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房老板：周湘云和他的收藏

在上海博物馆的藏品中可称得上镇馆之物的，一件是怀素的《苦笋帖》，另一件是米友仁的《潇湘图》卷。这两件宝物都和一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就是周湘云（原名鸿孙，1878—1943）。不要说别的藏品了，只要是收藏这两件东西，就可以称得上大收藏家了。收藏能不能成为大家，藏品的数量在其次，最重要的是看他的藏品水准之高下。当今收藏界知道周湘云的人恐怕不多，而在民国年间的上海房地产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多年以来周湘云的“收藏家”之名被房地产商的名声所湮没了。

豪宅旧事

周湘云的曾祖父是一位名医，鸦片战争之后家境日渐败落，到了周湘云父亲一辈已近赤贫。因生活所迫，周湘云的父亲周子莲（字莲塘）随两位兄长乘坐小船从宁波到上海谋生。两位兄长在事业有成之后，均先后前往汉口经商，而周子莲独自留在上海继续发展。因周子莲会一些“洋泾浜”英语，所以就在著名的英商沙逊洋行打工。因为人机敏忠厚，办事勤快认真，被一位法国传教士看中，就聘他到租界的教堂去工作。在此期间，周子莲为租界内的洋人代办一些土地买卖、住宅建造、改建旧屋等事务，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和名声。于是他自己组建了一支建筑施工队，成为了一名建筑营造商。若干年后，该法国传教士回国，将自己名下的一部分房地产送给了周子莲。周即建造三处里弄房出租，由此成为房地产商，后来又逐渐在英租界中开发了多处房地产，并且将自己的公司“莲塘记”在沙逊洋行挂牌以筹集资金。到20世纪初期，周子莲在市中心已经拥有十几处整片的里弄房产，房租收入可谓日进斗金。周子莲逝世后，由其夫人水氏接管经营并继续进行房地产扩张，到了周湘云接管家业时，周家已为沪上宁波籍商人中的首富。辛亥革命之后二三十年间，上海租界的人口骤增，房价也随之飞涨，到周湘云1943年去世之前，周家全部资产已达到8000万元，位列租界工部局纳税第五名。

周湘云之所以能成为收藏家，因为是房地产商而成为海上巨富，他有了钱就玩收藏，藏品又具备一定的品位。周湘云收藏之事，当时并不为外人所熟知，但当年周家豪宅的旧事，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周宅即为现青海路44号的岳阳医院门诊部。直到今天，来这里就诊的人，会突然发现在闹市中心，居然还有如此幽静典雅之所在。花园里依然是旧时庭院，小桥流水，曲径山石，更有几棵古树浓荫遮天，古树都编了号并挂有园林管理部门保护古树的说明牌，顿然使人感到有着几分古意。

这幢房子造于抗战之前。那时除了外滩一带的银行大厦和洋行大楼，一般楼房里极少安装电梯，而周家的这幢房子只有三层，居然也安装了电梯！不仅有电梯，院子门房与主楼之间还安装了对讲器。外面有人来访，门房用不着跑到楼上通报，只需在对讲器里讲一声即可。面朝花园的底层大门还是电动卷帘门，而设在大门旁边的按钮，被一幅精美的雪山图画遮掩着，自家人掀开饰图的小门，可以径直开启卷帘门，若是陌生人，即使来到了门前也不知如何开启。楼里的许多设备是进口的，彩色玻璃是比利时的，大吊灯是法国的，地板是意大利的。最令人称奇的是，他家不仅马桶是抽水马桶，连走廊里的痰盂也是抽水痰盂。用完之后只需用脚轻轻踩一下阀门，痰盂即刻被冲得干干净净。周湘云夫人施彤昭的侄孙女施蓓芳女士曾在此居住了十几年，她说主人房间里有三个秘密的保险柜，还有两把万能钥匙，所有房间均能打开……

