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代的普遍特点

在这个英国文学集团中，人们可以看到的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和这一时期整个欧洲的思想倾向有某些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是普遍的，因为产生它们的根源是普遍存在的。当时，拿破仑正以建立一个遍及全球的帝国威胁着欧洲。为了救亡图存，所有遭受威胁的民族，或是本能地或是有意识地，都在从本民族的生活源泉中汲取使自身重新振作起来的活力。在德国，民族精神在解放战争时期被唤醒，传播开来并且发扬光大；在俄国，它和这个国家化为一炬的古老首都一道发出了光辉[1]；在英国，它激起人们对威灵顿和纳尔逊的热情，并且通过从尼罗河一直打到滑铁卢的一系列血战，维护了英国声称必须拥有海上霸权的古老要求；在丹麦，哥本哈根轰鸣的炮声，唤醒了一种新的民族精神，同时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正是这种爱国精神，导致各个民族都热切地研究起它们自己的历史和风俗、它们自己的神话和民间传说。对于一切属于本民族的事物产生的强烈兴趣，引起人们去研究并在文学上表现“人民”——也就是十八世纪文学没有关心过的社会下层阶级。由于对法语作为一种世界通用语产生反感，结果甚至使方言也大大提高了身价。

在德国，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爱国主义引起人们热情地向往国家的过去和中世纪——向往它们的信仰、它们的种种迷信和它们的社会秩序。在意大利，从曼佐尼的宗教诗里，我们看到了复归于天主教的明显趋势。这一种本已僵化为教条并意味着摒弃肉体的信仰，现在却被认为是诗与道德的同义语；它由一种宗教被化为一种艺术主旨。曼佐尼的宗教热情，和那种伴随着教皇返回罗马以及促使俄皇亚历山大发起组织神圣同盟的热情是相同的。连法国这个曾经产生拿破仑的国家，由于时代精神的驱使，也不得不走上一条和德国所采取的方向大致相同的道路；法国新文学运动的矛头直指法兰西学院，直指所谓古典的亦即普遍的世界性的文学；路易十四的时代遭到漠视，十六世纪的诗人如杜贝莱[2]、隆萨尔[3]乃至被布瓦洛所嘲弄和排斥的那些拙劣怪诞的诗人都重新风靡一时。（维克多·雨果对比他更早的时期的文学见解进行攻击；圣伯夫[4]最早的文学批评；泰奥菲尔·戈蒂耶[5]所著的《光怪陆离》。）在丹麦，在本世纪初，人们的思想主要是步德国潮流的后尘，他们对法国文化采取敌对态度。但是到了文学运动的第二个和同样重要的阶段，这种敌对态度便一变而为对一切外国事物的敌视，特别是对德国事物的敌视，因为德国长时间内曾在丹麦扮演了一个压迫者的角色。

在英国，我们也看到了在所有其他国家中使运动引人注目的那些主要特征。曾经在十八世纪使社会的上层阶级为之倾倒的法国的影响，这时已经被扫到一边。古典派的最后一位诗人——蒲伯，在年轻一代的眼中再不能长期保持大师的地位。他们开始揪这个小老头精致的假发，践踏他花园里整洁的花坛了。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在远离政治生活中心的、生气勃勃的、还没有被文明的弊端弄得筋疲力竭的那些国家中，英国民族拥有多么强大的文化后备力量啊！曾经在十八世纪产生过像斯威夫特这样一位思想家和哥尔斯密这样一位作家的爱尔兰，拥有优美乐曲的宝库，这些乐曲一旦由一位伟大的抒情诗人配上了歌词，欧洲所有的歌喉便都尽情地把它们歌唱。威尔士人收集并出版了他们古老的歌谣和诗。在苏格兰，普遍存在于英国工人阶级当中的那种令人沮丧的卑贱情况还没有蔓延到那里，而为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土地感到自豪的那里的人民，还保存着他们本民族的歌曲、迷信习俗和政治特点，这样，在十八世纪下半叶，便出现了麦克弗森[6]的《奥西安》，作为对诗歌中的冷酷理性和矫揉造作的一个抗议。《奥西安》对于意大利的阿尔菲耶利和福斯科洛，对于德国的赫尔德和歌德，对于法国的夏多布里昂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继它之后，在英国出现了珀西编纂的古老的英国民歌集[7]，而在苏格兰，则出现了瓦尔特·司各特搜集的苏格兰民歌。

