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及基本问题

图1.1的第一项要点最关键，它是我们理解中国任何现象的前提，它为每一门讨论中国现象的课程提供听课的动机。中国社会处于三重转型期，这是真正的“中国特色”。我30多年前提出这一命题时，在世界地图上查找是否还有其他国家处于这样的三重转型期，没有找到。这就是说，中国问题的独特性，首先在于“文化—政治—经济”的三重转型期——助教可找到我上世纪写的那些文章，发布在微信群里。

也因此，外国人说中国是一个谜。我读博时期，也没有想清楚如何表达中国当代社会的独特性。1998年我在美国采访了八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受《经济学消息报》委托），采取的方式是，首先从图书馆借来他们每一个人的著作全集，通读并列出我的问题清单，然后传真给他们，当然是秘书接收传真。我大约发送了十份这样的问题清单，其中八份立即获得了接受我前去采访的答复。那时我用的是雅虎信箱系统，不很稳定，以致十几年后完全无法登录，所以，我的诺奖采访的全部原始资料也随之消失。传真件当然保留着，不过，传真纸上的字迹（根据热敏原理成像）大约在十年之后也消失了。唯一长期保存的，是访谈的录音带。

八位访谈对象中，参与中国改革的经济学家们非常关注的一位是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 Jr.，1919—2013）。布坎南的秘书贝蒂，性格开朗，人脉广泛，操办布坎南的全部日常事务。我和妻子后来专门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贝蒂》（收入“汪丁丁实验作品系列”《幽灵自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从她的视角叙述布坎南的日常工作。贝蒂说，布坎南读了我的问题清单显然很高兴，乐意与我交谈，至少半天时间。布坎南在访谈开始时就对我说，“中国是一个谜”（China is a puzzle），但是，“它确实工作”（but it works）。我想起西北方言——“行”，就是“管用”的意思。其实，中国经济学家始终面临来自中国经济“奇迹”的挑战，如何解释这一奇迹，至今也还没有解释清楚。

在上述的三重转型期当中，时间最长的是文化转型期。关于文化转型期的开端，学界有不同的判断。例如，日本学者认为宋代以后中国文化就已断绝。陈寅恪的感受是，中国文化“命悬一线”。此外，我持续关注的是“当代新儒家”的思路。记住，我是指境外的，不是指中国大陆的当代新儒家。百度百科“新儒家”词条，冗长且混乱。境外的当代新儒家，即1958年发表“新儒家宣言”的四位学者，按照署名顺序：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他们这篇文告的标题是“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简称“新儒家宣言”），英文版发表时增加了一位作者，谢幼伟，他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在哈佛大学的弟子，回国后担任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1949年随国民党退居台湾。贺麟1945年撰写《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特别介绍了谢幼伟的《现代哲学名著述评》及熊十力为此书作序的赞美之词：“思睿而识卓，学博而量宏。”我在夏威夷生活期间结识了谢幼伟的儿子，一位电子工程师，那时在制作看起来像是“军用步话机”之类的通信器材。他在台湾新竹工业园里办了一家公司，寄来他父亲的一本著作《怀黑德哲学》——怀特海的台湾译名是“怀黑德”。他说家父的哲学无人传承，因为子女们都不是哲学家。

在“新儒家宣言”（又称“中国文化宣言”）的四位作者当中，张君劢1949年在澳门，辞谢国共双方的各种邀约，于1952年定居美国并撰写《新儒家思想史》（参阅百度百科“张君劢”词条）。张君劢为这本书1960年的再版写了一篇序言，分析儒学长期不振之主要因素。当代新儒家的思路，继承宋明理学。故有“第三期儒学”之名——先秦儒学为第一期，而宋明理学为第二期。佛学入中土，在汉唐时期，形成对儒学的重大挑战，遂有宋明理学的崛起。张君劢的这本书将儒学的演化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先秦儒学与百家并存的时期，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期，儒学被佛家和道家遮蔽的时期，宋明理学时期。我认为张君劢这样的划分，更可表达他对“威权主义”儒家的批评。事实上，儒家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始终困扰中国大陆的“当代新儒家”。

尽管有上述的各种学说，中国大陆学界通常认为最近的这一次“文化转型期”，开端应如“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记所述：“由此上溯一百五十年”。也就是说，鸦片战争是这一次文化转型期的开端。远比“开端”更复杂，我们讨论转型期的“结尾”时，需要引入动态系统的知识。

如果我们想象历史是一个动态系统，也许，仅仅是“也许”，我们能识别一些“变量”——它们的变动依赖于时间和“参量”；相对于“变量”而言变化远为缓慢于是可视为“常量”——所谓“知常通变”，常量为变量提供基本框架。又如果我们想象变量沿时间的变化具有某种连续性，使得它们（现在称为“状态变量”）对时间的导数由一组微分方程描述，那么，导数都是零的那些状态，称为“静态”（stationary state），百度错译为“定态”，实应译为“平衡点”。根据微分方程的定性理论，有些平衡点是稳定的，即状态变量一旦进入就不会离开，这样的稳定平衡点称为“稳态”（steady state，可称为“定态”）。又根据定常微分方程定性理论的全局分析，我们可以想象变量在状态空间中的运动轨迹：不论初值（初始状态）落在状态空间的哪一区域，系统总是趋向于某一定态，在足够强大的外力作用下，系统可能离开一个定态，趋向于另一个定态。现在假设有足够强大的外力作用于中国社会，使它离开了一个定态而趋向于另一个定态，那么，中国社会从旧的定态抵达新的定态，这一段经历，就称为“转型期”（transition）。

