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尽沧桑的商鞅方升：鉴藏家龚心铭、龚安东父子

商鞅方升是国之重宝，我曾以《历尽沧桑的商鞅方升》一文记述此事，并见诸报端。后应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之约，撰写《海上收藏世家》一书，又将该文修改纠误后列入其中。2002年10月上旬，书稿行将付梓，在寻找有关插图时，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部马今洪为我提供商鞅方升的胶片，上有说明“龚旭人旧藏”，我当时心中为之一震。在前述的文章中我将龚旭人误为“龚学仁”，此事使我内心颇有些自责。因旋即有三峡之行，所以未能及时予以订误。

在《历尽沧桑的商鞅方升》一文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述：20世纪60年代，上海博物馆得知商鞅方升为龚旭人收藏时，就把对它的征集工作转移到他的身上，上海博物馆征集组的两位工作人员去了几次，龚旭人都说家中没有这件东西。他们就采取“蘑菇战术”，三天两头到龚家去。龚旭人被他们搞得烦了，一次刚进门，龚就不客气地说：“你们两位到我这儿来，无非是为商鞅方升的事，这件东西被我卖给外国人了，家中没有这件东西，请你们不要再来我家了。”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履行文物工作者的职责，想将此物征集入馆藏，也在情理之中。

1962年，上海博物馆方面在南京东路国际饭店请了一桌客，把龚旭人、朱静宜夫妇请来。馆长沈之瑜、保管部主任马承源都参加了。他们说：“商鞅方升是国家的重器，全世界独一无二，国家需要这件东西，龚先生能不能割爱相让。”

龚旭人回答：“这东西，确实被我卖给外国人了，你们的同志也来了多次，我都给他们说过了。”

沈之瑜说道：“我们给你一定价钱。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比如儿子上大学、住房问题，博物馆都可以请市里帮助解决。”

龚旭人仍然不松口，一口咬定商鞅方升已卖给外国人了。当时博物馆征集组的一位工作人员觉得龚氏似乎有些“顽固”，语气也就变得有些生硬起来：“龚先生，商鞅方升就在你家，证据都有，你现在也不要推托了，只要承认东西在你家就行了。”

龚旭人说得也异常坚定：“我家实在没有这东西！”事已至此，也只能不了了之。

等我三峡之行归来后，上海市文管会的倪贤得告诉我，龚旭人的女公子龚理咸已看到《历尽沧桑的商鞅方升》一文，并且找到上海市文管会，她认为其中“有些事与历史不符”。第一次在写此文时，我已经感到对商鞅方升流传的脉络梳理得不够清晰，曾经找过龚旭人的后人，但当时没有找到。现在他们找上门来，那岂不是好事？

11月7日，我约了龚理咸和她的弟弟龚理熊在上海市文管会见面。龚理熊当时62岁，1968年大学毕业后被派往甘肃工作，现在退休后寄居于江苏吴江。理咸、理熊姐弟告诉我：“为了尊重历史，我们把商鞅方升收藏的情况介绍一下。商鞅量是我祖父收藏的，当时装这个器物的盒子中还有拓片，有我祖父的考证文字，在《浦口汤泉小志》中也有记载。因为已经公之于众，所以社会上都知道我家藏有‘秦量’——当时称之为‘秦量’。那时我们家用钱都是向银行抵押，祖父是清朝进士，也是上海有名的鉴藏家和实业家，把坐落在苏州河边上的开滦煤栈抵押给汇丰银行。抵押快要到期了，汇丰银行来了通知，说钱可以继续用，用多少给多少，只要用‘秦量’作抵押就可以了。那时祖父的年纪大了，此事由我母亲具体操办。母亲把自己的陪嫁卖了，还上汇丰银行的抵押款，才保住了‘秦量’。母亲出生于叉袋角朱家，上海华人第一家纱厂裕源纱厂就是我外公创办的。日伪时期，日本人又来追查‘秦量’，我父亲就说被我祖父卖到外国去了。我祖父在弥留之际，向我父母交代，‘秦量’和印子金是我们的传家宝，谁要外卖，谁就是罪人。父母也把祖父的遗言交代给我和弟弟。那时传男不传女，我也是在抄家之后才知道的。”

