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民族特色
但是，这一时期这些普遍的和最引人注目的特点，由于某些别具一格的英国气质的渗入而大为改观。这些气质不见于任何其他地方，唯独在当时所有的英国作家身上却都可以见到，而不管他们彼此之间在其他方面的相似之处是多么稀少。
对这些英国的气质追本溯源，它们全都可以归结到一个明显的本源上，即生气勃勃的自然主义。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新文学运动的最初进展，就是每个国家的作家都受到了民族精神的鼓舞。当时在英国，这便意味着变成一个自然主义者，正如同在德国变成一个浪漫主义者，在丹麦变成一个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崇拜者一样。英国诗人全部都是大自然的观察者、爱好者和崇拜者。喜欢把他的癖好展示为一个又一个思想的华兹华斯，在他的旗帜上写上了“自然”这个名词，描绘了一幅幅英国北部的山川湖泊和乡村居民的图画，这些图画尽管工笔细描，却自有一番宏伟景象。司各特根据细致入微的观察，对大自然所作的描写是如此精确，以致使一个植物学家都可以从这类描写中获得关于被描绘地区的植被的正确观念。济慈尽管对古代风格和希腊神话非常热爱，却是一个感觉主义者，天生具有最敏锐、最广阔和最细腻的感受能力；他能看见、听见、感觉、尝到和吸入大自然所提供的各种灿烂的色彩、歌声、丝一样的质地、水果的香甜和花的芬芳。穆尔是纯粹精神化的敏锐感觉的化身；这位既被别人纵容而自己又对别人持纵容态度的诗人，仿佛生活在大自然一切最珍奇、最美丽的环境之中；他以阳光使我们目荡神迷，以夜莺的歌声使我们如醉如痴，把我们的心灵沉浸在甜美之中；我们和他生活在一个由羽翼、花朵、彩虹、微笑、红晕、眼泪、接吻——永远接吻——所织成的永无止境的梦中。甚至像拜伦的《唐璜》和雪莱的《倩契》那种作品的最强烈的倾向，实际上也都是自然主义。换言之，自然主义在英国是如此强大，以致不论是柯尔律治的浪漫的超自然主义、华兹华斯的英国国教的正统主义、雪莱的无神论的精神主义、拜伦的革命的自由主义，还是司各特对以往时代的缅怀，无一不为它所渗透。它影响了每个作家的个人信仰和文学倾向。
这种朝气蓬勃和充满活力的现实主义，是各种非常显著的和几乎普遍存在的英国气质所造成的结果。首先是英国人对乡村和大海的热爱。这个时期的几乎全部英国诗人，不是乡下人就是水手。英国的诗之女神从远古以来就是乡间别墅和农庄的常客。华兹华斯那些真正具有英国风味的诗，和表现英国乡村生活的那些著名的绘画和雕刻是完全一致的，它们给人以一种宁静和健康的印象，而当它们描绘家族礼拜和乡村牧师慈爱的宗教仪式这类题材的时候，则带来一种虔诚的气氛。农民诗人彭斯，苏格兰最伟大的天才诗人，很早就把苏格兰的诗歌献给了乡村；再以司各特而论，爱默生曾经刻薄地说过，司各特的叙事诗仅仅是一种韵文体的苏格兰名胜指南，他的这一评论是含有几分真实性的。持有同样看法的在司各特的同时代人当中也大有人在，明显的一个例子是，穆尔就曾以讽刺的口吻谈到过司各特一个庄园又一个庄园地在景物描写上“大做文章”[1]。
而且，在像拜伦和司各特这样两个截然相反的文学人物的生活中，乡间别墅又是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啊！纽斯泰德修道院和拜伦的名字不可分离地联结，正如厄博斯福庄园和瓦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一样。对于拜伦来说，这座古老的修道院，以其中世纪奇峭突兀的建筑，成了他作为贵族不可缺少的陪衬和作为英国公民的保证。他在永远离开自己的故国以前，始终没有将它出售。司各特的宅邸不那么古老庄严；但是，当一直藏在他心中的那种占有土地的强烈欲望变得不可遏制的时候，他便购买了厄博斯福庄园，而且，在那段他在那里度过的还没有倒运以前的幸福时光，好像除了作为一个旧式的苏格兰地主时而阔气地宴请宾客，时而顶风冒雨地过着户外生活以取乐以外，他生来一直就没有任何其他前景。他的最大的快乐就是从事这样一类危险的娱乐：在湍急的溪流中跋涉（尽管不到五十码远就有一座桥）；骑一匹别人都驾驭不住的烈马；冒着淋湿全身的大雨，或者在寒冷的夜晚冻得浑身颤抖，借着火把的光亮用渔叉刺鲑鱼。每一个阅读过拜伦传记的人，从司各特的这些癖好上都不难想起，另一位诗人不也同样喜欢骑野性难驯的马，喜欢在危险的河川里游泳吗？
