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780—1830年英国和欧洲的经济变革
在1834年，夏多勃里昂觉得：“欧洲正在朝着民主主义飞奔……法国和英国好像两个巨大的攻城槌，一再捶打旧社会行将坍塌的城壁。”主要是由法国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产生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的强大力量，的确已经开始侵袭欧洲。到1830年，英国通过直接影响或者模范作用，已在向欧洲和海外传播有利于经济迅速增长的新生产方法、新经济政策和新社会思想。英国主要依靠扩大国际贸易和依靠输出人员和资本，确实成为带动欧洲和世界发展的“增长的引擎”，其长远的结果是：国际的专业化和互相依赖有所增加，并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贸易和金融关系网。但是到1830年，除了英国和比利时以外，各国的面貌并没有剧烈的变化。尽管英国和比利时的煤田变成发展的重心，尽管各国普遍把工业放在优先地位，但是在欧洲的广大地区里，特别是在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们的谋生方法依然和几百年以来的情况大致相同。1826年，比利时的一位议员在看到本国工业不断增长时说：“所有的国家都把它们的目光转到工业这个可靠的和无尽的财富源泉上，也转到能够使工业大大扩展的对外贸易上。”然而，在1830年，欧洲经济基本上还是农业经济。即使在英国，1760年从事农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40%—50%，而到1800年依然占35%，1830年仍占25%。其他任何国家的农业人口比例都不如英国低：在1830年，意大利和法国的总人口中有60%是农村人口，普鲁士为70%以上，西班牙是90%，俄国和整个东欧为95%。
尽管如此，城镇的规模在不断增大，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在缓慢上升。到1830年，欧洲大约有25个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其中英格兰有4个，苏格兰有1个），而伦敦在1800年人口将近百万，这时已有150万了；巴黎人口在75万以上；君士坦丁堡可能有50万；圣彼得堡和那不勒斯超过30万；维也纳、莫斯科、柏林、阿姆斯特丹和都柏林超过20万；汉堡、华沙、米兰、罗马、马德里、巴勒莫、威尼斯、里昂、布达佩斯、马赛和巴塞罗那分别超过10万。然而，在1830年，欧洲城镇和人口的分布情况与15世纪中叶的情况没有多少差别。城镇相当均匀地分布在农村间，它们主要成为周围地区的工业、商业和行政中心。只有在三个地区（意大利北部、低地国家和英国），人口有明显的集中现象，而在这一时期，只有在英国，人口的分布有显著的变化（向中部和北部转移），城市人口也有显著的增加。在欧洲，城市的分布和人口的分布依然主要取决于农业；在英国，人口的集中已经和煤炭紧密联系起来。在欧洲，城市人口的增加主要是在大都市，在英国，则各地普遍增加。欧洲仍然保持着1750年普遍存在的倾向，即广大地区的人口密度趋向一致，大多数国家每平方英里在60—90人之间（比利时和意大利稍高，西班牙稍低）；英国人口的分布除伦敦外，集中在伯明翰—利物浦—赫尔三角地区，在这一时期，农业郡的人口并未减少，但是流入上述工业发展地区的人口则显著地日益增多。
不过，国家继续依赖农业，以及城市的缓慢增长，并不是衡量1830年以前经济变化的尺度。19世纪经济方面的突出现象大概是欧洲人口的增加。欧洲人口在1650年约为1亿，到1750年增至1.4亿，到1800年达到1.87亿，到1850年达到2.74亿。在1750年以前，每年平均增长率为0.3%；到1900年则为1.2%。虽然欧洲人口普遍增长，但是各国的增长程度有所不同：在1750—1850年间，英国增长得最快——每年平均增长1%；而像普鲁士、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增长率只有英国的一半左右。在1800—1850年间，英国的增长率达到每年1.5%，而在1780—1830年期间，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增长率足以使其人口到1900年增加一倍。[1]
关于人口增长的直接原因——出生率增长或死亡率降低（也许二者兼而有之），现在没有确切的根据；关于决定这一社会指数的基本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也同样无从确定。作为欧洲的一种现象，而且是18世纪初便开始的一种现象，我们不能像英国历史学家们往往解释的那样，用工业化进行说明。如果人口的增长是由于死亡率的降低，那也肯定不是由于药品和医院的改善，因为在1875年以前，这两方面都没有什么进展。如果说人口的增加是由于出生率不断增长，那也不是由于结婚年龄发生重大变化，因为现代的婚姻模式早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前就已经确立了。然而，大多数人口统计学家会同意这样一点：在18世纪，死亡率显著下降，这是人口增长的首要原因。在有统计数字可查的地区，人的平均寿命确实有所增加：瑞典在1755—1840年间从33岁增加到40岁；美国在1789—1850年间从35岁增加到41岁。1832年法国人的平均寿命为38岁，1841年英国人的平均寿命为40岁。特别是有更多的儿童活了下来，婴儿死亡率从原先触目惊心的水平逐步降低。人口经过几个世纪的稳步或缓慢的增长之后，到18世纪提高了增长的极限。随着瘟疫和饥荒威力的消失，死亡循环的幅度也缩小了，结果，人口不再出现周期性的大批死亡。
瘟疫的逐渐减少也许是出于偶然——是因为黑鼠莫名其妙地从欧洲消失了吗？但是，饥荒的影响的不断减弱则是农业改进的结果。亚当·斯密曾经论证说：“农村的开垦与改进……必须优先于城市的增加。”食物供应和人口的长期平衡（后来马尔萨斯作了极度悲观的分析），意味着农业的进步对工业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因为粮食生产扩大，耕种面积和生产率都有增加，人口才能大量地增长，工业才能指望有劳动后备军。在18世纪，人口与资源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1700年以前；人口的多寡取决于传统农业生产食物的可能性，城镇和工业都集中在食物丰富的地区；1700年以后，农业生产率提高了，加上交通的改善、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国际贸易和地区间贸易的增长，使欧洲有可能养活它的迅速增长的人口。在这以前，食物供应一直没有伸缩的余地，以致每一次歉收都意味着饥荒，意味着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口增长的自然抑制，可是这时，食物供应越来越有弹性了。在以前，只有在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先进农业才有利可图，而现在，这种经济状况也在发生变化，对食物和原料日益增多的需要在刺激着生产的不断增长。
在这种变化中，市场的力量是持续不断的物价上涨，特别是谷物价格从1750年开始上涨，到1790年以后已经达到战时的高水平，这一水平一直保持到1815年。促进生产增长的技术变化是：圈地，减少休闲地，实行更好的轮作和种植饲料作物；开垦荒地和增加耕种面积；为提高生产率改进技术和改变组织（以农场为单位，改变所有权和使用权）。意大利、荷兰和法国从17世纪开始一直继续到18世纪的垦荒工作，使西欧和南欧都增加了可耕的土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向乌克兰大草原、高加索和外高加索的移民，使俄国的东方部分增加了大量的农业地区；在英国，圈地和强占牧场使先进农业的可耕面积增多了。
但是，不仅耕种的土地增多了，而且在更多的地方耕种的效率提高了。在欧洲农业的历史中，任何时期的革新都没有这一时期多。[2]最重要的发明是布拉班特犁和英国与之相应的罗瑟拉姆犁——亦即现代犁的原型。这种犁可以深翻，适合大庄园的精耕细作。它出现在18世纪初期，到1800年已经广泛使用。由于深耕，多施肥料（由更多的家畜供应），以及分畦耕作（由于条播机而更加方便），庄稼长得更好了；收割的进步（越来越多地使用大镰刀、脱粒机和扬谷机），使产量也增加了。同样重要的是相互关联的作物和牲畜的改善：在更好的轮作制中增加了饲料和块根作物（如苜蓿、紫花苜蓿、芜菁和土豆），有了更多的人工牧场（prairies artificielles）和更好的田间管理。所有这一切都使生产率的增长达到足以在冬季饲养更多牲畜的程度。同时选择良种牲畜和改进动物饲养则使牲畜的体重增加，羊毛和牛奶的产量增长。在伦敦史密斯菲尔德所屠宰的牛羊的体重的增长，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然而，德意志和尼德兰的牛奶产量的增长也是同样惊人的：在1750年，每头奶牛在产乳期的出奶量不到150加仑，而在1800年已经增至220加仑甚至400加仑，黄油搅拌和乳酪压制也有相应的改善。[3]饲料作物与食物作物轮作的良好方法在佛兰德等先进农业地区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但是直到1750年以后才更普遍地应用。
