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约翰生的全球化思想探源

全球化雏形应始于欧洲人地理探索的大航海时代，以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为标志。[6]面对这件至今都是人类史学家值得重笔书写的大事，约翰生曾表示过，这是“人类迄今为止的悲惨日”[7]。不细究，凭此一言，就可以把约翰生说成是最早提出“反全球化”言论的先锋，将其定性为一个保守反动派；若不片面，把这偏激之言与那充满腥风血雨的历史进程联系，约翰生这众多带有反殖民化、反种族歧视色彩的睿智之言，至今还是让人回味深思的。

约翰生 （1709—1784） 是18 世纪英国著名诗人、散文家、小说家、传记家、批评家，尤以编撰 《英文词典》 和友人鲍斯威尔为他写 《约翰生传》而为世人所熟悉。他是小镇一位穷书商的儿子，从小聪慧，博览群书，记忆力过人。因父亲投资生意破产，在牛津大学仅学习一年多便因无钱交学费而退学。没有大学文凭，加上小时候因生病而导致相貌丑陋，找份教师工作都很困难。他立志从事文学，从伦敦 “文人街” 开始步履艰难地打拼，终在英国文学文化建树方面成为一个时代的大师，正所谓18世纪是 “约翰生的世纪”。他虽不是政治家、外交家，其影响也不在政治国际关系层面，可毕竟他与伯克等国会议员关系密切，写过几篇争议极大的政治文章，[8]如 《纳税非暴政》，反对美国独立战争，得罪了追求进步的美国人。他的思想敏锐、复杂，甚至常自相矛盾。如他通常反对侵略战争，却又为英国攫取海外利益竭力辩护。要准确和公平地评价约翰生的政治观，需作全面观察。[9]他的大多数格言警句，虽针对具体事件有感而发，不是专题论述或不构成系统理论，可是见解极为深邃。以他这么一位学识渊博的作家作为一个典型代表，对了解18世纪前后人们对 “文化传播” 趋同的立场态度有直接的帮助作用。

18和19世纪的“世界主义”（universalism，全球主义）无疑有很强的“西方化”、“殖民化”色彩，不同于后来强调补损的“希腊化”、“东方化”，尤其不同于当今“全球化”（globalization）那样强调多元化。那时文化传播靠航海“旅行”、靠“入侵”领地而非平等互相合作“交流”。不列颠的威力由“贸易取代进贡”的商业霸权来表现。“无边的泰晤士为全人类效力，各国商船随每次涨潮驶入，海洋又联合了它分隔的国度。”（蒲伯《温莎森林》）

海洋联合国度，探险占有领地，这几乎是18和19世纪世界发展的大格局。受到民族和帝国扩张“国度”计划的刺激，英国在18世纪后半叶开始积极推进种族观念，导致史学家戏剧性地重写政治和文化历史。这是一个“种族主义之前的种族思考”[10]时期。过去的历史被现代的“种族”分类。这类持进化论的历史学家看到欧洲人实现了“西方化”的扩张，考虑到帝国的“西方与其他”文化融合，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过去的种族新观念。依此逻辑，欧洲人“超强”于其他民族可追溯到古希腊雅典时期。

在1750年，社会上已有关于文明种族的流行说法。到1790 年，欧洲人把自己看作是支配世界的 “白种族”。第一次使用集体名词 “雅利安人”（Aryans，北欧白人） 或 “高加索人” （Caucasians，白种人） 的称呼。[11]这实际上正式揭开了种族歧视和排斥异文化的序幕，后来为英国史学家麦考莱 （1800—1859） 撰写帝国胜利史提供了思想资料。英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1907） 得主吉卜林 （1865—1936） 几乎成为 “殖民发言人”，尽管他的小说对殖民统治的好处和坏处都有所揭示。[12]其影响所致，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孙中山以 “种族歧视” 为思想武器，直接号召汉人推翻满人统治的清政府。[13]

