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收益递减”适用于稳态社会的经济

讲完了图1.1列出的12项要点的第（1）项，现在可以讨论第（2）项，还是要从经济学思想史开始铺叙。杨格在哈佛大学指导的博士生张伯伦（Edward Hastings Chamberlin，1899—1967），1933年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然后，1937—1967年，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执教30年。在哈佛教室里参与张伯伦实验经济学的课程多年后，史密斯（Vernon Lomax Smith）因实验经济学的贡献，与心理学家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分享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张伯伦建立的垄断竞争理论，与杨格的收益递增经济学密切相关。杨格的思路，承接的是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学说。斯密《国富论》的核心内容，我同意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1911—1991）的评论，就是第1册的前三章：第1章描述劳动分工如何是国民财富的源泉，第2章描述劳动分工的基本原则，第3章描述劳动分工的深度受到市场广度的限制。

被我称为“斯密—杨格—杨小凯”定理的收益递增学说，源于上列三章。尤其是第3章的思路，由杨格在1928年演说中与前两章的思路结合为一套他称为“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的动态理论。现在我列出斯密考察“制针业”（当时只有中上层阶级才用得起“大头针”）之后写在第1章里的劳动分工三大好处：

（一）分工可改善工人的手的灵巧程度。根据斯密的观察，一位铁匠如果不专门打钉，尽管他很熟练地使用锤子，一天也不过制作800至1000根钉子；而一名不到20岁的工人，不会打钉之外的任何工作，他熟练地使用锤子，每天至少能制2300根钉子。我们知道，灵长类大约700万年至1000万年前在森林中与猫科（豹、虎、狮）和犬类（豺狼）为生存而竞争时，因为劣势而被驱逐到树顶，以树梢上的果实为食。由此而形成的技巧是猴子从一棵树的顶端跳跃到另一棵树顶端时必须具备的“手—眼”协调能力，这一能力的发展刺激了大脑皮层的“枕叶—颞叶—顶叶”（视觉—听觉—动觉）结合区域。今天，在现代智人的大脑皮层，左半球的视听动结合区演化形成了语言中枢（如果是“左利手”的话），右半球的视听动结合区演化形成了他人意图的认知中枢（右侧颞顶交）。可以认为，正是“手—眼”协调能力与合作秩序共生演化为现代智人最大的竞争优势。

（二）分工可节约工人在不同工序之间转换工作的时间。根据斯密对一家小工厂的考察，制作大头针可分为18道工序，如果没有劳动分工，一名工人一天可制作的大头针数目不会超过20枚，他见到10名工人分工协作，每天可制针48 000枚，相当于每人每天可制作4 800枚大头针，劳动生产率是不分工时的240倍。试想如果他们不分工，每个人必须在18道工序之间转换，其中耗费的时间确实不可忽略。虽然，斯密指出，这一事实常被观察者忽略。更值得指出的是，斯密在这里将工序转换的时间引申为在不同加工阶段的企业（这些企业可能分布在不同地点）之间转换所需的时间。根据思想史的考证，斯密的制针业调查很可能受到法国“百科全书派”领袖狄德罗出版于1751—1771年间关于制针工序图解的启发，见图1.8，1.9，1.10。

（三）分工可提供发明工具的机会，因为每一位工匠只在自己的工序上积累经验，并且有积极性发明节省自己劳动的工具。在斯密考察的那家小小制针厂里，分工将铁丝敲直的工人使用的工具是锤子。他可能不断改进锤子使它更有效地敲直铁丝，直到他认为自己的锤子远比市场上任何种类的锤子更适合敲直铁丝。那时，他可以出售这款锤子给其他小制针厂，于是他成为专业制作制针锤子的工匠，更可创建一家只为制针业提供锤子的工厂。这里出现了斯密写在第3章里的观察：分工的深度受到市场的广度之限制。

斯蒂格勒1951年在《政治经济杂志》发表的一篇经典论文详细讨论这一情形，主旨是阐明市场的扩展如何深化劳动分工（专业化）同时不必形成垄断。参阅Georege Stigler，“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劳动分工受市场广度制约），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59，no.3，pp.185-193。就这里描写的情形而言，如果没有市场需求，这位改进了锤子的工人就只能继续留在那家小小制针厂里敲打铁丝。可是如果制针业发展到有数千家工厂的规模，这种改进了的锤子也许每年可销售数千，他就可成立一家工厂专门生产为制针业敲直铁丝的锤子。