然而，这两位作家对于自己的庄园，却持有代表着他们各自不同性格的不同态度。拜伦所以喜爱纽斯泰德修道院，其根源在于他的贵族癖性，而司各特所以喜爱厄博斯福庄园则是出于他怀古的本能。正如瓦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庄园有埃特里克森林作它的背景，纽斯泰德修道院也具有会使人想起罗宾汉及其愉快的伙伴们的舍伍德森林。但是，虽然《唐璜》第十三章里有一段关于这座修道院的令人赞叹的描写，这些回忆对于拜伦的诗却并没有产生过什么显著的影响。与此相反，司各特的全部诗作，像叠句似的，充满了关于埃特里克森林的记忆；而且，正是司各特——不是拜伦——在《艾凡赫》里栩栩如生地再现了舍伍德森林的一片诗情画意。
英国人另一个与自然主义相吻合的气质，是诗人们对高级动物的喜爱以及他们对一般动物世界的熟悉。他们对一切家畜都有这种感情，这是英国人爱家的一个结果。当他们旅行的时候，他们把全家和家畜都带在身边。我们谈论的这个时期的几乎所有作家都热衷于男子的运动，尤其是骑马。而且，在观察这一点时，我们一定不要陷于一个普遍的错误，即把纯粹的民族气质误认为只是个别人身上罕见的特点。英格兰种族从两个以马名作为自己名字的神秘英雄（亨吉斯特和霍萨）身上去追溯自己的祖系，这不是没有意义的。对马、狗和各种野生动物的喜爱，时常被人们说成是那位憎恨人类的流亡者拜伦独具的特点；可是对于那个在最幸福的家庭环境中生活的司各特来说，这也是他的一个显著特点。马修描写纽斯泰德修道院生活的那封著名的信告诉我们，在青年时代的拜伦身边可说是有一座完整的动物园，其中又有熊又有狼；梅德文关于这位诗人在意大利的生活的描写使我们知道，当拜伦于1821年离开拉文纳时，他随身携带着“七个仆人、五辆马车、九匹马、一只猴子、一头猎犬、一头猛犬、两只猫、三只珍珠鸡以及其他禽鸟”。人们很容易认为这表现了一种纯粹个人的怪癖，但是，如果再读一读洛克哈特所写的司各特传中司各特本人描述他迁居厄博斯福庄园的情形，人们便不会作如是想了。“邻居们觉得我的家具行列很有趣，其中的古剑、弓、靶和长矛都十分显眼。一窝火鸡临时安置在古代边境地区某位赫赫有名的英勇骑士的头盔里；而且，就连母牛或许都负驮着旗帜和枪支呢。这队车马由十二名衣着褴褛、脸色红润的乡下孩子照看着，带着钓竿和长矛，牵着小马、猎犬和哈巴狗，当他们渡过特威德河的时候，我可以向夫人保证，他们是可以为您的画笔提供一个不算太坏的题材的。”唯一的差别是，在动物园之外又增加了收藏家的古玩店。拜伦爱他那条叫做“水手长”的狗，而他刻在这头爱犬墓碑上的庄严铭文，往往被人们所引证，作为这位诗人根深蒂固的忧郁心境的一个反映。但是，如果我们想起心情愉快的司各特也曾把他的爱犬坎普庄严地埋葬在厄博斯福的花园里、而全家围在墓旁哭泣的情形，那就可以帮助我们更正确地理解这样的感情了。
但是，甚至比爱马、爱狗和爱土地更加显著地构成英国人的特质、并且同样能在文学中得到反映的，就是对大海的爱。英国人是一种水陆两栖动物。这个时期的文学中大部分关于自然的描写都是海洋的图画。英国的海上霸王地位是一个古老的、在这个特殊时期仍得以光荣地保持的传统；而英国的作家们一直是大海景色最佳的描绘者和解释者。在这个国家一切最优秀的诗歌里，都洋溢着大海那新鲜和自由的气息。对于英国人来说，大海一向是自由的伟大象征，正如阿尔卑斯山之对于热爱自由的瑞士人一样。华兹华斯在他的一篇《献给自由的十四行诗》中，真实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有两种声音：一种是海的，
另一种是山的；每一种都声震天庭：
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你一直欢享着这两种声音，
自由女神啊！它们的音乐使你最为倾心！
因此，我们理解何以在英国文学这段引人注目的时期，在这个国家最优秀的诗人身上，长期沉睡的海盗精神又复活起来了。在柯尔律治的《老水手》中，我们看见了大海令人恐怖和战栗的全部情景；坎贝尔的《英国水手们》是对英国水手的英雄主义和力量所作的一篇美妙动听而又充满男子气概的赞词；拜伦的海盗式的远征反映在查尔德·哈罗德和唐璜的业绩中；雪莱对于大海和航海生涯的热情，洋溢于他的诗句那波涛似的韵律以及他赞美风和波浪的全部诗歌中，而他的杰作——《西风颂》尤其如此。