可以说约翰生处在这个大帝国史的过渡或“史前史”时期。“白种族”相关的名词虽未正式出现，而事实观念早已俱在，只不过是“有实无名”而已。欧洲殖民地扩张的信息常在约翰生的思考范围内。无论是沙夫茨伯里伯爵[14]还是后来的政治同伴或其他不同党派人士，都无法回避入侵事实，对土著是否无辜和幸运，或他们是否被剥夺教育知识权，或他们有罪和不道德诸问题起了争执。博学敏锐的约翰生，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些关于探险的开创、发现和争执的意见作出反应，表达看法。

他似乎早就意识到这类帝国思想倾向的偏颇。不能说他直接反对欧洲人扩张，应说他总是希望这应是道德和文明约束下的行为。本着一贯坚守基督教道德的思想立场，他经常表露出在文化传播上反殖民主义的倾向，而且有时表现得非常气愤尖刻。他遭到后来帝国史家的仇视和攻击批判，也就不奇怪了。

面对当时欧洲的“世界主义”，约翰生用“同一想法”观念作了精到的辨析和批判，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约翰生这种意识似乎从他早年就开始形成，到晚年更为成熟坚定。

在大学期间，约翰生就读过葡萄牙耶稣传教士洛伯 （J.L.Lobo） 1622年到阿比西尼亚 （今埃塞俄比亚） 旅行写的 “游记”，这表现出他对异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不妨说，该书直接促成了他多元文化可以并存的思想观念的形成。后来他把这本葡萄牙文著作从格兰德 （J.L.Grand） 的法文译本翻译为英文并出版 （1735），还为此写序。他认为：“人类的自然本性，是罪恶和美德的混合物，是热情和理性的竞争。尽管造物主上帝对此无偏爱，可在大多数国家里，他们以特别的偏爱求得非常的不实际去达到平衡。”[15]后来约翰生在写 《莎士比亚戏剧集·前言》 （1765） 时又再次提到人类 “善良和罪恶” 的混合本性，肯定莎士比亚表达 “人类的思想情绪”和坚持 “普遍的人性”。[16]

这个上帝并无任何偏爱造人的说法，无论何人“罪恶与美德”共存一体都是人之本性，这是一种引向容忍、宽容、包容的广阔思路，尽管当年没有“多元化”的提法。这实与启蒙时期提倡人人平等或人有善恶的说法互为表里。因为启蒙思想家常议论“启蒙同一性”（enlightenment uniformitarianism），表明启蒙不应分人种，开明不应限族群，或强调任何种族都有彼此相同而基本不变的特性。[17]约翰生不但赞同人类的“同一想法”（uniformitarian thought，简称“同一”），而且掺进了自己特有的认识理解。这个“同一”观念，近似中国古代哲学家所说万物“理一殊分”的“理一”。秉持这样一种大胆开放观念，约翰生对启蒙时期传播“种族优胜”、“帝国欧洲中心论”等思想作了坚决的驳斥和拒绝。

最能反映约翰生 “同一” 观念的作品是 《幸福谷》 （1759）。[18]这部书写王子一行四人，逃出深山里铁门紧闭的幸福谷，长途跋涉进入繁华的埃及大都市，参观金字塔，在波斯湾地区访问各界人士，听取他们述说生活经历，力图寻找人生幸福的真谛。约翰生提醒信教读者，基督教在西亚和北非有什么样的地位，它们不过是那里全体的一部分，并非完美的部分。他揭示那里的古老文明的名誉正在受到欧洲帝国的侵略和威胁；肯定金字塔是人类的伟大杰作，埃及是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不承认流行的帝国主义论，不去嘲笑 “东方专制主义”。约翰生只从人的本性欲望着眼，认为任何统治者，一旦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都会同样邪恶。正是他们的 “想象的欲望” 和 “无理性的骄傲” 而非种族肤色，才导致他们落后、衰败和灭亡。

