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获得教育

时值九月，我的信箱里塞满了孩子们的照片。他们都很阳光，穿着崭新的校服，微笑着面对镜头。他们穿着白色的袜子、灰色的裙子或裤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照片传递的信息清晰无比：免费而且轻松的学前班结束了，现在该干点儿正事儿了。

初入校门令人兴奋，令人充满期待。孩子们心中对即将在自己面前开启的新世界充满了敬畏。看着自己的宝贝向着独立迈出第一步，父母们紧张得大气也不敢出。我们跟自己4岁大的孩子说学校很美好，在学校他们能交到新朋友，而且能学到在家里学不到的东西。他们相信我们的说法。

然后，他们就上路了。

对某些孩子来说，这一承诺得到了兑现。学校提供了一次机遇，他们能够结交新朋友，能够得到启迪。对其他孩子来说，这一承诺带来的是幻灭或失望。对所有的孩子来说，接下来的12年将定义他们的人生。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校园时光。

我们大部分人都无法想象若一个孩子不上学将如何接受教育。这意味着，如果某个孩子在学校里不太成功，我们也并未认真考虑其他选项。我们让孩子尝试不同的学校或者在学校寻求更多支持；我们带孩子做心理障碍评估，花钱请治疗师，只希望能得到他们完成学业所需要的帮助。完全脱离学校体系通常被描述为一场灾难，这种情况被称为辍学，这事儿糟透了。

不过，到底学校里有哪些事情如此必不可少呢？上学是件很费时间的事情。从大概4岁到16岁甚至18岁，孩子们每周上5天课。在这段时间内，一名成年人可以读完四个本科学位或者两度完成医生培训。我们坚持认为自己的孩子应该在学校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这么做值得吗？

停课之时

此刻是2020年春。如今，去年9月好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世界各地的学校都准备关门。孩子们（以及他们的父母）可能要居家几个月。

报纸上充斥着各种有关如何“让学习不落下”的文章。老师们建议学生严格按照计划学习，投入足够的时间，要跟在学校一样。在《卫报》一篇典型的文章中，一位小学的副校长阿曼达·格蕾丝（Amanda Grace）对此说得斩钉截铁：“每天早上制定一份时间表并安排好时间。使用‘现在’或‘接下来’这样的说法。如果孩子较小，您可以进行精确的定时，比如10分钟阅读，然后再玩10分钟乐高、过家家、追逐或锻炼。”

换句话说，她是在建议您如何在家里控制您的孩子，就像在学校里一样。

学校行事有一定之规是因为它们必须如此。如果一个小房间里面坐着30个要学同样东西的孩子，您需要一张时刻表，也需要安排好时间。您需要规定他们的玩耍时间，而其余大部分时间您需要他们老老实实地坐好。如果您没法控制这些孩子，他们就会乱作一团。这些方法跟教育没有关系。它们与如何管理很多人的组织工作有关。学校为了管理孩子所做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人们所认为的“良好教育”理应该包括的一部分。因而，学校停课时，很多人尝试在家里复制同样的做法，他们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

这说明我们的学校教育影响非常深远，而我们也难以想象用什么东西取而代之。我们怎样都不会去想这是否真的是最佳的学习方式。即便我们痛恨学校，我们的孩子也痛恨学校，我们也会带着这种情绪让孩子继续上学。

孩子们放学后，大部分父母很快就会发现在学校里有用的东西在家里并不起作用。尽管他们试图让孩子每天早上学习英语和数学，但他们发现，一旦离开校园，如果孩子说“不”，他们也没什么好办法。一旦新鲜劲儿过去，很多孩子就会说“不”。当孩子趴在桌子上或拒绝对话时，想让他们严格按照计划表学习是徒劳的。试图在家里复制学校的做法往往很快就会翻车。

父母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如果能够选择，孩子们并不希望做他们在学校做的事情。在学校，孩子们毫无办法。对于要做什么或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他们毫无选择。当孩子们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在家里往往就是如此——他们就会选择做点儿不一样的事情。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教育离开了传统学校就会徒劳无功。相反，学校之外的教育可能令人兴奋、充满活力和饶有趣味。的确，人们需要一种不同的方法，父母要尊重孩子的观点并让他们控制自己的学习。这种教育始于赋权而非服从。