概括地说，与“旧农业”联系在一起的是：耕种公地，农民使用土地要接受奴隶般的条件，而所得的粮食仅够维持生活——村庄和公地是农村生活的基础，在1750年，从法国东北部起一直到乌拉尔山脉，几乎全是进行三种田地轮作的公地，另有公共的牧场和树林，并使用原始工具进行耕作。“新农业”的趋向是有利可图的农业，那些小农场或者由小农场合并成中型农场，种植能换现金的作物（粮食或工业原料），农场对土地的使用由市场来决定。在18世纪，剩余农产品主要来自大庄园；而在19世纪初期，越来越多地来自小农场了。在1750—1850这100年中，欧洲农业的近代模式——精耕细作的家庭小农场——已经确立了。“最普遍的自发倾向”是：农户分散开来，农家聚居的村随之解体；例如，在比利时、荷兰、法国的佛兰德、巴黎周围、托斯卡纳和伦巴第，以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部分地区，都有这种精耕细作的小农场。在西班牙，据说“凡是小农场占优势的地方，土地就像是花园；凡是庄园很大的地方，土地就像是荒漠”。英国是个例外，在那里，大庄园耕种得最好，人们认为农民的小农场大多像爱尔兰的小农场一样糟糕。在欧洲的其他地区——普鲁士、波兰、俄国、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南部和西班牙南部，大庄园所以继续存在，一方面是由于地理条件使得精耕细作困难或者不经济，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和政治条件加强了封建地主的所有权。
一般说来，整个西欧都有这样的动向：加强耕种者对土地的权利，废除各种封建的义务，使对土地的“从属”权变成“完全”的所有权。到1850年，除了俄国和罗马尼亚而外，农奴制已经从欧洲消失了。在农奴制的消失过程中，法国革命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们废除封建的权利，而不给予任何补偿。然而，这种新的自由主义只不过是把18世纪的王族已经取得的部分成就向前推进一步，那些王族试图削弱土地贵族的权力而加强王权。甚至在更早一些时候，封建制度已经在英国消失了，在法国也消失了大部分。在1790—1815年间，法国占有或影响所及的地区，如荷兰、普鲁士、西班牙和意大利，也都通过了反封建的法令，不过改革的程度和对封建主的补偿，各地区并不一样。另外，在1815年以后，例如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封建权利又有一些恢复，以致南欧和东欧在整个19世纪期间都继续存在着半封建的土地租赁制度。
的确很难作出任何种类的概括。并非所有的土地都归农民所有或由农民使用；也不是所有的农场都是合并了的；更不是所有的农场都提高效率甚至有了改进。英国和法国北部的大庄园效率很高，正如德意志西南部的大部分公有地的农业一样；西班牙和法国西南部的合并起来的农场一般效率很低。随着封建占有的松缓和耕作的商业化，土地所有权的分布扩大了，但是在1830年，分成制农（métayers）或租地农（一般是短期使用）所掌握的土地比土地所有者掌握的土地要多。在比利时，租地农占优势，在瑞士小土地所有者占优势，而在伦巴第，分成制农占优势。土地收益分成制[4]可能是最普遍的而又最糟糕的租佃方法。关于伦巴第的情况，J.C.劳登曾经这样写道：“分成制农从来没有发家致富，但彻底破产者也极少；他们不是常常改变的。”尽管村社共耕制已经崩溃，大庄园的解体还在继续。例如，普鲁士关于促进合并的立法就比法国的立法更有效力，在法国，解体的情况主要发生在北部的大农场里，在1780—1830年这一时期里，已经完全没有解体情况的国家只有联合王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在欧洲其他地方，农场往往是由一小片或数小片土地组成，迟至1900年，欧洲1/3以上的农场还是分散的。尽管西北欧（例如斯堪的纳维亚）趋向于通常由合并而形成的中型农场，东欧和南欧（例如西西里）趋向于通过兼并形成非常大的地产和非常小的农场并存的局面，但是，即使在同一地区，农场的大小也千差万别。在同一国度内，这种差别也往往十分显著，例如法国北部和南部就相差很远。产品也有地区的差别，因为它反映出耕作单位的组织形式和土地肥力。到1830年，欧洲南部倾向于园艺专业化，而北部则专门饲养牲畜，东部则专门种植谷物。一般说来，从西北向东南，农业的精耕细作程度愈来愈差。精耕细作程度可以用资金和雇佣劳动力的数量，以及牲畜的集中情况来衡量，只有精耕细作生产饲料的情况下，牲畜的集中才有可能。在所有地区，日益发展的城镇的刺激作用是很明显的。正如J.凯尔德后来所指出的那样：“随着城镇的数目和城镇的人口的大量增加，蔬菜和鲜肉的生产，饲料的生产，以及生产牛奶的牧场必然都要扩大。”谷物需要较少的资本、较少的劳动、较少的管理和较多的土地，所以越来越多地在欧洲的边缘地区种植，然后运往内地和西部。
正如土地占有方式、农场大小、精耕程度和产品种类各有不同，生产效率差别也很大。尽管普遍有所进步，生产力也显著增长，但是到1830年，已经完全在进行着会使欧洲的农场变得过小，并且一般来说会使农民与贫困画等号的过程。依然经常发生严重的，甚至危及生存的缺粮现象，尽管交通的改善减轻了由于缺粮而产生的致命后果。在南欧和东欧，依然有悲惨的贫困现象，因为农业工人是在大庄园（Iatifunadia）中、农民是在极小的农场中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正是在这些地区，土地所有权的集中是引起均权立法措施的一种因素和未来革命的源泉。
国际贸易对农产品与日俱增的需求是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刺激。例如英国在1700年的进口货物中，“食品杂货”和原料只占30%，在1800年则占60%，而在1814—1845年这一期间，食品在总进口额中平均占28%，原料平均占67%。这一时期，甜菜和土豆产量的迅速增长充分说明日益发展的国内市场对于农产品的重要意义；而羊毛生产的增长和改良（特别是由于普遍饲养美利奴羊），也是日益发展的国际市场具有重要意义的明证。1801年在西里西亚建成了第一家甜菜制糖厂；到1836年，欧洲的甜菜糖总生产量达75万吨。土豆在18世纪最后25年间才在英国以外的地方广泛种植，而到1800年以后，土豆的产量在法国和德意志迅速增长，到19世纪中叶，土豆已成为西欧人主要食品的一部分。英国是毛织品最大的生产国，所以羊毛产量的增长可以根据英国的进口来测定：从1776年至1799年，英国每年平均进口羊毛250万磅，从1830年至1834年每年平均进口3520万磅，迄1820年为止，主要供应者为西班牙，其后则为德意志。美利奴羊在18世纪传入法国和德意志，它也为这两个国家日益发展的国内毛织工业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原料。
为了供养欧洲日益增多的人口，交通的改进也像食品生产的增长一样必不可少。城镇的扩大和工厂的增多不但要求运输食品，而且要求运输原料和制成品；货物的交流和货物输送的距离都有所增加。歌德在1825年就注意到：“铁路、快邮、汽轮以及一切可能的交通手段，都是文明世界追求的东西。”而且，这些交通手段必须价格较廉，特别是在运送矿石之类分量重而价值低的货物的时候，以便价格加上运费不至于大到使专业化无利可图的程度。例如，1816年以后尼德兰的农业专业化就意味着向联合王国出口越来越多的黄油，从波罗的海输入越来越多的粮食。1830年以前，工业中的大规模专业化只局限于英国，当时，它还差不多能够自给自足，但是它也越来越依靠进口的原料，在1830年小麦进口为220万夸脱，棉花进口为2.612亿磅，羊毛进口为3230万磅。
在英国内部（欧洲在较小的程度上），煤炭使用的不断增多是改进交通的最有力的推动力。当煤炭消耗量不大的时候，少量的煤炭是用牛马驮运和大车运输，在矿井和市场的距离幸运地像纽卡斯尔和伦敦一样的地方，才由河道和海路运输比较大量的煤炭。随着消耗的增加，最初是改进水路，然后又修建专门运煤的航道。英国最早的近代式运河是从圣海伦煤田到默西河的桑基运河（1757年）和从沃斯利矿山到曼彻斯特的布里奇沃特公爵运河（1761年）。开掘运河当然是欧洲的一项古老技术，但是，英国的运河系统是1750—1850年间在一些新的刺激之下，并在前一世纪改进主要河道的基础上修筑的。英国的运河是日益复杂和曲折的生产和分配过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英国的运河地图就是英国工业的地图；在1750年，可以通航的水道只有1000英里；到1850年，已有4250英里运河把主要河道和工业城镇与海港和伦敦联系起来。