在现实社会里，基于常识，转型期的时间不应超过稳态期。至于转型期与稳态期的比例，也许是1比9，也许是2比8，也许是3比7或4比6，甚至，在强大外力的多次冲击下，社会系统来不及进入新的稳态就开始下一次新的转型，于是转型期成为可观测的历史之主要部分。

人口过程的转型期也许最清晰地显示了转型期与稳态期的关系，它是人口学的经典主题，名为“demographic transition”（又称为“生育率转型”）。图1.3是维基百科“人口转型”词条提供的标准模型。在旧的稳态期，出生率与死亡率大致相等，人口增长率约等于零。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死亡率下降，出生率通常滞后一段时期才开始下降，于是出现“人口爆炸”现象，当出生率再度下降到约等于死亡率时，人口过程达到一个新的稳态期。这一规律最初由普林斯顿大学人口学权威寇尔（Ansley Johnson Coale，1917—2002）在欧洲历史人口研究中确立。据此，人口转型大约在两代人或三代人的时间内可以结束。

这一模型在战后被沿用于亚非拉美各国的人口过程，出现了相当多的反例。包括生产方式在内的文化差异，似乎是导致生育率转型偏离欧洲模型的主因。欧洲在生育率转移时期形成的人口压力，是通过移民美洲及其他海外殖民地缓解的；而亚洲在生育率转移时期形成的人口压力，是通过创造本地就业机会缓解的。亚洲的传统农业是“内卷式”的，虽可吸纳更多劳动力，却只能使人均收入在“马尔萨斯水平”徘徊。亚洲人口死亡率降低，主因是在西方技术影响下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而出生率维持于高水平，主因是传统的生活方式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在诸如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出生率长期不能与下降到新水平的死亡率重合，导致人口爆炸式增长。孟加拉国的人口模式也常见于拉美各国，例如墨西哥。

中国的文明史大约五千年，商周之变，王国维判定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变化。参考印刷版心智地图，第一讲标题的上方，如图1.4，是竺可桢的“气候变迁与王朝变迁”图示。

我在图1.4标明的“商周交替”，大约对应于公元前1500年，根据考古学常用规则，前后各取50年，这次转型期的开端是公元前1550年至公元前1450年。然后，气候从冷的极端返回常态，大约对应于公元前1100年，前后各取50年，公元前1150年至公元前1050年就是这次转型期的结尾。从开端到结尾，大约350年，不符合“断代工程”商周交替时段。如果我们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视为王朝更迭的另一次转型期开端，那么，周朝的稳态期大约350年。由此推测，社会演化的转型期与稳态期几乎等长。不过，挪威雪线变动显示，骤冷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500年之间。根据“断代工程”，武王伐纣是在公元前1046年。据此修订上述估测，商周转型期不过百年，是商代统治时期的1/6。

再看竺可桢图示的“第二次转型期”，史家公认战国时期结束于公元前221年。那么，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这次转型期的时间几乎长达550年，可是秦汉总共时长不过450年。如果仅将战国时期视为转型期，那么，第二次转型期与稳态期大约是3比7，这样，商周交替的转型期与周朝的稳态期之比可调整为4比6。商朝延续510年，转型期350年，稳态不过160年。

竺可桢这张图的第三次转型期发生于公元250年，在那里，我标识了“汉魏交替”。直到唐代，进入稳态期。这一转型期长达500年且充满动荡，难怪钱穆认为这是中国历史的“黑暗时代”——欧洲中世纪曾被称为“黑暗时代”。

沿着图1.4竺可桢曲线继续讨论，“宋元交替”大约在公元1100年，似乎还没有进入稳态期，就开始另一次转型，直到民国，也很难进入任何稳态期。宋代以来，竺可桢定律逐渐失效，主因是宋代农业技术进步。宋神宗诏令天下引入安南（越南）的占城稻（可在旱地种植的稻米），亩产粮食从150斤跃升至300斤。气候与王朝更迭之间关系的实质是温度下降导致粮食减产，当这样的冲击足够大时，系统就偏离旧的稳态，进入转型期。宋代粮食革命之后，温度下降对农业产量不再构成严重冲击，取而代之的是水旱蝗灾对产量的冲击，以及土地兼并导致的社会失稳。此外还有来自系统内部的原因，例如“皇权”与“相权”在明代严重失衡之后，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的腐败。更何况，如图1.4所示，明清交替之后，温度呈长期上升趋势。