当谈到20世纪60年代，上海博物馆请他父母在国际饭店吃饭之事，龚理熊说：“我当时没有考上大学，他们告诉我博物馆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保送我进交通大学，第二个条件就是出十万美元收购。我知道父亲当时就回绝了，说是被我祖父卖到外国去了。父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要不要进交大念书。我当时说，去不去交大念书无所谓，这回考不上，下回再考。只要父母决定把‘秦量’传给我们，我们一定会传下去。父亲说你祖父过世时就关照，一定要传下去。我要遵循祖训，不能当个罪人。就这样，‘秦量’又留在我们家里。”

商鞅方升是如何由龚家流出而进入上海博物馆的？在我原来写的《历尽沧桑的商鞅方升》一文中也略有交代：

“文化大革命”开始，龚旭人女儿所在的工厂造反派去抄她的家，商鞅方升是重点搜寻的文物，抄来抄去，只抄到“郢爰”，这是安徽寿县出土的楚国金币，都是打了印的。50多块郢爰虽然也有价值，但最重要的商鞅方升却没有找到。造反派并没有撤退，在龚旭人家前后抄了28天，仍然不见商鞅方升的影子，后在朱静宜的侄子家中抄出商鞅方升。龚旭人得知商鞅方升被抄走，如同夺走他的生命，愤怒之极，心脏病突然发作，在送医院抢救的途中就与世长辞了。而造反派却敲锣打鼓，把抄到商鞅方升作为胜利战果报喜去了！

龚旭人，名安东，1898年出生于上海，在他15岁时，其父龚心铭即把他送往美国，入波士顿大学读书。他在美国学习10年，25岁回国后，在上海铁路局做车务总管，不久即在家赋闲。共和国成立之初，他自筹资金开了一个百货商店，后又公私合营，从百货商店退休。对传给他的商鞅方升，他绝不轻易示人，最后以生命相报。我从内心深处尊敬他这种收藏家的品格。

我按照理咸、理熊姐弟两人提供的线索，11月8日托上海图书馆的许全胜帮我找到了龚心铭编著、1925年出版的《浦口汤泉小志》，携回阅读一晚，对商鞅方升及其他文物收藏的脉络才算大致清楚。为了还原历史，我对《浦口汤泉小志》中的有关文字作了一些摘录。

龚心铭的《浦口汤泉小志》是因浦口的汤泉而得名。龚在该书中记载：“同光中，先光禄大夫仰蘧公（龚照瑗的字）督金陵，机器局有顾问马格里者，英之医学博士也。予与弟怀希（龚心钊的字）从学英文。马喜游秣陵左右诸名胜，足迹殆遍，尝谓先公曰，去浦口不六十里，山脉回环，有泉为暖流，浴之可以已疾，泉侧有庙久圯，惜无人注及之。先公曰有明都建业时未久，或未及此，然昔南朝人多慧业，当有建设，特未若今之重验气质之晰耳。愿心铭使稽其事。心铭考泉源出其南之汤泉山，庙即萧梁时汤泉院，昭明太子读书处也。南唐韩熙载有记，宋初易名惠济，元祐间又改院为寺，明太祖临幸，赐名香泉。”龚照瑗（1835—1897）为清末洋务派要员，出任过大清驻英国大使，在任期间曾奉命秘密逮捕流亡伦敦的孙中山。心铭为其长子。

1908年，津浦铁路（天津至南京浦口）开始兴建，龚心铭出任顾问，此时江南提督张勋正陈兵浦口与徐州之间，龚心铭与张勋相识，得以往来其间，从东葛车站步行往浴为乐，或纵猎山林，晨出而夕返。宣统初年，龚心铭于珍珠泉西购一泉，泉名五柳，辟地筑室，有屋顶花园、健身房、游泳池、养鸡场等设施，以此作栖宿之所，所在处即惠济院遗址。《浦口汤泉小志》所记即此事。《浦口汤泉小志》的史料中还收有宋秦观《游汤泉记》《汤泉赋》等。

龚心铭的住所当时名为“龚氏汤泉别墅”，来游者、住宿者甚众，此书中载有《龚氏汤泉别墅禊集》，当时的名人文士易顺鼎、陆文麓、陈宗彝、奚侗、张继垕、王景韶、沙嘉树、李荣国、杨毓瓒、冯煦等都有题咏。

