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荟萃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永嘉的山水沃壤、风土人情，孕育了永嘉的人文风貌，培育出永嘉的历代人才。自东晋以来，名流胜士，继踵而出，流风遗韵，代代相传，其中在南朝晋宋间和宋室南渡后更形成了两个高峰。

永嘉郡城的设计者，是《尔雅注》《山海经注》的作者、“游仙诗”的创立者、东晋著名学者和诗人郭璞（276—324）。晋明帝太宁元年（323），析临海郡南部地置永嘉郡，筑郡城。“郭璞初谋城于江北”，后因土轻改选江南。他登西郭山望诸山错立如北斗，华盖、海坛、西郭、松台四山似斗魁，积谷、巽山、仁王三山似斗杓，认为“城于山则寇不入斗，可长保安逸”，于是东西依山，北临瓯江，南濒会昌湖，筑永嘉郡城，号称“斗城”，周长十八里。当时因有白鹿衔花之祥瑞，故又名“鹿城”。“凿井二十八以象列宿，街巷沟渠大小布列如井田状。”“屏蔽周全，而雄视于东南。”(17)从此奠定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基础。

永嘉郡守中的第一位名人，是名扬四海的书法大师王羲之（321—379）。这位“书圣”于东晋永和三年（347）任永嘉郡守，“治尚慈爱”，深受百姓拥戴，温州的不少地名，至今都留存着其遗迹。据《古今风俗通》载：“王逸少（羲之字）出守永嘉，庭列五马，绣鞍金勒，出则鞚之，故永嘉有五马坊焉。”至今五马街为温州商业中心，是唯一的步行街。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引《郡志》称：“自百里坊至平阳屿一百里皆荷花，王羲之自南门登舟赏荷花即此也。”唐温州刺史张又新《百里坊》诗云：“时清游骑南徂暑，正值荷花百里开。民喜出行迎五马，全家知是使君来。”百里坊因此而得名，并历代沿用。另有王右军祠，“在城区墨池坊，晋王羲之为郡刺史，仕至右军将（军），尝涤笔于池，遗迹尚存”(18)。为右军立祠，以墨池名坊，都表达了人民对“书圣”的无比崇敬和怀念。

刘宋时期的著名诗人谢灵运（385—433），“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19)。他约在永初三年（422）至景平元年（423）间出任永嘉太守，诗人描摹永嘉山水的篇什，成为中国山水诗的不朽经典，也使永嘉的秀美风光名扬天下。人民热烈地迎送这位风流太守。据说谢灵运莅临永嘉时，儿童骑竹马相迎，因而有“竹马坊”的地名（今名瓦市巷）。又有“康乐坊”之名沿用至今，相传是诗人（后封康乐公）离郡时，欢送人群经此坊至北亭告别，诗人撰有《北亭与吏民别》诗。宋代苏轼有诗称云：“自言官长如灵运，能使江山似永嘉。”这位才华横溢的太守，使永嘉与其江山胜景扬名寰宇，永恒不朽。

此外，为陈寿《三国志》作注的刘宋史学家裴松之（372—451），在完成其名著后，“出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20)。与谢灵运并称“颜谢”的著名诗人颜延之（384—456），“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21)，因获罪权贵，曾被贬为永嘉太守。而与颜延之、谢灵运同列诗坛“元嘉三大家”的著名诗人鲍照（414—466），据说也曾担任过永嘉令。(22)晋宋间这些与永嘉有过密切联系的著名诗人、书家、学者、史家，都不是永嘉本地人，如郭璞、裴松之是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王羲之、颜延之是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而谢灵运则世居会稽（今浙江绍兴）。他们因不同的原因宦游永嘉，为永嘉带来中原的学术、文化、艺术，滋润了这块原本较为落后的土地。他们的皇皇业绩和声名影响，扩大了永嘉的知名度，奠定了永嘉人文的基础，并为孕育永嘉的本地人才提供了沃土。

经过数百年的酝酿，永嘉本地人才终于在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蜂拥而出。据统计，永嘉各类人才在《宋史》中列传的达二十三人，中进士的更有一千三百余人，其中南宋一百五十二年间进士及第的就有一千一百四十七人，包括五名状元。有著名的政治家如王十朋、张阐、蔡幼学、陈宜中、刘黻等，思想家如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文学家如“四灵”诗派的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及词家卢祖皋、爱国诗人林景熙等，音乐家如郭沔，语言学家如戴侗等。以下择要述之。

早在北宋初年，永嘉和瑞安的县学就已继东晋郡学和唐代乐清县学之后兴建起来。皇祐（1049—1054）年间，王开祖讲学于州城东山，从学者常数百人，东山书院成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王开祖和丁昌期、瑞安林石合称“皇祐三先生”。官学、私学的勃兴，为永嘉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元丰（1078—1085）、元祐（1086—1094）间，周行己、许景衡、沈躬行、刘安节、刘安上、戴述、赵霄、张和蒋元中等九人赴京师就读太学，周、许、沈、戴、二刘到洛阳从程颐受业，赵、张、蒋则私淑洛学，周、许、沈还曾从吕大临受业，为张载的再传弟子。他们合称“元丰九先生”。这十二位先哲倡导儒学并接受洛学和关学，是永嘉学派赖以形成的最早渊源，其中尤以周行己影响最大。周行己（1067—？）字恭叔，永嘉人，元祐六年（1091）进士，官至太学博士，著有《易讲义》《礼记讲义》《浮沚文集》等书，晚年在松台山麓建浮沚书院讲学授徒，“邦人始知有伊洛之学”(23)。