最近这一次文化转型期的开端，基于常识的判断，参阅徐中约的著作《中国近代史》上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首先在“器物层面”对中国占据了优势，“鸦片战争”激发了中国的“自强运动”（1861—1895年），这一运动的领袖们意识到，不仅在器物层面而且在“制度层面”，西方列强也占据了优势；更进一步，当中国试图模仿西洋制度时，他们意识到中国人必须改造自己的文化，否则很难成功模仿。于是“体用之争”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演变为激烈对立的两派，有人坚持“中体西用”，有人鼓吹“全盘西化”。基于这些叙述，我们通常认为最近这一次“文化转型期”始于1850年。我们当然很难判断这次文化转型的结束时段，不过，通常认为至少需要300年至500年时间。故而，从“短”计议，我们预期这一转型期在2150年进入结尾。至于转型之后中国文化的状态，仍是基于常识，通常认为，介于传统中国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之间。台湾的社会学家们发表过一些文化转型的研究报告，大致支持上述判断。

中国社会的三重转型期，第二重就是政治的转型期。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不论是坚持中国独有的还是将来继续演变，大致可认为这一转型期的长度介于文化转型期与经济转型期之间。

第三重转型，是经济的。首先，我引用我自己定义的“发展经济学基本问题”：如何在两代人或三代人的时间内，将人口转型期形成的“过剩劳动力”转化为资本（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从而在人口转型期结束时维持足够高的人均收入。其次，诸友可检索阅读许多关于中国“人口红利”何时消失以及如何应对的政策报告。再次，最近官方提出旨在鼓励生育的政策，及其可预期的后果，也许在几十年之后可弥补人口老龄化的严重后果，但仍是“小概率事件”。

政治转型期的长度介于文化转型期与经济转型期之间，例如，大约是150至200年，仍是“从短计议”，姑且就说150年。

目前，中国社会处于上述的三重转型期。此处“三重”的意思是，上述三个转型的重叠时期。不难想象，在这样一个三重转型期，经济的增长有许多不确定性，我们很难预期例如今后10年或20年的情形。所以，每一个人的理性行为都会倾向于使未来的收益流有更高的折现率。这样的折现率，与我们观察到的“行为短期化”完全一致。短期化的行为越普遍，由此推断的折现率就越高。

晚清以来，中国被西方带入图1.5所示的全球化过程。在世界经济长期史的视角下，3000年历史只有两个阶段：（1）马尔萨斯稳态期，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800年；（2）产业革命至今尚未结束的转型期，公元1800年开始，也许还可延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也许立即终结。

中国的人均收入，在1800—2000年这200年的大部分时段，可说是在图1.5所示的“大分流”的下方，仅在1980年以后的40年，人均收入开始迅速攀升，相当稳定地位于“大分流”的上方。这里出现了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中国经济转型始于何时？

我的判断是，经济转型期始于1950年，经历三代人的时间，可能终结于2050年。但还有其他可能的判断，例如，始于1980年，那就可延续到2080年。但是持这一判断的人，如何安置1950—1980年间中国经济的发展呢？他们似乎很难否认这一期间确实有经济发展，可是他们又很难承认这一期间与1980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同属一个转型期。

与此相关，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人口转型始于何时？我的判断仍是，始于1950年，与经济转型期相符，参阅图1.6，中国人口金字塔数据，显然更支持我的这一判断，而不会支持上述的另一判断。

注意，发展经济学缺乏理论框架，它甚至很少提供关于“经济发展”的定义，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1916—2003）关于“经济起飞”的定义是一个例外。有鉴于此，我在1990年以前构想了我自己的基于人口转型理论的经济发展基本问题。据此可知，欧洲人口转型期形成的过剩人口，并不导致经济发展基本问题，因为美洲殖民地的开发。亚洲人口转型期形成的过剩人口，因为缺乏海外殖民地，几乎必定导致经济发展基本问题。

在长期视角下，如图1.7的右图所示，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指出，国民财富的“根由”或“根本原因”（root causes）：（1）足够广泛地保护产权，（2）精英阶层足够节制，（3）足够高的纵向流动性。

印刷版心智地图“第一讲”标题的上方，就是阿西莫格鲁这篇文章的第一页，在这一页的左下角和右上角，我用三种颜色标亮了他总结的“好制度”的三大要素。

制度为经济发展提供激励框架，这是诺斯（Douglas North，1920—2015）的见解，他因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而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中国推动经济体制变革的经济学家们首先关注诺斯的著作，稍晚才关注布坎南的著作。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以诺斯的制度理论为核心内容的，标题是“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经济研究》1992年第5期）。诺斯1990年著作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最早的中译本《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4年）译者是刘守英，现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诺斯这本书后来的格致出版社2008年中译本，译者“杭行”，像是笔名。

诺斯2005年的著作《理解经济变化的绩效》（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是他长期思考的“经济发展谜题”之概述。图1.7的左图，时间跨度从100万年前到2100年。第一次技术革命，诺斯标识的是“农业”。此前当然还有若干次技术革命，例如工具制造和火的使用，不过，具体时段很难确定。这样漫长的时间，根据图1.7的左图，似乎仍如图1.5那样，可划分为两个时期：（1）基本稳定的时期，（2）转型期。

