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以《酌古论》为中心的时期
青年才俊
陈亮少年时的生活，由于文献不足，现在已经很难确知。只知他曾在义乌何子刚的馆舍读过书：
公家赀数十万，不可谓无力矣；结姻于朝列，不可谓无势矣。而甘心自屈于乡之暴有力者，犹不必其势，悖言恶动，不与其较，则公之诚心为善，尚不以德义自居，而何问势力之所在乎！亮之心降而诚服，不可谓无所自也。
方亮未冠时，束书就学于公之馆舍，公不以凡儿待之。岁时之顾遇，杯酒之殷勤，未尝不倍于伦等也。(1)
即是说，何家家财数十万，又与朝中显贵是姻亲，但在乡间，何平心静气，温言缓行，从不仗势欺人。陈亮十六七岁时在他家中读书。何喜陈亮的才气，每逢过年过节、喝酒吃饭时，总是给陈亮一份额外的照顾。
除此之外，我们还大致可知，陈亮少年时似乎放荡自恣，不受管束，在为同乡长者、曾任吏部侍郎章服写的行状中，陈亮曾说：
自唯少年时不自爱重，晚方悔悟，乡闾故不齿也。独公一见得之，命其子弟相与共游。一日来过，则具杯酒从容侍公语，间论天下人物，往往意合，知公金玉人也。(2)
这就是说，陈亮虽然受到乡间德高望重的长者的原宥和信任，但由于胡作非为遭乡人之唾弃的情状仍然一望可知。至于他究竟做了哪些不好的事，他自己不愿谈，今天已无法追溯。但以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看，那不过是陈亮青少年时的叛逆举动罢了。
陈亮很快从这种盲目的反抗中走出，十八九岁就挥笔写就了《酌古论》。这是陈亮的第一部著作，也是让陈亮一举成名的著作。
在序中，陈亮道明自己写作此论的旨趣：
文武之道一也，后世始歧而为二：文士专铅椠，武夫事剑盾。彼此相笑，求以相胜。天下无事则文士胜，有事则武夫胜。各有所长，时有所用，岂二者卒不可合耶？吾以为文非铅椠也，必有处事之才；武非剑盾也，必有料敌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凡后世所谓文武者，特其名也。
吾鄙人也，剑盾之事，非其所习；铅椠之业，又非所长；独好伯王大略，兵机利害，颇若有自得于心者。故能于前史间窃窥英雄之所未及，与夫既已及之而前人未能别白者，乃从而论著之；使得失较然，可以观，可以法，可以戒，大则兴王，小则临敌，皆可以酌乎此也。命之曰《酌古论》。(3)
上文意思是说：在古代，文武之道是合一的，到后来才分为互不相干的两者：文士专门写作，武夫则去冲杀。双方还互相嘲笑，互抢风头。天下太平时，文士得意；天下有事时，武人逞能。两者各有所长，各有所用，难道其中没有贯通的道理吗？我认为，文并不是写作，而是说有处事之才；武并不是冲杀，而是说有料敌之智。才智其实是统一的。文武不过是才和智的表现罢了。像我这样没有身份的少年，未学武事，也不长于文，只喜爱霸王大略、兵机利害，对这些我自信颇有些心得，所以才能在历史中看到一些英雄所未做到、前人所未道明的地方，于是就来写这部论。以此为鉴，可以观看，可以效法，可以诫勉，大则创立天下，小则临阵对敌，都可以借此斟酌。因此我的书叫作《酌古论》。
《酌古论》的内容和特点
《酌古论》正文共四卷二十一篇。每篇以一位历史人物为题，分别论光武（后汉光武帝刘秀）、曹公（曹操）、孙权、刘备、孔明（上下两篇）、吕蒙、邓艾、羊祜、苻坚、韩信、薛公、邓禹、马援、崔浩、李靖、封常清、马燧、李愬、桑维翰这十九位自西汉到五代的历史人物。空言无益，我们还是选一篇大家较为熟悉的来看一看，如《曹公》篇。
陈亮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提出了“术”的概念。术，就是运奇谋，出奇兵，决机于两阵之间。有了术，天下无敌。岂是天下真没有厉害的敌人？不是，但只要掌握了术，敌人自然不足破。要谈术，先得谈审敌情，料敌势，观天下之利害，识进取之缓急，孰先孰后，按次序一一进行，而无不如意。汉高帝刘邦是得术的，项羽反是。而曹操，是得术之一二而遗其三四，所谓得此失彼，能雄强于一时，却不能一统天下。这是后人为曹公深自惋惜的。
曹操举义兵、破黄巾、败杨奉、辅帝室，于是降张绣、擒吕布、毙袁氏、破乌桓，平定北方。当时为患的，尚有荆州的刘表和刘备、江东的孙权、江中的张鲁、西蜀的刘璋，加上关西的马腾和韩遂等人。这是曹操当年面对的形势。
何谓术？术就是要审视敌的强弱而决定取之的先后顺序。刘璋、张鲁最弱，应该先取；刘备、孙权最强，应该摆在后面。荆州最近，刘表又弱，刘备强，应该放着让刘备先恣意横行。所以应该先取刘璋、张鲁，以孤立刘备。而要取刘璋、张鲁，必经关西，关西诸将皆不足虑，可虑者唯马超一人。但是曹操没处理好这点，反使马超成为刘璋、张鲁的屏蔽。这就是曹公没有真正全面地把握术了。
马腾及全家皆还京城时，只有马超留在关西。这个时候，为什么不抓牢机会将马超也笼络住呢？曹操是不是觉得以前征召过马超，马超不来，这一次他也不会来，所以先行放弃？这就是曹操不加深思了。以前马超不肯来，是因为父子皆在关西，一人不愿来京，且让他当的官又太小的缘故。这一次马腾已至，应封马超为前将军，待以厚礼，示以诚心，让他带兵自随，再让马超的弟弟带马腾留下的兵。这样一来，马超哪有不来之理？马超一到，关西诸将，皆无足道。这样，韩遂也不敢反叛。以这样的声势入川，刘璋必降。
平了巴蜀，命夏侯渊把守，曹公自领大兵还邺。然后，兵分两路，一自中原，一自巴蜀，荆州必破，刘备必逃。然后大合兵马，命荆州之兵出江陵，蜀汉之兵出三峡，合攻吴之上游；再令一军出广陵，一军出皖城，合攻吴之下游。而曹公亲率精兵数万，直抵武昌，周瑜、鲁肃即使有千百个，又有何用？天下一统，不在话下。曹公的历史地位，亦会大大提高矣。
曹操为什么会犯此错误？是因为听了荀彧的谋划。荀彧说荆州四达，乃英雄之所必争；而巴蜀险阻，非统天下之所急。而不知，真正有战略眼光的英杰，常留所必争者以引诱敌人，而从事于所不急以削弱敌势。曹操早先未击袁绍，先击刘备，先击张绣、吕布再图袁绍、袁术，也是得术的体现。问题是，曹公不能尽知天下大势，到后来频频失策，又没有智术之士提醒他。可惜啊！
