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概述

王逸的生平在《后汉书》本传中只有简短的记载：

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著《楚辞章句》行于世。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子延寿，字文考，有俊才。少游鲁国，作《灵光殿赋》。后蔡邕亦造此赋，未成，及见延寿所为，甚奇之，遂辍翰而已。曾有异梦，意恶之，乃作《梦赋》以自厉。后溺水死，时年二十余。[5]

与他的儿子不同，王逸并不因创作而闻名。其作品主要为骚体，如《九思》即为对《楚辞》的摹拟作品。王逸凭其《楚辞章句》而永垂不朽，此书是对刘向（前77—前6）编集的《楚辞》的一个集注本。[6]

除了《楚辞章句》，对王逸的考察还得依赖与他同时期的资料。这些资料能让我们确定其时的主流思想，并将王逸放在其中进行考察。考定《楚辞章句》的成书时间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这项任务的主要困难在于材料匮乏，必须依赖范晔（398—445）那篇语焉不详的传记，这是关于王逸生平信息的唯一资料。[7]一般认为《楚辞章句》的成书不晚于永宁元年（120），这一系年的证据是洪兴祖《楚辞补注》所说的王逸担任校书郎职位的时间。[8]此外，《后汉书》载：“自安帝（106—125在位）览政，薄于艺文。”[9]佐证了王逸上呈《楚辞章句》必在邓太后（81—121）去世之前的观点，因为她去世后，安帝才得以亲政；因此，王逸的这部著作一定是在对经学和文学都有兴趣和修养的邓太后支持下完成。按一般理解，如果王逸于安帝亲政时期上呈《楚辞章句》，“可谓不识时务”[10]。因此，王逸动手编撰并奏呈这部书的时间大抵可以确定在元初四年至建光元年（117—121）间，那时他在东观这个皇家图书馆担任校书郎。[11]

《白虎通》是我们讨论王逸的另一项重要资料。下文将由此书集中反映出的王逸所处时代的观念，窥看王逸思想中与之相似和不协调甚至相反的方面。这部书记述有关汉代学说的讨论，这场讨论在白虎观举行，与会者皆为当时博达鸿儒，而更重要的是，会议由章帝（75—88在位）召集并主持讨论。这些讨论和《白虎通》记述其事的历史意义在于：此后的儒家经典教义的解说认可并大量吸纳了谶纬思想。[12]天地、日月、阴阳与人事的关联，五行的相生相克，自然现象如冰雹、地震、洪水、日月蚀等等，被解释为维护人间和谐的神圣力量的表现。[13]这种天人学说较早由董仲舒（前179—前104）提出，后由刘向及其子刘歆（卒于23）加以发展。这些观念较早就已被应用为政治斗争中的神权支持，例如王莽（前45—公元23）建立新朝和光武帝（25—57在位）光复汉政权等。[14]中元元年（56），光武帝首次接纳正式谶纬的订正本并将之合法化。即使遭到桓谭（约前23—公元56）和张衡（78—139）等学者的反对，谶纬也一直保持着正统的地位。[15]

在白虎观活动从会议到将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的过程当中，班固扮演至为重要的角色。[16]拥有如此重要的权威地位，班固自然会遵循反映在《白虎通》中的宇宙论以及伦理、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规范。此外，其地位要求他遵守的天人感应哲学观念，亦见于主要由他执笔的汉代官修史书《汉书·五行志》中的一些突出论点和论述。因此，我们考察班固对屈原的批评，以及王逸在其《楚辞》评论中如何处理和响应班固的观点，《白虎通》应作为一种重要参考文献。[17]

王逸的《正部论》和《临豫州教》虽只剩残章断简，却为《楚辞章句》以及《后汉书》那篇简短的王逸本传提供了佐证。从标题和内容看，这两种文本属于政论和史论类著作。尽管有论者主张将这两种文献系于王逸的晚年（不早于顺帝永建元年即公元126年），[18]但现存的片段文字所反映的大部分观念与他早年的思想是一致的。

下文论述所涉及的其他文本包括与王逸大致同时代人的著述。公元2世纪中叶被视为经学由“昌明时代”转入衰落时代，[19]也是政治史的重要转折点。这个时期，腐败、政变、戚宦争斗迅速加剧，最终导致了王朝的颠覆。[20]面对日益腐败的体制，为人臣者纷纷致力于展示他们自身的气节，在奏议和论说中发表了有关个人品行、根除腐败以及各种革新主张的许多意见。此外，还有不少讨论当时重大事件的学术论著，都与王逸之作相关联。这类著作当中，下文将主要聚焦于王充（27—约97）和王符（约85—162），他们分别生活于经学“昌明时代”之中和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