其实，图1.7的左图与图1.5有显著差异，图1.7的左图涵盖了多次转型期和稳态期，只不过，它左侧的纵轴刻度没有使用对数表达，故而1800年之前的转型期都被1800年这次转型期遮蔽了。很勉强，我们在图1.7的左图能看到“罗马帝国”转型期和帝国之后的稳态期，它延续到公元900年“风车”革命引发的另一次转型期。从图1.7的左图还可看到，风车革命的转型期与工业革命转型期之间没有稳态期。我认真琢磨了诺斯这张图的纵轴之后更坚定地认为，这张图的人口总量应当用对数表达。

在外星人的视角下，地球人类的发展首先取决于人类知识的存量和增量（知识问题），其次取决于人类如何运用知识的存量（制度问题），再次取决于人类获取新知识（增量）的速度（群体创造性问题）。外星人的这些见解转化为地球人的见解，就是经济长期发展的三要素：（1）经济增长理论家们定义的“技术进步”，（2）阿西莫格鲁定义的“好制度”，（3）人口数量及年龄金字塔。

这样我们就可将中国社会的三重转型期嵌入图1.5和图1.7所述的人类社会的长期演化框架——不仅包含晚近200年的三重转型期，而且包含中国社会5000年来的历次转型期和稳态期。只不过，晚近形成的三重转型期表征着当代中国社会的独特性质。例如，与西方社会相比，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源自古代希腊，稍后还有希伯来和古罗马的文化因素。在长期视角下，或许能称为“文化转型”的几个时期，其一是希腊化时期，其二是罗马帝国瓦解时期，其三是从中世纪返回古希腊文化的时期。西方政治制度经历了若干次转型，最晚的一次应当是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的政教分离。代议制或三级会议，是中世纪的制度遗产。西方的法治传统也有若干来源或转型，但在1800年之前很久就已进入稳态。西方世界秩序，如基辛格所论（2014年英文版及中信出版社中译本《世界秩序》），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结束时进入一个新的稳态并延续至今。基辛格现在（他的新著《论中国》及晚近的访谈录）似乎认为，中国的崛起可能引发西方世界秩序的另一次转型。达利欧2021年的新著，在很大程度上与基辛格的判断一致。不论如何，工业革命形成的经济转型期在西方社会只是嵌入文化稳态期和政治稳态期之内的单一转型期。

诸友不妨再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或与诸友熟悉的任何国家相比。例如，越南社会的文化转型似乎从未发生，因为越南文化始终处于儒家文化圈和佛教文化圈的交集或边缘。其次，越南政治体制正在转型，方向尚未确定。再次，越南的经济正在转型。所以，越南人今天生活在“政治—经济”双重转型期社会里。又例如日本和韩国在战后经济发展时期，也都只是“政治—经济”双重转型期的社会。总之，中国之外，我没有见到同时经历三重转型的国家。

图1.1所示第一项内容，首先是“三重转型期”，其次是“基本问题”。仅当我们嵌入中国社会的三重转型期于全球长期史框架内，我们才能理解当代中国人面临的基本问题。诸友还应阅读我为这门课预先发表的博客文章：“基本问题”（财新博客2020年9月1日）。

大约20年前，我写了几篇文章论述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这里提供一个简要概括：生活在三重转型期之内，中国人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缓解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情感方式之间的冲突？

中国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后，如图1.5和图1.7的左图，中国人迅速摆脱了传统农业乡土社会的生活方式，跃变为现代的，也常称为“工业化的”（或“西方化的”）生活方式。总之，这是晚清以来“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的争论之延续。如果说那时的争论局限于精英群体，那么现在这一争论凸显的冲突已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此相类，日本和韩国转型期的特征指标是：（1）离婚率迅速上升，（2）自杀率迅速上升，（3）犯罪率迅速上升。

现在我可以稍许深入讨论中国政治转型问题。晚清的政治已开始转型，危机重重，积重难返，以致“辛亥革命”领袖们登高一呼而天下应者云集，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宣统皇帝退位。将来史家也许毫不犹豫就判定“帝制时代”之终结，是中国政治转型期的开端。但是对经历了以往百年革命的中国人而言，事情显得更加复杂。关键问题是：帝制时代之后的中国政治向何处去？

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政治多次改变方向，究其原因，我认为仍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欲寻出路求解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情感方式的冲突而不得。如前述，中国人所能改变的，首先是器物层面，其次是制度层面，最后，也许是文化层面。师法西方的器物，难度最低。师法西方的制度，我们这一代人有深切体会，难度很高。中国大陆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区域，而“亚洲四小龙”只在儒家文化的边缘且唯其如此才更容易有经济的崛起。与边缘文化不同，正如梁漱溟所论，中国人的情感方式是儒家的。参阅梁漱溟三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尤其是第三本，完稿于梁漱溟生命的最后几年，思睿而识卓。

理解了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我们才可理解，为何推翻帝制以来中国政治转型如此多变。据此，我们可将这一次政治转型期的开端判定为辛亥革命，那么，它应当在150年以后，即2060年以后进入稳态期。现在回顾，邓小平的政治遗产至关重要，否则很难有改革开放及丰硕成果。毛泽东的政治遗产也很重要，否则很难有中共治理社会的合法性。