以上便是这篇《曹公》的大意。(4)文末将郭嘉、荀彧等魏的著名谋士一律看轻，直有取而代之之概。陈亮此时的心胸可谓大矣，气势可谓盛矣！
《酌古论》的另外篇什，写法大多与上篇类似，指出历史上的军事、政治大人物失误的地方，并且设想应该怎样做。在陈亮眼中，历史上的诸多失败，如果按照他的运筹，都是可以避免的。他在晚年似乎也未改变他的这些观点。不知于何年写就的《酌古论》后记中，他说自己当年十八九岁时胸中即有那么多的事，如果当时得遂其志，能够跻身为掌握天下军机大事的谋臣，后面未知如何！(5)这说明，他对自己的少年作品仍然是满意的。
归纳总结，陈亮的《酌古论》中，有一些让人非常吃惊的观念与特点：
第一，我们会发现，陈亮在谈论战争时不完全考虑战争的正义性，从来不考虑民心向背、侵略和被侵略等问题，而纯粹从技术上来谈论。这让今人大惑不解，也使得许多迂腐和愚蠢之士茫然不知所措。笔者自己多次读《酌古论》，竟然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写作本书，重翻细读，才恍然大悟。其实，这不是陈亮的发明，却为后人所蔽。我们知道，“春秋无义战”，也就是说，春秋时代发生的数百场战争，没有一场可以与“义”搭得上边的。暴秦无道，天下共诛之，那一场秦末的大起义如果说还与道德搭界的话，到了东汉末年，纪纲隳坏，三国的争斗，就一变而为纯实力的争斗了。刘备尽管打了刘家的旗号，但打这个旗号究竟在调动正义感上有无得分、得了多少分，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三国争斗，也没有一家是拿着人民疾苦与道德的正当与否来做旗帜的。所以，自三国以来，人们谈论军事，几乎都从实力、方略等技术性问题入手。陈亮此文，便是最好的例子。陈亮以后，经过理学的倡导，道法慢慢被抬上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不管说什么事，总要把道德上正确放在第一位，于是，在后人看起来，战争首先须与正义、非正义等等相关了。后人在战争上打道德牌是否管用？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管用的，这是历史的真实。但是后来的管用并不能拿来作为陈亮道德上的缺陷。因为在陈亮生活的时期，从纯技术角度来谈军事为时代一致认可，也符合历史的真实。
第二，陈亮谈论军国大事时极端强调必然，而几乎否认偶然。比如，他举汉初韩信攻赵的例子时反复强调：该成功的一定会成功，不会成功的一定不会成功。就是说，一个伟大的军事政治行动之所以可以成功，并没有什么侥幸的因素，它是实实在在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又如他在《韩信》篇中说：攻赵时，李左车曾向赵军的统帅陈馀建议，说韩信乘胜而来，势不可当。赵地阻险，他愿带三万人，抄小路断韩信军的粮草。赵的主力部队，则深沟高壑，一味坚守，决勿与战，韩信必败。陈馀不能用李左车之计，盲目应战，被韩信施展“置之死地而后生”之计，大破赵军。《史记》载：战时，韩信下令勿杀李左车，生擒者奖千金。擒李后，韩信立解其缚，以老师的礼仪对待。后人说，如果赵军采纳李左车的计策，韩信一定败了。(6)陈亮不同意这种观点。在他看来，韩信必胜，赵军必败。因为韩信用兵，千古一人。像这样的英雄，怎么可能输给李左车？所以，如果李左车的计谋真的被采纳，韩信一定有对付的办法。怎么对付？陈亮代想一计：赵军不到十万兵，分给李左车三万，只剩六万到七万兵。韩信引兵挑战，赵军坚决不战。几天后，韩信可遣数千人先行埋伏，命令等赵军出营追赶时，占领赵营。安排妥当，韩信就可使人大呼：“贼兵抄我后路，马上撤退！”赵军一定认为韩信已经败退，再加李左车军确已派出，这个时候，哪怕是才能之士也都会倾巢而出，何况是贪多忘失的赵军！这样，后面完全按照现实的打法，可以一举破赵。赵主军既破，李左车三万人，又何足道哉！以前曹操伐张绣时，刘表断曹操后路，曹操随机应之，一并破张绣、刘表。陈亮认为，赵军主将逊于张绣，刘表不下于李左车，曹操用兵亚于韩信。曹操尚能败张绣、刘表，韩信难道还破不了李左车吗？(7)
在陈亮看来，真正的英雄豪杰，之所以能建功立业，没有一个是胸中没有大谋略的。他们似乎平日闲居，看似无事，其实天下大势、战略决策尽在他的胸中。一旦有机会，则如高山之上，推转圆石，其势不可阻挡。所以他的用力不大，收功却巨。这绝不是侥幸求胜。因为侥幸求胜，成则为福，败则为祸。此为英雄豪杰所不取者也。所以，在陈亮眼中的历史，没有偶然，只有必然。成功和失败都由内因决定，与偶然没什么关系。这种历史观，当然可以大大鼓舞人的主观能动性，激励人们奋发图强，不惧艰难，奋力进取，是一种积极的可赞扬的人生态度。然而，历史中真的没有偶然了吗？韩信那次与赵军对战，战局究竟会怎样？韩信就那么笃定？好在人生一辈子是由必然和偶然构成，但必然占几分，偶然占几分，本也辨不清楚。何况人生和历史都没有从头再试一回的道理。
第三，他善于在想象中解决历史问题，我们看《酌古论》，可以把想象中的一个历史难题的解决过程描绘得绘声绘色、栩栩如生。一个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场景，给他一写，还真像有那么回事。比如《刘备》篇，写刘备为了报关、张被杀之仇，起兵伐吴，被陆逊堵住去路时，陈亮就设想，蜀汉应该密派一使者去魏国，求见魏主，开口就说：“臣私贺陛下，又私喜陛下。”魏主一定会问：“何以贺朕？”密使则可说：“曹操之所以未能吞并吴蜀，是因为它们有天险，且互相救援。今天两雄相斗，所以可贺。”“何以笑朕？”对曰：“我听说敌人让路，则一定要攻入。机会间不容发。现在陛下妄信吴人，所以窃笑。”“何以喜朕？”对曰：“陛下天姿神武，善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只要对的，无有不听，此所以喜陛下。”魏主到此时一定会问：“现在怎么办？”则对曰：“蜀未可卒图，现在应令夏侯尚、曹仁出信陵，贾逵、满宠出东关，或出皖城，或出广陵；因蜀之势，大举攻吴。吴亡则蜀入援，然后从容灭蜀，天下可以一统。”曹丕贪功，而且魏大臣刘晔也出过这样的主意，曹丕至此一定会发兵攻吴。吴国惊慌，必会割地与蜀，联合抗魏。这样，蜀不战可得夷陵。夷陵得，荆州亦可得矣。(8)
