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北文化交融与禅思想的成立

从魏晋以来的南北分离，到隋唐时代的南北统一，地理上的分合与文化上的分合始终同步，这是一个常识性的事实，研究这一分合的论著很多，这里无须一一列举，而佛教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分化与交融也是极为明显的。早在五十多年以前，汤用彤先生在西南联大的一次讲演中，就对这个问题做了精确的阐述，他说，“南方的文化思想以魏晋以来的玄学最占优势；北方则仍多承汉朝阴阳、谶纬的学问。玄学本比汉代思想超拔进步，所以南方比较新，北方比较旧。佛学当时在南北两方，因受所在地文化环境的影响，也表现同样的情形。北方佛教重行为，修行，坐禅，造像……南方佛教则不如此，着重它的玄理”[226]。如果不把“新”和“旧”、“超拔进步”这些词看成是一种价值上的褒贬，我们应当同意汤用彤先生的看法。

南北分裂不意味着南北隔绝，南人北逃与北人南迁的事时有发生，使这两种文化不断地处在互相交换的过程中，也同样如汤用彤先生前文所说的，“北朝对佛学深有研究者，多为逃亡的南方人，周武帝毁法，北方和尚因此颇多逃入南方，及毁法之事过去，乃学得南方佛学理论以归”。那么，对于达摩一系的禅师来说，这个南、北文化，特别是南、北佛教的交流，究竟意味了什么？或者换句话说，在中国禅思想史上，6—7世纪的南北佛学之分化与交融，究竟对它有什么意义？这一点汤用彤先生没有细说，许多禅宗史论著也将它轻轻放过。

但在我看来，它却是中国禅思想之形成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