我仍建议诸友细读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他是美籍华人，在美国写作，这本书获得加州大学为图书颁发的最高奖，然后翻译为繁体中文，后来大陆出了简体字版。我喜欢他写的中国近代史，主因在于他没有受到国共任何一方的意识形态影响。而其他学者写中国近代史，很难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当然，徐中约也许难以摆脱西方史学的影响。对中国近代史的读者而言，西方史学的影响是次要因素，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束缚才是首要因素。

我在“国发院二代教育群”里转贴了取自徐中约这本书关于1919年巴黎和会如何让中国知识界不再信任西方列强的章节，有一位朋友深感震动。这件事让我相信，生活在今天的许多年轻人和中年人都需要读一部公允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我与老友王焱在上世纪探讨过这一主题。我记得王焱当时说，中国人确实很想拜西方为老师，没想到在“巴黎和会”被西方老师打了耳光，遂转向日本，师法东洋。徐中约继续说，“五四”时期的中国人感觉俄国人远比西方人更接近“公理”——当时中国人的口号就是“公理战胜强权”。俄国人在1917年革命之后主动与中国政府接触，提出愿意放弃巴黎和会分配给他们的中国权益。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1919年以后，确实有许多人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读徐中约这本书，诸友至少能更加认真地对待以往很难认真对待的意识形态命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事实上，王小强曾私下对我说：他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你们如果熟悉他的历史（他是我和周其仁的老友），就可明白这件事的意义。说到此处，我想到林毅夫当初说服我加盟朗润园时讲述的一番道理。老林的鼓动能力极强，他说咱们这批人赶上了中国百年以来最长的一段和平时期，十分可贵，将来都可载入史册。咱们现在回顾民国大师们在各领域取得的成就，已非常崇拜。可是，他们只享受了十年的和平。接下来，日本全面侵华。如果我们回顾“文革”结束前后的十年历史，或可印证，现在我们享受的四十年或更久的和平，来之不易。尤其，参照改革开放的内情记录（我常推荐的三种“改革回忆录”），阅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中共百年大事记”。许多当时不能公开的事情，现在都可以公开。四十年和平，来之不易呀。危机重重，如履薄冰。邓小平说，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要知道，摸着石头走下一步，不承认任何预先的目标，这是需要极高政治智慧的改革。

以上所述，大致揭示出毛泽东政治遗产和邓小平政治遗产对当代中国人的重要性。虽然，当代中国人的相当大部分已成为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更愿意承认邓小平政治遗产的重要性。我在几年前的一次内部研讨会上发言指出，如何能够同时继承毛泽东政治遗产和邓小平政治遗产，这是今天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基本问题。

市场经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它是“草根族”，有草根那样顽强的生命力。可是，如韦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1864—1920）很早论证的那样，市场经济需要独立于市场经济的“支撑系统”——独立的司法权、独立的审计、独立的其他监督机制。阿罗（Kenneth Joseph Arrow，1921—2017）在一篇文章里举例，假如谁出钱最多谁就获得诺贝尔奖，那么，诺奖的意义立即消失。又假如法官判案，出钱多的一方胜诉，则法律的意义立即消失。阿罗声称，“不存在将一切事物（事务）市场化的市场”。阿罗的这一命题，我名之为“阿罗第二不可能定理”。

一方面，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所以，市场经济应当允许。另一方面，阿罗第二不可能定理意味着，不应听任市场经济将一切事物（事务）市场化的程度，因为那样的市场经济已病入膏肓，势必消亡。奈特（Frank Hyneman Knight，1885—1972）是杨格的学生，也是芝加哥经济学派公认的宗师，他在1933—1934学年的微观经济学讲义开篇就提醒学生们不要盲信市场经济。他说，市场的自由演化势必导致自由消失为零。我为这门课预先发表了一篇博客文章，是1998年我和萨缪尔森的对话纪要（财新博客2020年12月6日，“萨缪尔森与汪丁丁的谈话”）。我的博客编辑“精选内容”如下：

萨缪尔森：让我告诉你，中国面临的大问题是什么吧。假如你日益依赖于市场经济，那么将以各种概率，倾向于日益增加的不平等。这是市场经济的实质。一些人努力工作，一些人走运，而另一些人则不那么走运，还有一些人比其他人受到更高的教育，等等。库兹涅兹曾经总结过，当经济发展的时候，收入不平等程度（例如以洛仑兹曲线或基尼系数描述的）会增加，然后，当经济发达起来以后，不平等开始降低。但是，大多数不平等程度缩小的情况是与“福利国家”联系起来的。而现在西方正在转向“自私自利”的社会……

这是多么正确的预言呀，1998年的预言，包括他对西方正在转向自私自利社会的判断。也是在“内容精选”里，萨缪尔森的另一个预言也十分正确：日本为中国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中国从一个传统集权国家向着民主多元发展的时候，如何控制它的政府的庞大官僚阶层的权力？如何建立一套协调机制来结合政治家们广泛而有远见的头脑与技术官僚的精巧管理方式？

