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1]
关于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ith）在《特里·伊格尔顿评介》（Terry Eagleton：A Critical Introduction，2008）一书的引言中这样写道：
事实的确如此。无疑，仅凭一部《文学理论引论》（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1983），特里·伊格尔顿就足以跻身当代最出色的文学理论家之列。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学理论著作之一，《文学理论引论》自1983年问世后就不断重印和再版，先后出了修订版（1996）和25周年纪念版（2008），总共售出了约一百万册（这在西方已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至今仍被欧美许多大学的相关学科用作教科书或列为必读书目。与此同时，《文学理论引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受欢迎程度也丝毫不逊于西方世界。其在面世仅三年后就被翻译为中文（这在20世纪80年代已是特例了），并在大约一两年间先后出现了几个译本，只是译者们使用了不同的中文标题而已[它们分别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修订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文学原理引论》，刘峰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不仅如此，就伊格尔顿的著述在中国产生的影响而言，我们甚至可以一字不改地使用史密斯的原话来加以描述：“对于一代读者来说，伊格尔顿的著述引导和激励他们进入了文学研究、批评理论和文化史的领域。”这一代读者，是指“文化大革命”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年轻学人，他们首先就是通过阅读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引论》等著述而进入当代西方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领域的。关于这一点，本书作者的经历可以作为例证。在本书的后面有一篇附录，那是我在1988年前后撰写的一篇论文，标题为《重建修辞学—特里·伊格尔顿的“话语理论”和当代文学理论》。在失而复得地接受高等教育期间（1978-1986），特别是在研究生学习阶段，伊格尔顿的著作就已经深深地吸引了我。那时，国内只有一部伊格尔顿著作的中译本，即《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arxism&Literary Criticism，1976。此书中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译者署名文宝。）。虽然当时我已经开始阅读伊格尔顿的一些英文著作，如Criticism&Ideology：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1976）和Walter Benjamin,or,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1981），但《文学理论引论》中文版的问世仍然带来了极大的震撼，真正打开了我们那一代人的眼界，并引导他们开始对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随后一两年，我尝试写出了《重建修辞学》一文。几经修改后，已完成编辑工作的文章原定发表在1989年秋季的《文艺研究》上，却遭撤稿而未能见刊。在随后十几年的海外求学岁月中，我手中一直保留着那份已完成了编辑加工的手写稿，直到2004年回国工作后，才得以将其收入《书写的神话—西方文化中的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一书正式发表。其时，将近20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更为有趣的是，今天回过头来重读这篇文章，赫然发现其论题与眼下的研究竟然有着异常密切的关联。