上面就是陈亮为刘备在火烧连营大败前出的计策。我们今天读起来，感觉上也像那么回事。至于历史是不是会真的如陈亮所设想？谁也不知。我们只能说，陈亮读史多，受《战国策》的影响很深，才会这样来处理历史。我们知道，《战国策》既是一部战国史书，也是一部游士说王侯的教科书。比如说《齐策》之《楚王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写楚王不死，楚太子在齐国当人质，下面就说苏秦可以让此事有十个不同的结局，只要怎样怎样做，结果就会怎样怎样。(9)总的意思就是一个雄辩之士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作为一部教科书，当然可以这样写。但是历史是不是真的会这样？难说。陈亮的《酌古论》，受《战国策》的影响较深是肯定的，可以说他有战国纵横家之风。所谓战国纵横家，就是战国时期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辩士，其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人。他们的基本特点，就是用一张嘴，把圆的说成方的，把方的说成圆的，还要让听的人相信。其实，战国纵横家是不是那样还难说，但是他们给后人的印象就是那样。陈亮在年轻时确也浸染了这种气味。
第四，是他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深刻的忧患意识。这集中体现在《酌古论》的最后一篇《桑维翰》中。众所周知，两宋积弱，屡受外族欺凌，这其中的历史原因非常复杂，但陈亮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切入，表达了他对现实的深深忧虑，同时也表露了他坚强的民族自信心。他认为，正道是以中国定中国，以夷狄定夷狄，两个事情一定要分开来。如果引进外族的力量来解决中国内部的问题，问题似乎一下子能得到解决，但后患必定无穷。中国如今屡受外族欺凌，就是以前引进外族力量解决中国内部问题的流毒不尽。这种坏的历史举动，开端于唐高祖李渊，成于郭子仪，到桑维翰达到了顶峰。当年隋炀帝无道，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曾与突厥连和，因此陈亮将利用外族力量干涉中国内部问题的罪魁祸首定为唐高祖。后来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进入长安，大乱中国，郭子仪借回纥的兵力，恢复两京，犯下了同样的罪孽。桑维翰则是五代时石敬瑭的谋士。后唐时，石敬瑭被皇帝围困，便派桑维翰去契丹求救，愿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土地以交换。他的手下刘知远劝他，只要给金银绸缎就行了，割地会后患无穷，石敬瑭不听。契丹于是出兵，灭了后唐，石敬瑭称帝，是为后晋。后来的北宋，便吃了燕云十六州被割的亏，异族军马老是虎视眈眈，觊觎中土。陈亮以为，中土乱于夷狄，具体地说就是北宋被金人毁灭，他自己那一朝老受金兵欺凌，责任得追究到李渊、郭子仪和桑维翰等人身上。(10)他把这一篇放在《酌古论》的末尾，确实遥寄着深深的寓意。
陈亮在《苻坚》篇中说，当时的晋朝，尽管弱一些，但也是中国；苻坚强，但它是夷狄。自古以来，夷狄哪有整个吞掉中国的呢？——“晋虽弱，中国也；秦虽强，夷狄也。自古夷狄之人岂有能尽吞中国者哉？”(11)他这个反问句用得很有力度。支撑这个反问的，一是自禹汤文武、秦汉魏晋、隋唐五代以来的历史，在这个有主线的历史中，中国四周的“蛮族”可以对中国产生威胁，但从没有整个替代过；二是中国人的道德自信，即是指，我们中国人这么有文化，那些没文化的“野人”怎么能征服我们呢？但是今天的我们都已知道，南宋毁于元，大明毁于清，异族入主中原，后来屡次成为历史真实。所以陈亮的反问，后人一看，竟毫无力量，当然更没理由。它提醒我们，研究历史、评判历史，还是要冷静，要从事实出发，一些激昂的言辞、自以为是的道德感都是靠不住的。可惜的是，很长时间以来，许多中国文人都有这个毛病。陈亮身上，多多少少也有类似的状况。
《酌古论》是陈亮年轻时的作品，但不能以“悔其少作”的惯例去看待。《酌古论》与陈亮成熟后的想法，其实是相同多于相左，发展多于变异。上面总结的《酌古论》的特点，可以说基本伴随了陈亮一生。
时代背景
在写《酌古论》的那段时间，相信国家大事的概貌慢慢浮现在陈亮心中。在此介绍一下陈亮所面临的时代，也许较为合理。
在陈亮出生前十六年——1127年，金人进入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于那一年的二月废掉了宋朝的钦宗与太上皇帝徽宗，北宋正式灭亡；三月，金立张邦昌为皇帝，国号楚；四月，金兵北还，虏二帝及后宫、皇族等北去。五月初一，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是为宋高宗，建立了一个事后算来有一百五十二年历史的南宋王朝。尔后，高宗在金兵的追赶下东奔西逃，一路行踪所及，有杭州、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定海（今镇海）、昌国（今定海）、台州（今临海）、温州，金兵北撤后，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不过，正式宣布在临安定都，已是此事成为事实六年后（1138）的事，因为当时有不少大臣，强烈反对将临安定为都城，理由是南京古称龙盘虎踞，前有长江天险，遥控荆蜀，近镇东南。临安僻在海隅，其地狭小，无恢宏之势。定都临安，让人觉得有丢弃江淮之地的感觉。在这本传记的后面，我们会看到陈亮也有类似的看法。