我干脆贴出“内容精选”的其余部分——

汪：教授，现在正好谈到了一开始的话题，就是经济学家所抱持的伦理学立场。这也是你感到有兴趣的话题。

萨：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这是必要的态度。

汪：我和我的一些同事们始终认为，一个健康的市场社会必须要有相应的道德基础来支持。否则的话，你甚至无法谈论纯粹意义上的经济学。

萨：单有伯累托最优是不够的。那仅仅是必要条件，它假定一个社会已经是公正的社会了。可是如果社会还没有变成公正的，你就需要一些其他措施来纠正它，从而为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创造条件。瑞士人民比较幸运，那个民族比较单一，所以冲突较少，日本人也是这样。在冲突少的地方，比较容易实现社会公正，例如大家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不像在美国这样的自由移民国家，不同种族之间的冲突使得“自由市场”难以自动变成公正的。所以，我自愿支付一些费用（给政府），以便可以减少一些不平等。这些就是我给你的一些有关市场经济的看法。

诸友读了萨老这许多观点，应能明白，他最关注的不是市场经济的效率，而是市场经济逐渐积累的不平等。巴克豪斯（Roger Backhouse）2017年出版的《萨缪尔森传》（Founder of Modern Economics: Paul A. Samuelson，Vol. 1，Becoming Samuelson 1915-1948，标题直译：《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保罗·萨缪尔森》，第1卷“成为萨缪尔森，1915—1948年”），应当是关于萨老的最新传记，很遗憾只有第1卷，是萨缪尔森30岁之前的传记资料。巴克豪斯是经济思想史的名家，他的《经济思想史》企鹅版早已有中译本。显然，巴克豪斯认为，萨缪尔森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读本科时期深受老师奈特的影响。中译本更夸张，说奈特是萨缪尔森的“偶像”。其实，师生二人的思想关系十分复杂。不论如何，萨缪尔森对市场经济的批评，确实传承自奈特。

这是心理事实，也是常识：情感方式很难迅速改变，不论生活方式多么现代化。人类是“社会性哺乳动物”，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里提供了详细解释。那本讲义是2011年出版的，到现在，十年时间，讲义的主要内容仍不必修订，尽管脑科学研究日新月异。晚近十年的研究进展，在我浏览范围内，确实有值得引述的文献，当然，继续支持我的论点。例如，心理学家巴莱特（Lisa Barrett）的最新文章和著作。她也许是现在名声最高的心理学家，连续主编了几部诸如《情绪手册》（Handbook of Emotions）这样的工具书。在疫情期间的访谈节目里，她这样概述她的“情绪理论”（因为这一理论引发了她与一位脑科学权威人物的论争）：人类固然有五种原初情感——喜怒哀恐厌，但还有更多更细致的情绪，其实是由文化传统塑造的。她发表于2017年的著作，标题是How Emotions Are Made: 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 and Brain，直译《情绪是如何被制造的：关于心与脑的新科学》。还有一篇由她牵头发表于2020年的论文，标题是“Learning Situated Emotions”，或可译为“学习各种嵌入场景的情绪”。

钱穆多年前区分过“文化”与“文明”这两个语词，他认为，“文明”更偏重于物质生活，“文化”更偏重于精神生活。

上列两篇巴莱特的论文，第一篇雄心勃勃，要建立关于心与脑的新科学——文化与情绪的共生演化；第二篇脚踏实地，在日常生活中，她考察个体如何学习嵌入各种场景的情绪。例如，你很难在婚礼上嚎啕大哭。休谟所谓“同情共感”的能力，使人们不会对刚刚丧偶的朋友表达欢喜之情。同时，休谟和斯密都注意到，习俗与伦常有显著的民族差异——在波斯符合伦理的行为，在印度也许天理不容。

巴莱特的学说，适用于钱穆视角下“文化”和“文明”这两大观念的交集——人们在各种生活场景里的行为。人们在诸如婚丧嫁娶这些行为中表达的情感，并不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而改变。应当表达悲哀的场景，不论多么现代化，也仍要表达悲哀，而不是欢喜或无动于衷。

以上所述，是所谓“情感方式”的不变性或缓变性。借用数学模型的语言，生活方式是“变量”，而情感方式是“参量”——再重复一次中国人的智慧，“知常通变”，常量远比变量更重要。数学模型很难描述的是，变量不仅依赖于参量，还与参量发生冲突。借用萨缪尔森为经济学确立的“比较静态分析”语言，如果变量连续依赖于参量，那么当参量只有微小变动时，可观测的变量不应表现出激烈甚至断裂的行为，以至于在旁观者看来这些行为似乎依赖于完全不同的另一套参量。