但是，在这两部民歌集前后出版的间隔时期，一股文学潮流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是那些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然后又返回原来的国家的文学潮流中的一支。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追寻这股潮流，而就这一目的来说，它的存在又是极其明显的。在珀西的《古佚诗拾零集》问世不久，一个在政府中任职的不幸的德国青年律师比格尔[8]，被派往戈廷根去当一名小官吏。在那里，他生活贫困，并且和两个姊妹保持着一种不幸的伤风败俗的婚姻关系。珀西的作品进入了他的家。这部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励他产生了也写一点这类东西的愿望。这类作品长期以来为诗歌的艺术规则所排斥，但比格尔自己却把它们称为诗的主体，即民谣（他写给巴格森的话，参阅《迷宫》）。于是他着手写他那著名的《莱诺尔》，一周复一周地慢慢写下去，但他对他所采取的步骤的重要性充满信心，因此他在这段时期写给朋友们的信里，除了谈这篇作品以外再不谈其他任何东西。他的民谣问世了，很快便为欧洲各国所传诵。1795年，爱丁堡的一位年轻女士把这部作品介绍给了另一个也在政府中任职的律师；这个青年叫瓦尔特·司各特，日后也是一位作家，不过是一位要比比格尔伟大得多的作家；他就以翻译《莱诺尔》和比格尔的另一首歌谣《凶恶的猎人》而在文坛初露头角。司各特的译作获得了好评，于是他开始认为自己也是一个诗人。而正是在这些译作和他在1799年发表的英译本《葛兹·封·伯利欣根》[9]的基础上，他奠定了自己诗歌中民族的苏格兰浪漫主义。

由此可见，英国文学本来就带有整个欧洲普遍反对十八世纪传统的显著痕迹。在这个国家，代替世界主义感情的强烈的民族情绪在华兹华斯的作品中体现为对爱国主义诗作的描述；在骚塞的诗里体现为对皇室和国家的文治武功（有时是部分地站在、有时是完全站在官方立场上）进行歌颂；在诞生于苏格兰的坎贝尔的诗中，体现为热情的颂扬自由和战争的英国歌曲；而司各特和穆尔则肯定是苏格兰和爱尔兰在文学上的化身。重新回到通俗题材上的普遍做法，有专门写下层和最下等社会阶层生活的华兹华斯作为它的主要代表和发言人。对中世纪的偏爱以司各特最为强烈，他把考古家对往昔的怀念以及对文物古迹的醉心，和托利党政治家力图以最吸引人的方式去描述传统的愿望结合了起来。充满迷信色彩的浪漫主义以柯尔律治作为它的诗人，他那做作的稚气和单纯同蒂克[10]极其接近，而且，也正是这位头脑中浸透了当时德国哲学理论的柯尔律治，对启蒙时代的哲学原理提出了全面的、科学性的抗议。他的哲学是完全非英国式的；它与英国科学的实验性质相反，是纯粹先验性的；它是保守的、虔诚的和历史的，因为在它以前的哲学是激进的、无信仰的和玄学的；它是一种“谢林主义”，这种主义最初曾努力尽可能多地保存前一世纪的哲学结论，但它后来却越来越顽固，越来越褊狭，迅速从那个已被事实证明给前一时期造成致命伤的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浪漫主义想入非非的、怪诞的一面，表现在骚塞的东方叙事诗里；至于夏多布里昂和一般的浪漫主义作品中那种狂热而绝望的主人公，我们可以在拜伦的作品中找到，而且显得更加狂热和更富于男子气概；同时，雪莱的唯灵论以及把一切凝固的东西都融化为轻柔的音乐的那种特色，则使人们想起了诺瓦利斯[11]奔放的热情与朦胧的意境。

[1] 指俄国抗击拿破仑时主动实行烧毁莫斯科的焦土政策。

[2] 杜贝莱（Du　Bellay，1522—1560），法国16世纪诗人，“七星诗社”成员。

[3] 隆萨尔（Pierre de Ronsard，1524—1585），法国16世纪诗人，“七星诗社”领袖。

[4] 圣伯夫（Sainte-Beuve，1804—1869），法国文艺批评家。

[5] 戈蒂耶（Gautier，1811—1872），法国作家。

[6] 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1736—1796），苏格兰诗人，其诗作《奥西安》曾托古为苏格兰3世纪时的古民歌集。

[7] 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1729—1811），英国主教，古歌谣研究者，他所编的《古佚诗拾零集》出版于1765年。

[8] 即德国诗人比格尔（Gottfried August Bürger，1747—1794），德国抒情诗人，著有歌谣《莱诺尔》。

[9] 歌德的著名历史剧。

[10] 路德维希·蒂克（Ludwig Tieck，1773—1853），德国的早期浪漫主义作家。

[11] 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德国浪漫派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