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妆为别
一
那天，我马不停蹄地忙碌了一整天。到傍晚休息的时候，我才蓦然想起昨天下午买的那包香烟还没顾上抽。
下午查房结束的时候，救护车呼啸着送来了两名出车祸的急诊病人。两人都是小孩儿，上小学的哥哥只是右脸颊擦伤以及轻微脑震荡，而他三岁的弟弟耳鼻流血、意识全无，一看就知道是重度脑损伤，X光检查的结果为颅骨骨折。医院当即给他输氧、输液，但两个小时后他不治身亡。
我确认孩子死亡后，正打算走出病房，那位母亲泣不成声地问道：“孩子还有救吗？”他的呼吸中枢还在工作，但死亡只是时间问题，输氧和输液不过是摆个样子，送来时就没有救活的希望了。当然，这些是不能告诉这位母亲的，一时间，我只得假装认真地倾听她不明真相的询问，然后一言不发地走出病房。即使我把自己的判断告诉她，这位母亲可能也不会接受，关键是眼下孩子死亡已成事实，可是母亲却没有死心。三十分钟后，她到我的房间来取死亡诊断书的时候还在问：“要是再早来一会儿，也许还有救吧？”我回答道：“也不能这么说，关键是他伤得太重。”听罢，这位母亲又泣不成声：“刚开始输氧的时候，他还是好好的。”
我联想起下围棋时的情形，有些人明知败局已定，也不会当即在中场认输。即使一大盘棋确实做不活了，也要再下几手整一下形，然后再郑重其事地投子认输。医生也是一样，即使明知患者无法被救活，也不会立刻说出口，而要再努力一下。可以说，输氧和输液类似下围棋整形，然而，我知道这样的说明只能使这位母亲愈加激动，这也只能说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位母亲对我的回答甚为不满，两眼直勾勾地瞪着我，久久不愿离去，直到看见我开始整理病历，才绝望地离开。
我站在原地一连抽了三根香烟。播洒了一天暑热的太阳渐渐西沉。我把自己的双脚搭在另一把椅子上，掏出昨天买的那本介绍小儿麻痹症的小册子读了起来。
还没读两页，电话铃响了。“喂喂！”听筒里传来沉沉的方言尾音，我立刻就听出那是哥哥的声音，“你没忘记今晚全家在弘子姐姐家碰头的事儿吧？”
我当然没有忘记。
“说好七点开始，大家都到齐了，你快点儿来！”
听到哥哥催促，我连忙回答道：“我这就过去。”
母亲住进我供职的大学附属医院已经有一个月了。本来我也可以接手母亲的治疗，但是考虑到母子变为医患确实有些不妥，我的同事长谷部便担任了母亲的主治医生。母亲的病情如我所料，经过仔细检查，结果仍为桥小脑角区肿瘤，属于肿瘤的一种。桥小脑角区密集交汇着许多神经。那里长出的肿瘤会压迫周围的神经，属于极其凶恶的那一类肿瘤。
父亲和哥哥两天前就得知了母亲的病情，那些关心母亲的亲戚们也从乡下赶来，今天晚上七点在姐姐家见面，商量是否同意做脑手术。我最初在电话里听到这一消息时就明确表态：“治疗最终还是得靠医生。”可是哥哥说：“这可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危险手术，大家应该坐下来商量一下。”说心里话，我是懒得去听那一大堆乡下人特有的啰唆的意见，又免不了还得跟这些人详细解释那些医学知识。
我差十分六点离开医院的时候，夕阳下，一辆灵车停在医院的出口处，搬运工正在搬运下午死去的那个孩子的遗体。我看见那位母亲抱着用白布覆盖着的孩子的遗体上了灵车。我再次意识到，那个孩子最终还是没有被救活。冒着闷热的暑气，我来到一百多米外的那家我所熟悉的食堂买啤酒，顺便拿起了当天的晚报。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报上已经登载了那两名儿童发生交通事故的报道。报道称，小兄弟俩从巴士旁边跑出来，被从内侧驶来的厢式货车撞成重伤，弟弟和哥哥的康复期分别为三个月和一个月。我记得很清楚，自己根本就没有说过这些话，肯定是那些记者根据自己的判断杜撰出来的，也可能是弟弟死亡的消息没赶上晚报的截稿时间。
父亲、哥哥以及另外四位亲戚已经在姐姐家等我了。姐夫乐善好施，经营着一家点心厂，他家留宿四五个人绰绰有余。进城来的亲戚经常在他家住宿。
“你先过来一下。”我一走进起居室就被哥哥招呼进了右边的偏房里。
“上次跟你说的那件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哥哥在沙发上坐定的同时问道。
我一时想不起来是哪件事。
“就是吉冈先生家千金的那件事。”一周前从乡下来的时候，哥哥拿来了同町那家木材商的姑娘的照片劝我相亲。
这时我才想起，那张照片至今仍原封不动地搁在研究室的抽屉里。
“你现在还和原来的那个女人来往吗？”哥哥看着我认真地问道。
我倚着椅子，摇着腿，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心里盘算着。其实那件事根本就不用盘算。
“还是不想分手？你已经三十岁啦！”哥哥这话一点儿都不假，“妈妈一直放心不下。妈妈要是撒手人寰怎么办？别老让亲人为你担心呀。”
我觉得，大我三岁的哥哥跟我讲这番话，意味着父亲把这家店给了哥哥。母亲没了该怎么办？
小时候，我们哥俩向来都是团结起来对付邻家的孩子们的。那时候，哥儿俩团结得跟一个人一样。
“喂，你说话呀！”哥哥催促起来。
“你就别操这份心了。”我回答道。
“那不行，世上的事没你想象中那么简单。难道你真的想娶那个女人？”可是，实际上我们已经同居了。“你也算是一个堂堂的大学生，怎么能跟一个下等女人搞到一起？那种女人……”
我百无聊赖地数着窗户上垂着的百叶窗的横条，数到二十三再往上数，来回数了好几遍，心里盼着哥哥快点儿把他的忠告说完。
