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7世纪的东山法门与禅宗的崛起
当隋开皇十二年（592）道信（580—651）初从僧璨习禅时，他还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大业二年（606）僧璨圆寂，不久，道信离开皖公山南下（《景德传灯录》卷三说是大业十三年即617年，不知何据，恐在此前），在吉州、江州即今江西一带传法十年，最后住锡于与江州隔江相望的蕲州黄梅双峰山（《景德录》说是唐代武德甲申，即624年）。这时，他已是四十余岁的著名禅师了，而隋末大乱也已结束，新的统一的唐王朝也已出现。
对于禅宗史来说，道信的意义是双重的。
一方面，他是达摩、慧可、僧璨之后，真正使这一系禅门开始有了一个教派组织形式的领袖人物。达摩虽居嵩岳，但从学者不多；慧可四处奔走，却无一立足之寺；僧璨长期隐于山中，与世实际隔离。一直到了道信的时代，由于战乱的平息，达摩一系才算是有了一个开宗说法的地盘，所以，在他的周围很快聚集起一大批信徒，也很快在世俗社会中形成了影响。《历代法宝记》《神会语录》《传法宝记》都特意提到他的这一份功德，《历代法宝记》中说：“信大师大作佛事，广开法门，接引群品，四方龙象尽受归依，经三十余年。”[217]如《续高僧传》卷二十一中所记载的玄爽（？—652）、法显（577—653）、善伏（？—660），都曾来向他请教禅法。传说中他的著名弟子牛头法融和真正的传法弟子东山弘忍，更是继承这一传统，各自占山开法，开出后世禅门两大支脉。
另一方面，在达摩一系逐渐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的过程中，禅法也在逐渐地从偏于实践，向禅智合一的方向转化。在这一转化中，南方色彩逐渐渗透到了禅法之中，使这一系禅法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理论轮廓。相传道信有《菩萨戒法》《禅宗论》和《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等著作，但前两种现已不存，只有《楞伽师资记》所引的那三千多字，学者相信它就是《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的节录[218]。从这篇文字中可以看到，道信拥有相当的理论素养，他广征博引，滔滔不休，论述了他的思想，从他所引述的经典来看，有《般若》《华严》《法华》《涅槃》《维摩》等经，正好是南方流行的几部大乘经典。这大概可以说明，他在南方接受了南方义学主流的思想，并把这些思想作为禅法的理论背景，使禅思想有了大乘佛教经典的支持而形成体系。
我们知道，一个宗教流派的形成与自立，组织与思想是必不可少的两大因素，没有组织也无所谓流派，充其量是一种思想潮流，没有思想则组织也无所谓组织，充其量是一群乌合之众。思想史上一个宗派的崛起，仿佛是在造一座思想的塑像，没有组织仿佛没有建塑像的材料，谁也无法在这里无中生有地凭空塑造；没有思想仿佛没有固定形象，那材料再多也不过是一堆材料。道信在禅宗史与思想史上的意义，就在于他建立了禅宗的组织与思想的雏形，虽然禅门的真正崛起，还要等到若干年之后，禅思想的完全独立，也要等到若干年之后。
关于道信思想中相当多的南方色彩究竟来自何方？这些思想在禅思想史上有何意义，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讨论。这里接下去沿着时间顺序看禅门的历史。道信在双峰山开法说禅大概很有影响，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曾下诏征他赴京师。这次下诏意味着，达摩一系终于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至少使它在地方上的传法活动有了政治上的保护，对于禅宗来说这并不是一桩无可无不可的事情。不过，道信却始终保持着不与政治联姻的禅门宗风，所以并没有应诏前往。八年以后的唐高宗永徽二年（651），他以七十二岁高龄圆寂于双峰山中。他的弟子弘忍（602—674）接替他的位置，在今皖、鄂、赣三省交界处继续传法。传说中，他的另一个弟子法融到了金陵即今南京牛头山传法，另开了禅门的一支。