因此，本书的讨论甚至可以从《重建修辞学》一文开头部分的一段话开始：“人们普遍认为，《文学理论引论》一书不仅全面介绍了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而且大致表明了作者本人对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见解。所谓‘大致表明’是指，作者在书中并没有明确提出和阐明自己的文学理论。实际上，《文学理论引论》甚至根本否定了文学理论的存在。就如英国批评家伊斯索普（Antony Easthope）指出的：这部题作《文学理论引论》的著作‘否定了一种叫作文学的东西的存在，它所做的只是对其他理论进行抨击，并拒绝勾画出自己的一种理论’。不过，正是这种‘否定’‘抨击’和‘拒绝’构成了其理论的出发点。所以，理论其实也是有的，即所谓‘话语理论’，而且这是一种雄心勃勃的理论。”[3]这段话意在表明，在撰写《文学理论引论》一书时，伊格尔顿就已经为自己确定了一个任务，即在否定了一种称作“文学理论”的东西之存在后，着手寻求和构建一种不同于以往“文学理论”的文学理论。如拙文的标题所示，这一理论或许可以被称为“修辞学”或“话语理论”。当然，这只是我当时依据个人理解尝试用以概括伊格尔顿之文学理论的词语，而伊格尔顿本人似乎始终没有明确赋予其理论一个名称。直到20年后《理论之后》（After Theory，2003）问世，伊格尔顿才使用了一个含义并不明确的说法来指称自己的“理论”，即“一种理论之外的理论”。从那以后，伊格尔顿一直在为构建这样一种理论进行种种尝试和努力，并在《理论之后》面世近10年后出版的《文学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2012）中首次做出了较为系统和明晰的阐发。在《文学事件》中，伊格尔顿称自己的这一理论为“文学哲学”（philosophy of literature），[4]以同过往的“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做出区别。在我看来，这一理论的更恰当名称或许应该是“文学—理论”（literature-theory）。这就是说，那不再是一种关于文学的理论，而是由文学和理论构成的一种“[文学]理论之外的理论”。
如果说伊格尔顿确实曾为自己设立了一个这样的任务，即构建一种理论之外的理论，或者说，一种超越了所有已有文学理论的文学—理论，本研究试图探究的就是，这一任务是否可能？如何落实？意义何在？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从《批评家的任务：对话中的伊格尔顿》（The Task of the Critic：Terry Eagleton in Dialogue，2009）开始。这本书记录了英国学者马修·博蒙特（Matthew Beaumont）在九个月的时间中对伊格尔顿的多次访谈，由两个人共同署名。从访谈内容上来看，《批评家的任务》追溯了伊格尔顿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活动和思想发展，因此可以被称为一部思想传记。就此而言，这本书对于理解伊格尔顿的“任务”极为重要，而它也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线索。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本书的标题（The Task of the Critic）显然来自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同名文章，而这本书的导论（由博蒙特署名）开篇所引箴言就出自本雅明的这篇《批评家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Critic”）。这段出自本雅明的文字写道：“[计划中的]《批评家的任务》[一书]中将包括：对于当今伟大文学人物的批判，对于文学流派的批判。面相学批评（Physiognomic criticism）。策略批评（Strategic criticism）。辩证批评：出自作品自身的判断和事件（events）。”[5]不仅如此，在导论的一开始，博蒙特就告诉我们，“20世纪30年代伊始，本雅明计划出一本关于文学的论文集，以‘重新创造作为一种文类（genre）的批评’”[6]。（黑体为本书作者所加）这再次提示我们，同本雅明一样，令伊格尔顿念兹在兹的也是如何再造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在本雅明的文字中，已经出现了“事件”和“策略”这样的词语，前者见之于伊格尔顿文学理论新作的标题中，即《文学事件》，后者正是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倡导的批评方法（其第五章，也是该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即题作“策略”（“Strategies”）。
