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律师，你是谁
希腊圣地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的柱子上镌刻着一句著名箴言“认识你自己”，常被苏格拉底引用。这个问题的提出，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在东方，老子在《道德经》里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贺兰山岩画
个体生存的意义必须以主体性的自我建立为前提。完成了“主体性”之自觉的个体，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体。从个体到主体的自我认知过程，是从自在到自觉的飞跃。律师职业群体亦然。
认识自己是自我完善的前提，是自我的辩证否定。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统一体，有阳光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正视和接受真实的自我，是一个痛苦的反省过程。
在自我认知中，主观上自我反思从而达到自觉。只有发现律师行业并不完美，才能克制、约束自身不完美的一面，扬长避短。律师要明白自身的社会使命，并为此而自律，才能有利于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赢得人们对律师行业的尊重，从而从根本上改善执业环境。
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以认知的自然规律为限的。黑格尔讲：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自我认识的过程是艰难而痛苦的。但为了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按照已知的自然和社会规律生活和工作，才能实现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我国律师经常感到基本执业权利得不到保障，表明这个行业还没有进入“自由王国”。要想改变这种状况，逐步消除社会对律师的不信任，需要的是良性互动，除了客观条件的改善外，就是自律。律师在实践中的自律（自我矫正）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我们探究“初心”的意义是指明发展方向，使律师在实践中逐步觉醒和觉悟。
【理性的反方】
——康德
一个社会追求正义的司法权力和理性认识过程不被制约，不能质疑，成为一种绝对的事物，必然导致异化。律师在这个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制衡作用。这是律师存在价值的根基。
律师是司法程序中的“角色”之一，不能独立存在，更不能独立完成司法“产品”。其存在价值是与相对方对立而又依存的。律师的相对方是公诉人。搞清公诉人的本原，才能真正揭示律师的本原。
中国古代仅通过衙门取证断案。现代社会考虑司法权在追求正义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异化，因此设立了检察院和法院，依法审查，逐步过滤侦查机关采集的证据。两院相互制约，其本身已是防止司法权异化的理性存在。为何还要设置律师制度？公、检、法都是公权力机关，其之间矛盾的同一性是大于斗争性的。律师则不然。控、辩、审司法架构本身是依据对立统一的认识规律来建立的，是通过政治家来组织、设计和操作的。认识规律是抽象的，认识过程需要由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来表现。这反映了哲学、政治和法律的基础性关系。
公诉人和律师都有趋利心，不同的是公诉人靠纳税人供养，需要使纳税人满意；而律师是当事人供养的，要尽可能满足当事人的合法诉求。这是检察官和律师赖以生存之物质基础上的本质差别。因此，根据辩证的认识规律，设置了正方和反方的理性存在，由这两个理性的存在互相制衡。公诉人是为了制衡追求正义的司法权力异化而设置的正方理性存在，而律师是为了制衡追求正义的司法权力异化而设置的反方理性存在。
不难发现，现代司法制度的设立在运用认识规律时，也利用了人类的趋利性本能。具体地讲，是利用了利益供给方对立，来实现认识立场和角度的对立统一的。耐人寻味的是，其利用了人类主观的能动性，去追求客观的真相；利用了双方的功利心，使之在追求客观公正的道路上相向而行，完成主客观的统一。
律师职业是受法律服务市场调节的。如果律师见利忘义，过于偏袒当事人，超出应当保护的合法权益的范围，背离客观事实和法律，就难以实现辩护目的，自然会屡屡碰壁，成为“常败将军”，会被市场法则无情地淘汰。
律师的法律服务市场又不只有市场法则。探究律师本体就是追寻律师初心。律师是义和利的对立统一体。“义”作为其社会职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利”则是次要方面。律师制度的设立，虽然是利用趋利性，从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来确立其认识立场和角度，依照认识辩证法之“正反合”，形成与公诉方对立的反方理性制衡。但是，其初心是为了实现公平正义。
律师的天职是以批判之精神，探究客观真相，追求公平正义。理性批判是其存在的价值所在。所以，律师不仅要精通法律及法理，还应具备哲学的基本素养——哲学智慧和哲学精神。哲学精神即为了求真而怀疑、批判和探索。
——康德
律师的批判应是建设性批判。建设是批判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要为批判而批判，而要为建设而批判。律师常以单纯批判的眼光来审视司法工作成果，会招致司法人员的不满和厌烦。一位二审老法官说：对案件评头论足、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容易，找出解决问题的出路或办法很难。经历了公、检、法三阶段的一审判决，理论上评论容易，现实中逆向说服一个个办案机关太难了。律师还是多为案件想想切实可行的“出路”吧！
一般而言，诉讼律师是理性批判的逆行者，非诉律师是理性的建设者。逆行凸显其斗争性，建设则凸显同一性。随着泛法律服务业态的发展，律师的作用早已超越诉讼的范围，其不仅活跃在法庭上，还与社会更加融合，与政治更加契合。可见，律师批判之落脚点不应落到批判的结论上，而应是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为建设而批判，有破有立，才是完整意义的实践理性批判。
【同文同宗】
“艺高人胆大。”现在律师行业整体的执业技能要比四十年前更专业了，反而自信力“缺钙”。律师行业主体缺乏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一个重要原因。行业主体意识是行业文化建设的基本前提。