欧洲的水路也有很大的发展，但是除法国和低地国家外，任何地方都没有像英国那样的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运河系统，在上述这些地区以外，在19世纪前半叶，更多的是改进河道而不是开掘运河。在法国，到1830年，巴黎向南与卢瓦尔河联结起来，向北与比利时日益发展的工业和煤矿联结起来。比利时有一个苦心经营的运输网，一部分是古已有之，但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已经大大地扩充，它把蒙斯煤矿和沙勒罗瓦煤矿向南与巴黎联结起来，向北与布鲁塞尔、根特和安特卫普联结起来。然而荷兰虽然有许多运河，但一直到1830年以后才与比利时的运河系统联结起来，迄至1830年为止，荷兰未能得到比利时的煤炭作为发展工业的主要原料。欧洲其他地方，在1830年以前只是星星点点地开掘运河，没有一处像英国那样使运河形成全国运输系统的一部分。
公路的改进比修筑运河更为普遍，但在经济上则意义较小，改进公路的动机也各有不同。公路的改进好像1789年以前的反封建法令一样，几乎完全是开明专制主义的产物，是绝对君主制度和经济民族主义的产物。例如在法国，由于中央政权感到需要良好的公路，由于成立修筑和保养公路的行政机构和技术机构，由于车辆的改进和运输量的增加，到1780年就修成了25000英里有等级的公路。法国的公路系统是欧洲的模范，由于拿破仑的军事野心，它不但得到养护，而且远远伸出法国的边界，通向低地国家、德意志和意大利。在苏格兰正像在法国一样，对公路的需要部分是由于军事原因；但是在英格兰，经济的动机比较多，而且是比较零碎地解决的。1750年以后管理公路的任务逐渐从地方当局移交给依法特设的公路通行税托收局，在1829年，这种托收局有3780个。英国的公路得到改进，蒂尔福德和麦克亚当的筑路技术在英国以外被广泛地使用；但是随着运河的迅速发展，公路在大量运输粮食、原料和制成品中只起次要的作用。从18世纪到1830年，欧洲公路改进得很少，在铁路发展之前，运输一直是经济扩展的一个障碍。
但是，在1830年以前，运输的改进并非仅仅是有了较好的公路和更多的运河；运输货物技术的重大发展是在1830年以后，以机车和汽船的出现而达到了高峰。在1830年已经有了机车，但是它们的存在只是作为未来的样板，而不是作为现实的例证。同样，虽然1812年在克莱德河上已经有一条汽船，1822年在塞纳河上也有一条汽船，但是，直到19世纪30年代，木制帆船才结束了它的晚年的光荣历史，快速帆船使船舶的发展不是在体积上而是在设计上达到了完美的程度。在造船方面，用铜板包船底，船架和装备方面愈来愈广泛地使用铁，这都是重大的发展。但是在1830年联合王国登记的汽轮只有39艘，平均净吨位87吨。航运业的变化是在数量方面，不是在种类方面，欧洲的商船队在1780—1830年间迅速扩大了。从大不列颠对外贸易雇用船舶（英国的和外国的）的数目，可以对商船队的扩大管窥一斑。在1783—1830年间，英国外贸船只总数从5182艘（平均180吨）增至19907艘（平均146吨）。1830年，在全世界各海洋上的船舶远比上列数字多得多，尽管它们的设计和体积150年来很少发生变化。
“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T.S.艾什顿在他的著作中这样谈到英国，“是如何使数目空前增多的一代代孩子们吃饱、穿暖和有工作”。[5]现在回顾起来，人口的增长是1780—1830年这一时期最惊人的特征，但是，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则是英国工业的进步。英国的优越地位在18世纪归功于优越的政治制度，即与君主专制不同的君主立宪政体，在19世纪初期则几乎完全归功于机械技术。在1740年，“效法英国”（ál’imitation de l’Angleterre）一词已经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而到1830年，英国已成为“工业欧洲的老师”，不断有人前去求教，英国也派遣企业家、工程师、工长和操作机器的工人到欧洲各地去建立和运营工厂。法国大部分的大型冶金企业都是在建立之前派人到英国访问的；1830年，一个姓科克里尔的英国家族在比利时建立起欧洲最大的工业企业；1824年雷米家族和赫施家族（他们有两个人在英国专门学习过），在英国炼铁工人的帮助下，将搅炼法引入了德意志。[6]人们羡慕并且渴求英国的“神奇机器”（J.A.布朗基在1823年这样称呼英国的机器）；禁止英国机械出口和工匠外流的法令在宣布取消的很久以前，就普遍无人理睬了。
英国是经历工业革命的第一个国家，但是这场革命的起因以及英国处于领先地位的理由，从来也没有得到充分的阐述。在英国的工业生产中，作为革命标志的急剧上升运动是在1780—1790年10年间发生的，但是，在此以前的80年间，生产率就以每年平均2%的幅度不断增长，对外贸易额增加了3倍。到1780年，法国的发展也是很显著的，工业增长率大致相同，贸易额也增加了3倍。但是有两点重要的差别。第一，从1660年以后，英国煤矿生产的煤炭是欧洲煤矿产量总和的5倍；在1700年，英国煤炭的产量超过法国产量的30倍，到1800年，依然超过20倍。在1750年以前，欧洲大陆很少使用煤炭，直至1800年之后才普遍使用，这比英国迟了150年。在1700年，英国每年的煤消耗量已经达到人均一吨半，到1800年又增加了一倍。英国的煤炭是历史上第一次用百万吨来计算的原料；煤炭的大量运输说明大量投资修筑运河是正确的；采煤中的种种问题促使蒸汽机更加完美；煤炭是大规模冶铁必不可少的燃料，而没有铁就不可能有工业革命；煤炭又是大量生产砖的必不可少的燃料，而没有砖，房屋建筑就永远跟不上人口增多的步伐。第二个区别不是那么明显，但具有更大的决定性作用。英国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都是自发的，在法国和其他国家则带有人为的色彩，是专制君主追求大量消费和采取经济民族主义的结果。例如在法国，由于不同程度地由国家所有或国家资助，就形成了制造业的等级制度。[7]英国也有享有特权的公司，但是一般来说，决定工业企业的收益的，亦即决定它们存亡的是市场而不是政府。
然而，企业自由只是英国社会环境的特点之一，英国的社会环境比其他各国都更有利于经济的变革。在这个环境里，政治是稳定的，社会是机动的；人们普遍接受非宗教的和个人主义的哲学；科学技术知识很普及；人身和财产比欧洲大陆有更大的保证。虽然其他国家同样有生活的世俗化，科学同样地发达，而且随着启蒙运动的到来，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也同样有了自由，但是与法国相比，英国在突破经济限制和行会制度方面要先进得多；与德意志相比，英国的有利之处是几百年来一直保持国家的统一，因而有一个完整的市场；与荷兰相比，英国有丰富的煤和铁。孟德斯鸠曾说英国人“在三个重要方面比其他各国人民都遥遥领先，那就是虔诚、商业和自由”。在英国工业化之初能够压倒潜在对手的有利条件之中，没有一个条件是绝对突出的，但是这些有利条件合在一起，却形成了光辉灿烂的星座。英国既然有了不妨碍革新的社会和政治气候，工业和商业已经发展起来，在地理上处于有利的地位（有煤炭和铁矿，位置适中，运输距离全都很短），又有充足的资本和扩大的市场等经济上的先决条件，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就是不足为奇的了。
然而，列举各项有利条件并不能说明问题。工业革命的特点是生产率的普遍增长，其前因、后果和构成都是极为错综复杂的。只有一件事是相当肯定的：转折点。在1780年以后，工业品生产显著增长，这种增长的技术基础可以认定是：迅速采用搅炼法、转缸式蒸汽发动机和改良的棉纺机。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远因，当时的和19世纪的解释都强调四个因素：主要由于亚当·斯密的功劳，经济政策由重商主义转变为自由放任；英国商业的扩张；由于有新的机器以及发明和使用这些机器的工程师和工匠，生产率不断增长；早期企业家的勤俭和献身精神，他们提供了开创新的工业过程所必要的资本和艰苦劳动。“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生产的国家，”1816年弗兰克兰·刘易斯在下议院中说，“不是因为我国的劳动力比其他地方低廉，而是因为我们的人身和财产都有保障，因为我们有良好的政府，因为我国有一些独特的有利条件，因为我们有丰富的煤炭，因为我们有精巧的机器和机械，因为，由于我们所处的位置，我们不易受到战争的破坏，而在遭受战祸的国家里，一切改良的进程都被打断了；尤其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有雄厚的资本积累，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无力抗衡的，而且，我们的资本家不是根据造成生产更不稳定的法律雇用工人”。[8]