为此，我们必须放弃我们被学校灌输的若干原则。尤其是，我们必须改掉“所有的孩子必须按照同样的顺序学习同样的东西”这一想法。我们从不会要求成年人这样去做，因此也没理由要求孩子们这样去做。我们要放弃“成年人是规划孩子学习的最佳人选”这一想法以及“奖惩能够有效地控制孩子的学习”这一迷思。

这意味着教育会发生巨大的改变。这种教育的目的是让每个孩子找到学习的快乐并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每个孩子童年时都有机会了解自己以及自己在乎的东西。这不仅有利于学习，而且也有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

要开启这一进程，我们需要学会如何区分教育和上学。我们不应该继续认为教育意味着传授某门标准化的课程或对孩子的时间进行微观管理。这些是学校要求我们做到的事情，而不是教育要求我们做到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告诉孩子他们需要知道什么，我们应该给他们茁壮成长的机会。

这些观点并不新鲜

奇怪的是，这些有关教育的观点并不新鲜或特别极端。几百年来，教育学家们注意到：如果孩子能够自己选择要做什么，他们往往能够学得更好。19世纪60年代，列夫·托尔斯泰在自己的庄园亚斯纳亚·波利亚纳（Yasnaya Polyana）为农民子女建了一所学校。在这所学校，学生可以选择上不上课，这里的教育从孩子的兴趣开始。托尔斯泰写道：“教导方法对老师越方便，对学生越不方便。唯一正确的教学方式是学生满意的教学方式。”

稍近些时候，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自由学校”曾风靡一时，后来渐渐风光不再。1921年，A. S.尼尔（AS Neill）创办的夏山学校（Summerhill）或可称为其中翘楚。位于英国萨福克郡的夏山学校有一项教师主导的课程项目，但课程为选修课。很多孩子选择不上这门课，他们没有压力这样去做。1968年，丹尼尔·格林伯格（Daniel Greenberg）和哈娜·格林伯格（Hanna Greenberg）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创建了瑟谷学校。瑟谷学校没有课程方案，除非学生对此有要求。截至2020年，两所瑟谷学校仍在运营而且蒸蒸日上。

不过，如果您出自传统学校体系，您绝不会想到还有这样的学校。发展心理学家们一直高度推崇基于社交和玩耍的学习。社会心理学家们发现，一个人越自主，其做事情的动力就越大。除了对年龄非常小的孩子的教育，上述见解似乎未曾进入如今的教育体系。对年幼的孩子来说，人们公认最佳的教育做法应该允许他们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许原因在于他们极其善于抵制自己不想做的事情。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学习往往变成了别人违背他们的意志、强迫他们去做的事情。他们的学习环境变得越来越窄，从可爱的幼儿园教室中各种多感官选择变成了课桌和课本。等孩子10岁以后，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可以选择不同的科目以及致力于记忆哪种信息。他们可以选择历史或地理，但其结构和背后的原则没什么不同。他们没法选择真的非常不同的东西，例如，启动一个自己对其最终结果无法预知的项目；通过雕刻或舞蹈而非文章来表达对自己正在学习的东西的想法；以开放的方式探索自己的兴趣，率性而为；或者找份兼职，边学习边赚钱。

路在何方

我们并非总是会送4岁的孩子去学校。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绝大部分时间内，学校从来不是大部分孩子的一个选项。义务教育最早出现于1763年的普鲁士（今属德国）但并未被其他国家迅速采纳，或许因为人们担心其价格昂贵或可能动摇社会秩序。1882年法国将小学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与英国的时间大致相同。1852—1918年，美国各州相继通过相关立法，其中最晚纳入义务教育的州是密西西比州。

即便是今天，各国在“到底什么是义务教育”上仍然各执一词。在瑞典和德国，义务教育就等于学校。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和美国，义务教育就等于教育。如果父母想在校外给孩子提供教育，他们就可以如此行事，尽管他们可能要接受州政府有关其对孩子教育情况的检查。