自然主义转移到社会领域，就变得具有革命性了，如同在卢梭那里的情形一样；诚然，对于土地的热爱、敢于面对和征服大海喜怒无常的脾性所带来的欢乐，都是构成自然主义的深刻根源；但是在这种热爱与欢乐的背后，在英国人身上还有一种更深刻的民族感情，它在这一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之下，自然地引导当代最聪敏的人们走向激进主义。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那样为个人独立的感情所浸透。这一点在海外英国人的身上反映得最明显；他往往大肆宣扬自己是一个英国人。正是由于这种独立性和自负转移到英国文学之中，因而英国文学在决定性的时刻往往使它的艺术化成了一种“性格艺术”；而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真正在欧洲文学中产生了新的运动的，正是这种顽强地表现自己的特殊气质。只有英国人才敢于做出拜伦曾经做过的事，即独自抵抗从“神圣同盟”的源泉涌出的洪流——首先，因为只有英国的作家才会有敢做这种事情的胆量；第二，因为当时英国是第一个（也可能是唯一的）代议制国家，只有英国的文人才具有那种国家所特有的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敏锐的政治理解力。而且，也只有英国人才敢在他自己的人民面前大胆地、反抗地进行挑战。只有在最傲慢的民族中，才能找到傲慢得足以反抗本民族的伟大人物。
这种个人的独立性是这个国家最著名的作家的特色。它是纯粹的英国特性的产物。这些人不是某种特殊主义的信徒；他们很少宣称信奉任何艺术原则，而且肯定没有接受过任何哲学信条。伟大的德国作家如莱辛、歌德、席勒全都对科学有过极其重要的贡献；但英国作家中却没有一个科学家。另一个更显著的事实是，他们甚至从来没有彼此交换过意见。歌德和席勒曾经就大自然的问题和如何恰当地处理各种不同的诗的题材，连篇累牍地通信交换意见；他们有时甚至详细地讨论一个诗节的增删是否妥当的问题。丹麦人海贝格及其学派遵循某种明确的、为他们大家一致同意遵守的艺术原则，而且，几乎就像他们都是多产作家那样，他们也都是一些喜欢批评同辈作家的人。但是，司各特、拜伦和穆尔，虽然彼此之间存在着亲密的友谊，但在创作活动方面却完全是各干各的；每个作家都自管写他自己的作品，而没有从他的任何兄弟作家那里得到过或希望获得任何建议或忠告。即便在非常例外的情况下，当一个作家受到另一个作家的影响的时候——例如拜伦偶尔受到华兹华斯的影响，而且更显著地受到雪莱的影响——这种事也仿佛是秘密发生的，很难觉察的，所以也就不被人们提起，或者无论如何也不会被接受者承认是影响。一位美国作家对于英国人的这种特质曾经作过这样巧妙的描述：“这个岛国上的人，每个人自己就是一个岛”。
我们已经谈过对政治的那种透彻理解和兴趣。正如在这些作家中没有一个人是科学家那样，在他们之中也没有一个人不是政治家。这种对政治的兴趣是英国民族一向讲求实际的直接产物。各个作家所持的政见可能是极不相同的，但他们全都是党派人士；司各特是托利党人，华兹华斯是君主主义者，骚塞和柯尔律治对于那个时代的民主主义思想，最初是支持者，后来是反对者；穆尔站在爱尔兰人一边；兰多、坎贝尔、拜伦和雪莱，作为激进主义者，援助一切被压迫的民族。济慈这样一个作家几乎可以说是为了艺术而艺术，但是当我们把他看做一个例外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他在二十五岁就夭折了。
这种对于实际事务的强烈兴趣，可以说明为什么纯文艺的问题（如关于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各自的优劣短长问题），由于与生活完全无关，在英国文学中从来没有变得像它们在这个时期的德国、丹麦乃至法国的文学中那样具有夸大了的重要性。然而，如果观察一下我们的作家们如何把英国人对实际行动的强烈兴趣与诗人的古怪癖性混合起来，则是一件有趣的事。司各特之反对法国大革命，达到了彻底的堂吉诃德式的狂热程度。他和他的一位公爵朋友商妥，如果法国人在英国登陆，他们俩将进入森林，过着罗宾汉及其伙伴的那种生活。而且，大约就在同一时期，骚塞和柯尔律治在他们青年时期那种雅各宾派的热情驱使下，通告他们的朋友，准备移居到美国一个人烟稀少的地区去；他们选定了萨斯奎哈纳河沿岸，因为这条河的名字使这两个青年感到特别优美悦耳；他们提议在那里建立一个理想的返璞还真的平等社会，实行财产公有和全部成员一律平等。兰多在西班牙当兵期间，曾表现出他准备不惜牺牲生命来实现自己的主张，但他在年轻时却幻想过在沃里克郡家乡复活古代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他是文学界的一个相当于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人物。雪莱作为一个政治家，显示出非常敏锐的观察力，从这方面来研究他，我们总是会想起《朱利安与马达洛》中的性格描写：
