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二天，医务室研究决定明天手术。

“你参加你母亲的手术吗？”主任问我。

说实话，我没有勇气执刀为自己的母亲开颅，却想把那个病灶的情况搞个水落石出。

“让我协助你们做手术吧。”

“那就当助手吧。”

就这样，医务主任、长谷部和我组成了三人手术小组。

下午五点，我来到母亲的病房。病房里有父亲和亲戚们，还有从老家赶来的母亲的挚友。他们七八个人形成了一堵人墙，围在病床周围。

“等你好了，我们一起去野中温泉。小原和清川他们干得正起劲儿呢。”

“还记得吗？胜彦的那篇描写奶奶的作文写得太好了，老师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朗读过呢。”

“到了秋天，你应该和你老伴儿一起去关西旅行一趟啊。”

大家轮流趴在母亲的耳边，讲的全是些激励和安慰的话。不知道母亲是否真的听到了，她只是应着呼声点着头。我站在人墙后面注视着母亲。我每天都能见到母亲，对这一个月以来渐渐憔悴的母亲再了解不过了。此时癌细胞肯定正在一刻不停地增殖着，吞噬着母亲体内的养分。

下午六点，护士来提醒我们探视的时间结束了。我们依次握着母亲的手说几句宽慰的话，然后走出病房。

“会好起来的。”“加油呀。”“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谈笑了。”大家鼓励着母亲，为她鼓劲儿加油，同时也试图以此来打消自己心中对手术的不安。母亲听着，一一点头，小声地还礼。

轮到我的时候，母亲一触到我的手掌，立刻就认出了我。此刻，我心里有千言万语想对母亲说。我想请母亲宽恕此前我所有的任性，可是心里的千言万语此时竟无从说起。我只是使劲儿地握着母亲的手。我觉得自己手中握着的已经不是母亲活生生的手了。小时候，母亲曾经用这双手遮住灯光哄我入睡。眼前我正紧紧地握着母亲的即将触摸死亡的手。母亲的嘴动了动，但没有发出声音。我解读出她是在说：“你要好好的。”我连忙松开手，奔出了病房。冷冰冰的感觉从手心传到了我的后脊梁。亲戚们簇成一团站在走廊上，而我心里却在回味母亲的那句话。说不定此刻母亲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下不了手术台了，否则她不会对我说这番话的。

我转念又想，或许我握手的方式让母亲预感到了死亡即将来临，或许我的手带着死亡的气息令人恐惧。在七嘴八舌的亲戚们当中，我又感到了那种被疏远的隐隐的恐惧。

第二天，不到六点我就醒了。手术九点开始，八点就要对母亲实施全麻，让她昏睡。现在去的话，肯定还能见到醒着的母亲。想到这里，我在床上跟女儿嬉闹了起来，我只想用这种方式熬过早上的这段时间。孩子们身上都流着与母亲一脉相承的血，此刻唯有我自己从母亲那里真实地感觉到了死亡的迫近，真是太可怕了。

手术从九点十分正式开始，开颅找到病灶时已经十点了。肿瘤位于小脑的一角，有鹌鹑蛋大小，病灶呈黄色，与周围的白色脑组织明显不同，就是这块黄色的肿瘤压迫了周围的神经。

要是脑组织弄出血来，患者就没救了。大夫们一边用药棉轻轻压住，一边试图从脑组织中将黄色的肿瘤剥离下来，不能损伤附着在上面的无数毛细血管。肿瘤的表面部分，操作顺利的话，还比较容易剥离，可是侧面和背面就没那么容易剥离了，必须沉住气，不能着急。这个部位的周围密布着重要的中枢神经，稍有不慎，触及它们，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症状。他们耐心地进行着每一个步骤的操作，先在肿瘤部位切开了一个小洞，然后开始摘取其中的病灶。十点三十分，电动手术刀带着抽吸的震动和“吱吱”的烧灼声迅速掠过耳畔。纤细的仪器也很难将病灶的肿瘤部分取出。病灶正下方就是呼吸中枢，如果弄出血来，患者的呼吸就会立刻停止。将肿瘤部分全部取出是根本不可能的，肿瘤还剩下大概三分之二，这时已经有多处出血点了。

这一瞬间，我忘记了现在正在为自己的母亲做手术。眼前这个被黄色薄膜覆盖着的肿瘤就是我的敌人，它使我产生了一种冲动，想亲手狠狠地抓住这块黄色的肿瘤，将其一下子摘除掉。此刻，要是我的手插进这个纤弱的大脑之中的话，母亲就会立刻死去，但是，眼下我的大脑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摘除眼前这个很难摘除的黄色肿瘤。

到了下午一点，肿瘤摘除手术没有什么进展。负责麻醉的医生开始追加输血、测量血压，忐忑地关注着手术的情况。

这时，主任猛然抬头看了看时钟，一下子停住手，接着，他把我让到了能够看清楚肿瘤的位置。“这个覆膜必须得全部摘除，但根本做不到。现在只摘除了肿瘤的右半部分，左边那一部分连着脑干，下方是延髓。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引起浮肿就麻烦了。”他的话千真万确。我点点头，用自己的右手拿起了骨起子。

“我试试。”我一边说，一边把骨起子轻轻地放到左右外膜的接缝处。这样拉起骨起子的话，说不定那块黄色的癌症病灶会被一下子连根拔起。我一时走火入魔，脑子里的想法变得简单。

我想试试。不成功怎么办？也许能成功。我内心斗争激烈，右手自然而然地将骨起子插进了脑组织和肿瘤的接合部。

“你！”主任大叫起来。

此时，我的视野里只有那块黄色的肿瘤。可是这块“十恶不赦”的肿瘤却像一座久攻不破的坚固堡垒一般纹丝不动，蛰伏在脑子的一角。我继续推骨起子。

“你！”主任再次大叫。

这时，只见恶魔般鲜红的血液从骨起子的尖端奔涌出来。主任一把将我推到一边，自己站到了中央，迅速把药棉插了进去。可是，鲜红的血液像蛇的舌头一样从药棉的下部迅速浸润上来，眼看着周围被染成了一片红色。抽吸机不停地抽吸着，将鲜血顺着塑料管“嗖嗖”地吸了起来。我右手握着骨起子，茫然地注视着鲜红的血流。主任和长谷部在拼命地给母亲止血，她的出血量不断增加，我只能紧闭双眼，等待着这个过程结束。到了下午一点十分，出血总算减少了。

“简直是胡来，不能造次，你懂吗？”主任发火了。

我点点头。

我把脑膜缝好，把打开的颅骨重新合上，然后敷上肌肉，缝好头皮，恢复了三个小时前进来时的样子。现场没有一个人吭声。这种沉默告诉大家，尽管由这些专家主刀，手术却依然以失败告终。其实，这是一场从开始就没有胜算的战斗，但是在做手术的时候，大家还踌躇满志。手术就这样失败了，不但没成功，还白白给患者造成了这么多损伤。医生们就这么默默地败下阵来，跟战场上铩羽而归的残兵没什么两样。

我们缝完头皮，揭下手术布单。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患者就是生我养我的母亲。我脱下手术服，摘下胶皮手套，端详着自己的手。这只昨夜和母亲相握的手，掌心还残留着少许滑石粉的残渣。一个月前，我就已经确信了母亲的死，昨天、今天，直至现在都丝毫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