学校普及之前，孩子们以不同的方式学习成年后所需要的各种技巧。在欧洲，根据人们社会地位的不同，孩子的学习方式非常不同。上流社会的孩子跟家庭教师学习或上学。穷孩子在家帮助父母，做学徒或学做生意。在欧洲之外，孩子们受教育的方式也非常不同，其中很多孩子的教育并不依赖书面语言。美洲原住民基于口述历史和讲故事让孩子获得教育，同时通过让孩子参加部落中的各种活动来获得实用的技巧。南非的历史学家们描述了村庄中的长者和传统领袖如何向孩子传递知识和技巧，帮助他们在自己的社会中扮演有用的角色。人们还希望孩子通过参与部落生活，如参加围绕宗教、日常生活或战争的活动等，进行学习。其他文化也拥有不同的教育孩子的方式，往往采取正规的指导结合非正规的学习、观察或玩耍的方式。

此后，我们有关教育的视野越来越窄。如今，全世界大部分人都认为上学是教育孩子的最佳方式。学校被提升为孩子学习最佳的、唯一的方式。如今，人们认为即使以前那些只有特权阶层才用的教育方法（如请家庭教师）也不尽如人意。我们觉得“教育”只是意味着“上学”。

义务教育在全球大部分地区普及大概130年之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智能手机的出现，意味着很多人都拥有了一个能够获得大量信息的工具。对于一位来自19世纪80年代的人来说，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我们的休闲方式都会让他一头雾水。可是，学校怎样呢？

在伦敦东区的运河旁边有一家小型博物馆，它每个月只开放几天的时间。在其内部，人们可以一瞥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因为这里正是1877年托马斯·巴拿度（Thomas Barnardo）博士创办科波菲尔路免费学校的地方。这所“破烂学校”为伦敦东区的穷孩子提供了31年的教育。如今，您可以参加教室重现活动，体验一下维多利亚时代的学校是个什么样子。我带着两个孩子去参加了一下。

经过几次未能成行后，我们最终赶上了该教室向公众开放的日子。我们到了之后被要求穿戴整齐，穿上无袖连衣裙，戴上鸭舌帽。我们坐在板凳上，面前是一张课桌，老师站在前面教我们拼写和字母表。我们用写起来发出沙沙声的铅笔把老师讲的内容抄在石板上。我们写错时遭到了老师的训斥，说话时被告知要保持安静。还有人被戴上了笨蛋高帽，然后被告知坐到角落去。

我儿子对于这一时光旅行体验不感兴趣。他跟我耳语（只不过声音太大了）道：“这就像个学校，我们走吧？”

我们满怀愧疚地猫着腰离开了教室。当时我有种强烈的预感，感觉自己会被叫回去坐好，不要乱跑。

我儿子说得没错。如果某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老师能穿越到今天，他完全能认出教室，也能准确地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情况没什么变化。老师在前面讲课，学生们在下面听课和学习。对于维多利亚时期伦敦的穷孩子来说，这可能是他们学会认字的唯一方式。而对于现代的孩子来说，情况则非常不同。

我们离开后去了礼品商店，在那里我们花了3.5英镑买了一块石板复制品。我女儿灵机一动，问道：“我们能买个维多利亚时代的iPad吗？”我知道她的意思，这块嵌在木条之中的灰色石板看上去就像一款早期的、极简版的平板电脑。

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人们对信息的获取方式一直在发生变化。19世纪90年代，人们只能把知识放在自己头脑中或者写在石板上。如果您想了解什么东西，必须去图书馆或问问某个有学识的人。如今，人们可能会说我们的问题正好相反，因为无论我们身处何方，周围的信息都太多了。

您确定每个人都像我们一样行事吗

近来，我的一位法国朋友跟我取得了联系。她的儿子们读法语学校，而她在家教他们英语。她想给他们做听写。

在法国，有关听写的书籍和手册随处可见。在亚马逊网站上搜索一下，您会看到：《听写大全》、《101篇听写：2500处难点解析》（法语版）等书。从小学低年级到高中毕业班，各个等级的听写用书您都能找到。

原因在于，在法国的学校里，小孩子从6岁起就会坐在课桌旁，把老师读出来的东西写下来。他们会尽可能地做到精确，因为每犯一个错误他们就会受到惩罚。法国学校专门盯着错误，做对的地方老师也不会打钩。老师只会在旁边写下您写错的单词的数量。