这些新奇的洋玩意儿当然不是周老板本人的创造，而是他的外甥李景韩（周的大姐之子）的创意。李在一家洋行里当买办，世面见得多了，又深得舅舅的信任，建造新宅的任务就交给了他。结果，房子是造得新颖别致，新玩意儿、洋玩意儿是不少，但钞票也花得铺天盖地。一幢三层楼房，大小52间房，造价40万法币，这以抗战之前的行情看，可称得上价格奇昂了。难怪周湘云的儿子周昌善曾讥讽说：“人家一座华懋饭店造价也不过40万！”

周湘云的另一处豪宅叫“学圃”，地处巨鹿路与延安路之间，1949年后一半盖了延安饭店，一半盖了景华新村，成为当今名人栖息之地。只在延安饭店院子里的绿地中，还保留着幽亭小径，隐约可见“学圃”昔日的遗韵。华山医院中有一幢别墅和一座花园，至今人们还按照老习惯称之为“周家花园”。现在这个花园还保留得比较完整，除了流水、曲径、小桥、亭榭外，还有一个很大的池塘，曲径风荷，自是别有一番风味。抗战胜利后，周家把宅子卖给了虞洽卿的儿子，名之为“蕊园”。

周家所拥有的房地产有多大的规模，现在无人能说清楚。诸如宝庆里、恒庆里、福庆里、吉庆坊、肇庆里、大庆里等，在上海滩的里弄房子中，凡是带有“庆”字的，都是周家的房产。每个“里”究竟有多大面积？以大庆里来说，北起南京路，南至九江路，东起云南路，西至西藏路。周家的大庆里在中国城市中最繁华的路口屹立70多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在一阵爆破声中轰然倒下，继之而起的是一座现代化的大厦。

红顶商人

杭州胡庆余堂国药号的创始人胡雪岩，是前清结交官府的药材、钱庄巨商，有“红顶商人”之称，而周湘云亦是一位“红顶商人”。

由于清代流风余绪的影响，周湘云在光绪朝后期，曾花了几万两银子（据说是四万两），向朝廷捐了一个“上海即补道”的官衔。当时清末的官制，要做官无非两个途径：一是由科举考入仕途，硬碰硬科考出来，此为正途；另一条即花钱“捐班”，买个官级或直接进入官场，而实际上由“捐班”真正进入官场的人很少，大多买个荣誉官衔而已。因清末朝廷积贫积弱，需要大量的钱财，就想出办法出卖一些空头的官衔，以充实国库。上海道相当于上海市市长，是四品官。“即补道”是“候补道”中最高的级别，按说是可以有缺即“补”的，而真正能“补”上的机会是极少的。周湘云是房地产商人，本来也并不真想当官，捐个官主要为抬高身份，便于结交官场上的人罢了。他捐官之后，的确是结识了不少清末名流，与他们时常在一起讨论诗书字画。

光绪皇帝驾崩之后，因周湘云是所谓的“上海即补道”，所以曾去崇陵（光绪寝陵）种树，还捐了一大笔钱报效清王室。据说因此一举，他就从四品上海即补道，又官升一级，升到了三品。按照清廷旧制，三品官就有“大红顶子”（红色顶子的官帽）戴了。所以周湘云在1908年就是一个“红顶商人”了。

按照清朝的规矩，子孙后代若是获得了某个封赏的官职，不仅自己可以尽享这种荣誉，还可以“贻赠”给他的祖上。所以周湘云升到三品大官后，虽然他的祖父早已入了土，但也被封为“光禄大夫”，两位祖母被封为恭人；他的父亲周子莲也被封了一个什么大夫。这些事现在看起来颇为可笑，可是当时对那些遗老遗少来说，却是家族极大的荣誉和褒扬，都将之载入家谱或族谱之中。

周湘云那套花钱“捐”来的官服，在逢场作戏的场合也的确穿过，还曾多次借给英商哈同穿过，可知哈同亦是个守旧而有趣的洋“官迷”。几年后清朝灭亡，那套官服和大红顶子再也派不上用场，成为了历史遗物。