南渡初期，永嘉之学曾一度衰歇，直至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9）间，经郑伯熊兄弟“复而振之”，才得以恢复。郑伯熊（1127—1181）字景望，永嘉人，是周行己的私淑弟子，与弟伯英（1130—1192，字景元）“惟以统纪不接为惧，首雕程氏书于闽中，由是永嘉之学宗郑氏……乾、淳之间，永嘉学者连袂成帷，然无不以先生兄弟为渠率”(24)。郑伯熊官至直龙图阁学士，设立书院亲自讲授，著有《敷文书说》《郑景望集》等。

状元王十朋（1112—1171）字龟龄，号梅溪，乐清人。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第一，官至太子詹事、龙图阁学士。王十朋立朝刚直，为当时名臣，史称其“每以诸葛亮、颜真卿、寇准、范仲淹、韩琦、唐介自比，朱熹、张栻雅敬之”(25)。他大力推崇唐宋古文传统，为文以欧阳修之“纯粹”为法，在南宋散文中足以自成一家，著有《梅溪集》。

薛季宣（1134—1173）字士龙，号艮斋，永嘉人，官至大理正、常州知州。早年从袁溉受业，“季宣既得道洁之传，加以考订千载，凡夫礼乐兵农，莫不该通委曲，真可施之实用”，“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26)成为永嘉事功之学的创始人。其著作有《周礼释疑》《春秋经解》和《浪语集》等多种。

薛氏弟子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号止斋，瑞安人，官至中书舍人，宝谟阁待制。他少以文名，其“《待遇集》板行，人争诵之”(27)。后潜心经制之学，“自三代、秦汉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于极而后已”(28)。著述有《春秋后传》《左氏旁指》《周礼说》《历代兵制》《止斋集》等多种。

此外又有许及之（？—1209）字深甫，永嘉人，隆兴元年（1163）进士，官至同知枢密院事，诗文气体高亮，琅琅盈耳，著有《涉斋集》。戴溪（1141—1215）字肖望，少有文名，淳熙五年（1178）别头省试第一，官至权工部尚书，著有《岷隐文集》《春秋讲义》等多种。王楠（1143—1217）字木叔，永嘉人，为文“古淡平粹，不待穷巧极丽亦擅天下，自止斋、水心一辈人皆尊事之”(29)。蔡幼学（1154—1217）字行之，瑞安人，乾道八年（1172）进士，官至权兵部尚书，少以文鸣，后擅长史学，又擅书法，所著有《文懿公集》。戴栩（1180—？）字文子，永嘉人，嘉定元年（1208）进士，累官太学博士、秘书郎等，学于水心，亲得其指授，著有《浣川集》。陈埴字器之，永嘉人，师水心，又从朱熹，所见超卓，四方从游者数百人，尊为潜室先生，著有《潜室文集》。他们或治学，或擅文，都是永嘉人才中的佼佼者。

被称为“永嘉四灵”的四位永嘉诗人是徐照（字灵晖）、徐玑（字文渊，号灵渊）、赵师秀（字紫芝，号灵秀）和翁卷（字灵舒）。他们提倡晚唐近体诗，宗崇贾岛、姚合，其诗平易自然，简约清淡，近乎白描，一改江西诗派过分堆砌典故、寻章摘句之弊，给诗坛吹来一股清新之风，开“江湖诗派”先声。其中徐玑为叶适及门弟子，叶适曾选四人诗五百首编为《四灵诗选》，并由书商刊行。(30)可惜今已佚失。

除此之外，永嘉是南戏的发源地，中国完整的戏曲艺术首先在这里形成。明人祝允明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31)徐渭则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32)因此，南戏约发端于北宋宣和年间，而盛行于南宋中叶，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断定：“南戏之渊源于宋殆无可疑。”(33)宋代南戏剧目有《王魁》《赵贞女蔡二郎》《张协状元》《韫玉传奇》等，以《王魁》为最早。而《张协状元》是今存《永乐大典》中保留的宋代南戏唯一传本，由温州九山书会（“九山”为温州别称）艺人改编，全剧五十三出，共一百七十九支曲牌，后世戏曲艺术应有的表演形式和表演手段，该剧都已齐备，集中体现了我国悠久的戏曲艺术文化传统。大批书会艺人活跃在剧坛，也是宋代永嘉通俗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

从学术到文学、艺术的全面繁盛，从朝廷要员到学者、文人、艺人的大量涌现，永嘉人文荟萃在南宋达到鼎盛，从中水到渠成般地诞生了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堪称“永嘉巨子”的叶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