不过，《批评家的任务》这个标题更容易让人想起本雅明那更为人所知的论文《翻译者的任务》（“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英译为“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当伊格尔顿和博蒙特在确定这本访谈录的标题时，他们很可能也想到了本雅明的这篇著名文章。因为，这篇讨论翻译的文字可能与本雅明为自己确定的再造一种批评样式的任务有着直接的关联。首先，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德文词Aufgabe具有远较英文词Task更为复杂的含义（中文的“任务”一词同样也无法传达德文词的复杂含义）。如安德鲁·哈斯（Andrew Hass）提示我们的，德语中的Aufgabe是一个自身反义词（contranym），它同时涵括“承担”[即“担起”（taking up）某种事物，如承担一项工作、一种责任]和“放弃”[即“放下”（giving up）某种事物，如放弃一种成见、一种谬误]两种相反的含义。[7]对于本雅明来说，翻译者只有在同时坚守和践行这一双重任务时，才可能产生和获取一种富有成效的结果。其次，就一种新的批评（理论）样式的创造来说，重新锻造一种语言或许是最为紧迫和重要的任务了。就如本雅明在谈及翻译时所写到的：“翻译者的任务就是要在其自身语言中释放那被另一种陌生语言约束的纯语言，在其对一部作品的再创造中解放那被囚禁在作品中的语言。为了纯语言的缘故，他打破了自身语言的腐朽障碍。”[8]翻译行为如此，批评活动和理论构建也应如是。
纵观伊格尔顿长达半个世纪的批评和理论活动，他对于本雅明提出的“任务”应该有着切肤的体认和明确的意识。事实也是如此，对于自己作为“批评家”（或“理论家”）的“任务”，伊格尔顿不仅有着从不轻言放弃的担当和坚守，同时也有足够的勇气去摆脱和抛弃一些个人的或学科的“先见”。因此，从《文学理论引论》开始，经由《理论之后》，再到《文学事件》，伊格尔顿一直在对各种理论进行剖析和评说，却始终慎于提出自己的一种理论学说或建立一种思想体系，也从未试图创立一个批评流派或去引领某种学术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即使作为一位著名的理论家，伊格尔顿也时常受到不系统、不深刻、不专业，或者说“不够哲学”的质疑和批评。对此，伊格尔顿本人不仅有清醒的认识，而且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谈及自己作为文学（文化）理论家的“任务”，伊格尔顿这样说道：
上面这段论述最为明确地表明了何以伊格尔顿会选择文学理论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并一直尝试构建一种别样的文学理论，或者说“一种理论之外的理论”，即坚守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自觉担起知识分子的任务。同时，这显然也在提示我们，不管以什么领域作为自己的专业，或者说不论从事什么样的知识生产，理论家都不能忘记知识分子的任务，更不能将自己关闭在象牙塔里，而必须要直面历史和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不断进行深入反思并适时做出自己的回应。在谈及批评家和理论家与公共领域和时代问题之间的关系时，伊格尔顿指出：
这也就是说，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从事文学研究者，即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在我们的时代承担起了知识分子的任务。换句话说，20世纪以降，正是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在更为“理论地”进行着知识生产，并引领时代对于那些更具普遍意义的问题进行理论探究。但是，这不仅是因为文学理论在我们的时代变得更为晦涩和高深（尽管事实上确实如此），同时也是因为我们时代的“理论”本身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正是为了应对这一历史境遇，我们时代的文学理论家才会“突然露出了锋芒”，其中就包括我们将深入探讨的伊格尔顿和他所做出的尝试和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境遇中，随着文学承担起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某些任务，文学本身的边界和本质变得含糊不清，而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本身的身份（社会分工）以及其知识生产的成果（理论形态）也就成了问题。在《批评家的任务》一书的“致谢”中，访谈者马修·博蒙特说了一句初看令人不解和稍感惊讶的话：“这部访谈录算得上是一部精雕细琢的小说（a careful fiction）。”不过，仔细看一下这句话的语境，我们就大致可以知道博蒙特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小说”一词的。这句话的上下文是这样的：“为《批评家的任务》所收集和编辑的所有材料都来自我和伊格尔顿在2008年到2009年的大约九个月间先后在伦敦、曼彻斯特和牛津所做的访谈。不过，在有的地方，我补充了一些他在先前其他一些访谈中所说过的话，它们大都发表在我已列在参考书目中的一些专业期刊上。[添加到此次访谈的]这些言论都已由伊格尔顿修订和校正过。所以，如果不是在其他方面，就此而言，这部访谈录算得上是一部精雕细琢的小说。”[11]这就是说，作为一场“对话”，这本书所记录的内容并非全部出自两位作者面对面访谈中的言论，其中加入了两位作者中的一位（伊格尔顿）与其他人的谈话，而且这些谈话的内容都已经成为此前出版物上的文字，但这些“补充内容”是由另一位作者（博蒙特）添加的，尽管这得到了原作者（伊格尔顿）的同意并由他本人加以修订。