周湘云的收藏

由于周湘云有了红顶子，所以他与一般商人不同，有条件和清王室的遗老遗少相交往，与学界的人也颇有交情，如宝熙、端方、康有为、梁鼎芬、刘承幹、罗振玉、方若、沈瑞林（沈秉臣之子）等，其中梁、刘还和他一起去崇陵种过树。个人的爱好和这种文化熏陶，使他的收藏具有一定的水平。周湘云曾自编了一本藏品目录，不但记述了藏品的名称及流传经过，更重要的是记述了他如何购得这些古物及所付的代价。直到20世纪60年代，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看到过这本手写目录，后来就不知流落何方了。所以今人对周湘云的整体收藏也就茫然无知了。

从零星的记述中，我们知道周湘云藏有青铜器、字画、瓷器、田黄石印章。青铜器中有许多是阮元、曹载奎、吴云的旧藏。如西周的齐侯罍，原系阮氏积古斋旧藏，后归吴氏，曾筑抱罍轩藏此器，何绍基为之书匾额；十年后又获一只曹载奎的怀米山房藏罍，故改其居为“两罍轩”，仍由何绍基题写匾额。据说周湘云当时花了两万两银子买下一只罍，一时传为海上豪举。另外，周湘云还藏有阮元的“家庙四器”，即虢叔大钟、寰盘、葛伯敦、无款执壶，自榜其居为“二簠二敦之斋”。

他的书法收藏中最负盛名的是唐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唐怀素《苦笋帖》、宋米芾《向太后挽词》，以及南宋赵孟坚、元代耶律楚材、鲜于枢、赵孟的手卷，明董其昌《临淳化阁帖十卷》等；画则有元黄公望《富春大岭》残卷、王蒙《春山读书图》、明文徵明《湘君湘夫人图》等，至于四王、吴、恽之下的石涛、金农、华喦等人之作，更是难以数计。碑帖收藏方面，则大多是端方的旧藏。周湘云在世时知其侄子周退密最嗜石刻，爱好书法，曾取出全部拓本让其欣赏，在周退密的印象中，其中不少汉碑善本均是明代拓本的上乘之作。

1943年，周湘云逝世，周家举行大出丧，这又是上海滩上的热闹话题。那时在举行公私祭奠（类似现在的追悼会）的时候，大家族有一道极为讲究的仪式，叫作“点主”。丧家把逝者的“神主”牌位（竖立在会场遗像下面的灵位牌）事先用黑笔写好，但在“神主”的“主”字上面一点的位置空着，等有身份的“大宾”（最尊贵的来宾）前来用银朱笔（红笔）“点”上。此红笔一“点”的仪式，就叫“点主”。一般人家是不讲究谁来点主的，而大户人家则讲究得惊人，而且被请来“点主”的“大宾”，似乎有种不成文的惯例，一律是请前清有科举功名的人物。

周湘云去世时，正是日伪占领时期，而且前清的封疆大吏几乎均已下世，就请了周家世交、著名书画家、篆刻家赵叔孺为之“点主”。赵对周的友情可谓善始善终，周氏生前收藏古物书画，请赵叔孺为之“掌眼”，周氏的藏品之精，与有赵这样高水平的“掌眼人”有关。周氏对书画收藏要求很高，只要纸本，不要绢本，而品相过于陈旧亦不要。赵叔孺在“掌眼”时都一一做到。周湘云谢世，这位“掌眼人”又为之“点主”，至此两人的友谊可谓功德圆满了。

周湘云谢世之后，周家不再买进古物字画了。但他的夫人施彤昭恪守夫业，家中的藏品迟迟没流散于市场。上海解放之初，时任上海古代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的徐森玉亲自登门拜访了施彤昭和周亦玲母女。当时已经被称为“森老”的徐森玉是周湘云的朋友，对周湘云藏品的价值一清二楚。徐森玉的来访是带着友谊和安慰的，当时并没有谈及收购周湘云的旧藏之事。