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理论肯定影响了18世纪的政治家，并且是19世纪国家政策的明显的基础，但是不能说亚当·斯密对1780年的工业化有任何直接的影响。在那时候，英国和欧洲大陆有许多人都认为要使经济增长必须采取比较自由的经济政策，亚当·斯密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资本积累和发明创造当然是更为重要的。例如，T.S.艾什顿就有这样的论点：“能够以较低的利率取得资本”“乃是18世纪中叶经济发展步伐所以加速”的原因。在18世纪初，利率为7%或8%，到1750年下降为3%或4%，这对于希望圈地的土地所有者来说，以及对于开挖运河和修筑公路的人来说，无疑是很重要的，尽管新的工业家主要是靠努力多捞利润来扩大资本的。英国银行业的发展也是很显著的，到1800年，伦敦有52家私营银行，各郡有400家，共同为工业提供大量的周转资产。发展需要资本，在18世纪后半期，除荷兰外，英国的资本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充足而且利率较低。
但是，生产率增加的直接原因无疑是技术的进步：使用动力传动的机器；用煤代替木材作燃料；用铁代替木材作建筑材料；由工厂进行生产；交通有所改进。在工业革命期间，较好的机器对生产率的影响大，收效快。罗伯特·欧文在1816年说：“在我的新拉纳克的工厂里，大约由2000个年轻人和成年人管理的机械动力和操作……现在完成的工作量，在60年前需要由苏格兰的全部工业人口来完成。”这种进步说明从1760年至183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在1760年，收入和人口增长得很慢，而到1830年人口的年增长率为1.5%，平均实际收入也以同样的比率递增。
塞缪尔·斯迈尔斯说过：“对英国工程技术的最大刺激是贸易——不但国内商业发展起来，而且扩大到了国外。”没有可以进入的国内外巨大市场，没有愿意而且有能力购买工业新产品的消费者，就不可能有生产大大增长的工业革命。特别是价格的降低才使市场有可能如此扩大，因为工业革命的产品趋于低廉而丰富。也许英国企业家最重要的发现是广大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薄利多销机器制的廉价产品要比以高额利润小批出售优质产品更能成为普遍积累财富的基础。
现在可以叙述一下英国经济增长的过程和后果。英国本来是以农业为主，经济稳定而相对来说比较先进，但也拥有相当大的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又有偏重于国际贸易的成熟的商业组织。在18世纪初，英国开始逐渐改变它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方式，然而除了应付货币贬值和略微增加固定资本外，所余无几。人口在缓慢地增长，此外并没有什么要求变化的强大推动力，企业家的才能主要在商业上寻求出路。正如P.曼图所描述的那样，商人们变成了工业的鼓动者（les excitateurs de I’industrie），[9]他们为农业生产和国内制造商积累资本并开发国内外市场。在1740—1780年这一阶段，对农业的大量投资以及对交通的较少量的投资，大大提高了经济的工业潜力，使1780年以后有扩大积累的可能。1740年以后，人口的增长和国内外贸易的扩大提供了进一步的刺激力，而采用崭新的生产方法和增加国民收入用于生产投资的比例，使经济能够在按人口计算实际产量方面持续不断地增长。尽管在1740年以后总产量不断增长，但是只有在1780年以后，按人口计算的产量才猛烈上升；在1700—1750年间，按人口计算的实际收入的增长率每年为0.3%，而在1750—1800年间则增至0.45%，在1801—1831年间增至1.1%，在1831—1851年间增至1.5%，在1782—1855年间，工业产量的年增长率是2%—4%，比1780年以前的增长率高1倍以上；在1800—1830年间，按人口计算的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50%。1730年以后，本国产品的收入显著增加，这是市场发展的主要刺激力，由于对殖民地产品的需求，这又是1740年以后殖民地贸易不断增加的推动力。从1780—1800年，国际贸易额增加了1倍，在增长缓慢的战争结束后，到1840年又翻了一番。这就难怪G.R.波特在1836—1838年出版的《国家的进步》一书中提到英国时，指出英国为“各国的翘楚”和“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农业，因为尽管手工工业对国民收入的贡献从1770年的20%增加到1812年的25%，1831年又增加到33.5%，但在1780—1830年间，农业仍然每年平均提供国民收入的1/3。这是不足为奇的：在18世纪开始的农业革命使同样数目的农民可以养活到1830年增加将近1倍的总人口。
在工业中，纺织品和铁的生产，以及煤炭的开采，都有重大的进步。棉纺工业的增长可以从进口的原棉、雇用的人员（1831年为50万人，其中约有一半在工厂里）、出口的数量、机器的使用（到1831年有1000万个纱锭，8万台动力织机）等指标来衡量。[10]炼铁工业由于采用焦炭熔炼、搅炼法和转动法以及蒸汽机而发生了革命：1788年总产量约为7万吨，其中至少1/5是用木炭炉冶炼的；1806年有162座焦炭炉，仅有11座木炭炉，产量为26万吨；到1830年，大概有300座焦炭炉投入生产，产量为70万吨。采煤能力由于蒸汽机（用于排水和拖运）和铁路而有显著的提高，1700年已经生产260万吨，到1780年为640万吨，到1800年为1010万吨，而到1830年为3000万吨。英国工业化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工业集中于产煤区，到1830年，差不多全部棉纺织业都在兰开夏，40%的炼铁业在南威尔士，30%的炼铁业在斯塔福德郡。在1780年，炼铁和棉纺业在国民收入中大约占5%弱，在1810年起超过10%，到1830年约为20%；在1796—1798年间，棉织品占出口总额的13%，在1815—1825年间则占40%。到1830年，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经像它在19世纪其余年代里一样重要；在兰开夏、约克郡西区和布莱克地区，一个新的社会正在形成，在这个社会里，城市和工业的成分占主要地位，尽管存在着许多弊端和一些不公平的现象，但生活水平却是在逐渐提高。
1780年以后，英国的国际贸易增长速度比工业生产快。然而，对欧洲经济更有意义的是，进口的相对增长和绝对增长更快一些：1796年以后，英国的商品贸易多年来一直是入超（迄至1830年每年平均900万英镑），逆差的弥补是靠扩大无形收入、商船队的收益（1820年英国占世界海运业的40%）、商业和金融佣金、国外英国侨民（企业家、技工、官员）的储蓄，以及对外投资的收益（1817年国外资产达2500万英镑，1832年达1.13亿英镑）。英国贸易的入超是由于这样两个重要因素：自从机械化以后，英国的出口价格降低了（因而不利于以货易货，而且把工业革命的某些利益以廉价工业品的形式送给了外国人）；对于欧洲和海外的原料与食品的生产者来说，英国市场是重要的。1800年英国贸易约占世界贸易的27%，1840年占24%；在1800年的世界贸易中，非英国制品向英国市场输出的占42%，1840年占36%；在其他所有国家的进口货中，1800年英国产品约占40%，1840年占25%。[11]