斯蒂格勒描写的情形，正是1928年杨格演讲所述：既然如斯密所见，劳动分工数百倍地提高每一名劳动者的产出，从而增加每一名劳动者的报酬。收入提高导致消费扩展，刺激市场广度，诱致劳动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例如，那位研发改进锤子敲直铁丝功能的工人转而从事锤子制造。这一循环提高的动态过程，杨格称为“经济进步”。但是，斯蒂格勒的图示表明，如图1.11，收益递增的存在不必颠覆马歇尔的“完全竞争”假设。

斯蒂格勒将任何一家企业描述为“一束过程”，例如图1.11所示，这家企业由三个过程Y1，Y2，Y3构成。每一过程有独立的成本核算，于是也可画出平均成本曲线。在图1.11描绘的案例中，Y1表现为“收益递增”过程，Y2是“收益递减”过程，Y3是标准的“澡盆形”曲线。将这样三条平均成本曲线纵向叠加，就有图1.11上方的实线AC，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虚线代表Y1提供的服务的市场价格。如果企业产出不足够大，从而企业对Y1只有少量需求时，这家企业可以从市场上购买也可以自己生产Y1提供的服务。前者对应于虚线AC，直到企业产出足够大。这时，企业可以自建流程Y1，也可以继续从市场购买Y1的服务。不论如何，这家企业不会仅仅因为Y1的收益递增性质而不顾Y2的和Y3可能的收益递减就努力扩张产量。

斯蒂格勒指出，这家企业很难在早期就将Y1出售给其他企业。也许因为市场需求太小，没有企业愿意收购Y1并承担亏损。当市场对Y1提供的服务有足够大的需求时，这家企业能够出售Y1流程给专业化于Y1的企业。注意，独立之后的Y1企业虽然面对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但不能完全垄断Y1服务的市场。因为，只要Y1服务的售价高于图1.11虚线代表的价格，最初出售这一流程的企业仍可自建Y1流程提供内部服务。

典型的企业发展，很可能如图1.11的曲线Y3所示，先有一个收益递增阶段，然后才有收益递减阶段，中间是一个可长可短的定常收益阶段。关于“完全竞争”的经济学与企业定常收益的假设保持内在一致性，长期而言，马歇尔认为，企业在收益递减阶段形成的“利润”是不可持续的，故称之为“准租”（quasi-rent）。

瓦尔特斯教授（Sir Alan Arthur Walters，1926—2009）因担任撒切尔夫人的首席经济学顾问而闻名于世，由他和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莱亚德（Richard Layard）撰写的1978年版研究生微观经济学教科书（Layard and A. A. Walters，Microeconomic Theory，标题直译《微观经济理论》），第7章“成本，供给，竞争均衡”有这样一个命题：完全竞争的（即“价格接受者”，price-taker）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只能在边际成本曲线与平均成本曲线的交点之右侧被观测到，如图1.12所示。

关于“完全竞争”这一观念，参阅我为本科生写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第九讲“一般均衡”。那一讲引用了斯蒂格勒1957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的一篇综述文章，“Perfect Competition, Historically Contemplated”（完全竞争的历史重评）。斯蒂格勒指出，自从斯密讨论“竞争”观念以来，经济学家从未澄清“完全竞争”观念，他随后列出斯密著作中提及的竞争之五项条件：（1）竞争者必须相互独立决策和行动，不能有串谋；（2）潜在的和已在的竞争者的数目必须足够大，从而无法形成超额收益；（3）各经济行为的主体必须对市场机会有可容忍的充分知识，此处隐含了“信息对称性”假设；（4）社会必须允许拥有这些知识的行为主体自由行动，此处隐含了“自由缔约”假设；（5）资源的所有者们必须有充分的时间使资源按照他们希望的数量和方向流动。