1949年后，土地实行国有政策，原先寸土寸金的私有房地产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仅如此，这些在国有土地上的房产反而成了他们沉重的包袱，一方面国家要收地价税，迟付了要成倍地加收滞纳金；另一方面租赁私人房子的住户，则可以任意拖欠租金。如此一来，该收的收不上来，该付的又不能迟付，房产商们在两面夹击中，很快就纷纷倒闭，周家只好出让文物，以缴纳税款。这时徐森玉再次登门拜访，与周氏母女商量出售这些珍藏的事情。经过几次磋商，周家首先出售的是两只西周的齐侯罍，为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购藏。其中一只在展出时被郭沫若看中，后来就调拨到北京，入藏在国家文物机构了。后来徐森玉又从周家为上海文管会购进怀素的《苦笋帖》和米友仁的《潇湘图》卷，两件共计价人民币2万元（当时币值为2亿元）。

《苦笋帖》草书“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两行十四字。《苦笋帖》是邀朋友来吃笋品茗的书札，无上款，故不知是写与何人。《苦笋帖》用笔圆转流动，若走蚓惊蛇，笔势若断若续，左揖右让，大小疏密相间，有节律感。通篇气贯如一，浑然天成。怀素曾自言：“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又遇坼墙之路，一一自然。”且看帖中“乃”之撇笔，放腾若跃，“径”字之转笔蜿蜒流动，不正含有“飞鸟出林，惊蛇入草”般微妙天趣吗？此帖与他另一传世草书《自叙帖》（真伪有争议）相比，更显出笔法之凝练和气韵之浑穆，脱尽了《自叙帖》中用笔的某些“火气”。

《苦笋帖》左钤有“御书”“宣和”“绍兴”等后人伪印。帖后有南宋米友仁（真伪存疑）、聂子述，明项元汴，清弘历、李佐贤、丁振铎、陆润庠等题跋或观款，另有南宋“宝庆改元九月九日重装，松题记”。元明以来，历经欧阳玄、项元汴、高士奇、安岐等名家鉴藏，乾隆时曾入清宫，后又为永瑢、永瑆、奕䜣、溥心畬等递藏。先后著录于明陈继儒《妮古录》、清吴其贞《书画记》、顾复《平生壮观》、安岐《墨缘汇观》、李佐贤《书画鉴影》等。

据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中记载：《苦笋帖》后为金城之子金开藩（字潜庵）购得，但是否从溥心畬手中购得，不详。1933年，金氏携此帖至上海，欲售与张珩。但张厌恶帖中多方两宋内府伪印，以及恭亲王几方大印，故无意购藏。后被周湘云以一万银元购得，并在卷上钤有“古堇周氏宝米斋秘笈印”“雪盦铭心之品”和“湘云秘玩”三印。

米友仁的《潇湘图》卷是传世古画中的杰作。此卷为三连纸，尺寸为28.7厘米×295.5厘米，题写“元晖戏作”。米友仁为米芾之子，父子首创“云山墨戏之作”，在中国文人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史称“米家山水”或“米氏云山”。米友仁初名尹仁，字元晖，号懒拙老人，为米芾的长子，生于熙宁七年甲寅（1074），卒于绍兴二十三年癸酉（1153），享年八十。

《潇湘图》卷系为左达功所作，写三湘九嶷之际，水绕山重、天空白云浮动之状，于一片浑蒙中，流露出清浥的气氛。元晖在此卷上曾作两题，画成后即题：

夜雨欲霁，晓烟既泮，则其状类此。余盖戏为潇湘，写千变万化不可名神奇之趣，非古今画家者流画也。惟是京口翟伯寿，余生平至交，昨豪夺余自秘著色袖卷，□于盟天，而后不复力取归。往岁挂冠神武门，居京口旧宅，以白云词寄之，此所谓《念奴娇》也。

洞天昼永，正中和时候，一凉飙初起，羽扇纶巾雩咏处。水绕山重云美，好雨新晴，绮霞明丽，全是丹青戏，豪攘横卷，誓天应解深秘。留滞字学书林，折腰缘为米，无机涉世。投组归来欣自肆，目仰云霄醒醉。论少卑之，家声接武，月旦许吾子。凭高临望，桂轮徒共千里。