后来，吴玠、岳飞、韩世忠、刘玠等将领一再大败金军，宋金之对峙开始由一边倒走向平衡。在陈亮出生前两年，两国签订了“绍兴和议”，而后，朝廷将坚决主张北伐的岳飞、岳云、张宪等处死，是谓“莫须有”的千古冤狱。在陈亮出生前一年，南宋进誓表于金，划定淮水中流为两国之国界，每年宋贡金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表中称金为“上国”，称南宋为“弊邑”。这种称呼，在正式的外交场合出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成为后几十年中国势反复、朝野纷争的一个主因。同年，宋高宗的生母韦氏，被金人放归，抵临安。韦氏十五年前被金人俘虏，据今人的研究，她当时三十八岁，后来成了金大将盖天大王赛里（完颜宗贤）的妻妾，并且生有两子。南归后，这件事便成了丑闻。宋高宗与秦桧于是施展种种诡计，先是将韦氏的年龄增加十岁，年年祝寿，造成五旬老妪不可能再生育的假象；其次，不让其他的被俘人员南归，对知情的官员、使者多加迫害，并严禁私史撰写。今天我们在元代人编的《宋史·韦贤妃传》中，可以多次看到皇太后“年已六十”“年七十”“寿登八十”，这显然是过多的叙述。在她八十岁时，平民九十岁、宗子女若贡士以上父母年八十的，统统封官。(12)这种不寻常的强调，正可看成做贼心虚的表现。最有意思的是，宋高宗说：“皇太后今年七十七岁，而步履康健如五六十岁人，自古帝后无有也。”(13)真是欲盖弥彰！(14)
在陈亮出生的那一年，可称为国之大事的有几桩：一是二月，立太学及科举试法；二是六月，批准李椿年的经界法，并在全国施行。前者是为国家求人才，为人才开出路；后者用今天的话说是重新丈量土地，并按土地大小重新确定税赋，即有多少田地负担多少税赋。这两件事一出，表明南宋统治者已经从东走西逃中缓过了劲，开始坐下来准备好好地过几天太平日子了。
在陈亮出生到少年期间，朝廷基本上执行与金人讲和的路线。而宰相秦桧在窥穿宋高宗妥协苟安意图的同时，更是排斥异己，引用私人，打击正直士大夫。宋高宗和秦桧一唱一和，不容任何关于国事的其他议论。绍兴十八年（1148）八月，高宗对秦桧说：“朕记卿初自敌中归，尝对朕言：‘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遂首建讲和之议。朕心固已判然，而梗于众论，久而方决。今南北罢兵六年矣，天下无事，果如卿言。”(15)次年四月，高宗还从哲学高度论述了一番与金人议和的道理，“中国之有夷狄，自古无殄灭之理。使可殄灭，秦皇、汉武为之矣。”(16)绍兴二十一年（1151），抗金名将韩世忠病死。他早年叱咤风云，“晚以公王奉朝请，绝口不言功名。自罢政居都城，高卧十年，若未尝有权位者，而偏裨部曲往往致身通显，节钺相望，岁时造门，类皆谢遣。独好浮图法，自号清凉居士。”(17)正是这样，他才得以逃避岳飞的下场，安享天年。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秦桧死，次年三月，金国疑两国结盟不固，高宗专门下诏曰：“讲和之策，断自朕志，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议耶？”(18)绍兴三十年（1160），宋高宗立太子，即后来的宋孝宗。
恩师周葵
陈亮因《酌古论》受知于婺州太守周葵。在陈亮的一生中，周葵异常关键，一是周葵作为父母官第一个正面肯定了他，这无疑大大增强了陈亮的自信心；二是周葵利用自己的地位将陈亮推到了社会精英的圈子中，让他在青春时就遍识英豪，这也肯定大大提高了陈亮的眼界。可以说，因为周葵，陈亮在前进的途中走得更快更好。这个评价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周葵（1098—1174），字立义，又称惇义，或作敦义。晚年自号惟心居士。常州宜兴人。宣和间中甲科及第。绍兴元年（1131）年六月，张琪进犯杭州、宣州、徽州等地。徽州郡守郭东弃城而逃，张琪据有徽州。据何勇强博士考证，可能的情况是，张琪虽据徽州，然本是流寇，又四出掠夺，未能在徽州建立有效的统治；而朝廷新委派的官员迫于军乱，既不敢，也不能到州莅职。徽州一时无主，周葵便与判官代摄郡事。(19)由于在徽州的出色表现，大臣交章连上荐之。大约在绍兴三四年间，周葵召试馆职。馆职地处清望，是宋代储才之所。绍兴五年（1135）四月，赵构亲自召见周葵，说：“从官多说卿端人正士。”当面封为监察御史。十月，任殿中侍御史。“在职仅两月，言事至三十章”(20)。他指责现任宰相不称职，说他们施政的最大之失，是“务虚文而无实效”，并列举了不当之事二十余件。赵构说：“赵鼎、张浚为朕任事，不可以小事形迹之。”周葵说：“陛下有过，尚望大臣尽忠，今臣一及大臣，便为形迹，使彼过而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保全之也。”赵构说：“此论甚奇。”另外，他反对宰相张浚北伐。同年十二月，周葵罢为司农少卿。他接连四次上表求去，得准。周葵此次入朝，原是秦桧极力引用的结果。但周葵立朝为公，不为秦桧一人所用，尤其对秦氏的用人，抨击甚力。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秦桧去世，他才被重新起用。十二月，周葵复直秘阁、知绍兴府。但很快他又离朝，做了几年地方官。绍兴二十六年（1156）三月，出知信州。绍兴二十八年（1158），知抚州，路上病发，改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在那里，他兴修水利，恢复被洪水冲垮的堤圩凡百二十里。后来发水灾，旁边的州郡皆深受其害，唯独他治下五谷丰登。城中的河堵塞得不成样子，他下令城中每家出一人，参加疏导工程，吃饭由官家补贴。结果是公私两便。绍兴三十年（1160）八月，进集英殿修撰，寻移婺州。绍兴三十二年（1162）闰二月，升敷文阁待制，仍知婺州。