主体意识是行业文化之“根”。对于律师而言，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律师行业的哲学思考，是律师文化的基础。对自身的认知是自信的根本源泉。没有职业认同感的人注定要自卑。失去自我没有根基，就像一个孩子如果不知道故乡在哪儿，父母是谁，自己从何而来，这种内心孤独必然带来自卑。
律师无“根”表现为律师文化的肤浅，忽视律师文化固有的深刻哲学渊源。法律赋予律师存在和职责，但没有解释其认识论依据。只告诉你干什么，而没有说为什么。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正可谓数典忘祖，隐去了辩证法“直系血亲”的“高贵血统”。哲学是律师存在之母。理论上的“正统”意识必然支撑律师职业自信。哲学是律师的信念之根，精神之钙，技术之道。行业文化是讲理想信念的，是行业立足的根基。律师的行业文化不仅是律师职业自信的源泉，也是律师执业技艺的思想方法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律师文化与法治文化始终是一脉相承的，具有共同的根基。律师文化和法官文化、检察官文化为法治文化之一母同胞，是法官、检察官接纳、认同律师为法治共同体一员的文化基因。站在陌生人面前才会怯生。站在一母同胞的兄弟面前，是不会自卑的。认同是理解的桥梁。明白了律师和检察官、法官归属同一个精神家园，都是正义的同盟者，自然会找到正确的沟通方法。
【义利统一体】
个体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律师的生存发展是有机统一的。律师通过对特定权利的依法维护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也因为对特定权利的依法维护获得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个体对正义的追求通过向律师的利益输送，维持了律师行业的存在，也保障了司法制度的正常运行。往深里说，正是因为人是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统一体，决定了其职业是趋义性和趋利性的统一体。某个体支付的报酬维持了律师的生存，律师由于获取报酬而为其服务且对其负责。律师既是“天使”，又是“魔鬼”。一边谈正义，一边谈收费。人类最高尚神圣的正义和最实惠的金钱统一于律师一身。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营利是律师生存的必要手段和条件，但绝不是其存在的目的和意义。衡量律师是否成功的标准不是挣钱多少，而在于对案件的纠错能力。我国律所不需要进行工商登记，即是将律所区别于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律师通过对案件质量负责承担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责任。当然，律师还承担着提供法律援助、参政议政等社会责任。如果把律师当商人看待，就忽视了律师的公义性。
律师文化具有二重性。律师的存在是与法治“共生”和“寄生”的。从“共生”来讲，是和司法机关共同为追求公平正义而设立的一种理性存在，肩负着共同的神圣使命，这是律师文化尊荣的一面。公平正义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追求。从事与此相关的职业是高贵而神圣的，这是“天使”的一面。从“寄生”来看，不可避免地带有趋利性。律师为受托方提供有偿服务，靠法律服务市场而不是靠财政税收来维持其生存，其基本生存保障源于委托人供给。律师本身就是纳税人。这是律师行业的趋利性的根源所在。这就决定了律师是作为趋义性而设立的社会族群，却靠趋利性一面而生存的矛盾统一。所以，律师是“天使”和“魔鬼”的复合体，其行业文化具有义和利的二重性。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道：“虽然社会里的人没有任何义务也不会感激他人，却仍然可以通过每个人的利用价值将唯利是图的人们组织起来。”所以，律师的趋利性是天性使然，毋庸讳言。他同时还提到：“行善是社会这栋大楼的装饰物，却不是基础，所以强调便已足够，而不需要去强制要求。”[4]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成为律师和当事人对律师社会角色的认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国的律师文化天然地打上了传统的江湖侠义文化烙印。
【平衡术与是非经】
律师的本质属性是趋义性，直接或间接地承担着社会责任。律师与政治存在天然的关系，办案要关注所代理的案件背后的社会意义。
律师作为个体，对社会的认知和判断是有限的。况且公平正义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受具体的时代背景的局限，也只能追求在特定条件下对个案裁判的最大认同，或曰相对公平正义。
是非判断不是那么简单的。仅就还原事实真相而言，并非易事。根据规则认定的证据仅是法律事实全貌的碎片。靠推理判断的事实未必令人信服，何况适用法律处理的结果，更需要平衡术的考量！没有格局，只看法律，不具备超乎其外的高度，是难以把握法律的精神内涵和司法理念的人文情怀的。
政治是平衡术，法律为是非经。政治重策略，法律论规矩。政治走曲径，法律沿直线！从超然的理性视角就可以看到所谓是非的相对性。于是，便有了宽容、兼容、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的高明在于，其是超然的理性和世俗的感性平衡；是利益争斗的妥协；是主客观统一的实践艺术。
政治和法律密不可分。法律本身是有政治属性的，抹不去政治烙印。法律的实践离不开政治。法律是一种国家强制力，是由政治家设计，并保证实施的。越讲把“权力关进笼子”，越是反证了权力的“无形大手”难以制约。法律在特定历史时期直接回归政治属性。监察委被界定为政治机关，但其侦办的案件由司法来裁断。没有纯粹的法律，也没有纯粹的政治。法律承担着理性判断的功能，既是批判的武器，也是武器的批判。
公平正义的实现不能仅靠法条适用，法院的公正判决不是数理逻辑的推演，而是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法律内涵的衡平。事实证明，社会舆论关注度越高的案件，司法理念贯彻得越好，法律适用更显得当，大多会成为指导性经典案例，从而推动整个社会法治的进步。
一般而言，律师侧重维护个体利益，司法机关保护公共利益。当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律师应发出理性之声，防止舆论“一边倒”，成为社会的“清醒剂”、公私权利矛盾的“缓冲带”、庙堂与江湖之间的使者，从而发挥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详见本书第八章《社会型案件》）。这是律师作为理性人格代表的必然使命。
塑造律师理性的形象，不仅需要律师的自我认知和自律，还需要社会的认可，让律师享有理性人格的尊严。遗憾的是，在现阶段律师“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