至于“西方文明”，《幸福谷》里有一段对话，看似与约翰生反对帝国的看法有矛盾，细读还是表明他“同一”思想的平衡。如书中人物问：西方为何强大？西方与东方有什么不同？约翰生借诗人之口在猜测、商议、讨论，提到他们“聪明”、有“知识”，可对所谓种族优劣问题，若不是采取了一种“怀疑”或“戏弄”的态度，便是有意不提西方“种族优势”这个流行的现成答案，而把原因直接说成是“上帝的神秘意愿”。[19]这种略显回避或商讨的态度，实际上还是一种对当时白种人优胜的帝国思想不正面的轻松挑战。[20]

关于东方人和西方人的生存矛盾困惑，约翰生不以地理或政治、经济强弱划分，不强调各种不同的经验和文化，而集中在人类的普遍本性或同类一致性方面，如书里借诗人因列之口说：“人类到处一样，生活中都是忍受多、欢乐少。”这可以解读为他有一种不是拿国家先进落后来评判生活好坏的基本态度，同样可把它视为一种抵制以种族优劣判定民族先进落后的看法。他的这部作品，虽写的是非洲王子，实际是替欧洲人设想。“欧洲人虽然比我们幸运，可他们并不幸福。”不幸福的道理到处都是一样的，尽管在方式上表现出特殊和不同，所谓“理一分殊”。在这部小说里，“如果不是自觉把东方人和他们的智慧作为思想参考，至少他对基督教不是唯一至高无上的智慧还是头脑清醒的”[21]。

这类拒绝与流行的帝国理论联系或合作的看法，还体现在约翰生的其他文章言论中。他在1759年为 《环球世界》[22]写了介绍文章。在这个简要介绍航海地理大发现的历史叙述中，他直把欧洲人看作侵略者，指责欧洲人的野蛮行为。他虽同意记录者描述非洲本地人看着葡萄牙大船驶入的“诧异” 神情，却责备他们明显带着傲慢与偏见意识，因为他们嘲笑土著人愚昧无知，把船队认作是 “大鸟” 或 “鱼群”。欧洲人从不考虑 “土著居民的权利”。他们没有授权、没有协商就占有土地，以 “贸易的贪婪和权力的傲慢来污染当地纯净的信仰”。“他们的利益和自傲让心肠变硬，而要反对其贪婪和权力，白费心思。” “如果不是贪婪和堕落，欧洲人难以去访问任何这些海岸线；他们没有授权却要蛮横地统治；他们没有受到欢迎却要残酷地镇压。” 他说，哥伦布1492年发现的新大陆，给 “好奇和残酷的欧洲人一个新世界”[23]。在另一篇文章里，他表达出强烈的反哥伦布的情绪，哥伦布虽接受资助进行世界探险，此时世界上任何地方却都没有为他的起航 “高兴的理由”。1492 年，葡萄牙发现了印度通道，西班牙发现了美洲海岸，都是 “人类迄今为止的悲惨日”[24]。

在《介绍英国政治现状》（1756）一文里，他批评英国在牙买加的自作主张或强加于本地人的做法。他拿英国与法国作比较，法国的做法看似比英国人道，可他绝不认为法国不是殖民主义行为。在文章结尾，他表示要以“道德和文明”方式来处理殖民地问题，希望英国依靠善良美德而变得强大：“若无美德，任何人都不可能伟大。”[25]

在 《懒散者》 里，他攻击欧洲的战争狂人，要人记住每个死去的欧洲人都是那里的一个暴君或强盗造成的后果。[26]他在一些英文词的定义和描叙中，表达对 “殖民主义” 的憎恨，如 “本地人” （native） 词条，他引培根语：“本地人是不能在追求种植园目的的掩饰下被灭绝的，因为上帝绝不会对这类本地土著人的牺牲感到愉悦。” 他的英文词典虽对 “未开化” 和 “野蛮” 这两个词语的定义所指对象并无固定说法，可在论英国政治文章中却用“未开化” （savage，原始人） 泛指当地土人，而把 “野蛮” （barbarian） 特指欧洲人的侵略贪婪行为。[27]