关于贸易的对象，在1780年之前和1830年之后，英国主要都是以美洲和欧洲为主：在此期间，一般来说，英国1/3的进口货由欧洲提供，40%以上的出口货销于欧洲市场，而北美（包括西印度群岛）向英国提供40%以上的进口货，1/3以上的出口货市场。在构成方面，英国贸易是后来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的一个样板：出口货主要是新工业品——棉花、毛呢、铁器；进口货是原料和食品——在这一时期，小麦、羊毛和棉花占进口净额的21%，茶、糖、烟草、糖浆和酒类占30%。在1800—1830年间，在英国的进口总额中，原料从40%增至70%弱，食品从20%增至30%弱，而工业品则降至5%；在出口方面，工业品从83%增至96%，到1815年，棉纺品占出口货物的40%以上。由于英国仍然是唯一迅速工业化的国家，又是遥遥领先的最大贸易商，于是就在英国需求初级产品的基础上建立起国际专业化的格局。当双边付款在国际贸易中已很普遍的时候，进口就由出口直接反映出来；因而，销售英国工业品的北欧广大市场是直接随着英国从波罗的海国家进口谷物而浮动的。不过，由于多边付款制度还没有充分发展，18世纪的三角贸易还是趋向于多边的结算。英国对美国和北欧的贸易是逆差，但对其他地方（如南欧、南美和亚洲）则是顺差。美国对欧洲的贸易是顺差，但被世界其余地方的逆差抵消。即就欧洲内部而言，俄国和瑞典对英国的贸易是顺差，但被购买南欧的货物所抵消；比利时、法国和德意志在欧洲的内部的贸易中有盈余，以此弥补对海外（特别是对美国）贸易的亏损。
自从世界各地与英国的贸易这样频繁之后，由此产生的极其复杂的亏损和盈余便越来越多地在伦敦进行结算，以免金银块大量地流动。1832年，内森·路特希尔德宣称：一般说来，英格兰是“整个世界的银行……印度、中国、德意志、全世界的所有交易都由此处操纵，并在这个国家结算”。在1800年，伦敦已经是欧洲的商业金融中心，它提供短期和长期信贷、海上保险、航运、商业设施和货栈，这些服务都是独一无二的，尽管欧洲大陆的一些城市（例如巴黎和阿姆斯特丹）依然是国际结算的重要票据交换所。在1780年经营欧洲银行业务的有许多特许的公立银行、一些私立大商业银行和无数私立的小储蓄银行。银行业最初是从存款和贷款发展起来的，在18世纪期间，它日益从事调拨国际资金和发行钞票。1750年以后，旧的储蓄银行逐渐让位于半国营性质的发行钞票的银行；在1800年以后，各国政府纷纷把全部或部分发行钞票权交给它们，例如1803年授予法兰西银行在巴黎独家发行钞票的权利，1806年又授予它在有分行的省城独家发行钞票的权利。到1830年，英国、尼德兰联合省、瑞典、挪威、丹麦、普鲁士、法国和西班牙都有了拥有特权的发行钞票的国家银行。同时，商业和投资银行以及英国的农村银行也都应运而生，以满足经济发展所引起的对通货和信贷日益增长的需求，并且从中取利。主要的推动力是需要有贸易信贷和改善的划拨贸易差额的机构。但是，各国政府为了弥补开支和收入之间的时间差距，为了偿还由于持续的和普遍的收支不平衡（特别是在战争期间）而造成的国债，需要短期的和长期的贷款，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一时期里，银行为了支持政府的确大大开展了接受存款以及购买商业证券和政府公债的业务。英国的银行一般都避免对工业发放长期贷款，但在欧洲大陆，例如在比利时，也开始有投资银行出现。
国际银行的设立对于未来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种银行以伦敦为中心，专门应付日益增多的国家借款。1817年乌弗哈尔—巴林—霍普合营银行向法国贷款3.5亿法郎，1818年路特希尔德银行承担了普鲁士的第一次国外贷款。到1825年，法国、普鲁士、俄国、奥地利、葡萄牙、西班牙，甚至尚未独立的希腊全都有外债；在海外，也开始向南美洲的一些贫穷的独立政府发放了大批贷款。路特希尔德家族首先抓住国际金融业发展的大好机会，1815年这个家族颇有策略地把五个成员安置在伦敦、巴黎、维也纳、法兰克福和那不勒斯。欧洲的国债总额大致从1780年的5亿英镑增加到1820年的15亿英镑，然后缓慢地增长，到1848年达到17.3亿英镑。
各式各样的金融发展都带来独特的通货膨胀和危机问题，这些问题因战争而加剧。通货膨胀不但引起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主要用货币数量说的基本原理来解释），而且引起控制钞票发行额的实际问题。由于周期性的危机，包括大量的银行破产，人们开始考虑银行在经济繁荣和衰退时期的作用，考虑保护公众免受金融机构不稳定的影响这个实际问题。例如，英国由于对货币问题进行有系统的理论研究，终于在1844年颁布“银行特许法”，企图以此控制银行和通货，从而防止危机的产生。
英国的对外贸易额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1830年，第二个出口大国法国的出口总值还不到英国出口总值的一半，尼德兰联合省的出口总值不到英国的1/4，其他欧洲国家的出口总值就更少得多了。工业的发展情况也是如此。欧洲任何地方的工业化都无法与英国的工业化相比。一般来说，距离英国愈远，其贸易额和工业化程度便愈低，受到英国发展影响最大的是英国的近邻。南欧、东欧和北欧则大不相同，这些地区在1830年以前依然变化很小。在南欧——西班牙、意大利和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仍然是原始的农业经济，除加泰罗尼亚以外，工业的发展微不足道。土耳其由于国际贸易日益增长和采取非常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圈地耕种和手工生产都有增长。1832年《奥斯曼导报》报道说：“欧洲其他国家通过比较愉快或不愉快的政治结合努力去实现的事情，奥斯曼帝国早已由良知、宽容和殷勤好客完成了。……商业自由的威力在这里是没有限制的。……极端平和的税收是这种商业自由的权威的补充。”但是，这种政策可能产生的良好效果，由于政治制度造成了普遍的暴政和不安，不仅被一笔勾销，而且还使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土地的耕种者成为不公平和压迫的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牺牲品。只有在分裂成一些民族国家之后，才会得到较快的发展。
与此相反，意大利的经济不振主要是由于分裂，迄统一为止，意大利始终是“一个停滞的和落后的文明国家”。在18世纪，政治的分裂，贸易的壁垒，可怜的交通，行会的制约，狭小的市场，货币的不统一，以及继续维护特权，使得一度十分繁荣的经济变为仅能维持生活的农业经济。拿破仑的征服和统一曾经带来一些积极的利益，但是这些利益被封锁和法国人的榨取抵消了。在战争以后，当这些利益有一部分可以取得的时候，特权和旧政治疆界的令人不安的恢复，使发展更加停滞不前。只有通往欧洲其他地区的天然门户伦巴第和皮埃蒙特，才有比意大利的其他部分进步的农业和工业，但是，即使在这两个地方，农业还是压倒其他一切活动，包括刚刚起步的软弱的纺织品工厂化生产在内。其他地方有一些纺织工厂（机器在1820年引入普拉托，甚至那不勒斯也在1830年之后建立了第一批棉纺厂），但是在整个意大利，铁的生产微不足道，煤炭生产则等于零。1830年以前，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农业革命；尽管灌溉与合并以及封建制度的衰落使农业生产有些增长，这种增长也只是与人口增长的速度相一致而已。各地农民的境况都很悲惨。当约翰·鲍林爵士在19世纪30年代访问意大利时，他曾报道农民目不识丁、愚昧无知、崇尚迷信、敌视革新，以及“与世隔绝”。“有无数的农户几百年来占有同一的农场，既未增加一文财富，也未增添半点知识。”
西班牙的情况与此类似。尽管有启蒙运动，有在启蒙运动影响下认为可以用立法发展经济的维新的文官，有80个称为“国家之友”的经济团体，因而在卡洛斯三世统治下有十分进步的经济思想和某些自由化的商业生活，但是，使西班牙从一个头等国降为二等国的痼疾依然未愈。西班牙依然以农业经济为主，生产出口原料（酒类、油类、羊毛、生丝和矿石），换回粮食和工业品，连手帕也从曼彻斯特输入。正如戈埃蒂所指出的那样，手帕上很鲜艳地印着著名斗牛士的面孔。谷物不足是西班牙经济中最显著的不合理现象，这是领主制度及其耕作太差的大庄园（Latifundia）所造成的结果，也是除了北部之外普遍缺乏小型或中型农场所造成的结果。饲养牲畜占有重要地位。直至1836年才撤销的牧民荣誉会（Mesta）拥有破坏性的移动羊群，威力可以从牧民荣誉会的特权看出来，而佃农的势力则很小。有2.5万“毫无生气的村庄”，但足以刺激密集农业或者成为工业发展中心的大城镇却寥若晨星。西班牙工业之所以不振，一部分是由于城镇小和未能开发殖民地市场，但也由于保守的行会存在的时期太长。城市中产阶级人数很少，而且受到贵族的轻视；在农业很少盈余而工业盈余甚至更少、交通极差和市场狭小的经济中，他们宁愿依赖行会的保护是可以理解的。政府对工业的支持微不足道，就像在法国一样。对外贸易大多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例如在加的斯），对外贸易的利润都流向国外。“领土辽阔、闭关锁国、商业关系停留在重商主义思想能够想象到的极端排他性上的”西班牙大帝国的经济，在1800年比过去的西班牙有较大和较快的发展，但是它对工业品的需要不是通过西班牙的工业化，而是通过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来满足。战争使情况更加糟糕：它摧毁了政府，加剧了通货膨胀，中断了羊毛贸易；最终，战争使英国在西班牙本土和西班牙殖民帝国占据了工业品的市场。西班牙殖民帝国曾经是西班牙财富的保障，它既是金银的源泉，又是一个市场，在一个每20人中就有一个贵族的社会里，它又是贵族阶级谋求职业的途径。只有拥有制海权并已打入南美市场的禁区的英国，才能在殖民地独立来临时处于有利的地位。由于失去帝国，又加上通货膨胀，已有的货币问题加剧了：从1770年至1800年物价上涨了60%，而1800年以后物价上涨得更快。虽然法国的入侵促使成立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府，并且在1811年起草了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但是在战争结束以后，马上又恢复了贵族的特权，经济发展又缓慢下来。1820年自由派的起义毫无效果，但是到了1830年，西班牙再一次发生暴乱。在那时候，只有加泰罗尼亚，特别是巴塞罗那，有一些主要的工业，主要是纺织业。
