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等论谏诤
王逸的天地阴阳思想与同时代其他官员所持的观点，尤其是与《白虎通》所述的较为相似；然而王逸对忠诚的理解，特别是尽忠职守这一点，却与《白虎通》大异其趣。传统上，表达忠诚于国家的最直接的手段是进行劝谏。班固批评屈原的一个重点是：“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宫野直也在其近作中注意到，班固的观点乃植根于时代的社会规范之中。在其对《白虎通》相关引文的论述中，宫野氏论证了屈原劝谏君王并未遵循“恰当的”方式进行。这大概就是班固指屈原为“非明智之器”的因由。[55]
《白虎通》作者关于“谏诤”的讨论，旨在提倡维持君臣之间的和谐关系。其“谏有五”的观念来自《礼记》，它们是：讽谏、顺谏、窥谏、指谏和陷谏。《白虎通》持论与同类著作并无太大差异，它指出，最佳的劝谏方式也是孔子所欣赏的方式是讽谏，[56]因为：
讽谏者，智也。知祸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讽告焉。[57]
这就是班固评屈原为“非明智之器”的思想基础。如上所述，《白虎通》的思维是维持君臣之间的和谐关系。陷谏列于“五谏”之末是因为它的激进性和对抗性，避免这样的冲突是人臣的主要责任之一。《白虎通》对于“人臣之义”有这样的定义：
人臣之义，当掩恶扬美……掩恶者，谓广德宣礼之臣。
……
所以为君隐恶何？君至尊，故设辅弼，置谏官，本不当有遗失。[58]
有论者认为，《白虎通》其中一个写作动机是要通过神化汉室来强化君权。[59]臣下的责任是预见问题并作委婉劝谏，这样君臣间的和谐关系便得以维持。尽管君主可能犯错误，但臣下应为之掩盖以维护其完美典范的君主形象。据此我们可以了解皇帝对樊英的高度期望——樊英有方术秘技，能预知吉凶。
班固在《离骚序》中论述“人臣之义”与《白虎通》相符。他说：
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60]
屈原的死违背了儒家的基本原则。[61]《白虎通》暗示：朝政和好则不需要这样的道德。揭露了原本不该遭到批评的君权之过，由此造成了伤害，这一逻辑，就是班固继续批评屈原的理据：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楚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62]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63]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64]
班固还认为《离骚》的故实并不见于经典，因此批评刘安等人把《离骚》置于经典的地位是不恰当的。
班固并非谴责屈原自杀的第一人；现存最早对屈原这个最终抉择的批评见于贾谊（前200—前168）的《吊屈原文》中。贾谊以为屈原应该抛弃楚国，仕于不同的国家，或隐居起来。这一观点后来得到司马迁（前145—约前86）、扬雄（前53—18）、班彪（3—54）和班固的赞同。[65]这些汉代作家对屈原的最终决定提出了共同的质疑：他为什么必须自杀？扬雄在其《反离骚》中对此作了较详尽的论述，他说：
知众嫭之嫉妒兮，何必扬累之蛾眉？懿神龙之渊潜，俟庆云而将举。……昔仲尼之去鲁兮，婓婓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66]
至于对屈原产生赞美，其中一项重要的动机是与屈原的同病相怜。传统以为刘向编集《楚辞》十六卷。林师维纯对于刘向编辑《楚辞》的动机的判断颇为合乎逻辑。林师认为，刘向之所以编集《楚辞》，是因为他与汉廷的关系就如屈原之于楚国一样，同为宗室大臣却遭到谗害。[67]这种历史的呼应关系和编纂动机，亦见于无名氏为王逸的《九思》所作的序中：“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68]《楚辞》中屈原的崇高道德成为核心成分而得到传诵，王逸在其序中屡屡强调：“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 “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69]在所有摹拟《楚辞》的作品中，对这一精神的提倡十分明显，因为这些作品的主角都是屈原，而不是这些篇章的作者。当这些拟作者自身面临类似的困境时，这种屈原精神便浮现出来。贾谊的《惜誓》和《吊屈原文》，即是抒发屈原式情怀的两个例子。[70]
班固对屈原评价的矛盾观点来自于他所处的不协调立场。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文学成就引发了年轻时期的班固的同情和钦佩。然而，在着手编写《白虎通》和《汉书》等官方文献时，班固必须履行的责任是遵守正统的观点。范晔针对一些被班固在《汉书》中看作不恰当的忠诚的事例，作出了下面的评论：
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71]
《白虎通》关于劝谏的章节，就有范晔所指的绝佳事例。其中所述的行为准则也许是导致后汉隐士数量增加的原因之一。书中阐述的劝谏标准程序如下：
《援神契》曰：“三谏，待放复三年，尽惓惓也。”所以言放者，臣为君讳，若言有罪放之也。[72]
屈原的劝谏方式不同于这一程序标准。他并不为君主讳其过错，甚至在流放途中也坚持批评君主。很明显，这违背了《白虎通》所提出的标准：
所谏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者，冀君用其言耳。事已行，灾咎将至，无为留之。[73]
司马迁在《史记》的屈原传中，说他“一篇之中三致志焉”[74]。汤炳正以为，班固责备屈原“露才扬己”，指的是屈原“伐其功”以及将自己与日月、天地、尧舜作的放肆比照——这些都见于《楚辞》所收屈原的作品，是导致其政敌对他进行诽谤的因由。[75]刘安所说屈原的行为“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但班固则以为“斯为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