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周葵的前任章厦，于绍兴三十年（1160）九月离开婺州，“与在外宫观”(21)，则周葵之任婺州郡守，当在此年的九月至十月间。这一年周葵六十三岁，陈亮十八岁。
《宋史·陈亮本传》言：
陈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尝考古人用兵成败之迹，著《酌古论》。郡守周葵得之，相与论难，奇之，曰：“他日国士也。”请为上客。及葵为执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时豪俊，尽其议论。(22)
如果说被一郡最高长官所礼遇，大大提高了陈亮的自信与知名度的话，那么下面发生的事对陈亮来说更为关键：绍兴三十二年（1162）夏六月，宋孝宗即位，周葵被调为朝官，先除兵部侍郎兼侍讲，改同知贡举兼权户部侍郎。就是这一年，陈亮与吕祖谦等一道参加了两浙转运司的秋试。吕祖谦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全祖望说他的祖上从吕公著起，被记载在《宋元学案》中的有七世十七人(23)，其实还不止(24)。他从学的也多是名师，如林子奇、胡宪、汪应辰等，这些人也都是被记载在《宋元学案》中的人物。而陈亮生长乡间，又无名师，虽自信满满，不落吕祖谦后，但吕祖谦在次年连中二科，陈亮则一无所得。但他应周葵之请，住在周葵家里，得以接触一时政要、学人，他的阅历必然大开，学识也自然更广。特别是隆兴元年（1163）夏，周葵升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仍对陈亮优抚有加。凡是上门来言事的朝士，周葵都让他们去见见陈亮，结识谈论。陈亮有幸与举国精英结识交谈，一方面固然展露了自己的才识，但更重要的，应该是陈亮借此砥砺自己，正好比一把快刀觅到了一块最好的磨刀石，于是削金断玉的宝刀才得以问世。这一段，不一定能说是陈亮生命史上最光辉的一段，但完全可以说是陈亮最书生意气和畅怀奋发的时期。
政治分歧
周葵对于陈亮的重要如上所说，周葵与陈亮的分歧更是有目共见。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人中所有的分歧，并没有导致人们常有的、放在陈亮身上可能表现得更为激烈的争论——至少我们在文献中看不到半点这种争论的痕迹。
周葵与陈亮的一个分歧是政治上的和战之争。陈亮终其一生是坚定的主战派，他总是主张用兵力讨还被金人侵占的半壁河山。周葵自南宋政权成立后就主张与金人和议，他的政治生涯也跟他的政治主张密切相关。
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渡淮南征，攻占扬州，宋军溃散。到前线劳军的中书舍人虞允文主动挑起指挥战事的重任，取得了采石之战的胜利，将金军成功地阻挡在长江边上。金军随即发生兵变，处死了完颜亮，大军北还。次年六月，一贯畏金如虎的宋高宗退位，宋孝宗登基，主战派力量渐渐抬头。开府在建康（今南京）、负责向金用兵的张浚此时向孝宗建议，要派兵渡淮，攻占原属金地的地区。周葵在皇帝面前，说了数百言反对这次军事行动。后来张浚在孝宗同意下，绕开日常办公机构，直接命令李显宗、邵宏渊等出战，李显宗很快攻取灵璧（今属安徽），邵宏渊攻取虹县（今安徽泗县）。但在当月，两军即遭败绩，两将奔逃，士气大坏。宋孝宗国难思忠臣，将周葵任命为参知政事。这是隆兴元年（1163）夏六月的事了。
隆兴二年（1164）十月，金朝为迫使南宋签订“隆兴和议”，向南宋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宋军败绩。十一月，宋孝宗派使携周葵的书信，前往金元帅府求和，提出新的和议条款。主要内容是：一、将原定的金对宋的君臣关系改为叔、侄关系；二、将“岁贡”改成“岁币”，名称上做了点处理，数量也由原先的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减为各二十万；三、归还被宋人近年攻占的四个州，并将商州（今陕西商县）、秦州（今甘肃天水）割给金朝；四、交换战俘。金人对这些内容较为满意。闰十一月，台谏官纷纷上奏章，批评这次议和让步太快，群议汹汹。主张求和的大臣于是提出辞职。孝宗不许。诸大臣走后，周葵单独留下来，再求辞职。孝宗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坚持呢？”周葵说：“我出任这个职位以来，每次与宰相谈国家政事，有以为我对而采用的，有不得已而勉强听从的，绝对不被采用的，有十之四五。然后汇报到你的面前，你又不肯听。大率十件事之中，不采纳的有七八件。我怎么能无愧于心呢？所以我一定要辞掉这个官职。”孝宗知道周葵有一说一，再次挽留。这样，周葵成为唯一的执政大臣，虽是参知政事，实际上行使着宰相的职权。而著名的“隆兴和议”最终也在他的手里成为现实。就在此月，宋朝使节王忭拿着周葵之书前往金军帅府，正式订立和议。(25)因为担心爱国学生闹事，周葵还发了一道黄榜，说：“靖康军兴，有不逞之徒，鼓唱诸生伏阙上书，几至生变。若蹈前辙，为首者重寘典宪，余人编配。”(26)和议既成，为了安抚国内舆论，当事人自然免不了罢官的下场。一月之后，周葵罢参知政事，除资政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乾道三年（1167）三月，起知泉州。乾道六年，加大学士致仕。淳熙元年（1174）正月十二日去世，享年七十七岁。