我，如同一个极其神经质的人，总是感受到
别的人所感受不到的这个世界的压迫。
他预见到了许多后来实际上成了事实的政治革命。在1867年的“改革法案”获得通过的半个世纪以前，他便在一本政治宣传小册子里发表了一个内容与之很相似的草案，而且，当希腊人的革命事业似乎已经绝望的时候，他在《希腊》一剧中仍然预言希腊人的反抗会获得成功；但是，就是这个雪莱，只要他一开始大谈特谈即将到来的人类的黄金时代，他就变成了一个狂想家。读一读他青年时代的作品《麦伯女王》里关于这方面的描写吧。北极的冰山融化了，沙漠开垦了，蛇怪舐着婴儿的脚，飓风的呼啸声变得和谐悦耳，大地上的水果总是成熟的，花朵总是盛开的，没有牲畜被人杀死或吃掉，禽鸟不再因为怕人而飞走，恐惧感已不复在世上存在。读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同一时期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们那些最不着边际的梦想。傅立叶所设想的那种“法伦斯泰尔”[2]的推广，可望在世界的全部经济中实现这样一种改变，以致最后连自然条件也会完全改变；一片横过天际的极光永远笼罩着北极上空，它将使西伯利亚变得像安达卢西亚那么暖和；人们将使大海失去盐分，而作为补偿，将使它有柠檬汁的味道；连海底的巨兽也会听任我们驾驭，像海马那样拖曳我们的船。幸而，蒸汽机的发明使这种牵引变成了多余。就连在这些诗人中显然是最讲求实际的拜伦，在政治上也时常像诗人那样荒唐。几乎不容置疑的是，他的眼前浮现着希腊的王冠，幻想着他在这个国家的独立事业上所做的努力会获得这种报酬[3]。
英国的诗人们在一些实际事务中也有许多奇异的幻想；但是，毫无疑问，和其他国家的诗人们相比，他们的道德观和人生观是比较讲求实际的。在他们的作品中，正确的观念稍许要多一些。他们全都以具有追求正义的强烈意愿而著称。华兹华斯是从弥尔顿那里继承下这一点的；坎贝尔、拜伦和雪莱直觉地感到了这一点，而且准备以这种情感的力量来对抗世界。这种情感在拜伦的伟大的德国先驱者歌德，或者在他的极有天赋的法国继承者德·缪塞的生活中，并没有产生什么作用。这两个人从来没有将君主和政府召唤到正义法庭面前。但是，特别具有英国特色的是，英国人所梦想的那种正义，并不是一种深藏在内心的、事先设想的观念，譬如说，像席勒所崇拜的正义那样，而是一种功利的产物。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像雪莱这样一个想入非非的理想派诗人，而我们将会看出，连他的道德观也像本瑟姆和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的道德观那样，具有功利主义的特色。这里是从他的《关于道德的思考》一书的第二章中摘出的引人注目的一段话：——“如果一个人坚持追问为什么他应当增进人类的幸福，那么，他就是要求为一项道义行动提供一个数学的或形而上学的理由。这种怀疑主义的荒诞性，虽然不像对一个数学的或物理的事实要求给予一个道义上的理由那么明显，但却同样是荒谬绝伦的。”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格言中，在作为其心理基础的那种深刻的、实际的追求正义的愿望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国诗歌的激进主义在欧洲大反动时期的真正出发点。
[1] 如果你有了一点要写上几行的诗兴，
我们这里有一条妙计献上——你可得抓紧，
要知道司各特先生已经离开英格兰—苏格兰边境，为了寻求新的声名，
正拿着四开本的画纸向镇上走近；
从罗克比开始（这活儿肯定会有一笔好进账）
他想要把路上所有的绅士庄园一一描写，在它们身上“大做文章”——
我们的妙计就是（虽然我们的任何一匹马都赶不上他）
赶紧捧出一位新诗人穿过大道去和他对抗，
迅速写出点东西印成校样——千万必修改——还要把文章拉长，
抢先描写它几家别墅，趁司各特还没有到来的时光。
——穆尔：《截下的书信》第七封。（原注）
[2] 法伦斯泰尔，傅立叶所设想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基层组织。
[3] 拜伦参加希腊独立事业的斗争时，有推举他为将来的希腊国王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