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清华侨中国梦的形成

19世纪中叶以前，历代封建政府出于对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考虑，实行严禁民众出洋的政策，视华侨为“背弃祖宗庐墓”、“自甘化外”的“天朝莠民”，对其不闻不问，更谈不上保护。

到19世纪末，海外华侨人数至少有400万，且高度集中在东南亚。此时，各地华侨社会仍多为自然形成的，以血缘、地域、方言等为划分依据的各种团体。如在新加坡，自1819年莱佛士（StamofrdRalfes）爵士代表英国开埠新加坡后，华社逐渐形成帮群林立的局势。来自中国华南地区的闽粤移民因所操方言的差异而划分为“福建”、“潮州”、“广府”、“客家”、“琼州”这五大帮群，各帮群因其独特的风俗、习惯等而形成各自的帮群认同，从而与异帮群相区别，使早期的华社呈现出高度的异质性。可以说，“帮”是东南亚华侨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这些华侨群体及其社团在维护共同利益、守望相助、保持家乡联系等方面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狭隘的乡土观念与宗族、方言、行业的排他性又常成为不同华侨群体之间冲突的根源。在美国，自华侨大规模赴美淘金后不久，各地缘会馆就纷纷建立。至1862年，已有华侨六大会馆，三邑、阳和、人和、宁阳、冈州与合和会馆，美国人将其称为“六大公司”。到20世纪初，又增加了肇庆会馆。早期美国华侨的这些会馆、宗亲会之类的组织，其背后都有浓厚的地方文化色彩。早期的华侨会馆时分时合，这充分反映了华侨社团强烈的宗派性和排他性，且成员常为争夺会馆的权力和职务发生冲突，各堂会之间械斗不止。实际上，自19世纪50年代初华侨移民美国、组建各堂会始，就有“堂斗”发生，大致到“二战”前，大规模的“堂斗”始告平息。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

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也指出：“凡外洋之粤民，皆有所谓三邑、四邑者，是最怪事。……三邑、四邑，殆如敌国，往往杀人流血，不可胜计。……旧金山之四邑，又分为五会馆，其分裂之法极可笑，最奇者，则余姓又自外于新宁是也，其故皆由人多之县，不欲与他县合并，人多之姓，又不欲与他姓合并，此亦其无政治能力之一大征证也。小群可合，而大群遂不能合也。”1905年，戴鸿慈作为清末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之一，也在日记中写到整个华侨社会的分裂和敌对现象。他感叹道：“八大会馆，以地而分者也；……此外，有族姓联合者，有秘密结社者，各立堂号，不相上下，往往睚眦相杀，互为仇雠，争竞无已。时商民良厚者，道及辄太息，以废去堂号为请。夫吾国内地人民，素无合群之能力，世以团沙相诮久矣。近少知团体之急，而不并力外侮，方日攻同胞之不暇，是人揕吾胸而自剚也。”

早期华侨社会的严重分裂和冲突，突出地反映了他们在地域、语言、风俗等文化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说明当时华侨只有狭隘的地缘意识，而无民族观念。在此浓厚的地缘意识之下，他们只知自己是三邑人，或四邑人，或客家人等，而没有中国人这一民族观念。保皇会领导人伍宪子（名庄）也曾指出美国华侨社会存在“党派多，姓氏别，邑属分，堂号异”①2的劣习。1911年6月25日，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葛仑分会成立大会的演说中，批评一些华侨“各自营其私，无顾大局之观念”，指出：“我国人多不知国与己身之关系，每顾个人主私事而不为国出力，不知因与己身之关系如身体之于发肤，刻不可无。”