《浦口汤泉小志》中收入的重要文章有《周爰金考》及《秦鞅量考》两组文字。龚心铭在《周爰金考》一文中写道：“余所见印子金有四种，若颍、若郢爰、若陈爰、若专爰，惟专爰弗详其地。”又云：“铭馆甥寿春，光绪中时往来淮肥间，因获得出土之爰金，内子传林夫人亦出箧中孙太夫人所畀者，相与印证。奏庭、勉臣、荫庭、子刚数君复为搜集，先后共获三十二品，曰郢、曰专、曰陈，皆属楚铸。厥后复得若颍者，其文益古，为此类中所仅见，殆属西周时代，其地后皆隶于楚，然不得以楚金概之，谓之周金爰固无疑义。予筑汤泉既成，因辟一室以庋此金与商鞅之量，题为周爰秦量之室。今春辑印《汤泉小志》，因以拓本影印。”这就是龚心铭的斋名“周爰秦量之室”的由来。

光绪皇帝的老师孙家鼐对此亦有题跋：“周楚金爰，景张侄倩，搜罗延访，费几许心力。吾乡时有此金出土，多毁于妇女饰具，景张宝此，既为吉金延命脉，复为吾乡征文献，厥功大矣。光绪乙巳仲春七十九岁老人孙家鼐识于京寓。”孙家鼐又题：“李申耆先生《凤台县志》载，郢爰沿刘主字之误，景张考得专，陈、颍等爰，引证详明，定为楚爰金无疑，异日采入志乘，足为艺文增色。光绪乙巳（1905）三月上巳日寿春孙家鼐。”合肥龚家与寿县孙家为通姻之好，龚心铭娶孙氏女传林为妻，在孙家被称为“三姑奶奶”，故龚心铭在题跋中有“内子传林夫人亦出箧中孙太夫人所畀者”之语。

此器上的铭文为：

十八年，齐䢦（率）卿大夫（合文）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重泉。

龚心铭作《秦鞅量考》曰：“按大良造鞅，乃商鞅也。商君列传，商鞅姓公孙，少好刑名，因秦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十年以为大良造，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法度量衡石丈尺，不知商君治秦平斗桶已在前也。”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召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嫌疑者皆明壹之。临。

该段铭文，龚心铭考释：“按此诏乃始皇帝兼并天下后，诏李斯改小篆所凿，故文字较肥，前诏文细，仍是先秦文字，乙酉‘酉’字尚有钟鼎笔意，‘重泉’二字似与前诏同时刻，‘临’字当是后刻。以意揣之，此量始行于重泉地方，继又用于临。”龚心铭收藏商鞅方升，潜心研究考证，述其重要，功莫大焉，应当载入史册。

龚心钊在此器的拓片上亦作一段题跋：“嬴秦文字传世者，唯泰山峄山石刻。近百年来，吉金出土日众，有诏版权量诸器，以长白端午桥制军、黄县丁幹圃所得为最夥。然率皆始皇、二世之诏。此器则为孝公时商君平斗桶之制。商君为变法之祖，此量实为变法之舆，不独以先秦文字重也。丙午七日将重游欧洲，倚装记此，龚心钊。”丙午为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这是在《浦口汤泉小志》出版前近20年所作的题跋。心铭、心钊昆仲对商鞅方升的铭文考证都是花了一番功夫的，提出己见，以证史误。心铭、心钊都已成历史人物，他们也就成为历史所拥有的了。

从秦孝公十八年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其间相去122年，商鞅方升曾流传在重泉、临两地，足见其为秦时标准的量器了。重泉在秦时为重泉县，《史记·秦本纪》中有记载，临在《左传》哀公四年亦有记载“赵稷奔临”。两者都是实有此地的。

今人马承源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一）商鞅方升的容积为201毫升。（二）商鞅方升是很准确的秦制，传世的始皇方升实测容积是196.69毫升，与商鞅方升比较，误差不到百分之一。（三）始皇廿六年距孝公十八年的时间相差122年，商鞅规定的量制仍然为秦始皇所采用，所谓统一度量衡，乃是秦始皇命令丞相隗状和王绾把商鞅既定的制度推行到全国。（四）战国量制经过一个比较复杂的变化过程，容量单位名称有显著不同，而相同的量制名称，其单位容量也存在或大或小的不同程度的出入。这种量制不一致的情况，对于秦统一财政和经济的发展，不能不是障碍，这就是秦以商鞅规定的量制来统一全国量制的背景。从以上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商鞅方升的历史价值了。