韦伯最早意识到现代生活方式的理性化悖论。根据他的描述，工具理性逐渐将生活割裂为许多碎片，在每一碎片上运用理性原则，于是仅就这一碎片而言，生活是最优的。假如你是金融市场的雇员，那么，你每天离开家应直接去办公室，而不是绕道去教堂祈祷之后才去办公室。假如你因工作压力而患了抑郁症，那么，你应找到一名临床心理医师，而不是去找一名神父听你忏悔。假如你是学生，每天要完成家庭作业，那么你的效率原则驱使你仅仅完成作业，而不是追根溯源搞清楚老师为何要布置这些作业，而且你认为“老师”只不过是如“手机”这样的工具。同理，森（Amartya Sen）讽刺经济学家，说他们见到凶手杀人却只能建议他换一件效率更高的凶器。这是因为，经济学家也生活在自己的碎片里。同理，医生与患者最理性的关系，莫过于治病而不是谈论人生。韦伯将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生活譬喻为“铁笼”（iron cage），在这里，人们不再追问生活的整体意义，他们忙于应付碎片化人生之琐细问题。

韦伯访问美国之后感慨德国与美国的教育差异时，有如下描述——德国的大学生对教授说：请你带我上升到你的世界里，我想改变自己的人生。可是美国的大学生对教授说：请将你的知识教给我，与我父亲付你的学费相称。韦伯补充评论：于是，美国的大学生很少崇拜权威。另一方面，德国大学生比美国大学生学得更多。反观中国的大学教育，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甚至比美国走得更远。因为中国教师行为更受工具理性的主导，成为学生的楷模。

西方学术界关于韦伯的“铁笼”寓言已发表了不少专著，甚至，维基百科有“铁笼社会学”词条。这里，我只抄录维基百科“铁笼”词条的开篇：

In sociology, the iron cage is a concept introduced by Max Weber to describe the increased rationalization inherent in social life, particularly in Western capitalist societies. The “iron cage” thus traps individuals in systems based purely on teleological efficiency, rational calculation and control. （直译：在社会学里，铁笼是韦伯引入的一个概念，用来描述内在于社会生活的不断增长的理性化过程，尤其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于是，“铁笼”将个人陷入纯粹基于技术效率、理性计算与控制的系统之中。）

据我观察，都市地区的那些中国人已在理性化的“铁笼”里生活了至少20年。我知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学员的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这就意味着诸友在20岁的时候就开始适应“铁笼”生活，适应碎片化的生活。现在你们40岁，应当完全适应了这种生活。

碎片化的人生，如韦伯所述，使人生意义也成为一堆碎片。但是情感生活，尤其是海勒（Agnes Heller，1929—2019）所说的“深层情感交流”，就很难在碎片化生活中维持。以前的人们很难想象，情侣们在幽会中如此频繁地看手机。据我观察，那些家族聚会或朋友聚会时主要在看手机的人，他们很可能习惯于将自己在这类场景里的行为视为“工具”——完成自己的功能而已，自我感觉没有整体意义的人，在不同场景承担不同功能。

我们可以沿着韦伯的思路，追究“铁笼”的制度根源。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扮演了一名工人，每天的工作就是拿着一只巨大的扳手拧紧机器上的螺钉，以致在家里他仍习惯于用扳手在人身上拧来拧去。奈特在讨论劳动分工的好处时，不忘记指出它的坏处——使劳动者异化，使人降格为机器。人们不再读自己专业之外的书，对越来越少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knowing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极而言之，像蚂蚁那样服从分工。或者不那样极端，至少，人们像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描述的那样，成为在单一维度之内生活的人（one-dimensional man）。关于马尔库塞1964年出版的这本书（中译本《单向度的人》），我抄录英文版推荐语里这样一段：

The central problem of our civilization is how to reconcile originality and spontaneity and all the creative aspects of our human nature with a prevailing drive to rationality that tends to reduce all varieties of temperament and desire to one universal system of thought and behavior.（我的翻译：我们这个文明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缓解原创性与应时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持续驱使我们人性的全部创造性品质向着理性化从而趋于将全部品格差异和欲望差异简约为同一普适的思想与行为体系。）

这样的生活方式显然不是中国的，因为它太偏激，完全不符合“允执厥中”或“执两守中”这样的中国智慧。写到这里，我想起我早期出版的一本文集《回家的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在北京大学南门外的风入松书店首发时，海报上写着：我们原本无家可归。这张海报，以及这本书“序言”的最后一段文字——我把这本书献给比我年轻的人们，献给那些生活在未来时代，目前活得并不幸福，甚至感到非常苦恼的人们，献给那些渴望回家的人们——在1998年的中国社会，这些文字引发了包括许知远在内的许多北大学生的共鸣。那时我也深感迷茫，我写的序言，开篇是这样的：

远处一只白色风帆刚好驶入金红色的半轮落日里，被暗蓝色的波浪吞吐着，头顶上是火一般燃烧的云朵。沙滩上撒满多少年前死去的灰白色珊瑚骨质，白骨之下露出凝固了的铁色的火山岩浆。我在海滩上徒劳地寻找着，寻找我想要找的东西。其实我并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只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我不断地想要卸去肩头那份沉重感，我不想放弃“滚石”酒吧和“感谢上帝又是星期五”餐厅里一杯啤酒的逍遥，我不想放弃任何尚未体验过的生活，我不想对自己说“我活过了”。因此，我不断地想要中止我的漂泊，我想回家，我想沉入宁静的睡乡，我想再看一眼遥远的童年。

