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邓家栋教授给予我的恩惠

尹培达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科）

今年的教师节，我科师生聚会于广东清远的一个度假村，晚宴前大家兴高采烈地交谈一年来生活、工作、学习和科研的趣事，同学们也要我谈谈自己的体会。

我想，在我将达“八十高龄”的医生生涯里，最值得和大家分享的，是令我终生难忘的，并让我一生受益的事。那是在50年代，我第一年做住院医生期间的一件事，那时我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工作和学习。

协和医院培养住院医生是很严格的，实行的是严谨的24小时值班制住院医生制度。比如，医生每天必须完成当天住院部新病人的住院病历、三大常规、简单生化检查等。协和医院有很多老师都是全国顶级著名的教授。例如，内科消化科的张孝骞，血液病学的邓家栋，内分泌学的刘士豪，热带病学的锺惠兰、张乃峥等。有一天晚上10点多，我接到一位25岁的发热半个多月的女病人，体查除了体温高达38.8度，轻度贫血，心尖区有吹风样收缩期杂音外，没有其他特殊发现。因当晚工作很忙，所以我匆匆忙忙写了病历，在诊断书上不假思索地写了个“发热待查”，想着还是等住院后再慢慢查明原因吧，就没写上“可能性最大”的疾病名称。

第二天上午是邓家栋教授查房。我向邓教授报告了该病人的病历，邓教授听完后，先给病人进行了床边查体，然后就问我：“你考虑可能性最大的是什么病？你写‘发热待查’是很不负责任的。病人住院就是希望医生给她最好的诊断和治疗考虑，医生在进行了问诊和体检后，应有一个可能性最大的诊断，这样才会有一个检查目标，有的放矢地检查，否则就会无目的地撒网式检查，增加病人检查的痛苦和医疗费用。这样子，你既可以多动脑筋，在实践中不断学习，还能提高你的诊疗技术。”邓教授说这番话的时候，有很多医生在场，我觉得很没面子，很难过。后来，邓教授根据病人的情况作了仔细分析，他认为病人可能是感染性疾病，因心尖区听到心杂音，所以考虑应是心内膜炎的可能。后经检查证实，果然是“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经过规范的抗菌治疗，病人后来痊愈出院。

这件事给了我很深刻的教育，让我终生难忘，至今记忆犹新。从此，在我从医近60年的时间中，无论在门诊还是在病房工作，对病人的诊断我不再写“待查”两字。每个病人来看病，我一定给他一个可能性最大的诊断。即使考虑把握不大，也表示自己尽了责任，并一定交代病人要定期复查。老师的这些教导，教会了我做医生时时刻刻需要遵守的、最起码的要求和准则——认真负责。今天，我成为受人尊敬的名医，让我感慨最深的还是邓老师的这番话。我将永远、永远感谢他的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