这一时期陈亮的政治主张又是如何？我们相信文献中的点滴记载，即他坚决反对议和。《宋史·陈亮传》言：隆兴初年，与金人约和，天下欣然，把它看成是休养生息的机会，“独亮持不可”，意思就是唯独陈亮以为不可。古人写文章，常有以文害意的时候，此处正是好例。我们知道，反对“隆兴和议”的人其实很多，宋孝宗如没有太上皇赵构的逼迫，也未必会签订这个和议，怎么会变成独独陈亮一人反对呢？当然，陈亮是反对议和的，这应该是事实。从仅存的此时陈亮给周葵的一封信中，我们也可窥见陈亮的态度。这封信写于周葵任参知政事期间，主题是推荐四位人才：胡权、王衜、叶衡、孙伯虎。(27)除叶衡外，余三人《宋史》无传，也未提到。《宋史·艺文六》中有“胡权《治痈疽脓毒方》一卷”(28)，此胡权是不是陈亮所荐之胡权？无考，反正没有别的佐证说明两者有联系。叶衡由小官，不到十年升为宰相，官当得比周葵更大，日后陈亮跟他还有关系，此处不详叙。从“左宣教郎胡权”“左文林郎王衜”这些称号可知，他们应为底层官吏一流人物。叶衡是金华人，此时已为於潜（今属浙江临安）知县，治县有方；孙伯虎为永康县尉，善断讼。从此可以推断前面两人或属陈亮同乡。而陈亮推荐此四人的信，描绘当时的形势是：丑虏未灭，边际尚紧，财匮兵乏，士怨民离。他建议周葵应日夜搜求人才，共办大事。他的思想背景中有坚持恢复之志，是无疑的。
那么，政治主张截然不同的两人为何没有冲突，至少在现有的文献中丝毫没有看到？原因并非十分复杂，至少我们可以推想：在周葵方面，他称许陈亮为“他日国士”，则是希望日后陈亮能为国家办事，至于现在的举止言论，固然卓尔不群，才华横溢，但毕竟少年意气，真正成才还有待于现实的长期磨炼。周葵赞赏陈亮的才气，并不是许可陈亮今日的所思所为。在少年的英杰与日后的大器之间，本就有很长很长的距离，欣赏的姿态不等于现实的使用。在陈亮方面，首先是周葵对自己有深恩：先让自己在家乡出人头地，再让自己在首都交遍天下豪俊，在此期间，一向自信的陈亮可能也不得不叹服天下豪杰之多，有时人长我短，他的心头偶尔也会有自愧不如之感叹。此段阅历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拓展了他的心胸是无疑的，陈亮当然懂得这些道理。其次，周葵几乎相当自己的爷爷辈，原不可僭越。再加上周葵道德高尚，言行一致，敢于直言，其道德优势也使陈亮不敢妄加议论。再次，可能也是最关键的，是周葵身居高位，陈亮乃一介寒士。天下大事在周葵有时一言而决，在陈亮是人微言轻，可以说简直没资格发言。在此情形下，关于军国大事，争论显然没有意义。我们猜想，它可能根本就不曾展开。这也许就是今天我们在文献中未曾看到两人有所冲突的原因吧。
学术分野
陈亮与周葵的另一重大分歧，是关于学问。
周葵的学术主张是什么？由于材料缺乏，不易说清。但《神道碑》说周葵“平生问学，不泥传注”，并记下了他论《大学》物格而后知至的一段话，也可作为他这一治学路数的注脚：
在人之至为知，在物之至为道。以吾之知，极物之道，如两物相抵，故谓之格。夫物万不同，道一而已。方其格物，物我为二。及其物格，则自视无我，何有于物？是谓知至。(29)
据《宋史》本传记载：周葵曾授陈亮以《中庸》《大学》，并教导说：“读此两书，可精‘性命’之说。”陈亮接受了，并且精心钻研。
但陈亮在《钱叔因墓志铭》中云：
绍兴辛巳、壬午之间（1161—1162），余以极论兵事，为一时明公巨臣之所许，而反授以《中庸》《大学》之旨，余不能识也。而复以古文自诡于时。道德性命之学亦渐开矣。(30)
两处记载，显然有些矛盾，但仔细揣摩，其实说的又是同一件事。很可能，《宋史》的记载就来自这篇墓志铭，用了前一句，顺理成章地写上了后一句，即陈亮学问从此走上正道云云。正史篇幅浩瀚，细节出现这样的错误，亦是常事，不值深究。我们读陈亮写于后来的《祭周参政文》，觉得可能更为贴切：
亮昔童稚，纵观废兴。大放于辞，愿试以兵。狂言撼公，一见而惊。借之齿牙，爰及公卿。爱均骨肉，前辈典型。《中庸》《大学》，朝暮以听。随事而诲，虽愚必灵。行或不力，敢忘其诚。(31)
从此看，陈亮与周葵的学问显然有着大的冲突。我们既想了解陈亮的生平学说，则不能不对此略加辨察。
学问是什么？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一时难以说明。但是学问必得关注问题，一时一地之学问，必有它的中心问题。南宋的中心问题是什么？通过什么途径去解决这个中心问题？对这些众人关注的问题，社会会慢慢达成比较一致的共识，形成日益强大的主流话语。然而，每个人对问题和途径的认识又必然不尽相同。陈亮与周葵的分歧正在此处。
南宋的主要问题是什么？简单地说，是国贫兵弱，饱受异族欺凌。北宋为收复后晋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屡屡用兵，但连遭败绩，连宋太宗都曾中箭受伤。后来金人入侵，颠覆北宋，更是人所共知。南宋立国，到隆兴和议，虽也取得过一些胜利，但主要还是取守势。当时对南宋的兵力认识也有不同，但是客观事实已经无情地作出了提示。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既然南宋兵弱将庸，那么，为什么不破格提拔人才，专心培养一支强大的军队，以雪国耻？
其实，这个问题后潜伏着一个更大的问题。
在宋代以前的七八百年，即追溯到东汉末年那一段历史时期，将强兵也强，但是国家政权经常不稳，中枢屡被将官推翻，或者朝廷对各地拥兵自强的大员无可奈何。曹操就曾说过，如果不是他在，天下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霸。曹操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也不服，吴、蜀两国长期存在就是明证。唐代乃中国一黄金时代，然晚唐藩镇割据，朝廷鞭长莫及，最终亡于藩镇。五代十国时期，拥有一点武装实力的军阀纷纷称帝，连宋太祖自己，也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说反就反。如此，宋代政权一旦建立，日夜萦绕在最高统治者心头的问题，并不是顾虑兵将庸弱，而是顾虑他们太强，强得一下就会推翻赵氏的统治。所以宋朝虽受金人欺负，但宋高宗看到岳飞等不太听话的军人，其实和看到金人一样头痛。岳飞为什么被杀，其缘由就在于此。绍兴十六年（1146）宋高宗说的一句话就泄露了天机。他说：“自今诸将出入，如身之使臂，无不如意，兹为可喜。”(32)可见这个延续了七八百年的问题，比起本朝两百年来的新难题，更为深刻而持久。