昨与吴傅朋蜀冷金笺上戏作一幅，比与达功相遇，知亦为此郎夺，因追省此词，跋于小卷后。旧曾写寄蔡天任，以白雪易其名，旧名可谓恶甚。懒拙老人元晖。

后来，米友仁重睹此卷，再跋云：

昔陶隐居诗云：“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但可自怡悦，不能持赠君。”余深爱此诗，屡用其韵跋与人袖卷，漫书一二于此。其一：“山气最佳处，卷舒晴晦云。心潜帝乡者，愿作沧波君。”其一：与翟伯寿横披，书其上云：“山中宰相有仙骨，独爱岭头生白云。壁张此画定惊倒，先请唤人扶着君。”绍兴辛酉岁孟秋初八日，过嘉禾获再观。懒拙老人米元晖书。

左达功何许人也？我们从洪迈在此卷的题跋中可知大概：“忆年十六时，识达功于檇李。后七年，得词场名第行卷，贽谢诸公。米老为兵部侍郎，谒之。明日亲袖启扣旅舍立，须余出乃肯去。转眼三十年，二君久归山丘，余亦老矣，观此使人太息。淳熙己亥夏四月。鄱阳洪迈景庐。”可知左达功曾进士及第。

《潇湘图》卷历来为世人所珍重，明代沈周有段跋语可窥一斑。其跋语中云：“小米《潇湘图》，再题自称珍，仆从少时知慕，为杭张氏所蓄，高价而锢吝，人罕获见。后游杭两度，仲孚亦辱往来，但启齿借阅，便唯唯而终勿果。今七十五年矣，意余生与此图断为欠缘，亦叹仲孚忍为拂人意事。兹廷贵忽而携至，犹景星凤凰，为之重沐者再，得一快观。忽然三湘九嶷，弥漫尺楮。”

《潇湘图》卷所写的三湘九嶷是屈原的故乡。湘水与漓江同源，其上游合漓江称为漓湘；中游和潇水合流，称为潇湘；下游与蒸水合流，称为蒸湘。九嶷山，一作九疑山。

在上述米友仁自题后，接有绍兴五年（1135）关注为左达功题跋，又有谢伋跋，跋称：“达功下第后，即有放浪山水之意，元晖作招隐之图，仆以为此公未宜置丘壑中也。”可证此卷系米友仁62岁稍前为左达功所作。其后有韩浒跋、钱端礼跋、绍兴十七年（1147）洪适跋、绍兴丁卯（1147）曾惇跋、绍兴五月（未署年）钱端礼跋、绍兴庚午（1150）十一月曹筠观款。接纸又有米友仁自题十四行，款“绍兴辛酉岁（1141）孟秋初八日，过嘉禾再观，懒拙老人米元晖书”（按此跋依年次应接于钱端礼第一跋后）；淳熙己亥（1179）洪迈跋，淳熙辛丑（1181）尤袤跋，袁说友跋，钱闻诗跋；接纸绍兴乙丑（1145）朱敦儒跋，淳熙己亥朱熹观款，绍兴丁卯曾惇跋，绍兴十七年三月廿二日洪适跋，己巳（1149）钱端礼跋，绍兴庚午（1150）十一月中浣日曹筠跋，温革跋，绍兴丙子（1156）林仰跋、钱端礼跋，淳熙六年（1179）洪迈跋，淳熙己亥朱熹跋，淳熙辛丑仲春十八日尤袤跋，淳熙辛丑袁说友跋、钱闻诗跋，淳熙丁未（1187）时佐观款；元张绅观款，明王彝《潇湘图考》，明沈周跋，清乾隆帝弘历丁卯（1747）跋（题在《潇湘图考》后隔水上），近人陈宝琛辛未（1931）跋。卷前有明董其昌题记，引首附有清董邦达水墨山水一帧。米友仁画上则有清乾隆帝弘历丙寅（1746）、丁卯题跋各一则，又有他未署年但称“庚子（1720）春图烟雨楼曾用此法”题记一行。此卷在元末曾为寓居太仓的泉州籍富商陈彦廉所藏，明代曾经杭州张仲孚收藏，后归沈周；又经项元汴、吴廷、董其昌、王永宁（吴三桂女婿）递藏。入清曾归安岐收藏，乾隆时进入内府，后自宫内散出，由罗文钧收藏。在陈宝琛辛未题跋时，已归周湘云宝米斋收藏。此图曾经明朱存理《铁网珊瑚》、张丑《清河书画舫》、汪砢玉《珊瑚网》、清安岐《墨缘汇观》等著录。