从华侨定居国来看，当时的一些国家实行排华法，华侨在当地无法人籍，更谈不上生根立足。如美国是一个由以盎格鲁一撒克逊基督教新教徒为主的欧裔白人族群组成的国家，其主流社会对来自亚洲地区的、种族和文化差异较大的华侨是难以接受的。他们轻蔑华侨，称呼华侨为“苦力”、“清克”、“异教徒”等。尽管华工对早期美国西部经济开发贡献很大，但经济危机袭来时，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仍指责他们是引发这场危机的“祸水”，华侨因而遭受美国社会的排斥。排华分子处心积虑地剥夺华侨在美国经济领域本可能获得的地位，目的是将他们逐出美国。在排华分子的鼓动下，一些地方政府通过了大量歧视和排斥华侨的法律条规。很快，美国的排华运动从加州蔓延到全国。1882年国会制定排华法案，禁止华工移民美国，在就业、公共服务、社会生活等方面全面排斥在美华侨。②3粤督张之洞在1886年致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驻美使臣时，提到了出洋粤民所经受的焚、劫、杀、逐等种种迫害，以及他们在美生活之艰辛。如在旧金山，“华民住房则有十苦之诉，洗衣裳馆则有六不近情理之诉，统大小各埠工商人等，则有七难之诉”①4。美国的排华运动不但阻碍了华侨入籍美国，而且迫使他们逃亡到附近的唐人街聚居，以便守望相助，这样致使华侨逐渐被孤立于美国的主流社会。

由于华侨居住国的排华行为造成了他们在居住国处于边缘地位，以及他们对家乡的强烈依恋，因此他们关注中国发生的一切，积极维持与家乡的联系，这成为他们侨乡认同的基础。但在清政府严禁民众出洋、敌视华侨的情况下，此时的华侨只知家乡而不知国家。华侨还没有萌生民族意识，更谈不上中国梦，而只有个人的发家致富梦和家乡的富裕祥和梦。

晚清以来，在民族危机意识的刺激下，寻求中国社会变革、救亡图存的各派政治势力都注意到华侨显著的经济实力以及其拥有的特殊资源，先后把目光投向华侨，寻求华侨的支持。首先，洋务派在“求富自强”的活动中，逐步认识到华侨的潜在力量，希望华侨能在自强运动中起作用。在他们的推动下，晚清政府在对待华侨政策上，从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有了较大的变化，从敌视华侨逐步改变为同情华侨、设领事馆保护华侨，给予华侨在国内一定的政治、经济地位，以此利用华侨的力量。晚清政府的侨务政策和侨务活动主要有：设置领事馆保护与管理侨民，保护华工；动员、劝诱华侨向国内捐赠和投资；发展海外华文教育；筹建海外总商会，促进华侨社会的统一。②51893年，清政府正式废除长期以来禁止移民的政策，标志着中国政府与其海外臣民的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国人移居境外的权利在历史上第一次得到承认，海外华侨访问及回归故乡受到欢迎。清政府还在归侨聚集的福建厦门和广东广州设立保商局，保护归侨利益。清政府官员对华侨态度的改变和对国籍法重要性认识的提高也促使清政府于1909年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籍法，即《大清国籍条例》。该条例明确规定以血统为确定华侨国籍的原则，即凡父亲为中国人或母亲为中国人而父亲无可考或无国籍者，不论出生在中国或外国，都是中国人。晚清政府的各种涉侨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华侨与祖国的关系，特别是在侨社中发展华文教育的举措，有助于华侨克服因方言而造成的隔阂，有利于侨社从文化上认同于作为整体的中国，而不像以前那样更多认同于家乡。晚清政府颁布的具有血统主义的国籍法是维系中国与海外华侨的一个强有力的纽带，加强了他们的向内之心，有力推动了华侨对中国的认同。

戊戌政变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逋逃海外，在加拿大、美国等世界各地相继成立保皇总会、分会170多个，他们组织集会演说，宣扬救国救民、保皇保种思想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梁启超在1901年撰文强调中国救亡图存的当务之急是建立民族主义国家，并对民族主义作出概念诠释。他认为，民族主义是“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也”。康、梁在逋逃海外期间，继续宣扬维新变法主张，并发展其“民族主义”观，敦促华侨关心国内事务，把中国建设成资本主义民族国家。①6康、梁等保皇党人还在海外各华人聚集地创办和利用原有华文报刊，作为保皇组织的舆论阵地，争取华侨对其政治主张的支持。保皇人士先后创办或控制的海外报刊，有檀香山的《新中国报》，加拿大的《日新报》和《世界日报》，美国的《文兴日报》、《世界日报》和《大同日报》，菲律宾的《益世新报》，澳门的《知新报》、《濠镜报》，香港的《华字日报》、《实报》，新加坡的《天南新报》、《南洋总汇报》，槟城的《槟榔新报》，澳大利亚的《东华报》，暹罗的《湄南日报》等数十种，向华侨灌输中国已处亡国亡族危局之意识，宣扬“唯有保皇才能图存，救圣主才能救中国”①7。他们还呼吁兴办华侨教育，发展华侨智力，以弘扬中华文化，强调国民教育与华侨前途有密切关系，应启发童蒙，栽培健全之国民，以备将来国家成立时尽国民之责任。康、梁等人的保皇救国活动在开启华侨民智、改善华侨风气、推动华侨对祖国的关注和认同、促进华侨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等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从而激发了广大华侨的爱国爱乡之心。