斯蒂格勒继续阐述：第一位系统定义了完全竞争条件的作者是埃奇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worth，1845—1926）。他指出，几乎没有经济学家认真读过埃奇沃思1881年发表的晦涩著作，“Mathematical Psychics: An Essay on the 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s to the Moral Sciences”（标题直译“数理心理学：关于数学应用于道德科学的一篇论文”）。我刚从数学系毕业时，在图书馆读过这本书，有兴趣，但也只是翻阅而已，认真阅读这本书是2007年讲授“经济学思想史”课程的时期。埃奇沃思这部不到150页的作品分为两部，第一部是关于“幸福极大化”的数学导论，第二部的标题是“快乐之计算”，在“完备市场”假设下自由缔约过程的数学分析。埃奇沃思注意到市场不完备的特征，故而反复讨论自由缔约的含义，包括自由重新缔约以及信息自由交流——在“正常的竞争场域”之内的每一个参与者，都可免费获得相关信息，犹如通过电话线连接到证券市场的交易柜台那样及时。

埃奇沃思界定的完备市场条件，在随后的30年里由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1847—1938）和奈特加以补充：（1）要素的完全自由流动，（2）市场均衡的完全静止状态。

克拉克是美国经济学会三位创始人之一，早年在海德堡大学师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尼思（Karl Gustav Adolf Knies，1821—1898）。克拉克与威克斯蒂德（Philip Henry Wicksteed，1844—1927）共同确立了“边际生产率定价原则”——在上列两项补充条件满足之后，要素的价格等于它们的边际产出率，如图1.13所示。

假设企业产出是K和L的连续函数F，等产量曲线Q＝F（K，L），Q是常量。要素L的报酬是w，要素K的报酬是r，由要素比价（w’/r’）决定的直线与等产量曲线在点a相切，由穿过点a的射线（K’/L’）决定的要素比例（也称为“生产结构”）是最优的，任何偏离这一比例的要素配置必有效率损失。这也意味着，只要比价（w’/r’）不变，企业产出q沿着图1.12的横轴增加时，若F满足“同位性”假设或更强的“齐次性”假设，生产规模就沿着图1.13的射线（K’/L’）向外扩展。现在假设要素比价改变为（w’’/r’’），由这一新的比价决定的直线与同一条等产量曲线在点b相切，由穿过点b的射线（K’’/L’’）决定了一个新的最优要素比例（资本深化），任何偏离这一比例的要素配置必有效率损失。根据前述克拉克和奈特的补充条件，要素沿着等产量曲线在点a与点b之间的流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互替）是完全自由的，故当劳动相对于资本变得更贵时，企业完全自由地以资本替代劳动，结构（K’/L’）完全自由地转型为结构（K’’/L’’）。

如果要素流动不是完全自由的，例如，比价改变为（w’’/r’’），即劳动的价格相对于资本的价格有所增加，企业却继续保持在射线（K’/L’）上，就意味着有被浪费的劳动——此处“浪费”是相对于更有效率的状态（K’’/L’’）而言的效率损失。如图1.13所示，与“a-c”对应的劳动量应当被与“b-c”对应的资本量替代，从而进一步降低产出Q的成本。要素流动不自由，意味着生产函数不连续。

在消费者的理性选择模型里，有类似的分析。这时图1.13的横轴是商品x，而纵轴是商品y，并且等产量曲线Q现在是等效用曲线U＝F（x，y），U是常量。要素比价现在是商品比价，穿过切点的射线表达了“消费结构”。最后，“要素完全自由流动”假设，现在改为“消费品之间互替的完全自由”假设。

现在，仍是图1.13，恒等式Q＝F（K，L）两端取全微分，Q是常量，于是有等式：0＝FKdK＋FLdL，即等产量曲线任何一点的切线的斜率是（dK/dL）＝−（FL/FK），对照图1.13的要素比价（w/r）可知，企业最优要素配置保持w＝FL并且r＝FK，即要素的价格等于要素的边际产出率，此即威克斯蒂德和克拉克确立的“边际生产率定价原则”。