对这一背景和语境有所了解，就不难明白“精雕细琢的小说”这一说法的具体所指。即使如此，“小说”这个词也很难不让人想到某种“虚构”作品。不过，这并不是指这本书所使用的材料来自不同“来源”和不同“作者”，更不是指伊格尔顿所谈及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历程是虚假的或编造的。相反，这提示我们，身份或认同在我们的时代早已陷入了危机状态，一个作者自己的言行，甚至所谓的客观事实也不足以说明和确定一个自我的存在状态，这一点在自传和传记作品中看得最为清楚。在谈及自己笔下的王尔德（Oscar Wilde）时，伊格尔顿就曾指出：“王尔德意识到自我是某种虚构（fiction），就此而言他较权势集团处于更为优势的位置，因为后者误以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12]或许，除了具体的族裔身份问题，正是因为深刻意识到自我始终处于生成之中，伊格尔顿才和王尔德一样，不断在其写作活动中去追寻和探究自己的真实身份。结果，如我们在本研究中将会看到的，强烈的自传性成为伊格尔顿全部创作和理论活动中一个明显可见且贯穿始终的独特之处。
不仅如此，与“小说”（作为一种虚构的文类）密切相关，关于“身份”的真实与虚构这一问题也提示我们，伊格尔顿对于理论与创作、思辨与想象、历史与现实等并不做特别的区分，因而也乐于尝试不同的文类、体裁或样式（这不仅见之于其文学创作，也是指其批评活动和理论研究），而这在其后期著述中得到越来越明晰的呈现。在这方面，伊格尔顿也受到了老师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影响，其小说创作显然给伊格尔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在谈及此点时，伊格尔顿不无得意地表示，作为一个“作家”（writer），自己较之威廉斯更为“随性”（promiscuous），因为自己不仅尝试“用各种样式写作，也享受（enjoy）用各种样式写作”[13]。（黑体为本书作者所加）这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作家的写作是一种为了写作自身而进行的活动，是一种“需求”的满足，就如伊格尔顿自己所说的：“很长时间来，我当然觉得写作本身比写什么更重要。”[14]但是，这并不是说，写什么本身已经不重要，而是说以什么方式写是更重要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一点在伊格尔顿的创意写作中表现得尤为清楚，但同样也是其学术写作（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从根本上来说，这与其对于文学虚构与历史真实之间关系的认识有着密切关联。简言之，一个事件，不管是文学事件还是历史事件，往往同时由事实和虚构（fact and fiction）所构成，这尤为见之于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对这种历史事件的文学表现。[15]而且，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都与伊格尔顿本人的族裔身份联系在一起。这是指，爱尔兰文学传统和写作方式与爱尔兰前殖民状况和知识分子谱系对于伊格尔顿的创作和理论所造成的深刻影响。
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强调指出，就伊格尔顿的著述在中国的译介、接受与影响来说，似乎存在着一个多少有些奇怪的现象，即极不平衡。具体来看，虽然伊格尔顿的著作很早就被译介到中国，中国学者对于伊格尔顿的研究成果也为数不少，但令人遗憾的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国内伊格尔顿研究的视域和论题都较为狭窄，大多围绕着其文学思想展开，而这与国内学界通常将其仅仅视作一个文学理论家不无关系。迄今为止，这种情况不仅未有改变，反而随着其几部与文学密切相关新著的迅速引进和译介而有所加强。重要的是，这种认识不仅造成了国内对于伊格尔顿著述在翻译和介绍上的偏颇，而且严重影响了国内学界对于伊格尔顿思想（包括文学思想）的了解和认识。实际上，伊格尔顿的学术研究领域极为宽阔，涉猎内容非常广泛，不仅在不同时期的侧重不同，而且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更重要的是，在伊格尔顿的学术生涯中，他一直在尝试不同的文类、样式和体裁，撰写了包括纯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类“非文学理论”著述，相较于其纯文学理论著述，它们构成了其整个写作活动的绝大部分成果，而且其中充满了对于文学和理论的感受与洞见。因此，如标题所示，本研究所关注的是伊格尔顿的“非文学理论”著述，以及蕴含其中的文学思想。