19世纪后期，清政府对外交往逐渐增多，外交经验不断积累，开始认识到华侨对于中国的经济意义，也体悟到西方列强所采取的歧视华侨政策有损于自己的国际声誉，于是着手在华侨集中的地区设置领事馆，保护与管理侨民。但清政府在国际关系局势中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它的侨务工作不可能正确而有效—上自朝廷，下至驻外公使、领事，都在洋人面前卑躬屈膝，委曲求全，不敢为华侨利益据理力争。而在居住国排华运动下的华侨，本来迫切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本国政府来保护他们，但清政府对此却无能为力。美国保皇会领导人伍宪子就认为：“美国乃多为苛例以排斥华人，不特不公，且亦不智。”问题是，“惜乎我国无良好政府，能据公理，陈利害，以动美国人士之心，坐视华侨在美日陷困难之境”②8。可见，美国排华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多年来的积弱，它助长了美国社会的排华运动。这种情况势必导致华侨难以认同清廷，转而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

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动员和组织华侨参加民主革命，在华侨中大量传送与散发有关的历史书籍和革命作品，唤起与重组华侨的集体记忆，揭示祖国面临瓜分豆剖的危局、国内外同胞均已沦为奴隶的悲惨境遇，指出只有通过“排满”和“救亡”，才能改变中华民族的共同命运，恢复中国人的利益和尊严，并提出革命的伟大愿景—“振兴中华”，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使祖国臻于民主富强，人民享受自由幸福。

孙中山手书“三民主义”

由此可见，华侨华人的中国梦是基于其特定的历史体察和文化积淀而形成的，也是对自己生活的历史和现实的反思而作出的反应。一方面，晚清各派政治势力在华侨中的组织和宣传活动从客观上增强了华侨对祖国的认同，激发了华侨民族主义的兴起，不断构建和加强了海外华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另一方面，追寻中国梦是近代华侨对其个人命运和国家地位关系的思考。随着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深，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海外侨民不但得不到祖国政府的保护，还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如19世纪末日本的崛起和东亚国际秩序的变化，使得美国政府敢制定排华法案，却不敢制定排日法案限制日本移民。1907年，日美达成君子协定，日本不再向前往美国的日本劳工核发证件，作为交换，美国同意日本家庭来美团聚，甚至在旧金山等地废除对日本移民进行隔离的教育制度。因此，同为亚裔的美国华侨深知，他们在美国的境况是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而在荷属东印度，1905年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胜利告终。对于在荷日侨来讲，“日本从四等国一跃而为世界强国，于是日本人之南洋一带者，地位骤然提高，荷兰殖民政府的一切规章制度，日本人可以任意违反，荷兰人亦不敢过问”①。9。日侨社会地位的转变，引起了华侨的反思，使他们认识到强大的祖国是侨民的靠山。所以，以建立强国为奋斗目标的辛亥革命吸引了众多华侨。当清朝的腐败无能彻底为华侨社会所认识后，在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的激励下，华侨不断参与到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中，其中参与规模最大、支持力度最深的当属辛亥革命。实际上，大多数华侨都是在“振兴中华”这个中国梦的激励下，参与了这场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革命。可以说，华侨是革命思想的传播者，是革命组织的重要支柱，是革命经费的基本来源，是武装起义的核心骨干。辛亥革命中华侨的丰功伟绩早已名垂史册。华侨参与辛亥革命建立民族国家，并为民国政府所嘉奖、承认的历史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记忆，这是华侨寻求民族国家认同的起点，也是之后华侨不断参与国内各项事业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