运用于真实世界时，我同意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的判断，要素并不是完全自由流动的。也许，非耐用消费品的流动性远高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不过，消费行为常依赖于“习惯”，故使消费品之间的替代仍不是完全自由的。例如，我习惯使用苹果电脑，尽管苹果电脑相对于同等功能的其他电脑而言更贵，我却很难改用更廉价的电脑。我读博期间，对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定价原则保持怀疑。最近，我读了著名经济学思想史教授巴克豪斯2017年发表的萨缪尔森传记第1卷（中信出版社2020年中译本《萨缪尔森传：现代经济学奠基者的一生》），才注意到，萨缪尔森也始终不相信克拉克的要素边际生产率定价原则。他指出，劳动力市场从来不是完全竞争的。假设要素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质，这是凯恩斯的重要贡献。虽然，萨缪尔森并不承认自己是凯恩斯主义者。

于是发生了一个问题：假如生产要素或消费品相互之间不能完全自由地替代，那么，如何定价？据我所知，放弃边际定价原则，大多数经济学家将无所适从，也因此，他们无条件地继续信任边际定价原则。

如果商品不能自由替代，返回图1.13，例如，比价变为（w’’/r’’），企业却继续保持在射线（K’/L’）上，与“a-c”对应的劳动量应当被与“b-c”对应的资本量替代，但由于替代是不自由的，这样的替代没有发生。于是，企业继续在射线（K’/L’）上生产Q。假如在这一市场里的企业都如此行为，根据图1.13，已变得更贵的要素L，边际产出价值FL却低于它从企业获取的工资w’’；另一方面，已变得更便宜的要素L，边际产出价值FK却高于它从企业获取的利息r’’。这一状况可能诱致一些新的企业——它们在射线（K’’/L’’）上生产Q——进入市场，新的企业有更低的单位成本，于是迫使老的企业退出市场。改变资本与劳动的比例意味着改变生产技术，在这一意义上，新的企业使用了新的技术。另一可能的情形是，没有新的技术可以降低这一市场里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那么，劳动价格的上涨推动产品价格上涨，这一价格上涨将由市场的供求双方分摊。在马歇尔经济学（《经济学原理》第五册第六章）中，这些情形由“派生需求”（derived demand）的四项定律涵盖（参阅前述瓦尔特斯与莱亚德的《微观经济理论》第9章）。

马歇尔经济学是“局部均衡”分析，缺乏逻辑彻底性。罗宾逊夫人（Joan Violet Robinson，1903—1983）是凯恩斯时期及之后剑桥大学经济系的核心人物，她的《不完全竞争理论》与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都于1933年发表，并列为研究“不完备市场”的经典著作。罗宾逊夫人的一篇文章收录在张伯伦1954年主编的文集Monopoly and Competition and their Regulation（标题直译《垄断与竞争以及相关的规制》），是那本文集“理论部分”仅有的一篇文章，标题是“The Impossibility of Competition”（竞争之不可能性）。她在这篇文章里论证了一个命题：存在逻辑冲突使得基本的竞争概念之为一种均衡状态是不可能的。

最早撰文指出马歇尔经济学有内在逻辑矛盾的经济学家，是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的学术秘书斯拉法（Piero Sraffa，1898—1983）。葛兰西被墨索里尼送入监狱，写了30册“狱中笔记”（约3000页），被认为是最具原创性的政治理论札记，见图1.14。事实上，这些札记成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葛兰西的密友斯拉法负责从米兰书店为葛兰西买书和文具并带到监狱里，再将葛兰西的笔记本秘密带出监狱，然后安排出版。也是由于斯拉法加盟剑桥大学经济系之后组织的营救葛兰西国际运动，使葛兰西在入狱11年之后，于1933年被转移到医院。但那时葛兰西的身体已完全崩溃，4年后辞世。

关于创造性思维的心理学研究早已达成的一项共识是：来自不同传统的思潮相互冲击的时候，最容易迸发原创思想。斯拉法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思想与文化理论带给剑桥大学的“凯恩斯小圈子”，首先对马歇尔经济学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其次又对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考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参阅维特根斯坦晚期著作《哲学研究》的序言）。