“当然，你可以坚持己见，不过我倒觉得，妈妈得这场大病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你的事操碎了心！”
“我说过多少遍了，别操心我的事！”我回答道。
哥哥像是在看一个怪物一样盯着我的脸。这两三年，哥哥明显有些发福了。小时候，人家都说我跟哥哥长得一模一样。可是我端详着眼前哥哥那血气方刚的圆脸，感觉自己和他从体型到脾气都截然不同。
这时，姐姐敲门进来说道：“大家都在等着，快开始了。”我像是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一般，立刻站起身来。
进了起居室，舅舅先问道：“怎么样？你妈妈的精神还好吗？”妈妈家共有姐弟四人，现在只剩下这位比她小的弟弟了。
“不是特别好。”我含糊其词地回答道。
大家早已围坐在桌旁等待着了。哥哥一声不响地坐在一旁，刚才跟我的那段谈话使他感到不快。姐姐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女佣之后，哥哥开始发言。
“现在主治大夫主张手术，但是听说手术相当危险。要是真的很危险的话，我看还是不做为好。”
“看来相当危险呀。”父亲对我说道。
“我也这么认为。”我回答道。
“竟有这种怪病，眼睛失明，耳朵失聪，现在连水都喝不进去了。”舅舅感叹着。
舅舅是乡下一家鱼铺的掌柜。我记得小时候，他经常领着我玩。他平日里慷慨大方、乐善好施，在家族里德高望重，对母亲的病情更是十分关心。
接下来是众人七嘴八舌的讨论。哥哥说，成功率超过三成就做。父亲说，觉得危险就赶快停下。姐姐说，手术之前一定要让妈妈吃好。舅舅说，手术前应该接妈妈回老家跟大家见一面。
母亲的病灶已经压迫到了吞咽神经，不仅视力和听力没了，连吃喝都不行了。如果肿瘤再增大五毫米，压迫到呼吸神经，人就没救了。稍微查阅一下有关这种病的文献，就能简单预测出病人所剩的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了。我已经查阅了所有能找到的资料。我估计母亲顶多还剩下一个月。别人怎么说都无济于事，母亲的病回天乏术的现实无疑正渐渐逼近。我从医已有十年，其间所学的各种知识，更加证实了一直以来我对母亲病情的预判。长谷部他们也认为，即使做手术也无济于事。人脑中这部分的肿瘤是根本无法摘除的。即使慎之又慎地“摘除”三分之一的病灶，也会刺激这个部位的脑细胞在四十八小时以内死亡。迄今为止，这种手术没有一例成功。总而言之，现阶段根本就没有康复的方法。
大家七嘴八舌地啰唆了一个小时。谈话间，大家对这种病愈加感到恐惧，对病情发展也愈加束手无策。
“那么，你看现在怎么办才好呢？”最后父亲问我。
“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想只有相信大夫了。”
无论如何，最后只能二选一，要么手术，要么放弃。说真心话，对我来说，怎样都行。我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母亲去世已是无法避免的事了。
“那就手术吧。”父亲作了决定。
“即使手术失败，我们也要做最后的努力。”哥哥也跟着说。
我一言未发，默默地点上一根香烟。大家也都沉默不语，催促着我表态。
“无论哪种选择，结局都是一样的。”我的这句话的含义，他们似乎并没有马上明白。
过了片刻，哥哥问我：
“你说的‘结局都是一样的’是什么意思？”
无论我们怎么努力，母亲都没有救了。我欲言又止。这种时候，我知道母亲将不久于人世，而我不同于在场的其他人，总觉得自己与他们之间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差异。
“希望能有救。”父亲小声自语道。
在场的人都在考虑如何治好母亲的病，这是不切实际的。我想让他们明白，这是异想天开，不过，解释得再好，也救不活母亲。我只想知道，母亲是怎么想的。
“你妈妈说，希望接受手术。”父亲说道。
“那样的话，当然没问题。”我已经不想再说这些了。
听了大家的这番对话，我陷入了恐惧之中。
大家都不愿看到母亲死去，但是我恐惧的并不是母亲死去。在母亲的所有孩子之中，只有我知道母亲会死，确定母亲会死。我比任何人都更确信母亲的死。这太可怕了。如果我也和大家一样，说些诸如“将来脑瘤会消失”“通过手术切除肿瘤就会得救”之类的话，母亲就能如愿得救吗？万一有这种可能，为什么只有我自己不去相信这种万一的可能呢？
六个人都陷入了深深的沉默之中。父亲用手拄着额头，哥哥用手托着腮，舅舅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姐姐和舅母一直伏在桌上。大家都在沉思。我环视了一圈之后，觉得自己肯定和这些人不在同一个空间里，而且相距遥远。
我和在场的所有人都很亲近，但是感觉上没有半点儿共同之处。恍惚间，我觉得自己是从其他星球来的误入地球的外星人。父亲、哥哥和姐姐都相信母亲能得救，期盼母亲健康长寿。唯独我从孤寂的世界来宣告母亲的死亡。这不就像死神在默默地向周围散发着死亡的味道吗？我从冥界来，带着一副冰冷的面孔混入这里。沉默之中，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自己被以前与自己同类的人们所抛弃，被抛回了灰色的荒芜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