东欧的经济增长率也比西欧缓慢。俄国在1720—1851年间人口骤增4倍，部分是由于向各方扩张领土——这种扩张在经济上的长远意义是：俄国获得新的潜在资源，并能够直接接近西欧的日益发展的经济。俄国也有相当的工业。的确，俄国大概是18世纪炼铁工业发展最显著的一个国家：1800年，乌拉尔生产的铁为6.55万吨，因为缺少国内消费者，有一半要输往国外，主要是输往英国。但是，尽管产量突出，技术却十分落后，用的是木炭冶炼炉（1800年有87座）和手工打铁。同时，考虑到俄国的幅员和人口，工业中的总成绩就不如表面上那么出色，在1770年，俄国约有5万名“工厂”工人，在1825年有21万名。工厂有抛弃农奴而雇用自由劳动者的倾向，但是到1830年，只有棉纺业雇用的工人大多为自由工人，随着工厂生产的发展，庄园生产逐渐衰落，从而逐渐破坏了大概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封建庄园的自给自足状态。另外，到1830年，俄国还发展起一种显著的地区专业化。在北方，农奴制已经逐步消失，新经济作物（如亚麻、土豆和大麻）比率的增大是来自自由农民的生产。中部和南部的黑土地带仍然保持着农奴制，尽管它提供市场的产品也日益增多，这部分地是为了满足地主对工业品，特别是对进口货愈来愈大的需求，同时也在迫使农业进行改革，例如更广泛地采用三茬轮作。俄国的出口品很少——铁、亚麻、牛油、木材、谷物；进口货则多种多样——纺织品、金属制品、砂糖、酒类、油类以及多种消费品。俄国由于对英贸易的顺差，能够进口南欧的奢侈品，愈来愈多地装饰贵族家庭。但是，在1830年以前，经济发展缓慢而不稳定，在解放农奴以前，发展必然受到了阻碍。
在奥地利帝国，可能促使经济发展的启蒙运动和改革在1789年突然停顿了。继之而来的是封建的反对，在弗兰茨二世统治年代，竟然达到限制建设工厂的地步，尤其是在维也纳。结果，工业的发展迟缓起来；尽管封锁刺激了棉纺业的机械化，而和平和从英国进口廉价物品却带来了危机，直到19世纪20年代末期，生产还是停滞不前。在19世纪30年代，进步很迅速：到1840年，波希米亚的手纺机几乎完全不见了，蒸汽机得到普遍使用。农业也发生了变化，市场的扩大促使生产更多的谷物（例如在匈牙利），新产品（例如土豆、甜菜和细羊毛）也增多了。但是，由于弗兰茨在1798年恢复封建的权利，大批贵族土地成为世袭财产（特别是在匈牙利），这就使农业的商品生产困难起来，直到1848年以后，还有大片肥沃的土地没有开发。尽管如此，在主要农业地区，贵族地主还是推动了有利可图的大规模耕作和1815年以后的土地改革。到1830年，在奥地利的领土内，机器的使用仅限于纺织工业（主要是波希米亚的棉纺业）；其他工业（冶铁和制糖）的机械化只是在下一个10年才开始。
在北欧，一度是欧洲巨大商业中心之一的波罗的海国家的重要性降低了，这时只进行铁、木材和谷物的贸易。斯堪的纳维亚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但在这一时期里，农业有显著的改进，土地的占有方式发生了变化，各地纷纷建立由类似英国自耕农的自由土地所有者经营的、很有效率的中型农场。但是，除了瑞典的冶铁工业以外，斯堪的纳维亚的工业依然规模很小，行会的势力虽然收缩，但在整个时期依然是强大的。英国在冶铁方面作出的榜样以及英国对铁和木材的需求，是促进斯堪的纳维亚工业生产的重要因素。瑞典的发展最引人注目：谷物生产大量增加，到1830年，该国几乎不再需要进口粮食；铁的生产从1750年的6万吨增加到1781—1830年间的每年平均8万吨，虽然瑞典在欧洲铁的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在1800—1850年间从10%下降到2%。尽管瑞典的铁厂老板在各企业中起带头作用，他们迅速采用搅炼法，在1804年引进第一台蒸汽机，而且愈来愈多地使用水力，但是他们无法与英国的焦炭冶铁竞争。木材加工居第二位，在1780—1830年间，出口量增加了60%。铁和木材都以英国为主要市场，要不是由于战争，由于英国冶铁工业的迅速发展以及英国对加拿大木材采取保护政策，本来可能增加得更快一些。不管怎么说，1830年瑞典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政治上稳定、经济上稳步前进的国家（在19世纪20年代放宽了关税），农业有所改进，开始有较好的交通（例如戈塔运河），有两个重要的大城市，还有木材和冶铁这两个发展中的工业部门，此后会刺激经济更迅速地发展。
挪威于1814年由丹麦让与瑞典，它有一个农业经济，出口木材、鱼类和某些金属。除木材外，它的资源比瑞典更为有限，而木材工业的发展则由于垄断和由于害怕毁灭森林而限制产量也受到了阻碍。然而到1800年，该国的大部分土地已经为耕者所有，民政机关掌握在非贵族出身的人们手中。在战争以后，可耕地有所扩展（虽然该国仍然依靠进口粮食），伐木量和海豹与鲸鱼的捕获量有所增加，但是到1830年，经济仍没有真正增长的迹象。丹麦的繁荣已经依靠出口食品（特别是谷物），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商业和运输业也占有重要地位。丹麦控制着波罗的海的入口，直到1857年都征收通行税；它在1800年有700艘船，在1839年有1600艘；哥本哈根是波罗的海的重要贸易中心；关税的改革以及早就建立的保税货栈（1793年）促进了过境贸易。战争的结束必然带来英国的竞争，但是丹麦需要英国市场，因此在1824年签订了以互惠为基础的商务条约。农业在发展，实际上到1830年已经完成了农场合并的过程，因此，在那个时候，丹麦的经济即便说不上先进，也是比较繁荣的。
在欧洲大陆上，比利时是经济最为发展的国家，尽管法国和德意志也有重大的进步。然而，德意志经济的强大在1830年还很不明显。伏尔泰预言德意志注定要永远贫穷，似乎已被几次战争和1815—1828年普鲁士的萧条所证实。虽然州的数量减少了，而普鲁士的面积又很大，使得德意志的分裂状态有所缓和，但是没有关税同盟作为走向统一的最起码的步骤，工业化是不可能的。比利时和英国新工业的竞争阻碍了德意志旧工业最先进的和最有市场的亚麻织物和冶铁的发展。容克贵族在农业中的支配地位和行会在工业中的支配地位，都使不利于发展的制度结构得到了加强。然而，1815年以后的逐渐工业化乃是土地改革和取消关税壁垒的结果。1815年之前就开始了废除农奴制和消灭行会对工业的控制；在1818—1834年间随着关税同盟的形成，州和州之间的关税壁垒也垮台了。德意志拥有煤铁资源，这些资源以后将给欧洲最大的重工业提供原料，但在1830年之前几乎没有开发。在德意志的两个最大煤田中，鲁尔由于它的宝藏无人知晓和由于它靠近比利时的煤铁企业，在这一时期发展很小；而上西里西亚的煤田则与世隔绝，如果没有普鲁士政府的资助，是根本不会开发的。结果，冶铁依然主要依赖于木炭。早在18世纪80年代，焦炭冶炼和搅炼法已经引进上西里西亚，但是在19世纪中叶以前，其他地方并未普遍采用。即使在上西里西亚，使用焦炭冶炼也只是在煤矿的附近地区；在西里西亚的其他地区，由于木材丰富，使用木炭冶炼的时间甚至比德意志其他地方还要长。莱茵河东岸的山区对于生产金属制品是最重要的，在1840年，德意志1/3的鼓风炉仍然由这里提供原料。广泛分布在德意志中部的炼铁工业，在19世纪由于鲁尔、西里西亚和从外国进口的廉价铁的竞争而日趋衰落。如果说德意志的未来在于煤和铁，那么它的过去和现在却在于羊毛和亚麻的织品。1800年亚麻织布是主要的工业，那时在普鲁士的出口中纺织品占75%，其中有60%是亚麻布，只有4%是金属制品。西里西亚—威斯特伐利亚的亚麻布特别受到整个欧洲的欢迎。波罗的海各港口输出的基本出口品——谷物、木材和布匹，在战后时期都有减少。主要运往西班牙、英国和美洲的亚麻织品，在1815年以后与廉价的英国亚麻布和棉织品相竞争，出口日益减少，这在亚麻布的手工织工中间不断造成社会性的悲剧。但是，制造羊毛织物也是德意志的一项古老的工业，自从18世纪引进美利奴羊之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即使如此，1820—1840年间，仍有大宗生羊毛输往约克郡。纺织是一项新兴工业，1800年以后迅速发展，1815年以后纺纱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到1835年已有15万个纱锭。三项巨大的制度改革——废除农奴制、限制行会势力和组成关税同盟（Zollverein），再加上从比利时和英国来的企业家和技术工人，以及国家兴建企业和资助企业——是1830年以前德意志经济所以得到发展的原因。然而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农业经济，即使在工业最为发达的几个州（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和萨克森）也是如此。为了建立足以维持专业化的巨大的国内市场，而且，正如1814年一个拥护统一的人所论证的那样，为了防止造成“波罗的海沿岸是葡萄园、哈尔茨山脉是玉米地，或者莱茵河畔的山区是牧羊场”的局面，经济的统一是很有必要的。
