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英的征聘

在朝廷征聘著名隐士樊英（约公元128年前后在世）的事件中，神学信仰和对方技的依赖成为了这次征聘的主要动机。这一事件在后汉的历史上显然有重大意义，反映了朝廷对于能人异士效力帝国的迫切需要。这些征士的奇能秘技是帝国最需要的。[43]王逸在朝廷征聘樊英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反映了他关于神谕能力重要性的观点，这与他利用《楚辞》作为平台来提倡重振道德十分吻合。

《大招》应是王逸认为《楚辞》所收作品在主题上同樊英征聘事件最为相关的。这篇作品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解读。从一个层面看，篇中对受文者的灵魂不离开其肉体作出恳切的呼吁。这一奇幻构思描绘了一幅美丽的楚国生活图景，以此说服灵魂不要远走他方。从另一层面看，这一呼吁也可以视作吸引屈原式人物回到楚国的努力。这样解读之下，《大招》便可看作为汉朝统治阶层所作的宣传。这极可能是王逸对这首诗的理解，他在《章句》中的两句话可资佐证：“众贤并进，无有遗失。”[44]

这种思想同样反映在王逸劝说樊英应聘为官的努力中，是为其政治之理想实现。光武帝致力征聘的是“幽人”，即是那些选择辞官归隐的博学贤能之士，这也是整个汉代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篡汉引发了许多知识分子的义愤，不少“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放弃了官衔，退居山中，也有转而从商者。当光武帝击败王莽后，这些人便成为了征聘的对象。光武的征聘工作有双重意义。首先，他奉行《论语》中“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之说。[45]其次，后汉的招隐可能有一个时效功能：朝廷通常根据预言家占卜出的天灾起因，而将某些被贴上腐败标签的官员取而代之。当然，这些占卜可能是捏造出来以掩盖官员被罢免的真正原因。然而，任善罢恶之间的关系在王逸的一篇奏议中成为了焦点，他说：

能举遗逸于山薮，黜奸邪于邦国，给谷五百斛。[46]

据范晔《后汉书》载，樊英在朝廷屡诏后，终于在永建二年（127）同意应命赴京。李贤（651或653—684）注引谢承（2世纪初至中叶）《后汉书》将这次成功的征聘归功于王逸：

南郡王逸素与英善，因与其书，多引古譬喻，劝使就聘。英顺逸议，谈者失望。[47]

王逸在给樊英的信中“引古譬喻”的内容虽不得而知，但其《楚辞章句》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古”可能是那些记录贤臣如傅说、伊尹和吕望的史官们，这些贤臣是《离骚》和王逸的拟作《九思》中的典范人物。在其《正部论》中，我们注意到王逸的功利主义原则，具体见于其对汉代哲学和政治著作的批评中：

《淮南》浮伪而多恢，《太元》幽虚而少效，《法言》杂错而无主，《新书》繁文而鲜用。[48]

王逸在这四部著作中可能看到的共同点是，它们在占验的方法方面均阙如，在他看来，这些应有而却缺乏的占验方法理应具有实用的和政治上的用处。《后汉书·樊英传》支持了这一观点：

樊英……少受业三辅，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筭、《河》《洛》七纬，推步灾异。[49]

这段话反映了从谶纬和方技角度阅读五经的时风。樊英的专长大都与占卜有关。其《易》学出于京房，而京房的著作构成了汉代阴阳和天人学说的主流。[50]樊英的《周易》注称为樊氏学，其学大抵为图谶和纬书传授。[51]这一背景侧面说明了汉朝皇帝渴望征聘樊英的原因：樊英被看作有能力预见灾害并据以采取恰当的措施，从而使国家免受神灵困扰。因此，“永建二年，顺帝策书备礼，玄征之……至四年三月，天子乃为英设坛席，令公车令导，尚书奉引，赐几杖，待以师傅之礼，延问得失”[52]。

然而，樊英的征聘并没有受到普遍赞誉。例如，同时受朝廷征聘的张楷就对他作这样的嘲讽：

天下有二道，出与处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辅是君也，济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万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禄，又不闻匡救之术，进退无所据矣。[53]

仕与隐之成为两个极端在2世纪的后汉达到了顶点。当政治迫害日渐加剧之时，名节（名声和气节）便成了知识分子最大的忧虑。[54]王逸对气节和征聘贤者的提倡可以视作对政治和社会危机的另类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