斯拉法的父亲是法学教授，先后执教于意大利的帕尔马大学、米兰大学和都灵大学。斯拉法随父亲游学期间，在都灵结识了年长7岁的葛兰西，成为挚友。斯拉法的经济学导师艾纳伍迪（Luigi Einaudi，1874—1961）在成为意大利共和国第二任总统（1948—1955）之前是意大利银行行长，他指导斯拉法撰写的毕业论文，主题是“大战期间的通货膨胀”。斯拉法于1920年获得经济学文凭之前，以工程师身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于1921—1922年间访学伦敦经济学院，在那儿结识了凯恩斯，并应邀为《经济学杂志》（埃奇沃思与凯恩斯联合主编）撰稿介绍意大利银行体系；另一篇文稿交由《曼彻斯特卫报》发表，标题是“意大利银行现状”——这篇文章激怒了墨索里尼，并使法西斯暴徒迁怒于斯拉法的父亲。随后，1926年，国会议员葛兰西被墨索里尼投入牢狱。斯拉法应凯恩斯之邀，于1927年担任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师，从此再未离开剑桥。

斯拉法1925年撰文（这篇在意大利文写的论文仅于近年才有英译本）指出马歇尔的均衡分析与完全竞争假设之间有逻辑冲突，遂于1926年以英文发表于凯恩斯主编的《经济学杂志》，标题“The Laws of Returns under Competitive Conditions”（竞争条件下的报酬定律）。他认为马歇尔不能用同一条曲线刻画企业在收益递增阶段和收益递减阶段的平均成本，即图1.8缺少学术合法性。首先，使用收益递增技术的企业可能形成“天然垄断”，从而颠覆“完全竞争”假设。其次，收益递增源于斯密的观察——劳动分工提高生产率，于是劳动报酬递增；收益递减源于李嘉图的观察——农业土地要素固定而劳动投入不断增加，于是劳动报酬递减。再次，局部均衡分析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不适用于某些部门因收益递增而产生外部效应的情形，此类情形必须诉诸“一般均衡”理论。他指出，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经济学要么假设“完全竞争”并假设“定常规模收益”，要么放弃“完全竞争”以便寻求可容纳收益递增律与收益递减律的更一般的理论。斯拉法自己的努力，是多年之后，于1960年发表的《用商品生产商品》（巫宝三中译本）。

如我常介绍的那样，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理论课程”只有两门：（1）价格理论，即马歇尔经济学，关于“相对价格”的研究；（2）货币理论，即关于“价格水平”的研究。其余课程诸如“产业组织理论”“劳动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等等，都是“应用课程”。马歇尔经济学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基础，货币理论以价格理论为基础。奈特和瓦伊纳（Jacob Viner，1892—1970）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第一代宗师，1933—1934年，他们联合讲授“微观经济学”。1950年代，主讲“价格理论”的斯蒂格勒和主讲“货币理论”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成为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第二代宗师。后来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张五常认为，思路已完全不同于他熟悉的老芝加哥学派，分道扬镳，渐行渐远。我认为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1930—2014）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第三代领袖，然后才是分道扬镳的卢卡斯（Robert Emerson Lucas, Jr.）。贝克尔的弟子，最杰出的是墨菲（Kevin Miles Murphy），他师承艾智仁和贝克尔，应视为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第四代领袖，并且，他于2019年与三位合作者撰写的《芝加哥价格理论》（Sonia Jaffe, Robert Minton, Casey Mulligan, Kevin Murphy，Chicago Price Theo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我认为是我读过的马歇尔经济学和贝克尔经济学的最佳教材。

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出国留学时期，刚好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鼎盛之后。所以，我读博时最常琢磨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是贝克尔和卢卡斯。但是，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回国任教时，1990年代，芝加哥学派或“淡水学派”（因校园靠湖得名）已被“咸水学派”（因校园靠海得名）取代。究其理由，最初斯拉法指出的马歇尔“局部均衡”之逻辑不彻底性，可能是主因。事实上，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默认或公开声明，只有“一般均衡”才是全部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对我而言，首先，在七年数学训练之后才出国，是接受“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很大优势。尤其，“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定理”是角谷不动点定理的应用，而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几十个拓扑学不动点定理的综述。其次，我读博时的教材是前面引述的伦敦经济学院两位教授撰写的，以“一般均衡”理论为第1章的核心内容，推广运用于经济学其他主题。这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思路，与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思路迥异。再次，我在夏威夷大学读博期间很少听课，每日只在图书馆里读书，读每一位任课教师列出的数十篇或数百篇参考文献，同时读自己喜欢的书。我兴趣广泛，喜欢的书当然涉猎极广，包括了经济学几乎每一学派以及对这些学派的批评。这是我最早形成的阅读方法，后来被称为“批判性思考”。

