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关注点是城市?
许多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性,但是这些问题往往起源于地方,需要地方提供解决方案。空气和水污染跨越了政治区划,影响了城市中的家庭与社区。鉴于世界上大多数人居住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地方环境恶化的影响会被人口基数放大。除了确保环境的清洁外,城市还必须应对随之而来的社会挑战。比如,为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提供高效、公平的医疗保健与教育服务是很多大城市面临的挑战。城市在基础设施和建筑环境方面做出的战略抉择会影响碳排放量,并对全球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城市在作为创新和文化中心的同时,生态足迹远远超出了城市边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城市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在为今世后代提高经济繁荣度和社会包容度的同时,减少人均环境影响的主要推动力与实现场所。城市占地球总陆地面积的2%,但消耗了地球上75%的自然资源,排放了全球75%的二氧化碳。世界各国城市的抉择对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随着制造业变得更加智能,城市经济将重点依靠最需要脑力和创造力的企业。相比体力劳动者,城市对脑力劳动者的需求越来越高。机械化程度较低且劳动密集度较高的企业往往存在于服务行业,如医院、教育机构、酒店、娱乐公司等。那些专注于规划、战略创意及设计的部门,如公关公司、财务顾问公司、传媒公司、咨询公司和文化机构等,也是城市服务行业的生力军。
全球范围内,超过50%的人居住在城市,而在工业革命之前,这一比例仅为10%。200年前,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北京或伦敦曾拥有过百万人口。而今天,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东京,拥有超过3700万人。另外,全世界至少有135座城市拥有超过100万人。农业机械化与工业智能化降低了对务农人员和工人的需求,也促使更多人涌入城市,从事只有城市才能提供的大量服务业工作。尽管电子媒体与通信技术使我们能不受场合限制,随时随地提出创造性想法,但推动创意经济最好的方式仍然是我们亲自到场、充分参与,使用腾讯会议或Zoom等线上会议平台参加实时会议的人有可能很难深入地参与探讨。虽然我们还未完全了解为什么人类需要面对面交流才能更好地产生灵感,但我们确实是渴望互动和面对面接触的社会动物。新冠肺炎疫情使这种互动的价值变得更加突出。硅谷的成功,也能证明面对面交流才是创新的润滑剂,那里的技术专家和创业者住在同一个区域,因为这样会比较容易交流想法。我们不仅在职场中需要面对面交流,在生活中也同样需要,城市中充斥着各种商店、餐厅、公园、博物馆、广场和酒吧,为我们提供了社交和互动所需的空间。
人口集中给人居环境的物质和能源流动带来了压力,但也为规模经济和创造力提供了施展空间。农业机械化使农村就业机会减少,互联网突显了都市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和诱惑力,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向城市迁移,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比如,美国2/3拥有本科学历的年轻人(25~34岁)生活在前51大都市区。在中低收入国家,本科学历被视为农村地区的年轻人摆脱贫困、在城市寻找高薪工作的主要途径之一,这也为更高效的生产、分配以及商品、服务消费提供了机会。同时,年轻人的涌入还提升了共享经济的效率,比如,拼车、共享单车等室外空间的共享更容易出现在人口密集的环境中。我们不需要200个家庭中的每一个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半英亩后院。相反,一个10英亩的公园可以供更多人休闲、娱乐,同时蕴含着开发更多用途的可能性。
人们迁往城市的原因有很多,从有利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到更有吸引力的公共基础设施,再到靠近金融中心、公司总部、信息和技术中心等。经历过复苏的城市通常具有竞争力,能吸引更多的公共活动,并发展出独特的比较优势。多元的服务、文化机构、教育机构和差异化的社区都可能出现在城市中。多元的社区环境可以吸引不同的人群,比如,吸引家庭的住宅区与吸引单身专业人士、年轻夫妇、学生的住宅区可能具有不同的特点。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吸引力以及住宅区的多样化特征,展现出城市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而在狭小空间内聚集大量人员也会带来诸多挑战,例如:空气和水的污染、过度拥挤而导致的健康和卫生问题、城市郊区的贫民窟和棚户区,当然还有在高密度社区和拥挤公寓迅速传播的流行病。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和对社交距离的需求被一些人视为对全球化、高人口密度和城市生活的根本挑战,但疫情也不能改变城市生活方式的根本吸引力及诸多益处。当然,这些城市问题并不是新产生的问题,而是正如我们之后要提到的,这些环境与社会问题伴随着城市发展的整个历程。
城市也越来越依赖其周边及更远的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如果城市居民不使用可再生资源反而去使用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那么城市居民吃、住、行所消耗的资源就会使地球资源陷入紧张状态。人口增长与消费的速度和方式促进了资源的充分利用,也使生产过程中特定材料和能源的消耗增多。城市居民作为消费者有一定能力要求生产环节实现可持续,但生产过程不是他们所能掌控的。宏观层面上,城市是影响当地及全球气候变化中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往往也是造成水道改变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因。
城市居民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其消费和生活方式对环境的影响,但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研究人员必须观察、分析、预测和公布相关影响。公众对环境影响的认知有望引导公共政策、法规以及企业与个人行为。开发并采用那些允许更多消费,同时降低环境影响的技术至关重要。比如: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高收入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有所增长,但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情况却在逐步得到缓解,这有赖于一系列控制污染的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技术也在不断改进、升级。
污染控制技术的开发和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但是如果设计得当,它们将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经济效率。当城市陷入交通拥堵,或因洪水而瘫痪,抑或是浪费能源和水资源时,这些城市中的企业成本结构会因生产力下降而受到损害。当空气污染致使儿童或他们的父母生病住院时,医疗保健和儿童保育的成本就必须算作空气污染所带来的成本,而这些成本可以通过投资污染控制设备来降低。当低税收导致政府应急系统和卫生管理能力下降时,各城市应对新冠肺炎这样的传染病就会显得力不从心。
总之,我们需要聚焦城市。因为如果我们要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首先需要在城市中实现。由于人们生活在城市中,我们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人居环境的形式上,人和机构的行为都需要改变。农村和生态系统的压力都来自城市居民的行为。其次,正如我们的同事伊斯特·福克斯所观察到的那样,我们同样需要政府工作人员来确保其对城市的关注会带来可持续。根据福克斯的说法:“政府的领导力,尤其是来自市长的领导力,对于长期规划至关重要,而长期规划包括事关城市未来生存能力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所需要的稳定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