从这个角度来看，控制地方不生异心，既然是朝廷和社会共同关注的中心问题，它必然不可避免地成为学术界的中心问题。其实，学术到宋代亦有一大变化，即理学生焉。中国在战国时代，学术始创，讲的是诸子百家。汉代独尊儒术，但尊儒尊的是经书，所以汉代的学术界，谈的主要是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汉代学术讲家法，即谈论一本经书，要谨守师长的传统解释。所以汉代经学大盛，对一部经书，有多种多样的注疏笺释，其方法都统一在如何理解经书的意义上。东汉以后，学术界风气大变，关键是儒家不能整顿人心，在唯实力是从的军阀混战中起不到作用，对指导人们的生活也不能有所作为，于是社会转向老庄的玄学。后来佛教传入，得到统治者和百姓的服膺，至唐代，佛教地位非常尊崇。在唐代从事政治，已经不如汉代所认为的那样崇高伟大，佛学才是人心的依归。宋代理学之所以发生，便是针对上述的历史大背景。简单地说，这个时代的新的学术，应该解决如何为一个和平、稳定同时哪怕是贫弱的政权和社会提供思想保障，同时要解决个人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的规范与意义问题。理学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它通过对孔子、孟子学说的重新阐释，突出了理气、心性等新的哲学范畴，企图通过对人本性的新的探索和阐发来树立新的道德规范，确定新的人生意义。它重新尊崇儒学，但不像汉朝那样尊经，而是大胆地对经书进行新的解读，阐发儒学的内在意蕴，发扬儒学的内在精神。这一学术思潮，在北宋始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大盛于朱熹、陆九渊等，终于在南宋理宗年间成为学术界主流。
明了这样的背景，对陈亮二十岁左右的学问，当有更切实中肯的评价。从内容上看，陈亮此际主要研究历史，而非研究道德心性；从转变天下的途径看，陈亮侧重于从决心、谋略、策略等技术层面入手，而不是从个人道德、社会伦理等等入手，所以，他的学术与当时社会开始流行的理学思潮格格不入。但是还不能说陈亮在此际反对理学，只能说他此时还不知道学术界的主流话语。他是在讲学术，但他不知道学术界目前在讲什么学术，一定要等到周葵以《中庸》《大学》这些宋代才热起来的儒家经书相授，他才约略得知当时学术的主流，何况他的禀性与学术基础，又使他对学术主潮格格不入。所以，从深层次的意义上说，陈亮此时的学问，与周葵所关心的学问大有距离。其实，周葵的学风也较为解放，《宋史》本传说他谈学问不被经书的传、注等束缚，这也是宋儒的普遍特征。但是，周葵的学术关注的内容，在陈亮看来实在太为生疏，所以，尽管陈亮在周葵这里得到了启蒙，但是他毕竟没有马上遵从周葵指引的学术路径。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此事必然呈现出它的两面性：一方面，由于陈亮坚定的学术立场和独特的学术识见，这让他在复杂的社会中能慨然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深刻地分析社会的某些症结，在思想界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周葵的指引，日后他不得不在这一方面多加探索，有所发现。他一生不服理学，但是他必须面对理学，因为反对主流学术，也是进入主流学术界后的一种姿态。简言之，陈亮如果没有日后与朱熹的反复辩难，那么，他在中国思想史上有无今天的地位便大成问题。主流学术之发生与蔓延有它的道理。你可以反对它，但你绝不可能置身事外。
隆兴二年（1164）冬，周葵罢参知政事。陈亮也恰好于此时被叫回家完婚。周葵逝世于十年后，即淳熙元年（1174），不过他们俩后来没有来往。据陈亮自述，后来他母亲、祖父母三人连续死去，无力下葬，无颜再见周葵，于是有了数年之约但始终未去履行；后来他父亲死于乾道九年十二月廿四，周葵死于淳熙元年（1174）正月，从今天的历法看，即死于同一年，日子相差不远，陈亮忙于父丧及守礼三年，也未能一去吊祭周葵。他对周葵的最终评价是：“忠言佳话，上心之所独知；至于盛世崇勋，人事犹有遗恨。”(33)用今天的话说，那就是周葵的忠心耿耿，正道直言，皇帝内心是明白的，但是在建功立业，则还有些许遗憾。陈亮一生是一个追求建功立业的人，他与周葵的分歧，最后还是反映了出来。
婚姻传奇
陈亮的婚姻，也与《酌古论》深有关联，那几乎是一场传奇。古代的婚姻，男女双方嫁娶前未曾会面自属正常，但是，一方婚姻的决定者们根本没见过另一方，我想应该不多见。陈亮的婚姻，就是这样富有传奇色彩。
这场传奇的总导演是何茂恭（1128—1172），他的身份是新娘的叔叔，与新郎陈亮素不相识。何家出自婺（今金华）之诸何，其子孙散居永康、东阳等地，何茂恭家是定居义乌的一支。他的家世与陈亮仿佛，可以明确地上溯六世，六世以上则不可知。何茂恭的父亲是何榘，生子两人，长为何恢（1125—1183），字茂宏；次则何恪，字茂恭。何榘一心想让两个儿子走科举道路。兄长何茂宏状貌端厚，胸襟坦荡，心机不深，很可能他自度己之短长，于是俯首专门打理家事，将家庭搞到小康，让弟弟专心文墨。他们兄弟两人一起去应举，弟弟得中，兄长未中，兄长反高兴地说：“这样可以很放心地向父亲汇报了。”何榘逝去，何茂恭事母甚谨，但从不问钱财，盖他对兄长所为十分放心。中国古代的大家庭，讲究全家一体，但是在钱财如何分配和运用上，由于权益义务不能明晰，必然生出许许多多的麻烦事。在此情势，唯有讲求道德修养，以无私的道德风范折服他人，何茂宏正是做到了这一点。他与弟弟经常声色俱厉地吵架，但那都是因为评价文章之优劣，所以僮仆们只会窃笑而不会产生惊惧之感，因为他俩绝不会为钱财斗气争吵。后来弟弟早逝，弟弟的长子何大受长大成人，何茂宏干脆将整个家业交给这个侄子管理，自己变成了一个懵然不解的老人。(34)这种处事明白、拿得起放得下的气概，着实令人叹服。