从那时到现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我在两所大学创办了“跨学科中心”，创办并主编了一份刊物，用十年时间主持一所大学的实验教育。我的这些实践，似乎都在批判“单向度的生活方式”。假如我是决策者，我当然不愿意将中国社会引入上述的“铁笼”。

中国政治体制转型之所以复杂，因为摸着石头过河才走到河的中间，水流愈急，石头愈少，智慧愈高。

这就是中国人面临的基本问题，我称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我说过，“基本问题”有三大特征：（1）挥之而不去，（2）求解而不得，（3）百姓日用不知。

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情感方式之间的冲突，挥之不去，求解不得。我们普通人感觉很无奈，政治领袖责无旁贷必须求解。百姓日用不知，意思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难以摆脱基本问题的困扰，却不知道这些困扰来自基本问题。你如果思考足够深切，当然就明白这是基本问题。虽然，你也许与我一样无奈，离不开现代生活方式，又不能脱胎换骨使情感方式适应生活方式。据我观察，在美国生活的中国孩子，如果3岁之前就在美国生活，以英语为母语，他们的情感方式似乎不再是中国人的，但也仍不是西方人的。他们也很苦恼，不中不西，生活在美国社会却始终有陌生之感，又无法生活在中国社会里，真是无家可归的一小群人。

所谓“深层情感交流”，海勒用的英文是“emotional involvement”。我用谷歌检索这一短语，发现那里的解释太肤浅，完全没有海勒1980年《伦理学》两卷本赋予这一短语的含义。我琢磨了不少时间，决定将这一短语翻译为“深层情感交流”。在海勒的伦理学框架里，社会生活的核心内容就是深层情感交流。与此相对的短语，当然就是“表层情感交流”。如果，在人际交往中，我们只能感受到表层的情感交流，那么，我们是否应从这样的人际关系中退出？据我观察，许多人都想要退出，但似乎又维持着。于是，我们全体就都维持着这样的表层情感交流。我们以为这是社会生活，其实我们的社会生活已死。

综上所述，帝制结束之后，政治转型远未结束，因为中国人还在求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至少要判断求解的大致方向。以往百年，中国人多次改变求解方向。我年轻时通读《列宁全集》，当然也读《联共（布）党史》和苏联其他思想家的著作。随着阅历增长，我常琢磨年轻时记住的列宁语录，例如，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又例如，不很为人知的一句话：“在政治上，诸如勇敢和忠诚这类个人品质是无关紧要的。”

政治转型一方面主导着，另一方面又依赖于文化转型和经济转型。社会各阶层的经济诉求，如列宁所言，集中表达为政治诉求。前提是，各阶层的核心价值观并未瓦解。中国社会经历的是三重转型，诸如“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这类旧的核心价值观瓦解之后，新的尚未建立——其实，文化转型也可视为中西各种文化要素（包括核心价值观）之间冲突与博弈的结果。因此，在文化转型期里，社会各阶层的政治诉求缺乏明确的价值导向。又如诺斯所言，政治为经济提供规则与框架。于是，在规则与框架反复多变的条件下，经济转型显得“步履蹒跚”，经济博弈的参与者们对前景的想象充满不确定性。

前景的极端不确定性，使行为主体的“理性选择”模型有太高的折现率。在金融市场里，资产的市价由投资项目未来收益的折现值界定。假设一个投资项目在10年之后可产生收益，假设折现率3%，按最简单的计算方法，10年后的1元收益折现为现在的0.744元。如果折现率是15%，则10年后的1元收益折现为现在的0.247元。你们用计算器试算几次就可明白，10年以上收益的现值敏感依赖于折现率。世界银行2011年的“世界各国财富变迁”报告（The Changing Wealth of Nations：Measu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New Millennium）假设的折现率是1.5%，而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中国人普遍的折现率在10%至30%，浙江民间借贷利率常高达60%，不是常态。

以上的计算表明，三重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特征指标是超高的折现率——至少是稳态社会折现率的10倍。普遍的行为短期化，意味着诸如矿藏、土地、森林、水源、新鲜空气这样的自然资源，正以至少10倍于稳态社会的速率被耗竭。我读博时写过一篇学期论文，“资源经济学若干前沿课题”，后来在北京大学厉以宁主持的自然资源项目组报告了一次。根据我的资源定价广义数学模型，资源的影子价格固然敏感依赖于折现率，但是，折现率可以内生于社会转型期。例如，据我观察，晚近十年，也许因为经济增长率放缓，也许因为人口老龄化加速，中国人的折现率有所下降，似乎从高于15%的水平降至10%的水平，仍将继续下降，例如，降至5%或7%，与GDP增长率相应。

如果采用上引世界银行财富报告的折现率，1.5%，中国目前GDP（流量）是100万亿元，对应的财富（存量）就是6667万亿元。如果我们的折现率是15%，则100万亿元的流量就只能对应于667万亿元的存量。财富缩水90%，这也意味着自然资源的耗竭速率是常态的10倍。林毓生有一句名言：中国人需要的是比慢而不是比快。用在此处也合适：比慢，国民财富就增加，比快，国民财富就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