步对交际能力内涵作了阐释，把语境放在枢纽的位置，对语境的构成要素详析为16个，为便于记忆，海姆斯将其缩略为8项，以各项的首位英文字母组合而成“言语情景组成成分”模式——SPEAKING，为语境制约参数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简述如下：

①Setting and scene（S），背景和场合，指言语行为发生的时空及人文、心理背景；

②Participants（P），参与者、表达者和接受者；

③Ends（E），目标与效果，包括能预期的结果和无法预期的结果；

④Act sequence（A），信息内容与形式，二者表述过程与顺序相关，故归并为“行为序列”；

⑤Keys（K），方式与风格，指言语行为所“投射”出来的语气、情绪和态度；

⑥Instrumentalities（I），交际工具，包括言语形式和信息通道；

⑦Norms（N），行为规范，人际交流中不同的语境参数要求有不同的行为规范；

⑧Genres（G），言语体裁，指言语类型，或称为语类。[5]

海氏以语篇为审视言语功能的单位，以语境为基础概括出表达、指令、诗意、接触、所指、语境和元语言7类功能。

韩立德作为系统功能理论的创始人，其思想渊源显然是承接了欧洲的学术传统，对其影响较大的有英国人类学家弗斯（Firth J.R.，1890—1960）、德国心理学家比勒（Bühler，K.，1879—1963）、布拉格学派的雅可布逊（Jakobson，R.，1896—1982）和英国的文论家理查兹（Richards，I.A.，1893—1979）等人。比勒在《语言论》（1934）中指出语言有描述功能（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表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和呼吁功能（vocative function）。雅可布逊的《语言学与诗学》（1960）一文，对比勒的模式进行了发展，扩展为6种：

语境，指称功能（referential function）；

内容，诗歌功能（poetic function）；

说话人，表情功能（emotive function）——听话人，意动功能（conative function）；

接触，寒暄功能（phatic function）；

代码，元语言功能（metalingual function）。[6]

理查兹在《实用批评》（1929）里，将功能分为表达意义（sense）、表达感情（feeling）、表达语气（tone）、表达意图（intention）。韩立德融各家的理论精华，站在形而上的高度，把言语功能抽象为纯理功能（metafunction）。纯理功能可平行分解为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值得注意的是，韩立德的纯理功能是与语境紧密连在一起的，而且对纯理功能起着一种导向作用。韩立德的语境由三个要素组成：语场（field）、语旨（tenor）、语势（mode）。语场指实际发生的言语事件，包括言语行为发生的环境、话题等；语旨指交际的参与者及其关系的各种参数；语势主要指交际媒介及构成话语的结构方式等。[7]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语境的三要素与纯理功能有着相关性，其中任何一项发生改变，都势必影响纯理功能的三个子项的变化，从而引起不同类型的语体的形成。

四、语言运用的连续体

从对上述各方家理论的研读中，我们领悟深切的是：人类的社会行为→言语行为→言语功能→言语类型→语体是一个连续体，连续体的各节点项的内部，又都是一个按阶列组成的层级体系，体系内横向是平行类别，纵向则是同一聚合类从宏观到微观的序列。言语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中枢，是社会行为得以发生、存在和运行的原动力，是其本质所在。言语行为的发生，就一般而言都是有意而发，只有自觉与不自觉之分，追求预期的目标则是言语行为的一般特征。行为与功能的区别在于立足点不同，前者是从语用者出发，用语言来“做什么”；后者则是把言语行为视为客观现象，关照点在于“做了什么”。就理论而言，前者着眼于哲学意向，而后者侧重言语效果，所以二者所概括的范畴不同。言语类型则是功能的下位范畴，同一功能可以通过不同的语类来实现。如宣示功能，既可用新闻语类，又可用公务语类，可见语类与功能之间不存在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语类与语体也是上下位的关系，但二者有时会出现重合。所以，语体的分类不仅要看功能，还要看其外显结构和内在语义层次。只有将功能与结构、语义结合起来，才是语体划分的正确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