关于弘忍的事迹，我们知道的也不多。例如，他是何时到道信那里学禅的这一问题，就有很多疑问。《传法宝记》说他“童真出家，年十二事信禅师”[219]；但《楞伽师资记》引《楞伽人法志》则说他“父早弃背，养母孝彰，七岁奉事道信禅师”[220]。其实恐怕都靠不住，按照他隋仁寿二年（602）出生这一确凿的事实来算，七岁正是大业四年（608）。当时，道信刚出山，在吉州，尚未到黄梅即弘忍的家乡。弘忍十二岁正是大业九年（613），当时道信大约还在庐山，也还没有到黄梅双峰山去。值得注意的是《五灯会元》卷一曾说，弘忍本是“破头山中栽松道者”[221]，破头山就是双峰山。可见，弘忍应该是在道信到达双峰山之后，作为一个栽松树干杂活的沙弥而投入道信门下的，并非像《宋高僧传》卷八所说的那样，从小就被道信挑中当接班人[222]。其实，他那时的年纪大约不小了，如果《景德传灯录》卷一的记载可靠的话，道信是武德甲申（624）才到破头山的，那么，他已经二十三岁了，而且他也并不是从小聪慧，《传法宝记》有一段记载，可能倒还是实录，说弘忍“性木纳沉厚，同学颇轻戏之，然众无所对，常勤作，以体下人，（道）信特器之”。
由于这种勤奋与沉着，他在实践禅定与义理研习上，都显示了他的出色，传中说他“昼则混迹驱给，夜便坐禅，未尝懈怠”，又说他“诸经论间皆心契”，而且对于道信“常以意道”的禅经验，也多能“洞然自觉”，所以众望所归，在道信之后成了双峰山的掌门人。特别是，在他把宗门基地迁到双峰山东面的凭墓山（又作冯茂山）之后，影响更远及京洛。《楞伽师资记》载，“缘京洛道俗称叹蕲州东山多有得果人，故曰东山法门也”。从此，“东山法门”的名声极为鼎盛，与早在隋代就已经得到朝廷褒奖的天台法门，几乎可以平起平坐，直到中唐初李华作《扬州龙兴寺经律院和尚碑》时还说，“天台止观是一切经义，东山法门是一切佛乘”[223]。因为和道信一样，弘忍也是一个能在组织与思想两方面下功夫的人，《传法宝记》说他：
《楞伽人法志》说他：
《历代法宝记》说他：
就看他身后“各堪为一方师”的十大弟子散布南北，就可以知道他在弘阐禅门中的作用了。同时，他又在禅者的修行实践方法与心性理论上继承慧可、道信的路数，特别是在对禅思想的广泛适应性上，下了很大的工夫。使得禅法一方面以念佛、调息、观心等外在的行为适应下层百姓，另一方面以“本来清净，不生不灭，无有分别”的心性理论及“守本真心”等内在的自心体验适应上层士人，做到所谓的“法门大启，根机不择”。所谓“根机不择”，就是有教无类，广泛适应，关于这套理论与方法，在传为他思想文本的《修心要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224]。
和道信一样，弘忍也没有接受唐高宗的征召，这样他就失去了一次使禅宗进入宫廷的机会，他只是在民间不断地传法授徒，默默地扩散着达摩一系禅思想的影响，在下层组织着自己的禅师队伍。到咸亨年间（670—674），这个东山法门早已是远近闻名，声势颇大了。据说，当武则天接见他的弟子神秀时曾赞叹道：“若论修道，更不过东山法门。”[225]从达摩的自南而北，慧可的身死非命，僧璨的埋名深山，到道信与弘忍的大开法门，经过一百五十年以上的惨淡经营，这一系禅门终于开始崛起了，它的组织形式已初具规模，出现了一批出类拔萃的禅师，它的思想体系也大体形成，佛性理论、修行方法、终极境界也开始互相交融，在这个意义上，说四祖道信与五祖弘忍是禅宗的历史与思想史上转折时代的人物，大概是不容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