在1783年，所谓低地国家的地区是由奥属尼德兰（比利时）、联合省（荷兰）和列日公国组成的。比利时是欧洲首先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工业革命也是首先通过这个门户传入欧洲的。比利时的工业所以突出，基本原因是：比利时地理位置优越，能通向三个逐渐发展的巨大市场（法国、德意志和英国）；可以通航的河流加上运河，在1830年提供1000英里以上的国内水路，使比利时得天独厚地与西欧大平原连接起来；比利时有容易开采的煤矿和铁矿，虽然不如英国或德意志的储量多，但也足以促使发生工业革命并坚持下去；由于纺织和冶金都有古老的工业传统，就提供了技术熟练的劳动力；拥有安特卫普这样一个巨大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在这些有利条件以外，还要加上历届良好的政府：在比利时并入法国时期，公路得到改善，开通了斯凯尔特河，在对纺织品和金属制品的需求迅速增长的时候有一个长期“和平”的受到保护的市场；1815年以后与荷兰合并，在威廉一世明智的支持下，在19世纪20年代，工业趁机发展起来。政府对工业有直接的支持——由威廉和国家发放贷款，也有间接的支持——关税减轻和金融机构扶助工业；例如，在1830年建立兴旺的冶铁业时，这一类的鼓励就起过很大作用。比利时在1780年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城市社会，为了养活这个社会，佛兰德的农业像英国农业的效率一样高。尽管1815年的和平导致比利时脱离法国和形成莱茵河流域的市场，导致欧洲市场向英国货物开放，但在1820年以后，却有减轻关税、政府补贴工业以及发展运河来作为补偿。1821年，由于派遣伦琴中尉去考察英国的冶铁工业并与比利时的冶铁业作一比较，保证了技术的迅速提高。伦琴发现只有一家比利时钢铁厂——列日附近塞兰的约翰·科克里尔钢铁厂能够比得上英国的钢铁厂，他建议建立一个国营工厂，采用英国工厂的设备，开始时雇用英国技术工人。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而是由政府向科克里尔两次发放大批贷款，以扩大他的工厂。科克里尔工厂是欧洲第一批统管生产和销售全部过程的组织之一，由一位有杰出才能的企业家将之扩大成一个工业帝国，在1830年，这个工业帝国的规模在欧洲首屈一指。比利时像英国一样，也是个大产煤国，从1790年起，产量随着工业的普遍扩大而增长，到1830年已达250万吨。纺织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1829年纱锭数量等于1810年的2倍，织机等于3倍。然而，为比利时的经济发展提供主要基础的是默兹河沿岸的煤铁联合企业。尽管如此，用焦炭冶炼取代木炭冶炼进展得很慢，在1820年以后才由奥尔邦在格里文日和由科克里尔在塞兰建立第一批烧焦炭鼓风炉，即使到了1842年，比利时的120座熔铁炉中也只有45座是烧焦炭的。扩大银行业以提供信贷和资本，对工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促使工业和银行业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后来成为德意志的特点。特别是1822年成立“低地国家民族工业促进总公司”（向工业家提供贷款）和“荷兰贸易公司”（促进出口），防止了金融对工业化和商业的卡脖子现象。到1840年，比利时尽管由于脱离荷兰而发生秩序混乱，它在技术上仍然是欧洲大陆最先进的国家，它生产消费品以及汽船、火车头和纺织机械，正如J.H.克拉彭所指出的那样，比利时“在工业方面是唯一能和英国并驾齐驱的国家”。
虽然比利时在法国和威廉一世统治下颇为繁荣，荷兰却全面遭殃。荷兰的商业经济在18世纪已经落后。最后一场英荷战争损害了依然很重要的对美洲的贸易和对东方的贸易，削弱了荷兰的商船队，从而引起荷兰商业的彻底衰落；在拿破仑时期，荷兰失去一些殖民地和许多船只，荷兰的商业每况愈下。威廉一世的目的是要“使尼德兰再度成为在世界贸易中占相当地位的集散中心，荷兰王国的地理位置使它有权享有这种地位”；但是他所恩赐的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比利时注重保护贸易，荷兰注重自由贸易，这种政策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得两个国家在合并之后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政策。威廉一世修筑的公路、运河和港口对比利时有直接的好处，而对荷兰却只有长远的利益。如果政治上保持统一，那么，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的主张——由一个工业的比利时和一个商业的荷兰组成一个有效的帝国——是很有可能实现的。但是1830年的革命使比利时暂时失去了市场，使荷兰更加长久地没有工业。使荷兰重新成为货物集散地的努力成效很少；在18世纪90年代，汉堡垄断了英国商品的经销权；从1800年至1815年，虽然在封锁之后贸易仍在继续进行，荷兰却失去了它的传统商品；1815年以后，关税以及英国的竞争使它难以重新获得原先的市场。威廉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单一的贸易公司进行贸易，这个办法失败了。原先的批发商品——香料、糖、鲱鱼和亚麻布，被煤、铁和棉花取而代之了，而这些又都不是荷兰专有的物品。鹿特丹和安特卫普的未来是有保证的，但是较小港口的前途却更可能成为农业地区的集市，而不是国际的商业中心。荷兰势必要从商业转向农业，1801年和1804年法国取消封建特权，更助长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这到1830年已经对荷兰的贸易发挥重大的作用。
法国在18世纪是西欧人口最多和最富有的国家，但在1780年以后却被英国超过了。甚至在此以前，更多的资本积累、更多的工业投资和更完善的金融机构已经使英国遥遥领先。在法国，行会的势力、沉重的课税以及限制性的商业和航运制度，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战争进一步扩大了英法两国经济上的差距。米什莱在观察1800年的欧洲时，注意到法国的群众在涌向兵营，而英国的群众则拥向工厂。农业继续在法国经济中占有统治地位，它的最显著特点是“稳定不变”。然而，尽管基本粮食作物仍然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大城市的要求却引起一场农业革命——建立人造牧场，种植块根作物，围场和改进牲畜饲养。这场革命是1750年以后在巴黎附近开始的，然后慢慢地扩展，直到建设铁路之后才对农业发生猛烈的影响。重农主义者认为“国家的财富与国土的地力恰好成正比”，他们促使政府和大地主改进农业。的确，18世纪的许多农村贵族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要，是靠锐意经营他们的庄园而不是靠领主权利来积累财富的。但是，市场很少超越省界，而且唯一巨大的专业化是栽培葡萄酿酒。在南方较为贫瘠的土地上，两年轮作制一直保持到1830年以后；其他地区实行三年轮作制，但除巴黎附近和法国的佛兰德以外，农业毫无进展。甚至在1789年以前，土地所有权都已经普遍分散，到处都有不可胜数的自耕农。法国革命主要关心的是法律关系和所有权关系，结果有大量财产易手，但这对于耕作方法并没有很大影响。的确，除了栽培土豆和甜菜而外，1830年以前，农业没有大的变化。工业的情况也是一样。尽管修筑了公路和运河，但在铁路建成之前，法国经济的地方主义及其分散的小规模家庭工业依然如故。在18世纪，煤炭的产量比较大，但是来自分散的煤田，而且就地使用，大多是在中央高原及其边界地区。