法国人认为，在认字过程中听写至关重要。尽管如此，2017年法国学校都滑出了国际阅读排行榜，时任教育部部长让-米希尔·布朗克（Jean-Michel Blanquer）宣布小学生今后每天都要做听写练习。

然而，如果您隔空跨越英吉利海峡，登录亚马逊网站，那里的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如果您在那里搜索“听写”（dictation），您看到的会是录音电话机或某些音乐类书籍。那里没有《听写大全》，没有看上去非常用功的坐在课桌旁的孩子的图片，也没有分级的手册。我明白我的朋友遇到了什么问题——她找不到给讲英语的孩子用的听写用书，原因很简单——英国学校不听写。

在法国，人们普遍认为，要想学好认字，定期听写必不可少，这被视为常识。在英国，听写几乎算不上一个选项。我禁不住想，还有哪些事情我们觉得至关重要，但事实上孩子们不学也没关系呢？我们都在继续做曾经做过的事情，我们又从哪里得知呢？

我们需要学校吗

在此，我想打个岔，先谈一下相关社会学研究。请暂且忍耐一下。

社会学中争议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因果问题。表明两件事情同时发生相对简单，但要表明其中一件事情引发了另外一件事情就要困难得多。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做一项测量孩子身高以及阅读能力的研究，会发现身高较高的孩子阅读能力更强。这叫作相关性。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身高带来了更好的阅读能力，或者认为较好的阅读能力有助于孩子长高。然而，那样我们就错了。随着孩子逐渐长大，他们往往会变得更善于阅读，而且通常也会越长越高。年龄是关联身高和阅读能力的第三因素。

我们还会期待另一种相关性，即孩子们在学校的年数跟他们的阅读能力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会假定孩子们在学校的那些年月让孩子的阅读能力得到了改善。可是，如果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又怎会知道呢？我们怎么知道是学校带来了更好的阅读能力还是有一种第三因素在发挥作用呢？

如果您试图证明一件事情导致了另外一件事情，您可以问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这件事情是否必要或是否充分。“必要”意味着，离开了这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就不会发生。如果学校是学习阅读的必要因素，那么任何人不上学都无法学会阅读。

“充分”意味着，这件事情本身就足以导致另外一件事情的发生。如果学校是学习阅读的充分因素，那么每个上学的人都能学会阅读，但不排除其他学会阅读的方式。也许非正规教育或家庭教师也能让人学会阅读。

您只需朝四周瞥一眼就会发现：学校并不符合这两个标准。学校并非必要因素，因为有些孩子不上学也能学会阅读（并成为受教育者）。学校也并非充分因素，因为很多孩子上过学但离开学校时却连成年人必需的包括阅读在内的基本技巧都没有掌握。这并不会阻止大部分人认为不上学就无法获得教育。

那么，我们如何评估学校对孩子的影响呢？我们如何得知上12年学会对某个孩子造成什么影响呢？

就个人层面而言，我们无从得知。我们无法让时光倒流去看看本来可能会怎样。通常，为了了解某件事的影响，我们会对两群人进行比较以发现其差异。例如，我们可以在数学方面给予某些孩子额外的帮助，然后再拿他们跟那些未获得这些帮助的孩子进行比较，看看第一组孩子的数学成绩是否更好。

设计对上学和不上学的孩子的研究不像给某些孩子提供数学方面的额外帮助那么简单。我们不能把孩子编入随机组，让其中一半上学，而让另一半接受校外教育。他们的父母可能也不会同意。我们也无法把父母为其选择校外教育的孩子与上学的孩子进行比较，因为他们并非对等的两组孩子。如果周围的人都跟您说上学是正确的事情，不让孩子上学需要很多勇气以及反叛的个性，而且做出这种选择的父母可能在其他方面不那么传统。

有些父母会选择其他形式的教育，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学校显然不太成功。这意味着这些孩子可能会跟那些留在学校的孩子不同，这使比较变得更加困难。我们无法对不同国家进行比较，因为更富有的国家倾向于让所有的孩子上学而贫穷的国家则不会如此。人们很容易认定普及教育是某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为富裕的原因，不过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相关证据。

此外，我们如何才能衡量某种教育是否有效呢？学校用考试结果来衡量自己是否成功，但我们可能对教育有更高的期待。我们可能希望看到孩子对学习和自己面前的机遇充满热情。您无法用某场标准化考试来对此进行衡量。