如果我们可以将伊格尔顿的著述分为“文学理论著述”和“非文学理论著述”，前者较为明确，其大致由两类著述构成，即纯粹理论著作和实践批评著作。这样，除了上面已经提及的《文学理论引论》和《文学事件》，前者还包括早期的《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Criticism&Ideology：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1976）、《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1976），中期的《批评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1984）、《理论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Theory，1989）和《甜蜜的暴力：悲剧观念》（Sweet Violence：The Idea of the Tragic，2002）等；后者包括《莎士比亚与社会：莎士比亚戏剧批评研究》（Shakespeare and Society：Critical Studies in Shakespearean Drama，1967）、《流亡与流亡者：当代文学研究》（Exiles and Émigrés：Studies in Modern Literature，1970）、《如何读诗》（How to Read a Poem，2007）、《如何阅读文学》（How to Read Literature，2013）等，其中不少都已有中译本。至于所谓“非文学理论著述”，则主要由三个方面的文字构成：它们分别为神学或宗教学研究、创意写作或文学创作、文化研究与爱尔兰研究。其中，第一类著述（神学或宗教学研究）包括伊格尔顿早期的两部神学著作，《新左派教会》（The New Left Church，1968）和《作为语言的身体：一种“新左派”神学论纲》（The Body as Language：Outline of a“New Left”Theology，1970），以及后期所谓“神学转向”之后一系列著作，它们包括：《与陌生者的麻烦：伦理学研究》（Trouble with Strangers：A Study of Ethics，2008）、《理性、信仰和革命：关于上帝论争的反思》（Reason,Faith&Revolution：Reflections on the God Debate，2009）、《文化与上帝之死》（Culture and the Death of God，2014）和最近的《绝对的牺牲》（Radical Sacrifice，2018）。在这一类著作中，只有后期的一部（《文化与上帝之死》）被翻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在第二类著述（创意写作或文学创作）中，不仅包括戏剧、小说和诗歌等纯文学样式的创作，同时也包括回忆录或自传、游记、书评、散文和随笔的写作。在已出版的著作中，主要有小说《圣徒与学者》（Saints and Scholars，1987）、戏剧《圣奥斯卡》（Saint Oscar，1989）、电影剧本《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93）、戏剧作品集《〈圣奥斯卡〉和其他剧作》（Saint Oscar and Other Plays，1998，收入戏剧四部）、回忆录《守门人》（The Gatekeeper：A Memoir，2001）和自传性访谈录《批评家的任务》（2009），以及书评和短论结集《异端人物》（Figures of Dissent：Critical Essays on Fish,Spivak，Žižek and Others，2003）等。同样难以被人接受的是，除了《异端人物》有中译本（很可能是拜书名中几位大人物的名字所赐），伊格尔顿已出版的所有纯文学作品，包括四部戏剧、一部小说、一部电影剧本和一些诗歌，都没有被翻译过来，也很少为国内学者所提及，遑论研究了。最后一类著述（文化研究与爱尔兰研究）也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指伊格尔顿涉及一般“文化观念”的几部著作，另一部分是指与爱尔兰问题密切相关的大量文化研究著作。前者包括：《意识形态引论》（Ideology：An Introduction，1991）、《后现代主义的幻象》（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1996）、《文化的观念》（The Idea of Culture，2000）和《文化》（Culture，2016）。后者主要由20世纪90年代完成的爱尔兰研究三部曲构成，它们分别是《希斯克利夫与大饥荒：爱尔兰文化研究》（Heathcliff and the Great Hunger：Studies in Irish Culture，1995）、《疯狂的约翰与主教：爱尔兰文化论集》（Crazy John and the Bishop and Other Essays on Irish Culture，1998）、《19世纪爱尔兰的学者与反叛者》（Scholars and Rebels in Nineteenth-Century Ireland，1999）。