兄弟俩的深情厚谊无须多言，重点是他们如何与陈亮发生关联。我们前面曾提到，陈亮年轻时曾在义乌何子刚家读过书，但在文献中未曾看到何子刚与何茂恭有过什么来往。何茂恭是绍兴三十年（1160）的进士，这一年陈亮十八岁，在写《酌古论》，何茂恭结识郡守周葵要待来年。何与陈两人不可能于此年相识。
何茂恭的详细事迹无考，仅知他得官江西永新县主簿。不过，元朝的《故乡录》中辑存了他的十余篇文章。像他这样已中进士，连陈亮都认为，联姻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在同年中考虑。当时何茂宏的大女儿，就许给了何茂恭的同年进士唐仲义。(35)唐仲义是与朱熹结怨的唐仲友之兄，以后陈亮于此还有一番纠葛。何茂恭力主将二侄女嫁给陈亮，尽管我们至今不知道何茂恭何时得官，何时赴任，但此时陈亮在周葵门下，应可确定。何茂恭很可能听到陈亮的盛名，读到陈亮的《酌古论》，也同周葵一样，深许为国士，所以极力促成这桩婚事。
其实，对这桩婚事，何茂恭的哥哥何茂宏是犹豫的，关键是自己家是义乌的富户，陈亮只是一个寒士，无功名，家庭又较为清贫。尽管他对弟弟的好心丝毫不怀疑，但陈亮以后会不会有出息，谁也不敢打包票，所以，尽管何茂恭去江西赴任前一再提起这桩婚事，并极力保证陈亮的前途无限，侄女一定会有依靠，何茂宏仍然不肯表态。何茂恭就官江西永新，在大力推进当地教育的同时，一有机会便往家里带书信，一有书信，信中便提到陈亮，并劝告兄长：我的忧虑是失去与这位英杰联姻的机会。书信多了，一天，何茂宏愤然而起：“宁可让我的女儿以后过苦日子，我也不能以后无颜见我的弟弟！”于是定下了这桩婚事，到永康提亲，将次女许配给了陈亮。(36)陈亮家应该是很高兴的，有一个这样的家庭来提亲，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乾道元年（1165），应该是夏天前，陈亮去义乌结婚，娶了何茂宏的二女儿。此年陈亮二十三岁。就婚的细节，今天多已难考，只知道何茂恭在场。何茂恭当时在为他妈妈的姐妹王夫人写墓志铭，口颂一两遍后，陈亮听见便能对别人复述。何茂恭大喜：“世上竟有记性如此好之人！”(37)仅此一桩小事，也足以让他的妻家相信陈亮一生大有可为吧。何氏兄弟有一妹，嫁与武义刘叔向。在何家的亲戚中，刘叔向也是极力支持这桩婚事的，他还催陈亮父亲向何家下定亲的礼物，早日将这门亲事搞定。刘氏之妻，对自己的这个侄女特别喜爱，所以刘家此刻对陈亮也很好。(38)这场婚姻在带给陈亮新的家庭生活的同时，也应该带给陈亮新的自信。
(1)《陈亮集》卷之三十一《祭何子刚文》，第332页。
(2)《陈亮集》卷之三十四《吏部侍郎章公德文行状》，第360页。
(3)《陈亮集》卷之五，第39页。
(4)参见《陈亮集》卷之五，第41—43页。
(5)参见《陈亮集》卷之八，第73页。
(6)参见司马迁：《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17页。
(7)参见《陈亮集》卷之七，第57—59页。
(8)参见《陈亮集》卷之五，第45—46页。
(9)参见《战国策》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65页。
(10)参见《陈亮集》卷之九，第71—73页。
(11)《陈亮集》卷之七，第55页。
(12)《宋史》卷二四三《韦贤妃传》，第8643页。
(13)李之亮校点：《宋史全文》卷二二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8页。
(14)以上内容主要参见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5)李之亮校点：《宋史全文》，第1434页。
(16)李之亮校点：《宋史全文》，第1439页。
(17)李之亮校点：《宋史全文》，第1453页。
(18)李之亮校点：《宋史全文》，第1495页。
(19)何勇强：《周葵与陈亮》，见《陈亮研究：永康学派与浙江精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页。以下采自该篇论文的，不一一作注。
(20)周必大：《文忠集》卷六三，《资政殿大学士毗陵侯赠太保周简惠公神道碑》。
(2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六。
(22)《宋史》卷四三六《儒林六·陈亮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929页。下引本传，概不出注。
(23)《宋元学案》卷十九《范吕诸儒学案》，见《黄宗羲全集》第四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24)潘富恩等：《吕祖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25)《宋史》卷三三《孝宗本纪》，第629页。
(26)《宋史全文》卷二四上，第1661页。
(27)参见《陈亮集》卷之二十七，第244页。
(28)《宋史》卷二〇七《艺文六》，第5316页。
(29)周必大：《文忠集》卷六三，《资政殿大学士毗陵侯赠太保周简惠公神道碑》，转引自何勇强《周葵与陈亮》。
(30)《陈亮集》卷之三十六，第382页。
(31)《陈亮集》卷之三〇，第322页。
(32)《宋史全文》卷二一下，第1421页。
(33)《陈亮集》卷之三十《祭周参政文》，第322页。
(34)参见《陈亮集》卷之三十六《何茂宏墓志铭》，第373—374页。
(35)参见《陈亮集》卷之三十六《何茂宏墓志铭》，第374页。
(36)参见《陈亮集》卷之三十《祭妻叔文》，第325页。
(37)参见《陈亮集》卷之三十七《喻夫人王氏改葬墓志铭》，第390页。
(38)参见《陈亮集》卷之三十八《刘夫人何氏墓志铭》，第3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