学校从来不是一种基于证据的干预。起初普鲁士人并未先进行针对不同教育方法的大量比较研究然后才得出拥有课桌、教师和课本的教室才是正确的方式。一名老师对一大群孩子讲课既实用又经济，这就是他们这样做的原因。

所有人都应该像我们这样做

关于学校有益影响相关证据的缺乏，并未妨碍人们宣称传播西方的教育模式就是解决全世界教育问题的良药。在过去一百年中，西方教育孩子的道路越来越窄，但我们还在竭力确保让该道路遍及全球。

全球教育行动想都不想就接受了这一模式。您可以看一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我登录其网站的那天，其教育倡议网页上挂满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面带微笑、专心听讲的孩子的图片。其中，来自塞内加尔的孩子手里抓着铅笔，坐在木板凳上，望着黑板旁边的老师；来自埃及的孩子面带微笑，每个人都穿着一模一样的格子校服；来自乌干达的一排排孩子们都穿着整洁的蓝色衬衫，他们的老师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如果孩子们都穿着校服，一排排地坐好，他们肯定是在学习。

“教育”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意思就是“学校”。如果我不这么习惯于学校的样子，或许会觉得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穿着一模一样的孩子的图片看起来有点奇怪。

几乎所有人都会说，那是一种衡量标准。但是，孩子们在上学过程中却越来越缺少学习的动力。在美国，大约有十分之一的青少年辍学，连高中毕业证都拿不到。在英国，大约40%的青少年在英国会考（GCSE）考试中拿不到五个好成绩——继续接受教育、体现基本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的最低要求。在一个考试过关最重要的学校体系中，这种统计数字可算不上出色。很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没法证明上这么多年学的价值。

学校不能减少不公平吗

我们回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网站，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戈登·布朗（Gordon Brown）认为教育的意义在于：“没有普及教育，换句话说，没有打赢对文盲和无知的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法打赢针对疾病、道德败坏和失业的战争。没有普及的高标准教育，我们只能走这么远，远远不足以打破贫困循环。”

令人激动。谁会不同意呢？在全球普及教育，听起来是个想都不用想的好主意。

当然，只不过他的意思是“学校”而非更广泛意义上的“教育”。不幸的是，欧洲、北美等很多国家多年的学校教育并未为人们赢得针对无知的战争，也没有打破贫困循环。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疾病、道德败坏和失业。在很多欧洲国家，不公平现象越发严重，其原因在于政府的政策而非教育的缺失。我们有什么理由觉得在其他地方教育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呢？

我们大部分人都认识某个因为在学校表现好或遇到某个关心自己的老师而人生发生巨大变化的人。鼓舞人心的老师是流行文化中常见的比喻——想想《吾爱吾师》《死亡诗社》和《心灵捕手》。对某些孩子来说，在学校里表现好意味着他们可以过上不同于父母的生活。我们想想这些人，假定这意味着，正像戈登·布朗所说的，学校正在“打破贫困循环”。

对那些个人来说，是的，确实如此。在学校取得成功的确帮助某些人摆脱了贫困。问题在于，学校从来无法让所有人都摆脱贫困。这些问题是社会组织而非教育失败造成的结果。

事实上，学校加剧了本就存在的不公平。原因在于，学校不停地让孩子们彼此比较，孩子们都知道这一点。那些表现最好的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机会并得到奖励，人们会说他们天赋异禀、多才多艺。那些表现没这么好的孩子注定要花时间重复学习起初没学会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变得心不在焉、痛苦不堪。人们会说他们学习困难或具有特殊的教育需求。孩子们的这种分类关系到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富孩子更有可能表现好，而穷孩子可能表现没那么好。

在某些国家，如法国和美国，到了年底表现不好的孩子不得不留级。在其他一些国家，如德国和英国，孩子们被分到不同的班级和学校，因而彼此的机会也各不相同。这两种体系都会给孩子一个明确的成功与否的信息。