1760年以后，圣艾蒂安的煤经卢瓦尔河运至巴黎，1789年法国煤的总产量为50万吨，1830年为180万吨。但是，由于迟迟不采用蒸汽机，继续使用木炭炼铁（1819年以后为了保护地主利益，又增加关税以维持木炭的价格），以及容易得到比利时的煤，在1840年以前，煤炭的生产受到了限制。在18世纪，炼铁业由于燃料短缺和政府朝令夕改而受到阻碍；虽然从比利牛斯山到比利时边界到处都有炼铁厂，但是大多数铁厂的规模都很小。在1827年，这种地理上的差异依然存在，那时共有424座鼓风炉，分布在45个省；生产单位都很小，在所生产的34万吨铁当中，只有4万吨是用搅炼法生产的。在1830年，仍然有86%的铁是用木炭冶炼的。纺织工业（例如北方各省的棉纺和毛纺织业）的变化比较大，但是除1815—1830年间米卢兹的棉纺业外，没有根本性变化；在1830年，共有50万个纱锭和2000台动力织机在运转。到1830年，法国的原棉消耗量共达7000万磅。羊毛纺织业的变化比较慢，而丝织业则更慢一些。法国工业技术的普遍落后，可以从1840年法国只有2803台蒸汽机这一事实看出来。尽管战争促进了英国的工业化，但是它却夺走了法国的殖民地市场，而又没有给予法国永久性的欧洲市场作为补偿。战争还鼓舞了在大陆体系下和拿破仑帝国政区内的保护工业。在战后的竞争世界中，由于英国货可以自由进入欧洲，法国只有棉纺织业发展迅速。
因此，1780—1830年这一时期并不是欧洲普遍工业化的时期，尽管煤、铁和纺织工业都有重大而又广泛的发展。在英国以外的地方，一般只有棉纺织业发生工业革命，到1830年，欧洲大陆棉纺织业的棉花消耗量将近英国的3/4。然而在这时候，英国生产的煤仍然占欧洲总产量的80%，铁占欧洲总产量的50%，蒸汽机几乎占欧洲总台数的100%。因此，一般说来，这是人口和贸易增长的一个时期，而不是工业化的时期，“贸易中贪得无厌的原则”，特别是英国贸易，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人们说：“在没有英国商业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商业可言。”这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在受人羡慕和效法的英国鼓励之下，乐观主义和对进步的信心成为19世纪的特征。法国革命尖锐地提出了阶级关系问题和阶级冲突的危险；工业革命虽然突出了贫富的对比，却使人人都怀有富裕的希望。这两种革命都有助于打破旧制度层次分明的社会等级制，都鼓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从而导致以经济上的差异代替法律上的差异作为社会作用的基础，以放任自由作为国家政策的基础。维护旧制度的旧势力极力要保持现状，它们可以推迟但是不能阻挡自由扩展的私人利益集团反对故步自封的和束缚手脚的腐朽当局而引起的变革。实行经济自由主义的结果是：工业中的行会制度的衰微（在立法的帮助下），个人取得更大的自由（可以占有和处理财产，为了经济上的机会可以迁居别处），贸易的自由化。工厂主和商人很快就组成影响国家政策的压力集团。1819年德意志“商工联合会”和1820年“伦敦商会”提出的要求贸易自由化的两个著名请愿书，正是工厂主和商人的努力的典型表现。在这一时期——1783—1793年——的开始，整个欧洲都在进行关于贸易特权的谈判，虽然被战争多次打断，但在1815年后谈判又继续了。正像亚当·斯密和古典经济学家所阐明的那样，自由贸易和放任政策的优越性已被新的政治经济学“证明”。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的影响极为普遍，在1800年以前，《国富论》一书已有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丹麦文的译本问世。亚当·斯密不仅攻击重商主义，而且向自由主义者提供了在“一只无形的手”能够操纵的自由竞争的世界里经济利益协调的理论。J.B.萨伊的市场法则加强了亚当·斯密的乐观主义，这一法则强调供应，认为生产为消费提供资金，而供应创造自己的需求。T.R.马尔萨斯和D.李嘉图一派则不那么乐观，他们相信一切成本都可以归结为劳动代价；他们说明资本积累和人口增长如何会提高地租，直至报酬递减律降低利润和节余，结果成为静止不动的、工资仅能维持生存的经济。因此，古典经济学家虽然证明放任自由是正确的，但在李嘉图的体系中包含着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就为马克思的经济学、为阶级斗争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既然存在着工人阶级的不满和暴力行动，阶级斗争理论似乎是有道理的。
然而，在工人阶级逐渐获得经济和政治觉悟的社会中，社会的动荡不安是对现状不满和对财富分配不满的产物。现在，能力和出身一样，成为更加普遍的进身之阶，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多出身卑微的人从贫穷中上升为有钱有势的人。不过，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对现存思想和制度的怀疑，也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对未来社会的安排计划。都市化、工厂和较好的交通和通信设施，使工人阶级更容易联合起来。国内秩序混乱一部分起因于群众的经济不满（例如害怕机器），一部分起因于革命思想（例如巴贝夫、圣西门和傅立叶的思想）。这种混乱引起反动和镇压；但是也有助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激进分子和人道主义者，他们主张进行社会改革，要求政府更加积极地去规定新兴工业中的工作条件。到了19世纪30年代，人们普遍同意拉马丁的说法：“如果社会和政府不去探索和解决无产阶级问题，将会使这个问题成为当今社会中最可怕的爆炸性问题。”这时英国已经通过了第一批工厂法，这些法令不久即成为其他国家效法的样板。不管怎么说，工人阶级的条件是在逐步改善的：1830年英国的实际工资比1780年提高了50%；在1840年，路易·菲利普建立的一个委员会也表明，法国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肯定比大革命以前好得多。在其他地方，除了比利时而外，改善不大显著；然而凡是从事工商业的人口比率有所增长的地方，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都向更好的方面改变。正如麦考利1830年在谈到英国时所说的那样：“如今我们国家比1790年还穷吗？我们坚决相信，尽管统治者有种种管理不当之处，但英国几乎一直在变得越来越富。有时略有停顿，有时暂时倒退，但总的趋势是不容置疑的。一个浪头也许会后退，但是潮水显然在汹涌而来。”
（郑项林 译）
[2] G.E.富塞尔：《1500—1900年的农具》（伦敦，1952年）指出：在17世纪只有7项农业的重要发明，1701—1750年有8项，1751—1814年有30项，1815—1841年有16项。
[3] B.H.斯里克·范·巴思：《公元500—1850年间的西欧农业》（乌得勒支和安特卫普，1960年）；O.奥尔迪什英译本（伦敦，1963年）。
[4] 土地收益分成制（métayage）是土地租佃的一种制度，耕种者向土地所有者缴纳一定比例的产品作为地租（一般为产品的一半），而土地所有者则全部或部分提供牲畜和种子。
[5] T.S.艾什顿：《工业革命，1760—1830年》（牛津，1948年），第161页。
[6] 参见W.O.亨德森《英国与工业欧洲，1750—1870年》（利物浦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其中对英国人在欧洲工业中的活动有详细的叙述。
[7] W.C.斯科维尔：《资本主义和法国的玻璃生产，1640—1789年》（加利福尼亚大学，1950年），第125页。这里指出有四个集团：皇家工厂（由国家所有和运营），王室工厂（享有专卖特权和免税），享有特权的工厂（由国王特许，有某些特权），在这三类下面的是未得官方承认或赞助的企业。
[8] 英国议会议事录，第34卷，第778页。
[9] P.曼图：《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巴黎，1906年）。
[10] （Ⅰ）原棉进口（百万磅）1771年，4.8；1785年，17.9；1790年，31.4；1800年，56；1811年，90.3；1821年，137.4；1831年，273.2。（Ⅱ）棉织品出口：1820年，2.5亿码布，2300万磅纱；1830年，4.45亿码布，6500万磅纱。
[11] A.H.伊姆拉：《英国统治下的和平的经济因素》（哈佛大学，1958年），第2章。