2002年11月18日，我和理咸、理熊、理涛姐弟三人相见于威海路上海文新大厦。理涛就职于哈尔滨。这次，他专程来上海讨论此事。他们对先人的事情有着这种郑重严肃的态度，令人尊敬与感动。

就在此次相见，他们还告诉我：龚家的收藏是别家不好相比的，除了秦量、印子金外，还有秦玉玺、汉金饼等国宝级文物，再有就是历代名人字画、碑帖、名砚、御墨、青铜器、瓷器、玉器等。另外如祖父与美国总统、与大科学家爱迪生合影的珍贵照片，以及与名人往来的信札，都在“文革”时期被抄走了。

我问道：“你们祖父在什么时候收进商鞅方升的？”

他们说：“不知道，《海上名人传》中有他的传。此书是1930年文明书局出版的。”

在见面时，他们还给我提供了记载其曾祖龚照瑗有关资料的《随照日记》、孙中山的《英伦蒙难记》和《上海故事》的目录，要我自己去查找。

11月21日下午，我和龚氏姐弟三人再次相见于文新大厦，他们向我出示了一张纸条，上面写有“秦量癸卯七月以重金得于清晖阁”的字样。癸卯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据他们说，这是从龚心铭购物的纸条上找来的。这张纸条还抄有龚心铭的另一段购物记录：“米元晖《云山墨戏图》（内府所藏有），董香光题，冯涿州题，载安氏《墨缘汇观》，高宗纯皇帝御制诗长题。庚子之变，洋兵从内府窃出，予以五百金购得之，以备异日贡献也。壬寅夏记。”（录自龚氏收藏金石目录）壬寅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或许龚心铭是有一本收藏目录，目录中对每件藏品得自何时、何处，以多少价钱购得都有记载。但是龚氏姐弟只抄录了这两条向我展示。此外还有两方印章，一是“秦量”，另一方是“谨权量”。

在分别时，他们再次告诉我要去看那本《海上名人传》。已是下午4时，我赶到上海图书馆，许全胜帮我借到了这本书，其中果然载有《龚景张传》，资料多是引自《浦口汤泉小志》，但其中还是有点新的信息。龚心铭是“光绪壬辰（1892）科进士，授职翰林，以庶常改职考取商部，记名时奕劻父子柄国，苞苴竞进，先生以薄贽投之，触怒载振，奏劾落职，遂绝意仕进，耽金石书画之学。书得平原（颜真卿）、诚悬（柳公权）神髓，收藏金石碑版尤富”。与龚心铭同科进士有叶德辉、汤寿潜、张元济、张镇芳（张伯驹之父）、赵熙、唐文治、蔡元培等人。看来，龚心铭因送礼太少而未能入仕商部。他受知于翁同龢，深得翁的赏识，翁尝叹曰“入吾室者龚生也”，并向家人交代寄语心铭，自己的墓志铭要“烦其手笔”了。我所能搜集到的龚心铭的资料也仅有这些了。

“文革”结束之后，政府落实发还抄家物资政策时，商鞅方升仍属龚旭人家所有，龚旭人在“文革”中因为商鞅方升被抄而悲愤身亡，此时他的夫人朱静宜也逝世了。龚家的理熊、理涛、理咸、理瑜、理琳兄弟姐妹虽负着违背祖训的沉重“十字架”，商鞅方升及印子金等文物还是作价转让给了上海博物馆。理涛向我出示了上海博物馆从他们龚家征集文物清单的记录，并标明了每一种文物当时的征集价格，其中有商鞅量（方升）、楚国郢爰（印子金）52块、符印187方、铜器3件、甲骨4块、旧锦20块、字画及碑帖18件、旧经纸7卷、卖田契11张等，计300余件。

上海博物馆还藏有商鞅戟，戟上铸有铭文“十三年大良造鞅之造戟”十个字，此戟在秦孝公十三年（公元前349）时造。商鞅在秦孝公十年任大良造，其职务相当于相国兼将军。这件珍贵文物为收藏家徐士浩所藏，是由他的女儿徐景淑、徐景奂捐赠的。如果不是收藏家的慧眼，这两件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如何能在传世2200余年后，最终走进上海博物馆这座古代文物的圣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