慢孩子群体

慢孩子

艾伦·亚伯格（Allan Ahlberg）

我—是—一个—慢—孩

—子—我—哥—哥—们

—是—足球—队—成员

—我—姐—姐—是

—一个—服务—员—我

—弟—弟—是—幼儿—圣诞—剧—里的—一位—智者

—我—是—一个—慢—孩

—子—我—就—这样—我—恨

—这—一点。

对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读英国小学的人来说，艾伦·亚伯格的儿童诗集是一个盛满回忆的宝库。每首诗都能让我想起那段经历的某个方面，一直到我们常常盘腿坐在凉风习习的礼堂的地板上唱的那些赞美诗。

“慢孩子”的开头令人想笑，被放慢的速度伴随着听某个孩子读自己还不太能驾驭的东西时的那种乏味。不过，诗歌的末尾流露出了孩子的真心，让人为之动容。我们听到了孩子的感受——他们痛恨这一点。

如今，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羞于使用“慢孩子”这种直言不讳的称呼。其实，这并没什么不同。研究表明，就算小孩子也非常清楚自己是否被人视为“聪明”的孩子，何况很多学校在孩子四五岁时就将他们分成不同的能力组。孩子们很快就会明白哪个组位于顶端、哪个组位于中间以及哪个组位于底层，即便他们都被叫作“小袋鼠”。不幸的是，平均来说，最后沦落到最底层组的都是穷孩子或其他劣势群体的孩子。他们永远无法赶上来，他们对此心知肚明。

在未来多年岁月中，这些早期的标签会形成孩子的自我认识。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孩子对于别人对自己学习能力的看法非常敏感。我们还知道，孩子对自己能力的看法会影响他们今后的成功，而这与他们的实际能力并无关系。如果孩子觉得自己擅长数学，那么他们在今后的数学学习中就会有更好的表现，即便他们实际上从一开始并不具备这种能力。

考试，考试，没完没了地考试

在英国，10岁的孩子每年都要参加一场有关拼写、标点符号和语法的考试。近年来，该考试要求学生通过勾选等方式说明具有特定意义的“theirs（他们的）”一词是并列连词、从属连词、物主代词还是关系代词。尽管我的学业一直很优秀，获得了一个学士学位和两个博士学位，但关于这一点我一直不太清楚。然而，这正是老师们不厌其烦地要这些孩子学习的东西。对其中的某些孩子来说，这真的非常难学。不论怎样，这是他们必须了解也必须要考的东西，因为他们10岁了。这种学习内容与对学习者重要的东西是完全脱钩的。

考试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人们坐在某个房间里，拿着纸笔，写出一系列问题的答案。他们不能跟其他人说话，也不得查阅任何东西，而且他们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生活中跟考试相似的东西寥寥无几。

但是，考试的结果能在多个方面深刻地影响参加考试者的人生机遇。在世界各地的教育体系中，这种考试越来越多，人们将这一现象称作重大考试。

重大考试不仅被用于评估孩子，也被用来评价老师的工作表现、对不同学校进行比较，有时甚至据此判定是否对某所学校予以资助。人们把考试视为完善教育体系和绩效的一种方式。有一件事情确凿无疑——考试结果常被用于限制孩子的机遇，因为他们天生争强好胜。考试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比较和对比。如果在某场考试中每个人都考得很好，那么这场考试就没什么意义。考试就一定要有失败者。

在新加坡，孩子们在小学毕业前（12岁时）要参加一场考试，这场考试会决定他们一辈子的机会。它决定了孩子能读哪所学校，进而又决定了他们要参加哪些考试，接下来这些考试又会决定他们未来会做怎样的工作。在法国，如果孩子年底考试考得不好，第二年就要重读，把当年学的知识重学一遍。在英国，4岁的孩子要参加基准测试；6岁的孩子要参加拼读测试；7岁和10岁时，孩子要参加标准评估测试——阅读、科学和数学测试；11岁时，成千上万的孩子要参加一场考试，这场考试将决定他们能上哪所学校。德国把所有的孩子分入不同的学校，大约只有30%的孩子能够进入最具学术性、最有名望的学校。我们怎么也戒不掉对孩子进行测试或排名。

我们对孩子进行测试时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我们会对其他评估方式毫无兴趣。最初针对4岁孩子的基准测试被引入时，人们说这种测试非常有必要，不然我们怎么了解孩子都知道些什么呢？