《潇湘图》卷是米友仁传世绘画中的杰作，作者除在画末落款之外，又在别纸上一题至再，深自珍惜。题记的书法，结体紧密，笔势峻拔，深得米芾用笔“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之妙。在前一则题记中，录有自作《白雪词》（亦称《念奴娇》）一阕。此卷自绍兴五年至淳熙丁未，先后有十六人于卷后题跋。其中除关注、谢伋、韩浒、朱敦儒、温革、林仰、时佐七人各题一跋外，余则洪适、洪迈、朱熹、曾惇、曹筠、尤袤、袁说友、钱闻诗各题二跋，官至观文殿学士的钱端礼前后共题四跋，共计跋27则，为传世宋人画卷中宋人题跋最多的一件作品。

自从徐森玉把周家的大门打开之后，施彤昭、周亦玲母女和上海博物馆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上海博物馆搞文物征集的工作人员成了周家的常客。从上海博物馆征购文物的清单中，我看到继1953年收购周家藏品怀素《苦笋帖》和米友仁《潇湘图》后，1956年12月24日，从周家收购到宋赵孟坚字卷，元鲜于枢字卷、赵孟字卷，明董其昌山水轴，清王翚山水册页二十五开和山水册页十二开、王鉴山水轴、石涛人物卷，清单还写明“以上捌件共计人民币贰万伍仟元”。1959年3月11日，从周家收购有明姚绶山水三绝册、文伯仁《金陵十八景》册，清钱杜山水册，罗聘人物山水花卉册，龚贤、卧云合作山水册，戴本孝、傅山合作山水册，潘恭寿、王文治合作书画册，任薰山水册，任渭长人物山水册（共三册），方士庶山水册。清单上注明“以上十二件共计人民币玖仟元”。1959年12月19日，又从周家收购清王时敏青绿山水卷、《渔村夕照图》，明沈士充《长江万里图》卷，清华喦没骨山水轴、王原祁《仿黄鹤山樵》轴等，共64件字画，共计人民币6840元，此外，1953年，还从周家收购宋钧窑洗、雍正官窑粉彩十八学士笔筒、康熙豇豆红太白尊、乾隆官窑祭红粉彩梅花瓶、绿松石、汉金符等40件，共计人民币8160元。

周湘云斋号“宝米斋”，是因为其收藏米芾《向太后挽词帖》（今藏故宫博物院）和米友仁《潇湘图》卷。《向太后挽词帖》是米芾唯一传世小楷墨迹，且是进御之作，帖末署款“臣米芾上进”。明清两代屡经著录，流传有绪，明末为项元汴天籁阁收藏；清末至民国先后经徐渭仁、费念慈、端方、袁励准递藏，周湘云或是从袁氏手中重金购得，帖上钤有“古堇周氏宝米斋秘笈印”“雪盦铭心之品”和“湘云秘玩”三印。周氏卒后归王南屏收藏，约20世纪50年代，王氏在香港转让给内地文物部门。

流传在民间的故事是有生命力的，但是当年脍炙人口的房地产老板周湘云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被人们忘却了。他的那些带有“庆”字的里弄房产，有的早已为新的高楼大厦所代替。但原来鲜为人知的周湘云的收藏，如今在博物馆内再现辉煌。今人应该感谢这位收藏家，他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古代书画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