这类著述的中文翻译也不令人满意，只有《文化的观念》（译文似乎不是十分理想）和《文化》（中译本的标题是《论文化》）有中译本。特别是极为重要的爱尔兰研究三部曲，至今还没有一部有中译本。不过，在一本题作《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译者是马海良，编者不详）的伊格尔顿中文文集中收录有几篇涉及爱尔兰问题的论文，其中包括：《叶芝〈1916年复活节〉里的历史和神话》（“History and Myth in Yeats’s‘Easter 1916’”）、《圣奥斯卡》（此文为该剧单行本前言）和《希斯克利夫与大饥荒》（此文为《希斯克利夫与大饥荒：爱尔兰文化研究》一书第一章的节选）。这几篇文字本身皆属上乘之作，再考虑到上面提及的不理想的译介情况，它们对于国内学界了解伊格尔顿的爱尔兰文化研究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
在这里，我们只是对于伊格尔顿的著述按照“文学理论”和“非文学理论”做了一个大致的区分，以展现伊格尔顿著述的全貌且表明本研究的重心所在。无须讳言，这种区分所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在伊格尔顿的著述中，有许多著作（包括已列出的和未列出的）是无法明确分类的；其次，这种划分本身就与伊格尔顿本人的思想不相符合。但是，无论如何，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国内学界对于伊格尔顿“非文学理论”著述的翻译和介绍数量极少，更谈不上深入的研究了。显然，这是一种急需改变的状况。为此，才有了目前研究的构想和完成。
具体来看，除了这个简短的“引论”，本研究将主要由三章构成，分别题为：神学思考、创意写作、文化研究；相应讨论的正是上述伊格尔顿“非文学理论”著述所涉及的三个方面。在第一章中，伊格尔顿早年的神学研究和后期的神学转向将给予密切的关注和深入的讨论。即使由于篇幅所限，讨论主要集中在早期的两部神学著作（《新左派教会》和《作为语言的身体》）和后期的几部与神学问题紧密相关的著作（《甜蜜的暴力》《与陌生者的麻烦》和《文化与上帝之死》）上，但贯穿其中的两条线索将得到充分的阐发，它们分别是指：伊格尔顿本人的宗教背景和神学研究与作为整体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共有的宗教关怀和理论走向之间的关联；伊格尔顿的神学研究与其文学思想（特别是后期文学思想）之间的关联。在第二章中，伊格尔顿的文学创作活动和其成果中隐含的文学思想将成为中心问题。同样也是受到篇幅的限制，除了对于伊格尔顿几部与爱尔兰相关作品（小说《圣徒与学者》、戏剧《白色、金色和坏疽》[The White,the Gold,and the Gangrene]和《上帝的蝗虫》[God’s Locusts]）的简单介绍，这部分的讨论主要围绕着伊格尔顿的戏剧《圣奥斯卡》展开。通过这样的讨论，伊格尔顿的文学创作（乃至其极具个人特色的书写方式）与其族裔身份之间的关系，其文学作品与其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其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中强烈的自传性问题，都将得到阐发和说明。第三章集中讨论伊格尔顿的文化研究和爱尔兰研究，除了对于伊格尔顿总体文化观念的梳理（主要依据《文化的观念》一书），其“爱尔兰文化研究三部曲”《希斯克利夫与大饥荒》《疯狂的约翰与主教》和《19世纪爱尔兰的学者与反叛者》将成为讨论的重点，其中所涉及的诸多问题也会通过对于伊格尔顿几篇书评的讨论加以补充和进一步阐明。在这一部分中，文化与知识分子问题和历史的虚构与文学的真实问题将予以充分的展示和深入的探究。在“结语”部分，围绕着伊格尔顿那本引起极大争议的《理论之后》中的思想，以及对于该书的评论与批评，三个主要章节的讨论，特别是其相互联系和隐含意义，将被纳入“引论”所提及的“批评家的任务”中加以检视，以阐明它们应该就是所谓“一种理论之外的理论”之建构和践行。最后，伊格尔顿近著《文学事件》中的思想将会予以简短的讨论，以进一步说明一种“理论之外的理论”的理论意义。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首要目的在于弥补国内学界对于伊格尔顿“非文学理论”著述在翻译、介绍和研究上的不足和空缺，进而提供一些新的研究视角，拓展伊格尔顿研究的视域，帮助国内学界对于伊格尔顿学术成果与学术思想进行深入了解与全面把握。不过，此项研究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潜在目的是，通过对于伊格尔顿“非文学理论”著述的探究，进一步理解和把握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对于“文学”和“理论”本身的认识和实践。鉴于目前学界在“理论之后”所面对的困惑和困境，通过对于伊格尔顿这一个案的探讨，此项研究或许可以为理解何为“理论”和理论“何为”提供一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