我从未给我的孩子进行过任何方面的测试，但我对他们的能力一清二楚。我会根据他们所在的层次提出自己的建议，对于自己的建议应该包含哪些细节信息我一清二楚。我只要随手翻翻某本书就知道这本书对他们是难度太大还是太小。我知道他们对哪些事情感兴趣。

这并不意味着我是多么出类拔萃，绝大部分父母对自己孩子的了解都能达到这种程度。我们知道他们的优缺点并进行相应的调整。人们会以不同的方式跟大一些和小一些的孩子进行互动，而且不用刻意为之。相关研究表明，其他成年人（甚至包括大一些的孩子）跟孩子互动时同样得心应手。我们丧失了对这种关联型、直觉型评估的信心，相反我们相信，孩子们在某一天对某些问题的回答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他们的能力。

孩子标准化

人们对于标准化考试的推动带有一种期待，即所有孩子都可以达成相同的教育目标。

孩子都是多变的。进化论心理学家认为，这是人类的一个优点。为了在新的、充满挑战性的环境下实现最优适应，多样性必不可少。但是，若使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孩子，我们就把这种多样性转化成了一个问题而非一种优势。

有一张描述某场考试的卡通图片，我很喜欢这幅图片（见图1-1）。考官坐在课桌后，两眼紧盯着考生。他说道：“为了公平选拔，所有人都要参加这场相同的考试：请爬上那棵树。”考生们正看着他。考生包括小鸟、猴子、企鹅、大象以及鱼缸里面的一条金鱼。猜对获胜者不会获得奖品。

学校体系对待人与人之间差异的方式就是断定那些不一样的孩子具有“特殊教育需求”。从本质上来说，这意味着该标准体系不适合这个孩子。只不过该说法暗示着：问题不在于该体系无法适应差异性和多样性，而在于孩子本身，因为这个孩子具有“额外的需求”。

这种孩子可见于所有的学校体系中。不同体系管理孩子的方式因其所在国家，尤其是文化差异，而不同。法国体系尤其刻板，不适应学校体系的孩子会被送到精神科日间医院，而且他们的父母会被告知他们的孩子不可教育。在美国，对应做法更倾向于诊断和药物治疗，大约10%的孩子会被诊断为多动症。通常，这些孩子会被告知他们的大脑跟别人的不同，需要额外的支持（往往是指药物）才能在学校有好的表现。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大脑是否真的不同，因为大脑扫描上并没有可识别的差异，而且也没有针对多动症的医学检测。我们只知道他们不太符合该学校体系的要求。

关于被诊断为具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数量每年持续增长的原因，相关讨论有很多。我猜原因在于，随着学校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它们需要更为标准化的孩子。这在孩子们开始认字甚至开始上学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且回旋的余地更小。

上学行不通之时

有些孩子需要一些跟学校非常不一样的东西。这一点可见于他们在学校的行为、苦恼以及年龄越大越不愿学习的表现。其他方式也能让孩子获得教育。不过，政府和学校坚持认为其他方式没有经过验证而且充满风险，它们会跟父母说学校是他们的孩子能够获得教育的唯一地方。

大量证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从小孩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没必要强迫孩子学习。人类生来就充满了好奇心，天生就希望在周边的环境中学习。根据相关实验类和观察类研究，无须指导，孩子也有动力学习非常复杂的技巧。

在很多针对学校的研究中，人们发现，未被要求攻读某门课程的孩子受教育的程度完全可以达到很多读大学的孩子的水平。

一旦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点，就会对上学产生不同的看法。因为，如果我们相信学校必不可少，很多人就会无视有关学校对孩子影响的重大担忧。

我们深信受教育非常重要，甚至为此做些牺牲也在所不惜。然而，如果学校教育仅是受教育的一种方式，那么不开心、学习没乐趣、焦虑或欺凌等因素就可能成为过于高昂的代价。

在本书中，我会讨论为什么很多孩子，甚至包括那些十分成功的孩子，在学校无法茁壮成长。此外，本书还会探究为什么很多常见的学校做法不仅跟学习无关而且不利于孩子的健康。

本书的第二部分非常具有实用性，将有助于您思考采取哪些步骤以促成一种非常不同的教育。其中包括很多让孩子不再接受传统教育的家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以及相关应对建议。本书将探讨哪种孩子需要具备自主教育的能力以及周围的成年人应该如何让孩子获得这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