正如许多研究者的研究表明，约翰生对帝国的看法有他自己的体系。他是个一生讨厌“帝国主义”者。[28]尽管他爱国，可他比同时代人更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民族的大厦是建立在残酷压迫本地人、土著人的基础之上的。这与他认识和把握人性的“同一”有关，以致无法接受完全蔑视其他民族文化的做法。可如果把约翰生说成坚定的反帝国主义者和反帝国文明者，则又有些抬高他，也不符合他一生保守谨慎的思想行为实际。

约翰生对帝国进步性的批评，并非孤独无助，也被同时代人所分享和赞同，可他不是从“反现代化”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与正统的看法相反，不同于与他同时代的政治家伯克，约翰生没有写“反开明”的文章。政治家伯克的努力是规范而不是废除帝国，他最好的表现不过是要人们把他看作一个“罗马式的东方主义者”，而约翰生恰好相反并经常带有情绪，抵制那些在田园上和异国情调上有所发现的“进步”。[29]

这里顺便提到约翰生对中国的态度。在他早年，因编辑文学杂志关系，他根据当时都赫德在法国巴黎出版的畅销书 《中国通志》 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尤重介绍孔子事迹，表明他的思想与孔子的智慧有相通或相似之处。[30]到中年，他对17和18 世纪之交那些把中国事物过于理想化的看法有所思考，对中国特性有所认识，如他在 《幸福谷》 提到建长城的动机很简单，不过是 “阻挡野蛮人对一个富饶和胆小国家的入侵”[31]。“富饶和胆小” 也恰是对明朝郑和 “下西洋” 实际行为效果的一个不算肤浅的看法。尽管约翰生后来没有太多关于中国方面的论述，但他对到中国看长城的人还是保持一种敬仰佩服的态度。他不仅鼓励人们去，其长诗 《人类希望的幻灭》 开篇提到 “观察人类，从中国到秘鲁”，而且他的伦敦故居还保留着朋友从长城拿回来送给他的一块砖石。[32]然而，鉴于他有限的了解和非主动的学习探索，中国对他来说依然是个遥远的神秘国度。

约翰生毕竟是个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尽管他充满怀疑地看待或分享帝国那些在“国外”进步的“礼品”，却不否认“国内”的文化进步的力量。他为促进这种进步努力写作。他坚持一种“反精英文化”的立场，如在《新闻记者的责任》和《英国诗人评传》里都提出要顾及“普通读者”[33]的观念。他也与同时代的许多民族主义者一样，虽不拒绝，却也不崇拜法国的上层文化，赞同普及被读者认可的大众文化，如他编辑《英文词典》就有与法国人对着干的意味。

现在人们发现，约翰生所提倡和实践的 “同一” 理论，只不过是他在“伪世界主义” 和 “简单的相对主义” （不承认同一性或共性） 之间作出的某种超越或谨慎的选择。他的 “同一” 理论之所以能产生力量，就在于他对种族的奴隶制和殖民地的建立没有保持沉默不语，而是坚持他自由思想的个性。可总体上说，他依然是个没有超越国家又受益于帝国进步的文化人。他对文明的进步和科学进展持乐观向上的态度，其思想必定会表现出既否定帝国侵略又肯定帝国进步的矛盾。正如他说美国革命者那样：你们这帮 “大声喊叫自由的人，正是鞭赶奴隶的马车手”[34]，“自由人” 与“马车手”，一身两人，也是 “理一分殊”。可正是他这些自相矛盾的 “作品” 和保守而非偏激革命的 “论述”，比起那些大胆地走向历史 “进步”、“革命” 的人，如麦考莱持白种人是世界主人的意识书写帝国史，现在看来更有思想的深刻性和进步性。这常是在主流思想大潮下，面对自上而下的根式文化传播，知识分子应该却难以坚守的底线。若约翰生进入 “帝国史” 全盛时期或许会屈服于这类思潮，可在 “史前史” 他却表现了勇于坚持真实的一面。如同为寻求共同普遍思想基础，他时刻提醒世人种族歧视不可取。实际上，这些看法为文化传播的多元化提供了前卫思想。也许出现过早而不合时代潮流，他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到反文明进步的批判或顽固落后的讥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