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度的概念

法律的概念没有标准答案——不同法学流派对此争论不休。 Austin和Hart 为此写过专著,后者将普通法中的法律定义成基础规则与程序规则的统一。1 很难想象化学或者物理学甚至心理学会为这个学科的基本概念不断争论,并且形成影响深远的著作。因受苏联法学的影响,我国的教科书中也将法律定义成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版本,从而为这些争论提供了一种意见。

但对于法律与社会科学而言,这种争论似乎没有必要,因为它可以容纳规则、秩序等这些相当宽泛的概念。比如,法律与社会科学中的法律多元,表明法律的颁布不由国家垄断。也正因为如此,法律与社会科学会关注:在原初简单社会中,有没有法律? 与规范法学不同,法律与社会科学不将研究对象局限于立法文本和上诉法院的判决,而是将社会的秩序甚至诉讼前期的纠纷纳入研究视野。

例如,为什么有的法律只在特定的时候实行、通过特定的方式实施?其中,不仅要注意法院是如何适用法律的,还要注意人们在法院之外是如何互动的;不仅要注意居于权力顶峰的国家和立法机关的行为,还要注意基层社会是如何应付这种来自上层的权力和法律的。这种区分大大地扩张了法学研究的范围,增加了法学涵盖的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也进一步地贴近了真实世界的法律运作。

Lawrence Friedman给法律制度下了一个描述性的定义,他认为法律制度可以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法律结构,即法律具体运行的组织机构,如法院、检察院、警署、仲裁机构等。第二部分是法律实体,即由法律的机构处理的问题,如法院来处理的案件。第三部分是法律文化,即人们对法律及法律制度的看法和心态。这决定了人们什么时候去使用法律——将纠纷送交法院或者其他部门去处理。如果对法院和国家缺乏信心,人们就会将许多纠纷埋在心底,或者交由其他私人机构去处理。因此,文化是将法律系统连接在一起的价值和态度,决定了法律系统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每个对法律制度的要求,背后都有具体的利益,以及将这种要求提交给法律制度的倾向。人们虽然有类似的需求或利益,但由于存在文化差别或法律制度结构的差别,可能会提出不同的要求。2

Friedman用人们洗衣的过程来比喻法律制度的运作。法律结构就如洗衣机,人们需要这样的机器来完成衣服的清洗,而衣服本身就是法律的实体,要放在法律的结构中去处理。法律文化则是人们对洗衣的态度,他形象地将其比喻成洗衣机的按钮;只有愿意开动这部机器,它才会转动。这表明了法律文化在整个法律制度中的重要性。

诚然,与Hart给出的法律定义相比,Friedman的定义显然是不够精确的。但对于法律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这个相对模糊的定义就足够了;甚至可以说,这是它的长处,因为更精致但狭小的定义只会限缩了法律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 Hart或者Dworkin给出的法律定义是对普通法法官办案过程的总结,并且希望法官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办案。这些研究肯定是有用的,特别是对于希望从事律师、检察官和法官工作的法科学生而言。但从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出发,Friedman的定义可以对法律与社会科学的研究予以指导,将法律现象同相关的社会现象联系起来。那么,人们是否了解整个法律机器的运作过程? 开动机器的人又如何适用规则? 不同的人、不同地区的人有什么样的不同偏好和信念? 人们对这部机器是否有足够的信心? 历史上的机器是如何运作的? 为什么?

在这个定义下,法律与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仅有了上述基本主题,还形成了基本的结构。比如法律是如何产生的? 是如何执行的? 法律机构是如何做决定的? 社会是如何通过法律来完成社会控制的? 法律如何渗入社会? 法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 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如何?法律行为与文化和结构的关系如何? 纠纷经过什么阶段才进入诉讼?除了诉讼,纠纷还可通过什么方式解决? 什么因素会影响这种转变? 纠纷是如何解决的? 宪法与行政法是如何发展的? 在法律制度和决定过程中,法律人的角色如何? 法律职业功能和作用如何? 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纠纷的解决过程的? 等等。

如果从内容上划分,法律与社会科学可以依据研究的对象进行细分,形成立法社会学、司法社会学、执法社会学、法律职业、法律意识、法律语言学、法律与发展、法律与政治等。这样一来,法律与社会科学将教义法学的研究范围扩充了无数倍,并将法学从平面的研究变成立体的研究,使得法学可以同其他学科对话。法律与社会科学其实提出了一套新的法理学。

法律制度如同洗衣机,需要人去启动

1 John Austin,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2 〔美〕劳伦斯·弗里德曼:《法律制度——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