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和罗宾逊夫人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在上述视角下注定只能是局部的分析。根据经济学教科书：当一家企业面对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时，就说它具有垄断性。也就是说，只要一家企业面对的需求曲线不是完全水平的，它对市场就有或多或少的垄断。因为，这家企业可通过调整产出量来影响市场价格。传奇式的经济学家勒纳（Abba Psachia Lerner，1903—1982）建议了一个用来测量垄断的指标，又称为“勒纳指标”——产品价格与边际成本之差除以产品价格。仅当产品由边际成本定价时，勒纳指标为零。现在参考图1.12，假设有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与企业边际成本曲线的交点位于这家企业平均成本曲线的上方，勒纳指标为零，但利润大于零。可见，只要边际成本定价原则成立，勒纳指标就是零，不论利润是否为零，与马歇尔价格理论完全一致，但与完全竞争假设不一致。虽然，这一指标旨在区分垄断定价与完全竞争定价。

假设企业面对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q＝D（p），从而企业有能力通过控制需求的反函数p＝D−1（q）的自变量q（即企业产量）来影响价格p（这时企业是价格搜寻者），那么，仅在边际收益曲线，MR（q）＝d（qD−1（q））/dq，与边际成本曲线MC（q）的交点处，有利润的最大化。如果需求曲线是一条直线，q＝a−bp，此处a和b是大于或等于零的常量，则需求的反函数也是一条直线，p＝（a/b）−（1/b）q，那么，MR（q）＝d（qD−1（q））/dq＝D−1（q）＋qdD−1（q）＝D−1（q）−q（1/b）＝（a/b）−（1/b）q−q（1/b）＝（a/b）−2（1/b）q，可见，MR的斜率是需求曲线斜率的两倍。回到图1.12，当需求曲线是一条直线，根据垄断定价原则，仅当MR（q）＝MC（q）时，企业有利润最大化，如图1.16所示。注意，图1.15，线段（b-a）是产品价格与边际成本之差，垄断定价原则下，这一差值大于零，意味着勒纳指标大于零——勒纳指标的主旨在于区分垄断定价与完全竞争定价。

沿着马歇尔的平均成本曲线，如图1.12，基于常识，新产品和新技术的企业在发展初期常处于收益递增阶段，即平均成本曲线向下倾斜。以新技术生产成熟产品的企业很可能面对一条水平的需求曲线（完全竞争），则仅当这条直线位于企业平均成本曲线上方时，企业生产才是可持续的。

如果企业的新产品创造了它自己的市场，则企业很可能面对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这时，如果其他市场的产品对这款新产品有很强的替代性，而且由于来自其他市场的竞争，市场对新产品的需求曲线对价格足够敏感，以致新产品价格低于平均成本，那么，生产新产品的企业可能继续亏损经营，直到需求曲线有足够大的扩展，从而由MR＝MC决定的价格高于平均成本，如图1.15所示。另一可能情形是，几乎没有来自其他市场的竞争，于是这家企业对市场有垄断权，这时MR＝MC，图1.16中的点z，由这一产量决定的价格高于平均成本AC，点f位于AC曲线上方，利润大于零。

卡尔多（Nicholas Kaldor，1908—1986）是杨格在伦敦经济学院指导的学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英国女王的首席经济顾问。深受杨格的收益递增经济学影响，卡尔多是战时英国经济资源配置工作的核心人物，他有机会研究“社会最优”（最大化“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而不是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收益递增定价原则。卡尔多定价原则是使平均成本等于价格，如图1.16所示，平均成本曲线AC与需求曲线D*相交于点e，在这里，企业利润是零，亏损也是零，故可继续生产。不过，点e决定的产量小于点f决定的产量。当需求曲线与平均成本曲线不相切时，要么没有交点，要么有两个交点。图1.16的需求曲线D*，与AC有两个交点，点e和点g，显然，点g决定的产量是社会最优的，它远大于由点f决定的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